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业崛起和日美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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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燕：日本经济与科技在崛起过程中，日美贸易摩擦也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在不能平等对话的情况下，日本如何应对？

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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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日本GDP总量5.3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数据），全球占比达到惊人的17.8%，是当时中国经济体量的7倍多。不仅总量惊人，日本的人均GDP继1966年突破1000美元后，持续增长到1995年的44000美元，成为当时全球大型经济体中，第一个突破4万美元大关的国家。

日本经济与科技在崛起过程中，日美贸易摩擦也持续了数十年之久。诚然，日美因为政治军事的因素无法在经贸、科技上实现平等对话——这也是中美瑞士峰会令许多国家羡慕的原因所在，但在有限范围和较长时段内，日本却做了较好应对，相关经验对今天的中国依然不乏启迪。

从模仿到极致，由此引发日美贸易摩擦

战后初期，日本几乎在所有工业门类上都处于劣势。无论是轴承、机床、电梯还是缝纫机，日本最初都依赖从欧美引进技术，然而，日本企业并未满足于模仿，而是围绕产品可靠性、操作便捷性、外观设计、成本控制等维度展开系统性的创新。

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制造业的迅猛发展逐步对美国形成“替代效应”。伴随着技术扩散与产品升级，日本出口产品从纺织品一路扩展至钢铁、汽车、半导体，构成了对美制造业的实质性竞争。由此，长达三十年的日美贸易摩擦密集上演，制造业成为双方经济博弈的核心战场。

最早的摩擦起于纺织业。战后初期，日本凭借低成本优势大量出口棉纺产品，1957年起日美签署纺织品协定，日本被迫实施出口自律。进入70年代后，日本钢铁和彩电产品凭借质量与价格优势席卷美国市场，再次引发强烈反弹。日本政府多次妥协，对出口进行数量限制。

最具标志性的摩擦发生在汽车与半导体领域。80年代初，在两次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日本汽车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迫使日本实施“自愿出口限制”（VER），严格控制对美出口配额。而半导体领域更是引发战略层面的对抗：1986年与1991年先后签署的两份《日美半导体协议》，不仅限制日本的市场份额，也要求开放国内市场给美企，成为当时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缩影。

这些摩擦背后，既有产业发展节奏的错位，也反映出两个大国在全球制造格局中的权力转移。美国处于原创性疲软与产业外移的阶段，而日本则处于技术扩散与产品出口的爆发期，双方制造业地位此消彼长，构成了冷战后期国际经济的重要张力。

不过，重要的是，尽管遭遇政治压力与国际遏制，日本制造业并未被彻底压制，反而在技术深耕与质量提升中锤炼出更强的韧性，这为其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扩散中的创新：轴承、电梯与缝纫机

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基本走的是“模仿欧美—持续改良—实现反超”的道路。这种模式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思路。虽然在二战前，日本也有少数原创发明，如丰田佐吉的自动织机、御木本的珍珠养殖法、池田菊苗的味精，但整体而言，日本制造业长期处于欧美技术体系的追随者地位。

大多数制造领域的基础科学原理和行业雏形，都是由欧美确立。例如电梯由美国人欧提斯发明，但近几十年，全球高层建筑中大量电梯由日本的三菱、日立和东芝三家公司提供，成为全球行业的重要力量。轴承技术由英国、瑞典、德国和美国主导发展，日本直到1916年才成立第一家轴承企业“日本精工”。如今全球前十大轴承企业中，日本占五席。

缝纫机源起欧美，日本直到1921年才诞生本土企业，但如今JUKI、兄弟、Janome等日本企业依然在全球工业缝纫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晶体管由美国贝尔实验室在1947年发明，但将其民用化、商品化的却是日本的索尼。索尼在1955年推出TR-55晶体管收音机，1957年又推出口袋收音机，从此开启了日本电子消费品全球化的道路。

石英钟的发展更具代表性。尽管石英压电效应和钟表的基础技术起源于欧美，但精工为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发出小型石英钟，并在1969年推出全球首款市售石英手表，直接推动了瑞士钟表业转向高端市场。

综上，日本制造虽起步晚，但凭借对欧美技术的系统引进与本土化改良，在多个细分领域实现了从模仿到领先的转变，展现出技术扩散中创新的强大能力。

深耕10到100，直到后来居上

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基础科学和工业原理方面远落后于欧美，属于彻底的追赶者。但笔者通过阅读大量日企社史、创始人回忆录和技术人员记录发现，日本制造业并未自我封闭，而是主动向欧美学习：花钱购买专利、成立合资公司、派员工赴欧美留学、实地参观工厂等，系统性地从欧美导入技术。如，电装与德国博世长期合作，松下与飞利浦签订了专利合同，东芝则从美国GE大量引进技术。

然而，仅靠技术引进难以实现超越，尤其在欧美并不愿意转让“核心技术”的背景下。日本制造业的关键在于对导入技术的“改良型扩展”能力。

二战后，日本并未开创新的工业门类，但在已有产品的基础上，企业普遍围绕质量提升、成本控制、操作便利、产品外观、精度、人机工程、安全性、环保性等15个方面持续改进，不断优化管理与生产流程，提升人员素质。

这类创新推动了制造效率与产品竞争力的显著提升。从20世纪50年代依赖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到80年代以高质量、高性价比赢得欧美市场，日本制造完成了从模仿到“超越式改良”的飞跃。可以说，欧美做了“0到1”和“1到10”的原始创新，而日本则深耕“10到100”的应用创新与精细化管理，最终实现了后来者居上。

形成非原创性的技术霸权

二战后，日本被剥夺军事自主研发权，许多高端技术领域受到美国严格限制。尤其在航空、航天、军工等战略产业，日本企业几乎无法涉足。表面看，这是一种“科技阉割”，但日本却因此走上了一条“聚焦民用、深耕通用”的技术发展路径——一种带有制度约束下的“改良型技术扩散”模式。

这一模式的本质是：不求原创，但求极致。日本企业通过引进技术后持续优化，围绕“更便宜、更可靠、更高效、更环保、更人性化”的目标，在生产现场与产品应用中积累经验与技术优势。

以“工业母机”——机床为例，战后日本在高端机床完全依赖欧美的背景下，于1981年实现反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机床出口国。这一成就的核心，不是原理革新，而是对数控技术的快速吸收和民用场景的广泛渗透。

类似的还有工业机器人领域。川崎重工从美国Unimation引进第一台机器人后，日本企业便在“降低成本、提升可靠性”的逻辑下不断优化。发那科、安川电机逐步崛起为世界领先厂商，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本土自动化体系。

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碳纤维产业。这一材料源于欧美科研突破，但真正实现商业化扩展的却是日本东丽。该公司在1960年代引入基础专利后，用长达20年的时间，通过钓鱼竿、高尔夫球杆等“非战略”市场实现自我孵化，最终在90年代进入航空工业。其发展路径充分体现了“应用驱动式技术进化”的典型逻辑。

被限制在“非战略高地”并非终局，只要制度环境能稳定支持企业长期投入，只要民用需求足够强劲且具备迭代空间，技术改良一样可以积小成大，撬动核心产业地位。这种发展路径，反而绕过了高风险、高成本的“原始创新”陷阱，让日本企业在全球制造体系中形成一种“非原创性技术霸权”。

不容忽视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制造业之所以能在“非原创”的条件下登顶全球，技术扩散的效率与广度固然关键，但背后的深层结构，是一个稳定、勤勉、普遍参与的社会机制。这一机制可简化为两个支柱：其一，是“全民中产”带来的巨大内需市场；其二，是终身雇佣制度所塑造的“现场力”。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人口突破一亿，进入所谓“一亿总中流”时代。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制定的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1-1970年），按照计划要求，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要实现翻番。结果10年下来，日本的人均GDP从1961年的608美元激增至1970年的2100美元，足足增长了245%。

同样在1961年，日本实现“全保险”覆盖，普通居民的医保自付比例降至30%，养老金替代率达60%，要知道，这可能是在60多年前。另据统计，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增长迅猛的同时，基尼系数反而从0.4左右（1960年）降至0.34（1982年），可以说，日本成功应对了“先富后富”的挑战，而是实现了真正的“共同富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1960年代起，日本大多数家庭开始有能力购买家电、汽车、住房，构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单一消费市场。这就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在本土市场完成初步试错与优化后，再扩展到欧美。产品一旦经受住“挑剔内需”的检验，就有了强大出口竞争力。

与此同时，终身雇佣制度带来了极为独特的生产文化。员工与企业命运绑定，技能得以长期积累，企业也愿意在员工培训与流程改善上持续投资。这造就了后来风靡全球的“丰田生产方式”、“5S”、“QC小组活动”等精益管理体系。这些管理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根植于一种文化预设：员工愿意改进、敢于表达、持续优化——这正是“现场力”的本质。

大量跨国比较研究指出，同样的设备、相似的操作流程，日本工厂的良率、精度、交付表现都普遍优于欧美。这种差距，不在技术原理，而在细节执行。在制造业中，标准流程只是起点，真正的竞争力来自每一个“现场”的人——工人、工程师、质检员、维修师傅——是否愿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良方法。

技术扩散不仅仅是“机器的扩散”，更是“理念与习惯的扩散”。日本制造业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性工程：它将国家制度、企业文化、工匠精神和消费市场有机结合，为改良型技术提供了可持续土壤。

对今日中国来说，日本的应对经验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拥有更强的政治自主性，但在强调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同时，应该看到日本产业壮大过程中探索出的“技术扩散-技术改良-技术创新”这样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中国还有三分之二的居民处于中等以下收入和消费水平，所谓“能吃土”不是博弈的砝码，而是反过来，这恰恰是中国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潜力所在。只要做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么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将更加强大，从技术扩散到技术创新的循环才能更快速转动起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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