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际导弹为何无法拦截？钱学森弹道究竟有多厉害？
发布日期：2024-10-15 19:09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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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枪击未遂事件以及拜登在竞选中途宣布退出，使得美国的选举更加扑朔迷离，对华政策处于生变的特殊节点。与卡玛拉•哈里斯相比，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包括家族）更善于进行政治营销，并在各类场合以下一任美国总统身份自居，尽管其演讲说词有一定程度夸张，但目前看特朗普的胜选势头比较强劲，其在不同的场合对美国的产业政策尤其是与中国的竞争做过多次专门阐述，整体看是推崇竞争与遏制导向。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既是美国政治的分水岭也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通过发布权威性政府公文，特朗普政府界定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特朗普政府全面提升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关税，如此进一步挑战了美国此前赋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象征着中美关系的贸易基础以及运行近20年以优惠税率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受到美国政府的质疑和挑战，美国拒绝再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类似“公共物品”功能的美国市场。此外，通过推动外资审查尤其是推动CFIUS审查规范的现代化（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简称“FIRRMA”），力图实现在新科技领域与中国投资资本的市场切割。同时，美国政府加速高等教育机构对中国留学生的背景审查；美国国内的技术与两用实验室等禁止中国研究机构参与和以市场方式链接。而为抵消“中国制造2025”的影响，美国政府联合盟友限制了包括芯片以及重要设备与器材的出口。在国内，美国高调进行“反工业间谍”，司法部以及庞大的情报部门共同推动并执行“中国行动计划”，制造了多起逮捕华裔科学家事件。中美涉产业的冲突此起彼伏，直接后果是中美政治冲突不断。
总体看，特朗普一方面从贸易关税与外资审查方面弱化中美经济关联，同时在国内层面进行系列立法设计和政治动员，而疫情加速了中美物理以及人员隔离，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在产业层面的冲突与对立局面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基本构建完成，目标在于重构中美经贸、产业与安全关系。尽管中美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即存在涉产业与安全的冲突，但中美经贸与产业的安全化在特朗普任期内得以加速。事实上，这种关系的重构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拜登基本延续了特朗普对中国的产经政策，但更加注重借助国际事务为契机削弱中国的产业优势，比如对中国跨国公司展开批量性制裁，限制美国两用技术的出口或通过商品出口及学术合作等发生技术泄密，推动成立“颠覆性技术打击部队”，建构联邦与州一体的反工业间谍体系、严格防范对中国可能通过初创公司合作或商业采买等形式获得关键技术。相比特朗普的“生硬”，拜登更善于利用中国业已形成的优势，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比如通过《降低通胀法》，为中国在美诸如国轩高科等企业提供十亿级美元的补贴，这显示了拜登在产业政策上比特朗普更加务实，拜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在近半个世纪的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业已存在特定的产业优势，而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服务美国的“再工业化”显然对美国有利。
关键变量依然是美国的选举。特朗普扮演的角色类似政治学中的“克里斯玛型”领袖，善于政治营销，善于造势，更善于借助一切机会表现出对民主党拜登的胜选优势。目前，哈里斯得到了民主党高层的背书，而特朗普的副手万斯作为一个“联邦政治素人”，今年40岁，在公开演讲场合中经常“漏洞百出”，招致对手党及媒体的批评，其能否成为特朗普的“助力”或成为特朗普的“软肋”尚未可知，但其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却与特朗普不谋而合。实际看，拜登涉华产业政策始终更加务实理性，服务美国国家经济利益，而特朗普的选择更加激进，前者看到了美国的相对弱势，后者更加注重美国的权力优势。
但在制定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上，拜登与特朗普的政策殊途同归。特朗普在竞选中继续对中国威胁提高关税。万斯认为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认为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对美国构成了重大挑战，主张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应对中国，支持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并认为美国需要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加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拜登作为现任总统则较少专就中国产业议题展开演讲阐述，但拜登在汽车以及电池领域对华既利用又防御，联合盟友抵制中国在电车产业上的规模化优势，在这一层面上，取得的效果胜过特朗普。
其实无论是谁当选，一条清晰的产业“铁幕”正在中美两国间徐徐下降，即美国在推动与中国的产业脱钩，中国要与美国进行产业链接会面临更多更艰难的政策和安全风险挑战。可以展望的是美国对华产业政策会有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在战略型产业上，中美会走向相互封闭与排斥。这些产业包含了诸如军工、两用技术及未来技术产品等，在这些领域中美均会从国家安全以及保密等角度构造相对封闭或集团化的产业网络，这很明显地表现在美国主导的矿业联盟、芯片联盟以及中国国内推动以国产化电子设备对国外及合资企业产品形成替代上。在这一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不是经济上的供需逻辑，而是技术连带的国家安全与排他性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中美奉行的逻辑是一样的。
在普通易耗型商品上，中美会缓步推动“脱钩断链”，中国的优势可能会逐步被抵消。由于中美均作为重要消费市场，中国到目前对美出口的主导商品均是日用小商品、易消耗品等，而这些产业可能吸引相对较多的劳动力参与。但美国本身同样需要就业，美国也存在贫困的白人阶层，要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除了推动大型制造企业回流美国外就是推动部分商品的本土制造。美国推动对中国市场的取代手段还包括关税刺激下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但中国庞大的初级产品制造能力不是美国短期内可以轻易代替的，但在“脱钩断链”决心下，中国的普通商品出口会面临来自东盟甚至南美洲国家的竞争，中国的优势被抵消的趋势不可避免，这也是中国国内各类产业不断“内卷”的外部因素，因为需求在缩小而产能依然庞大，形成对弱势产业的“挤出效应”。
美国国内政策与产业安排会带来新的消极冲击。美国国内对华高关税以及歧视性的关税安排，会进一步推动一些要素与中国市场剥离，而美国以关税和《减低通胀法》主导的歧视性关税会进一步推动特定国家与中国的产业剥离。这一剥离活动可能被作为对中国优势产业排斥的契机，这突出地会反映在涉及锂电池、关键矿业等领域，美国的国内政策将迫使利益攸关国家在中美两国“选边站”，而大多数国家会更偏向美国的出口市场，或者至少采取“骑墙政策”弱化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产业冲突会与政治制度挂钩。中美制度上的差异将进一步反馈在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政商关系等议题的冲突上，诸如劳动环境、人权、劳工权、技术专利等带来的冲击不会弱化只会增强。比如在涉疆事务，因为新疆是中国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战略潜力巨大，中美围绕新疆的冲突看似在规范层面上围绕人权、宗教等的差异带来博弈，实际上，美国担心的正是中国在新疆能够短期内崛起世界级公司的潜能，这是美国需要进行预防性压制的根本性原因。同样对于包括央企及国企等实体，则围绕补贴或反对“威权主义”政府支持等因素，继续突显其“他者化”的身份，力图削弱中国的优势。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在大型跨国公司，渔业等层面，美国会推动对中国实体的“他者化”。
产业分裂会继续沿着地缘政治冲突和斗争而形成不同的阵营。这表现为美国主导的制裁以及中国施加的反制裁会进一步割裂全球市场。美国以“长臂管辖”指向中国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及特定研究机构，借助俄乌冲突、朝鲜事务或未来对阿富汗事务等均可能成为理由展开对中国特定公司的系统化制裁。中美产业冲突会随着地缘政治的分化而出现变化。总体看，中国和美国均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
由于中美产业依存关系不断走弱，最直接的后果是中美政治领域冲突走强。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发展以及路径出现根本性的评价和认知的逆转带来的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动，中美经贸动荡以及产业激励竞争将成为常态。世界产业分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出现以美国为核心的工业民主国家阵营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将起而未起”的国家集群以及“全球南方”等势力。由政治信任、产业与技术合作、国际交流等主要内容组合的集团将进一步使全球化出现新的分化，集团政治与围绕政治与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产业阵营将不可避免出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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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30 14:55
商业与经济
美国政府对中国产业安全政策展望
美国政府对中国产业安全政策展望
王英良：无论是谁当选，一条清晰的产业“铁幕”正在中美两国间徐徐下降，中国要与美国进行产业链接会面临更多更艰难的政策和安全风险挑战。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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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枪击未遂事件以及拜登在竞选中途宣布退出，使得美国的选举更加扑朔迷离，对华政策处于生变的特殊节点。与卡玛拉•哈里斯相比，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包括家族）更善于进行政治营销，并在各类场合以下一任美国总统身份自居，尽管其演讲说词有一定程度夸张，但目前看特朗普的胜选势头比较强劲，其在不同的场合对美国的产业政策尤其是与中国的竞争做过多次专门阐述，整体看是推崇竞争与遏制导向。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既是美国政治的分水岭也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通过发布权威性政府公文，特朗普政府界定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特朗普政府全面提升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关税，如此进一步挑战了美国此前赋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象征着中美关系的贸易基础以及运行近20年以优惠税率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受到美国政府的质疑和挑战，美国拒绝再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类似“公共物品”功能的美国市场。此外，通过推动外资审查尤其是推动CFIUS审查规范的现代化（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简称“FIRRMA”），力图实现在新科技领域与中国投资资本的市场切割。同时，美国政府加速高等教育机构对中国留学生的背景审查；美国国内的技术与两用实验室等禁止中国研究机构参与和以市场方式链接。而为抵消“中国制造2025”的影响，美国政府联合盟友限制了包括芯片以及重要设备与器材的出口。在国内，美国高调进行“反工业间谍”，司法部以及庞大的情报部门共同推动并执行“中国行动计划”，制造了多起逮捕华裔科学家事件。中美涉产业的冲突此起彼伏，直接后果是中美政治冲突不断。
总体看，特朗普一方面从贸易关税与外资审查方面弱化中美经济关联，同时在国内层面进行系列立法设计和政治动员，而疫情加速了中美物理以及人员隔离，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在产业层面的冲突与对立局面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基本构建完成，目标在于重构中美经贸、产业与安全关系。尽管中美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即存在涉产业与安全的冲突，但中美经贸与产业的安全化在特朗普任期内得以加速。事实上，这种关系的重构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拜登基本延续了特朗普对中国的产经政策，但更加注重借助国际事务为契机削弱中国的产业优势，比如对中国跨国公司展开批量性制裁，限制美国两用技术的出口或通过商品出口及学术合作等发生技术泄密，推动成立“颠覆性技术打击部队”，建构联邦与州一体的反工业间谍体系、严格防范对中国可能通过初创公司合作或商业采买等形式获得关键技术。相比特朗普的“生硬”，拜登更善于利用中国业已形成的优势，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比如通过《降低通胀法》，为中国在美诸如国轩高科等企业提供十亿级美元的补贴，这显示了拜登在产业政策上比特朗普更加务实，拜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在近半个世纪的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业已存在特定的产业优势，而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服务美国的“再工业化”显然对美国有利。
关键变量依然是美国的选举。特朗普扮演的角色类似政治学中的“克里斯玛型”领袖，善于政治营销，善于造势，更善于借助一切机会表现出对民主党拜登的胜选优势。目前，哈里斯得到了民主党高层的背书，而特朗普的副手万斯作为一个“联邦政治素人”，今年40岁，在公开演讲场合中经常“漏洞百出”，招致对手党及媒体的批评，其能否成为特朗普的“助力”或成为特朗普的“软肋”尚未可知，但其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却与特朗普不谋而合。实际看，拜登涉华产业政策始终更加务实理性，服务美国国家经济利益，而特朗普的选择更加激进，前者看到了美国的相对弱势，后者更加注重美国的权力优势。
但在制定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上，拜登与特朗普的政策殊途同归。特朗普在竞选中继续对中国威胁提高关税。万斯认为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认为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对美国构成了重大挑战，主张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应对中国，支持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并认为美国需要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加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拜登作为现任总统则较少专就中国产业议题展开演讲阐述，但拜登在汽车以及电池领域对华既利用又防御，联合盟友抵制中国在电车产业上的规模化优势，在这一层面上，取得的效果胜过特朗普。
其实无论是谁当选，一条清晰的产业“铁幕”正在中美两国间徐徐下降，即美国在推动与中国的产业脱钩，中国要与美国进行产业链接会面临更多更艰难的政策和安全风险挑战。可以展望的是美国对华产业政策会有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在战略型产业上，中美会走向相互封闭与排斥。这些产业包含了诸如军工、两用技术及未来技术产品等，在这些领域中美均会从国家安全以及保密等角度构造相对封闭或集团化的产业网络，这很明显地表现在美国主导的矿业联盟、芯片联盟以及中国国内推动以国产化电子设备对国外及合资企业产品形成替代上。在这一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不是经济上的供需逻辑，而是技术连带的国家安全与排他性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中美奉行的逻辑是一样的。
在普通易耗型商品上，中美会缓步推动“脱钩断链”，中国的优势可能会逐步被抵消。由于中美均作为重要消费市场，中国到目前对美出口的主导商品均是日用小商品、易消耗品等，而这些产业可能吸引相对较多的劳动力参与。但美国本身同样需要就业，美国也存在贫困的白人阶层，要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除了推动大型制造企业回流美国外就是推动部分商品的本土制造。美国推动对中国市场的取代手段还包括关税刺激下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但中国庞大的初级产品制造能力不是美国短期内可以轻易代替的，但在“脱钩断链”决心下，中国的普通商品出口会面临来自东盟甚至南美洲国家的竞争，中国的优势被抵消的趋势不可避免，这也是中国国内各类产业不断“内卷”的外部因素，因为需求在缩小而产能依然庞大，形成对弱势产业的“挤出效应”。
美国国内政策与产业安排会带来新的消极冲击。美国国内对华高关税以及歧视性的关税安排，会进一步推动一些要素与中国市场剥离，而美国以关税和《减低通胀法》主导的歧视性关税会进一步推动特定国家与中国的产业剥离。这一剥离活动可能被作为对中国优势产业排斥的契机，这突出地会反映在涉及锂电池、关键矿业等领域，美国的国内政策将迫使利益攸关国家在中美两国“选边站”，而大多数国家会更偏向美国的出口市场，或者至少采取“骑墙政策”弱化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产业冲突会与政治制度挂钩。中美制度上的差异将进一步反馈在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政商关系等议题的冲突上，诸如劳动环境、人权、劳工权、技术专利等带来的冲击不会弱化只会增强。比如在涉疆事务，因为新疆是中国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战略潜力巨大，中美围绕新疆的冲突看似在规范层面上围绕人权、宗教等的差异带来博弈，实际上，美国担心的正是中国在新疆能够短期内崛起世界级公司的潜能，这是美国需要进行预防性压制的根本性原因。同样对于包括央企及国企等实体，则围绕补贴或反对“威权主义”政府支持等因素，继续突显其“他者化”的身份，力图削弱中国的优势。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在大型跨国公司，渔业等层面，美国会推动对中国实体的“他者化”。
产业分裂会继续沿着地缘政治冲突和斗争而形成不同的阵营。这表现为美国主导的制裁以及中国施加的反制裁会进一步割裂全球市场。美国以“长臂管辖”指向中国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及特定研究机构，借助俄乌冲突、朝鲜事务或未来对阿富汗事务等均可能成为理由展开对中国特定公司的系统化制裁。中美产业冲突会随着地缘政治的分化而出现变化。总体看，中国和美国均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
由于中美产业依存关系不断走弱，最直接的后果是中美政治领域冲突走强。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发展以及路径出现根本性的评价和认知的逆转带来的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动，中美经贸动荡以及产业激励竞争将成为常态。世界产业分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出现以美国为核心的工业民主国家阵营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将起而未起”的国家集群以及“全球南方”等势力。由政治信任、产业与技术合作、国际交流等主要内容组合的集团将进一步使全球化出现新的分化，集团政治与围绕政治与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产业阵营将不可避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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