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西蒙：《未来科技协议》是中美关系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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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研究中美研究合作的学者解释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如何继续定义双边关系。

Khushboo Raz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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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西蒙是中美科技合作及中国创新体系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他曾担任杜克昆山大学执行副校长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美项目主任等职务。

他目前在北京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教授一门关于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生课程。

您能否解释一下STA的核心要素及其在促进中美科学合作方面的作用？为什么它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基石？是什么让它如此具有政治和战略敏感性，尤其是在当今的地缘政治环境下？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STA）于1979年在卡特政府时期首次签署，是管理两国官方科技合作的基础性法律和外交框架。其核心内容包括：通过各部委、机构和实验室开展政府间合作；机构和学术交流，支持研究人员流动和联合项目；在卫生、农业、能源和环境科学等特定领域设立联合工作组；以及数据共享、资金协调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它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基石，因为它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首次正式的和平接触，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在外交关系依然脆弱的时期，科学合作为建立信任提供了政治上的“安全”基础。它的整体影响巨大——它使科学外交成为现实。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战略安全协定（STA）正处于国家安全担忧（例如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网络安全）、经济竞争力（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半导体领域）以及技术民族主义（双方都在日益增长）的交汇点。曾经成就STA的开放性，如今却被一些人视为弱点。当前关于战略安全协定的讨论不仅引发了关于科学的争论，也引发了关于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接触的争论。

2000年代中期，我在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参加了一场圆桌会议，会上一位美国科学家分享了他们在清洁煤技术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中方对此反应热烈，并提议开展一个联合试点项目。然而，美国代表团却犹豫不决，担心这项技术可能会在没有相互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实现商业化。这一时刻凸显了由STA促成的开放性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幸运的是，一项名为CERC（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协议签署了，其中包含一份详细的附录，阐述了该项目下开发的任何新知识资本的处置方式。

回顾您数十年来与中国的交往，您认为《科学技术协定》在科学、文化或外交方面取得了哪些最重要的成果？您能否从自身的互动或合作中，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项协定如何影响了中美科学交流或造福了全球科学？

STA 催化了多个领域的变革性影响。科研产出显著增长，中美研究人员合作发表的出版物数量从 1980 年代的涓涓细流增长到 2010 年代的每年超过 2 万篇。在全球卫生领域，在非典疫情和新冠疫情初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与研究机构之间先前由 STA 促成的联系对于数据共享至关重要。在气候建模和排放数据方面的联合工作为两国参与《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制定了孕妇叶酸摄入方案，这显著有助于减少出生缺陷。

就我个人而言，我曾共同协调过一个关于纳米技术的双边论坛。中国研究人员带来了新的观点和数据集；美国同行则提供了高精度模型。双方的协同效应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专利是联合申请的。如果没有STA渠道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官方和外交支持，这种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

根据您对中美关系的观察，自1979年成立以来，STA是如何适应全球科学格局和双边关系变化的？为什么近几个月来关于STA的讨论似乎有所平息？这是战略停顿、政治疏忽还是其他原因？

STA大约每五年进行几次续约，反映了其优先事项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STA的重点是农业、水文和能源。21世纪初，生物医学和环境领域的合作有所增长；到了2010年代，STA的重点转向了太空、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大科学领域。然而，最近两次续约（分别在2018年和最近一次在2023年）的难度越来越大。

从2023年末到2024年，续约谈判明显变得低迷。这种沉默似乎源于战略模糊、国内政治制约以及外交上的低调。双方都不愿完全终止或完全续约该协议，这使得《战略稳定条约》得以保持低调。华盛顿和北京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技术民族主义压力，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官员们正在闭门进行非正式谈判。

从我2024年在北京与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交谈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对美国沉默的失望，但也理解拜登政府正在应对充满挑战的国内环境。一位官员告诉我：“他们想保持后门开放，但又不想引起国会的过多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国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领导下的新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已成为《安全与稳定法》最大、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这进一步加剧了续约进程的复杂性。

上个月，唐纳德·特朗普和习近平终于进行了自特朗普就职以来的首次通话，之后双方在伦敦重启谈判。白宫也一直在考虑取消部分稀土出口管制。您如何评价这些贸易摩擦与修订《关税协定》的可能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通话后，两国高级官员在伦敦举行会晤，寻求在所谓的“日内瓦休战”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会谈主要围绕稀土出口流动以及美国放松部分出口管制作为交换。令美国极为恼火的是，中国此前已暂停所有稀土矿出口，明确表明其也拥有切实的话语权。

美国官员表示，愿意放松半导体出口限制，但前提是恢复稀土出口。稀土（用于电动汽车发动机和国防系统）已成为中国战略谈判工具箱中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然而，美国更广泛的政策举措，例如进一步限制高科技出口和限制学生签证，却表明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战略脱钩心态。尽管如此，鉴于特朗普目前似乎在美国方面掌握着大部分话语权，伦敦会谈至少表明双方在务实方面有所恢复，承认了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风险。例如，特朗普似乎已经放弃了强硬吊销中国学生签证的想法。

双边贸易协定通常有效期为五年；尽管修订后的协定已于2024年12月续签，但该协定仍处于停滞状态，并处于停滞状态。然而，或许巧合的是，当前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时机或许有助于重振该协定。

积极的激励措施（放宽出口管制、稳定研究签证）或许能为重振“科技合作协定”铺平道路，重点放在医药卫生和农业合作上。鉴于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问题上的立场（“钻吧，宝贝，钻吧”），这两个曾经的重点领域不太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重燃“战略与技术合作”（STA）势头的最大障碍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政治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在多个领域依然相当高涨。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达成深入、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在特朗普身边仍然围绕着众多对华鹰派的情况下。即使华盛顿和北京做出让步，这些让步也可能仅限于特定领域，持续时间有限，其目的更多在于减少而非消除重大战略障碍。

总而言之，中国学生和学者实际上正承受着真正的压力——他们面临着潜在的学业和职业中断，这可能导致他们放弃美国的项目。这不仅会威胁到支撑有意义的科技合作的人才流动，而且很可能还会威胁到美国国内科技进步。

从政治角度来看，有限的贸易调整（例如稀土与芯片出口管制）为逐步恢复与《服务贸易协定》相关的合作提供了一条狭窄的路径。归根结底，深化合作的真正潜力取决于解决潜在的信任和安全问题。修订后的《服务贸易协定》中包含的新防撞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但这些措施是否足以让反华反对者满意仍有待观察。

鉴于特朗普政府最近采取的措施，限制中国学生（尤其是STEM领域的学生）获取美国科技，并吊销他们的签证。您是否在您的网络中发现过中国研究人员或学生的情绪，反映了这些政策对个人或职业造成的损害？这会如何影响STA的长期生存？

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表示感到震惊和被排斥。此举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不用说那些已经在美国学习、可能被终止学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的个人损失了。此外，由于签证预约大部分被取消，目前正在申请2025年秋季入学签证的学生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中国学生占美国超过100万国际学生的24.6%。他们对学术和商业的贡献巨大：国际学生每年创造超过500亿美元的收入；仅中国学生就贡献了约150多亿美元。

在学术界，数百名中国科学家和博士后已离开美国，以应对最初“中国计划”下的执法行动。该计划导致超过250至300名中国或华裔学者失业。初步估计，这一数字已超过1400人。最近一项针对华裔美国教师的调查发现，61%的人曾考虑离开美国，原因是担心受到监视和骚扰。仅仅被指控犯有工业间谍等罪行，就可能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即使所有指控均不成立。

研究追踪发现，最早在 2021 年，脱离美国机构的与中国有关联的科学家数量将增加 22%。

个人和机构的动荡已经削弱了合作的势头。我们已经目睹了人才储备的持续下降。中美学者或许仍然对合作感兴趣，但他们参与联合研究项目的意愿却在逐渐减弱。

反对科技进步法的人经常忽视的一个现实是，由于中国的参与，美国在许多科技领域仍然保持竞争力
丹尼斯·西蒙

这对美国在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很难理解特朗普政府2.0行动背后的逻辑或原因。

反对科技进步法的人常常忽视的一个现实是，由于中国参与了美国研发体系，美国在许多科技领域仍保持着竞争力。破坏中美之间的人才流动将危及美国的长期创新表现。

如果科技部在创造有吸引力的联合研究机会方面消失，中国顶尖研究人员可能会离开美国，从而导致中国推出“千人计划”等新举措，将人才重新引导到国内，削弱跨境科技部的可能性。

您与中国学术界和专业界都联系密切，从您的角度来看，围绕《战略安全条约》的不确定性将如何影响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关键技术领域竞争的同时，能否保持强劲的科研合作？

围绕STA的不确定性在多个层面滋生了不信任。学术机构不愿启动联合实验室等新项目，科学家担心旅行限制和监控，资金提供者也变得焦虑不安，导致拨款和交流项目枯竭。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科学合作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因为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需要合作。然而，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合作如今却受到国家安全方面的严格过滤。

一个重要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开启科技合作的新时代。中国有句古话：“万里之行，始于足下。” 找到第一步至关重要。

任何重启中美科技合作的新举措都应聚焦于共同利益与全球挑战相契合、优势互补且地缘政治敏感性较低的领域。最有可能的目标是能够在数据和个人安全方面新的“碰撞壁垒”下运作的跨国问题。新的合作也必须接受合理的竞争水平。当然，由于壁垒较高，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一些领域仍将面临挑战。成功的关键在于坚实的知识产权保护、中立平台的使用以及循序渐进的信任建立。

我还记得21世纪初我与一位中国博士后有过一次私人会面，他现在是深圳的一个实验室负责人。2023年，他告诉我：“我很想再次合作——但现在，哪怕我给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发邮件，也得解释清楚。” 合作的冷淡是真实存在的，但重新建立联系的意愿也同样存在，这种情绪在太平洋两岸都存在。

鉴于您在国际学术和科学界的丰富经验，您认为美中科技合作协定与全球其他双边或多边科学协定相比如何？从您对中国与世界科学互动的观察中，可以得出哪些经验教训来理解科技合作协定在更广泛的全球研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在范围、期限和象征意义方面都独具特色。与制度化程度更高但政治色彩较低的美欧科技协定，以及虽然力度强劲但很少成为双边关系核心的美印或美日科技协定相比，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显得格外突出。

中国更广泛的全球科技战略体现了灵活性和务实性——它通常避免采用全面的框架，而倾向于签署谅解备忘录（MoU）、资助联盟或项目级协议。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等科学计划将科学作为一种软实力，这些计划为非洲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伙伴提供奖学金和实验室基础设施。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离开美国返回中国？

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从单纯的技术和专业知识进口国转变为兼具技术供应和购买力的国度。我曾在世界各地与中国驻外使馆的科技参赞见面，他们几乎就像风险投资猎手一样，提供资金和合作机会。相比之下，国家科技部虽然官僚作风更强，但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传承和深厚底蕴。

但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中国希望扩大在国际和地区科技事务治理中的整体影响力，这也解释了中国在国际和地区科技组织中参与度不断提升的原因。

凭借您在中国深厚的人脉，您能谈谈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协议吗？这些协议如何体现中国的战略重点？它们与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有何不同或互补？您是否见证或参与过中国揭示其全球科技伙伴关系方针的讨论？

中国的协议体现了其战略重点。与德国和欧盟的协议重点关注制造业创新和绿色能源。与以色列的协议则侧重于应用技术和农业技术。与俄罗斯的协议则日益重视太空和核技术。与中美签署的《技术协定》（STA）不同，许多此类协议更具交易性，且开放性较差。

在最近于上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中国科学家将美国《安全与稳定协定》（STA）描述为“母协定”，而将所有其他协定称为“子协定”。这提醒我们，STA至今仍具有多么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尤其是在中国高级官员中。

作为一名在中美学术合作方面拥有亲身经验的人，您在苏世民教授的科技合作课上强调的核心主题或经验是什么？您在中国的个人经历如何影响了您教授这个主题的方法？您的学生——其中许多人可能与中国有着深厚的联系——在讨论中提出了哪些见解？

我在苏世民书院教授一门关于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生课程，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是课程的核心。我强调的信息是，在当今的国际关系时代，科学既是桥梁，也是战场。中国学生常常对过去的合作水平表示热情，而美国学生则略显谨慎，担心安全和互惠问题。

我们详细讨论了最近的2023-2024年STA谈判，以及为何新协议的制定耗时如此之久。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问道：“如果没有信任，为什么要续签？”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学生回答道：“因为信任总得有个起点。” 这次讨论比许多智库论坛的内容丰富得多，尤其考虑到几位苏世民学者拥有STEM背景和相关的研究工作经验。

鉴于中美贸易谈判近期的进展，例如90天的关税暂停，您是否认为有途径缓和贸易紧张局势，以促成新的或修订的《国家安全协定》？根据您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优先事项的了解，经济谈判将如何影响科学合作？您能否分享一些个人观察，了解贸易紧张局势在历史上如何影响学术或科学交流？

贸易缓和或许能为续签科技合作协定创造空间——但前提是双方都能看到互利共赢。历史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曾引发一波科技合作浪潮，而2018-2019年的贸易战则导致学术访问和联合项目审查放缓。

拜登政府针对半导体的贸易制裁，使与中国的科技合作成为国家安全担忧的根源。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时期，由于似乎陷入了贸易战，《国家安全法》在2018年续签的可能性似乎很小。然而，该协议最终还是续签了，尽管没有太多宣传或评论。

2023年拜登执政期间的情况更加令人沮丧，因为考虑到原协议中未涵盖的各种新的紧迫问题，例如数据安全和个人安全，现有协议已变得过时。两国政府高层之间的信任在多个方面破裂。然而，令我非常高兴的是，经过大约18个月的持续谈判，新的修订协议于2024年12月签署。我非常积极地支持续签。

作为昆山杜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您如何看待近期美国对与中国有关联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审查，尤其是针对昆山杜克大学的指控？这与美国科技大学（STA）和中美学术合作的更广泛背景有何关联？您能否分享一下您在任职期间如何应对这些紧张局势的个人感想，以及它们与美国科技大学面临的挑战有何关联？

对昆山杜克大学的审查反映出人们对中美教育合作的普遍怀疑。批评人士指责该校在学术自由方面存在妥协，存在影响力运作、学生流动不对称、未经批准的知识转移，以及为了所谓的巨额利益而出卖美国价值观。在我担任常务副校长的五年任期内，我见证了该校学生参与度高、课程严谨以及机构诚信。

昆山杜克大学隶属于中国教育部。杜克大学一直非常谨慎地对所有学术和研究活动保持持续但并非严厉的监管。尽管如此，如果昆山杜克大学与其中国合作伙伴武汉大学之间有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合作，国家教育部象征性地通过规范合作和设立政策保护伞来保护此类项目。

我们经常需要向达勒姆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保证，这种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学术目标和价值观，而非妥协。STA 以及我们的合作教育协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我们能够探索各种合作可能性。各位必须记住，昆山杜克大学主要是一所本科文理学院；它不像杜克大学那样是一所 R1 综合研究型大学。

有报道称，由于担心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限制性政策，科学家纷纷回流中国。这种人才流失将如何影响科技部（STA）以及中美科研合作？您与中国研究人员和机构的联系如何？这对全球科学界有何影响？您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政府执政会改变科技部的发展轨迹吗？如果会，会如何改变？

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期间，诸如“中国计划”之类的政策导致许多中国科学家回国——他们不仅担心受到监控或职业受损，而且实际上已经遭遇了监控。这种人才流动或再循环削弱了美国的科研产出，加速了中国的自力更生，并破坏了数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合作网络。特朗普第二届政府进一步限制了签证和资金，拒绝资助与科技部相关的项目，并使正式的续签在政治上难以为继。

最后，科技合作协议（STA）是中美两国如何看待双边关系中科学外交的风向标。如果它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崩溃，就预示着两国关系将从接触转向脱钩和遏制——这不仅体现在贸易或军事领域，也体现在全球知识创造的根本框架中。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全球流行病和卫生等全球性挑战问题，其有效解决都依赖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持续合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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