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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1 06:49
商业与经济

如何将低迷时期变为“超级时机”?

投资人认为,当下依然存在“超级领域、超级创始人和超级时机”。
创业中国初创公司数量减少 背后原因几何?
谢菁炜


一个多月前,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的一段脱口秀视频走红。他称现在投资人“从躺平变成了侧卧,很多人都在打掼蛋”,而且席间不能讨论退出和募资,“做气氛的破坏者”。

几周前,一篇自媒体文章将“垃圾时间”变为热词。不少人对号入座,感叹当下奋斗不易且无意义。

而山行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徐诗,是为数不多的积极出手的投资人之一。她理解“躺平”的底层逻辑,并坦陈资本寒冬还将持续,但她本人表示坚决“不下牌桌”。她的看上去颇为“另类”的积极态度从何而来?在本期的《零度对话》中,她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分享了她看好的“超级领域、超级创始人和超级时机”。

徐诗相信,纵深的历史视角、广阔的时间观、多元思维模型以及跨地域跨文化的高质量对话甚至辩论,都有利于企业和个人在低迷时期做出“非共识”的正向选择。甚至,低迷时期,也可成为超级时机。

正如我们从最新发布的《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中看到的,虽然今年大陆民营企业从前十位中消失了,但是新能源领域的两家头部公司,排名均较上年大幅提升;中国的航空业正在走出疫情的至暗时刻,两家航空公司排名甚至有超过百位的提升;中国几家互联网代表企业重新进入了增长轨道。

不盲目乐观,也无需跟风悲观。徐诗说,要“对创新的未来依然抱有信念”。如乌云背后的月亮,静待风的到来。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对话实录。

记者:现在投资人似乎都纷纷“躺平”了,你的观察是什么?

徐诗:一个脱口秀节目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自嘲投资行业有点“躺平”,以前大家聚在一起是聊项目,现在是打掼蛋,也算换个方式积极地为行业发声。

我不打掼蛋,但能理解行业低迷的背后逻辑。

每个人都是时代里的一个存在,大家都得顺应时代,很多人看上去确实在顺势“躺平”。躺平可以理解为不无效做功,这也是个主动选择。如果已挣到足够的回报,退出困境短期很难改变,考虑到现在投入产出比确实较低,即使特别努力地奔跑都不一定能留在原地,是可以选择“躺平”。

但是山行资本定位是Founders Fund(创业者基金),作为对科技创新有信仰的机构,我们相信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隧道尽头也有光。这几年资本环境变化非常剧烈,整个行业也在无情地洗牌,是挺波涛汹涌的,但往前看又是波澜壮阔的,有很多结构性的产业变化正在发生。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正向的、还在积极出手的投资人。

记者:积极态度来自何处?

徐诗:积极态度除了来自内部合伙人的共识,还有外部给我的启发。

我们都经历过比较残酷的商战,同时我也常从经历生死、穿越周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那里持续学习。这三年重读橡树资本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思的书,我对周期的敬畏心和节奏感跟五年前完全不同。最近对黄仁勋六月在加州理工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也挺有感触。黄仁勋职业生涯中一个教诲来自他在旅行时遇到的京都银阁寺园丁。他发现京都一座花园里面有一名园丁在烈日下工作,那名园丁用竹镊子小心翼翼地剔除死苔藓,把它们放进竹篮里,并告诉黄仁勋“我有的是时间”。黄仁勋的感受是,当你致力于自己的毕生事业时,你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思考和进化。

今天是一个快速迭代和淘汰的状态,想穿越周期,更重要的是看到未来。如果你对未来依然抱有信念,你相信予以时日,中国这代创业者中能出现世界级企业家,为什么要放弃?现在技术基础设施比以前更好了,更关键的是优质企业家的“供给”大大增加了,这比10年前、20年前进步太多了。我们在2017年投资理想汽车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如果在10多年前,VC很难想象去投资汽车公司的,20年前,我们不敢想象去投一家民营商业火箭公司,但今天我们有勇气、有能力且相信能实现技术突破和商业的闭环。这是我们投资比较积极的原因。

另外,可能在2023年初,大家对于增长的预期过于乐观。当下已经调整过来的创业者、投资人们,心态都很好。追求利润,而不追求规模,追求创新,而不追求通过模仿把所有东西做全。我觉得大家的底层逻辑和心态是在改变的,对未来抱有更现实的预期其实是好事。大家变得更理性、更务实,也是2024年的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的原因。大家都不容易,但好公司是可以抓住机会,去扩大市场版图的。

财富中文网:在这一轮资本寒冬中,你还能够识别出哪些“超级领域、超级创始人和超级时机”?

徐诗:现在虽然是所谓的资本寒冬,但也是一个好的时机,让我们更有时间去认真观察研究项目了,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很多赛道都很浮躁,恨不能聊个30分钟或者几小时就做决策,今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做高质量决策,当然确实要也准备好面对退出的困难,退出非常难。

领域方面,我们有两个主要抓手。一个是AI,这是技术范式变革对世界的重塑,今年我们积极出手了几家AI的早期创业公司。另一个是零碳,这不仅仅是能源变革,也是一种新的生活、生产方式,很多产业都会被重塑。此外,在出行赛道、航天赛道、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些新消费赛道,我们都在积极做投资。

我们认为AI和电一样,都是基础设施,很多产业会被它重塑,但是要分辨哪些是“巨头机会”,如果是已经有数据资产和用户壁垒的公司,那可能是M7、腾讯或字节的机会,而不是我们VC和初创公司的机会。当然,接下来几年,AI的泡沫肯定还得阶段性破灭一下。历史上看也是这样,新兴行业都要经历由火热回到冷静的周期,然后再获得长足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选择好的时刻去“扣动扳机”。

航天赛道中,我们看到运力需求、安全需求、做星链组网通讯需求都在快速增长,所以我们几年来一直在研究和布局,去年也刚刚加仓了一家这样的公司。接下来中国总的发射需求是1万多颗星,对比马斯克未来将申请发射4万颗星,中国的发射窗口压力还是很大的,进程也会非常积极,因为需求刚性。星链现在月费涨价了,因为供不应求。

但坦白讲,国内外在航天领域的差距是明显的,当下可回收技术还需要时间突破,短期很难像星舰那样做超级大运力。

记者:找到“超级创始人”了没有?

徐诗:过去每一年我们都能找到非常不错的创始人。

现在这个时代,有决心勇敢投身到创业中的人已经变得更少了,可能少了10倍。这其中,还要找到拥有差异化战略思考、用创新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创始人。所以我们的筛选标准是,这位创始人既能拥抱技术创新、拥抱大趋势,也能识别和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此人有足够的韧劲和心力去做一家企业,因为企业募资和跟大厂竞争人才,都会更难。

接下来几年,一级市场大环境的现状很难改变,但对于很多好的项目来说,因为估值变便宜了,对价格的预期变低变合理了,所以对增长也更健康理性了,不是什么坏事。这就是硬币的两面。

记者:一定程度上看,现在也是一个“超级时机”?

徐诗:我觉得现在的时机是挺不错的。比如,去年3月我们就收敛对大模型的一些判断,今年端侧大模型起来之后,终端更深入到用户场景,接下来几年的变化会加速。大模型训练消耗算力资源,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需要结合推理来一起实现商业闭环。今年两场挺重要发布会,一场微软,一场苹果的WWDC,都在推AI与端侧大模型的结合。在两三年后,AI开发者生态如果能真正发展起来的话,那就是一个新世界,一个新时代。

记者:现在有不少企业、个人都进入了“低迷时期”,而且未来确实还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扛过低迷时期,甚至将其变为自己的“超级时机”?

徐诗:我生活在过去非常幸运的40年里。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看,这40年的时光是人类发展的奇迹,我们不能把奇迹当成常态,而是要以更客观的心态,正向地看未来。

我父母都是知青,下放农村后来考上了大学,我的爷爷奶奶们参加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前最难的岁月。他们扛得过艰难,凭什么我们这代人不能扛过?

现在很多中国出海的企业都面临关税等诸多壁垒,看上去举步维艰。但在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中,当时日韩企业的半导体产品百分之百都要加关税,汽车、电子产品、电视机等等也都要加关税,而这里面高质量企业都存活下来了。因为只要足够强,就可以把毛利、创新壁垒拉高,并且实现全球化。

我喜欢和不同国家的人讨论交流。5月在剑桥时,我们与几位70-80岁的英国高层政客、学者交流,包括金庸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他中文说得非常好。这些人经历过很多世事变迁,他们的观点让我很有启发。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利率高达20%,企业都很痛苦。那个时期,“漂亮50”股票十年不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企业都能存活下来,凭什么我们不能?

我们身边有德国投资机构的伙伴,他们的合伙人给我分享了他们的成长历史。他们企业创立于100多年前,在当时抓住了范式转移的机会——福特在生产T型车时,首次采用了“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标准化,彻底改变了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这家德国企业也深受影响,从做钥匙,转为做零部件的头部企业,在一战抓住了巨大的创业机会,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二战时,他们再次抓住机会,做战略金属制件,然后再将产业拓展到更多领域。现在包括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也都是在泡沫时期生存壮大的。

所以在电气化、工业化时期,在今天,都有对应时代背景的创新主题,只要你善于发现,有足够的生存能力。

记者:从投资人的角度,To B和To C的项目,你未来会更看好哪类?

徐诗:我更看好To C, 因为To C更容易实现规模化。我觉得To C产品在中国的核心优势是,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很快挖掘出什么能够真正匹配用户需求,然后对“多、快、好、省”进行不同组合来迎合消费者心智。另外中国的运营效率、增长速度、人才跨界组合的能力都是世界级的。

To B业务的发展较为长期,我们对To B是慎重正向的。我们并非一味追求“唯快不破”,而是要看什么样的先决条件能支撑起一个有不错收入且有利润的公司。To B企业,没有5到10年很难有不错的收入回报。因为在今天的商业环境里,大家都在降本增效,To B的付费决策不容易做出来。就像伯克希尔-哈撒韦他们说的那样,投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做好5年资本市场不开门的准备。尤其是投To B的项目,一家公司有没有正向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很重要。

我们也持续在看和投To B的项目,今天的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下,To C的限制条件和阻碍会更少一点,所以我们投To C的比重确实是高于To B。

我们也布局了SaaS领域的项目,但更偏好To C和To B结合的产品,比如像Zoom这类既可以用企业级账户购买,也可以为普通用户所用的产品。我们今年最近投的AIGC公司产品也是To C和To B用户都能用的。这类项目的好处是,它不受限于To B的组织内部复杂的商业决策,否则成长周期相较更长。

记者:很多人到了中年,会基于对自身更清晰的认识,选择回到校园深造。这是否也是你读博的原因?

徐诗:到我这个年纪,追求的自己存在的意义,与智者持续交流的机会,以及能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尤其在当下,选择是更加大于努力的,所以信息和认知上的高质量“输入”、脑力的激荡,会有助于你去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学习不同人的成长哲学或生存哲学。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你是谁,内心愿意做什么样的价值选择。

而这种“输入”,不是说我听了什么,我就信了,而是我要听各种反对的、批评的、不一样的声音。越是这样的时代,我越渴求听到不一样的想法。比如在海外,你也可以多听听大家怎么批评你们,对你们有哪些误解,你可以给他们真诚地分享,其实中国企业家是一群什么样的创造者。基于充分沟通的辩论,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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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认为,当下依然存在“超级领域、超级创始人和超级时机”。
谢菁炜


一个多月前,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的一段脱口秀视频走红。他称现在投资人“从躺平变成了侧卧,很多人都在打掼蛋”,而且席间不能讨论退出和募资,“做气氛的破坏者”。

几周前,一篇自媒体文章将“垃圾时间”变为热词。不少人对号入座,感叹当下奋斗不易且无意义。

而山行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徐诗,是为数不多的积极出手的投资人之一。她理解“躺平”的底层逻辑,并坦陈资本寒冬还将持续,但她本人表示坚决“不下牌桌”。她的看上去颇为“另类”的积极态度从何而来?在本期的《零度对话》中,她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分享了她看好的“超级领域、超级创始人和超级时机”。

徐诗相信,纵深的历史视角、广阔的时间观、多元思维模型以及跨地域跨文化的高质量对话甚至辩论,都有利于企业和个人在低迷时期做出“非共识”的正向选择。甚至,低迷时期,也可成为超级时机。

正如我们从最新发布的《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中看到的,虽然今年大陆民营企业从前十位中消失了,但是新能源领域的两家头部公司,排名均较上年大幅提升;中国的航空业正在走出疫情的至暗时刻,两家航空公司排名甚至有超过百位的提升;中国几家互联网代表企业重新进入了增长轨道。

不盲目乐观,也无需跟风悲观。徐诗说,要“对创新的未来依然抱有信念”。如乌云背后的月亮,静待风的到来。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对话实录。

记者:现在投资人似乎都纷纷“躺平”了,你的观察是什么?

徐诗:一个脱口秀节目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自嘲投资行业有点“躺平”,以前大家聚在一起是聊项目,现在是打掼蛋,也算换个方式积极地为行业发声。

我不打掼蛋,但能理解行业低迷的背后逻辑。

每个人都是时代里的一个存在,大家都得顺应时代,很多人看上去确实在顺势“躺平”。躺平可以理解为不无效做功,这也是个主动选择。如果已挣到足够的回报,退出困境短期很难改变,考虑到现在投入产出比确实较低,即使特别努力地奔跑都不一定能留在原地,是可以选择“躺平”。

但是山行资本定位是Founders Fund(创业者基金),作为对科技创新有信仰的机构,我们相信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隧道尽头也有光。这几年资本环境变化非常剧烈,整个行业也在无情地洗牌,是挺波涛汹涌的,但往前看又是波澜壮阔的,有很多结构性的产业变化正在发生。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正向的、还在积极出手的投资人。

记者:积极态度来自何处?

徐诗:积极态度除了来自内部合伙人的共识,还有外部给我的启发。

我们都经历过比较残酷的商战,同时我也常从经历生死、穿越周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那里持续学习。这三年重读橡树资本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思的书,我对周期的敬畏心和节奏感跟五年前完全不同。最近对黄仁勋六月在加州理工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也挺有感触。黄仁勋职业生涯中一个教诲来自他在旅行时遇到的京都银阁寺园丁。他发现京都一座花园里面有一名园丁在烈日下工作,那名园丁用竹镊子小心翼翼地剔除死苔藓,把它们放进竹篮里,并告诉黄仁勋“我有的是时间”。黄仁勋的感受是,当你致力于自己的毕生事业时,你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思考和进化。

今天是一个快速迭代和淘汰的状态,想穿越周期,更重要的是看到未来。如果你对未来依然抱有信念,你相信予以时日,中国这代创业者中能出现世界级企业家,为什么要放弃?现在技术基础设施比以前更好了,更关键的是优质企业家的“供给”大大增加了,这比10年前、20年前进步太多了。我们在2017年投资理想汽车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如果在10多年前,VC很难想象去投资汽车公司的,20年前,我们不敢想象去投一家民营商业火箭公司,但今天我们有勇气、有能力且相信能实现技术突破和商业的闭环。这是我们投资比较积极的原因。

另外,可能在2023年初,大家对于增长的预期过于乐观。当下已经调整过来的创业者、投资人们,心态都很好。追求利润,而不追求规模,追求创新,而不追求通过模仿把所有东西做全。我觉得大家的底层逻辑和心态是在改变的,对未来抱有更现实的预期其实是好事。大家变得更理性、更务实,也是2024年的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的原因。大家都不容易,但好公司是可以抓住机会,去扩大市场版图的。

财富中文网:在这一轮资本寒冬中,你还能够识别出哪些“超级领域、超级创始人和超级时机”?

徐诗:现在虽然是所谓的资本寒冬,但也是一个好的时机,让我们更有时间去认真观察研究项目了,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很多赛道都很浮躁,恨不能聊个30分钟或者几小时就做决策,今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做高质量决策,当然确实要也准备好面对退出的困难,退出非常难。

领域方面,我们有两个主要抓手。一个是AI,这是技术范式变革对世界的重塑,今年我们积极出手了几家AI的早期创业公司。另一个是零碳,这不仅仅是能源变革,也是一种新的生活、生产方式,很多产业都会被重塑。此外,在出行赛道、航天赛道、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些新消费赛道,我们都在积极做投资。

我们认为AI和电一样,都是基础设施,很多产业会被它重塑,但是要分辨哪些是“巨头机会”,如果是已经有数据资产和用户壁垒的公司,那可能是M7、腾讯或字节的机会,而不是我们VC和初创公司的机会。当然,接下来几年,AI的泡沫肯定还得阶段性破灭一下。历史上看也是这样,新兴行业都要经历由火热回到冷静的周期,然后再获得长足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选择好的时刻去“扣动扳机”。

航天赛道中,我们看到运力需求、安全需求、做星链组网通讯需求都在快速增长,所以我们几年来一直在研究和布局,去年也刚刚加仓了一家这样的公司。接下来中国总的发射需求是1万多颗星,对比马斯克未来将申请发射4万颗星,中国的发射窗口压力还是很大的,进程也会非常积极,因为需求刚性。星链现在月费涨价了,因为供不应求。

但坦白讲,国内外在航天领域的差距是明显的,当下可回收技术还需要时间突破,短期很难像星舰那样做超级大运力。

记者:找到“超级创始人”了没有?

徐诗:过去每一年我们都能找到非常不错的创始人。

现在这个时代,有决心勇敢投身到创业中的人已经变得更少了,可能少了10倍。这其中,还要找到拥有差异化战略思考、用创新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创始人。所以我们的筛选标准是,这位创始人既能拥抱技术创新、拥抱大趋势,也能识别和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此人有足够的韧劲和心力去做一家企业,因为企业募资和跟大厂竞争人才,都会更难。

接下来几年,一级市场大环境的现状很难改变,但对于很多好的项目来说,因为估值变便宜了,对价格的预期变低变合理了,所以对增长也更健康理性了,不是什么坏事。这就是硬币的两面。

记者:一定程度上看,现在也是一个“超级时机”?

徐诗:我觉得现在的时机是挺不错的。比如,去年3月我们就收敛对大模型的一些判断,今年端侧大模型起来之后,终端更深入到用户场景,接下来几年的变化会加速。大模型训练消耗算力资源,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需要结合推理来一起实现商业闭环。今年两场挺重要发布会,一场微软,一场苹果的WWDC,都在推AI与端侧大模型的结合。在两三年后,AI开发者生态如果能真正发展起来的话,那就是一个新世界,一个新时代。

记者:现在有不少企业、个人都进入了“低迷时期”,而且未来确实还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扛过低迷时期,甚至将其变为自己的“超级时机”?

徐诗:我生活在过去非常幸运的40年里。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看,这40年的时光是人类发展的奇迹,我们不能把奇迹当成常态,而是要以更客观的心态,正向地看未来。

我父母都是知青,下放农村后来考上了大学,我的爷爷奶奶们参加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前最难的岁月。他们扛得过艰难,凭什么我们这代人不能扛过?

现在很多中国出海的企业都面临关税等诸多壁垒,看上去举步维艰。但在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中,当时日韩企业的半导体产品百分之百都要加关税,汽车、电子产品、电视机等等也都要加关税,而这里面高质量企业都存活下来了。因为只要足够强,就可以把毛利、创新壁垒拉高,并且实现全球化。

我喜欢和不同国家的人讨论交流。5月在剑桥时,我们与几位70-80岁的英国高层政客、学者交流,包括金庸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他中文说得非常好。这些人经历过很多世事变迁,他们的观点让我很有启发。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利率高达20%,企业都很痛苦。那个时期,“漂亮50”股票十年不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企业都能存活下来,凭什么我们不能?

我们身边有德国投资机构的伙伴,他们的合伙人给我分享了他们的成长历史。他们企业创立于100多年前,在当时抓住了范式转移的机会——福特在生产T型车时,首次采用了“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标准化,彻底改变了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这家德国企业也深受影响,从做钥匙,转为做零部件的头部企业,在一战抓住了巨大的创业机会,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二战时,他们再次抓住机会,做战略金属制件,然后再将产业拓展到更多领域。现在包括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也都是在泡沫时期生存壮大的。

所以在电气化、工业化时期,在今天,都有对应时代背景的创新主题,只要你善于发现,有足够的生存能力。

记者:从投资人的角度,To B和To C的项目,你未来会更看好哪类?

徐诗:我更看好To C, 因为To C更容易实现规模化。我觉得To C产品在中国的核心优势是,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很快挖掘出什么能够真正匹配用户需求,然后对“多、快、好、省”进行不同组合来迎合消费者心智。另外中国的运营效率、增长速度、人才跨界组合的能力都是世界级的。

To B业务的发展较为长期,我们对To B是慎重正向的。我们并非一味追求“唯快不破”,而是要看什么样的先决条件能支撑起一个有不错收入且有利润的公司。To B企业,没有5到10年很难有不错的收入回报。因为在今天的商业环境里,大家都在降本增效,To B的付费决策不容易做出来。就像伯克希尔-哈撒韦他们说的那样,投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做好5年资本市场不开门的准备。尤其是投To B的项目,一家公司有没有正向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很重要。

我们也持续在看和投To B的项目,今天的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下,To C的限制条件和阻碍会更少一点,所以我们投To C的比重确实是高于To B。

我们也布局了SaaS领域的项目,但更偏好To C和To B结合的产品,比如像Zoom这类既可以用企业级账户购买,也可以为普通用户所用的产品。我们今年最近投的AIGC公司产品也是To C和To B用户都能用的。这类项目的好处是,它不受限于To B的组织内部复杂的商业决策,否则成长周期相较更长。

记者:很多人到了中年,会基于对自身更清晰的认识,选择回到校园深造。这是否也是你读博的原因?

徐诗:到我这个年纪,追求的自己存在的意义,与智者持续交流的机会,以及能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尤其在当下,选择是更加大于努力的,所以信息和认知上的高质量“输入”、脑力的激荡,会有助于你去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学习不同人的成长哲学或生存哲学。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你是谁,内心愿意做什么样的价值选择。

而这种“输入”,不是说我听了什么,我就信了,而是我要听各种反对的、批评的、不一样的声音。越是这样的时代,我越渴求听到不一样的想法。比如在海外,你也可以多听听大家怎么批评你们,对你们有哪些误解,你可以给他们真诚地分享,其实中国企业家是一群什么样的创造者。基于充分沟通的辩论,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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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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