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不是“消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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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消费不足更多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其核心是生产发展模式的结果，而提倡加大国有投资可能继续加大扭曲。如何真正拼经济？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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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千头万绪，每个头绪不在同时间点重新泛起，都有万般颜色。

“消费不足”再次引发讨论，呼吁刺激消费成为新口号，有经济学家也表示中国要想成为富裕大国，首先得成为消费大国。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最新的研究指出，中国的消费其实谈不上不足。进而有观点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投资不足，这也带来了新的争论。

中国消费到底什么状况？如何看待消费问题？或者说，如何真正拼经济？

消费确实不足

疫情之后，消费降级之风蔓延，各地都在发券促销费，那中国的消费到底是不是不足呢？

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的消费水平确实不低。比如相同的100美元，在中国购买的物品和服务可能比美国多。但是，这就可以进一步得出中国消费并非不足的结论么？很难。

和国外相比，如果用相同的货币、按照等价换算，中国因为人力和商品相对便宜，可能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能买到更多的东西。与此同时，很多非正式服务也是西方难以想象的。有刚从海外回来的经济学家也和我反馈，在美国医院很难见到陪诊这样的服务，而在中国，花上一笔钱，就可以从护工到陪诊的诸多服务选择，感叹中国服务丰富便利。

经济学家遇到日常问题，有时候也会陷入社交媒体的对账思维。同样的收入，在中国比在美国更滋润，问题是同样的收入，因为中美人均收入存在五六倍差距，在中国的阶层排位显然是高于美国。更不用说，如果从购买力角度去看消费支出，那么也从购买力角度去看收入的话，中国消费占GDP比例仍旧不改其低企的状况，与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全球水平相比都低很多。这些年，即使有产阶级，经济宽裕度也在降低。按照胡润数据600万以上净资产的富裕家庭连续两年下跌，当前为512.8万户，同比减少0.3%，而千万资产的家庭减少0.8%，亿元资产的家庭减少1.7%。

消费行不行，关键是看收入，尤其居民收入和民间财富在经济中分配比例。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古人所谓的藏富于民，就是最大的消费主张。

如果从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来看，这些年来确实在上升，最高的时候接近了八成。不过，问题在于，这不是说大家的消费提升了多少，更准确地说，是因为GDP增速放缓时，波动更大、更加敏感的投资增速降低，而波动更小的消费的比例被动提升了。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中国消费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旧问题，为什么总是装上新酒瓶？核心可能在于，旧问题原本就没有厘清，错把原因当做结论，把现象当做本质。

消费不足更多被归因于文化因素，但其核心是生产发展模式的结果。从1980年代起来，东亚国家往往有储蓄高消费不足的相同问题，这看起来是文化问题，其实都是官制社会的后发经济体特点，即民间分配过低而官方掌握太多资源。

徐瑾经济人此前专栏也已经指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大概是4成，韩国是5成左右，日本是55%左右，都显著低于美国等国。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大约是39.6%，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也很低，大概在43.1%。相比之下，美国的消费占GDP比例接近68%，居民收入占 GDP 比例也接近74%。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一个清晰的逻辑相关性，即居民从经济分配拿到越多，越倾向于多消费，反之亦然，居民拿到越少，越不愿意消费。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消费比例的变化其实反映的并不是消费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偏低的问题。这个观点我之前也论证过。其实，消费不足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老问题。比如，当年日本和韩国崛起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讨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对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这是亚洲经济体的普遍现象。

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在于，东亚社会的分配模式大多是以政府为主导，官方主导的经济体制下，民间获得的资源和消费比例本来就偏低，大家更看重储蓄。这并不是单纯的文化原因。

从经济学理论看，消费本身更多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成为一个富裕大国，当然会是一个消费大国，这句话没错。但反过来，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并不一定就能成为富裕国家。毕竟，巴西的居民消费支出占比高达62%，比中国高出20个百分点。

消费不能提升生产力

这些年大家之所以关注消费，其实希望借助消费来拉动经济。

表面看起来，这个逻辑似乎也没有错。疫情前后的表现中，传统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与消费。在投资下滑出口不振的现状中，似乎消费成为经济唯一可以发力主力。从GDP数据来看，消费贡献率从疫情前大概不到6成，疫情后则一度超过8成，随后又有增长放缓迹象。在这样情况下，很多人呼吁鼓励消费。

一个人如果有10万资金，开个赚钱的小店，也许每年有两万的利润，放在银行，有两千左右的理财收入，如果拿去旅行和吃喝，那么除了一堆照片视频和记忆，未来就什么都没有留下现金流。放在一个国家身上，其实也是如此，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消费并不能形成新增生产力，也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从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的角度，唯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从长期来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也正因此，就有观点认为应该继续拉大投资尤其基础设施投资，甚至建议在十五五规划中，再来一次四万亿，这对吗？这是提出正确的问题，给出错误的答案。投资有很多种，简单说有有效投资和无效投资，从经济学上而言，无效投资也没问题，毕竟在投资项目走完生命周期之前，谁都不知道这笔投资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无效投资只要被市场出清，并最终退出就可以了。问题是，如果这样的无效投资不是私人投资而是公共投资，那么出清就未必那么有效，甚至可能是以源源不断的后续投入来支撑。也正因此，好的投资，应该是民间投资主导，而不是不计成本的政府投资，否则就可能带来僵尸企业，恶化过剩产能。

疫情之后，投资冷淡，中国固定增速投资不断降低，从2019的5.4%降低到2023年的3%。一遇到经济危机，不少人都习惯性呼吁政府投资，但是这些年，政府与国企一直在投资，是民间投资增速降低到几乎为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要追求好的投资、有技术进步的投资，但问题是，这种投资应该是政府主导，抑或是民间主导？答案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像DeepSeek这样的项目，不仅源自民间，更源于一个原本不受重视、甚至可能被负面看待的量化基金公司。这恰恰证明了中国民间创造力的无穷无尽。此时扩大投资尤其政府投资是绝对不可取的，而重建民间信心才是关键。

人是动物，经济也需要动物精神，悲观时候会过分悲观，乐观的时候会过分乐观。在经济的下行周期，我们最需要恢复的确实是信心，因为信心比黄金更加宝贵。那么，如何重建信心呢？企业家是核心。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无论政策向左还是向右，企业家都有能力应对。但核心在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将民间经济置于主体地位，这才是最关键的举措。

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时，国内经济界有学者说”不要浪费这次危机”。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虽然不存在重大危机，但也不应浪费疫情后的调整机遇。总结而言，谈论促进消费而不是经济模式转化，或者看到消费不足却提倡加大国有国资，把2009年四万亿之后的话题再走一遍，并无新意。

只是这一次，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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