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学校园开放争议背后，是中国社会缺乏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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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如果大学生脆弱到必须享受高于普通公众更高水平的安全。那么，问题就不是公众该不该进校园，而是他们不应该出校园。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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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晚，上海交大操场上，学生和校外小孩及家长发生冲突。本来是前几天的事了，结果闹到网上事情就变大了。7月2日，上海交大保卫处表示，很重视，将强化来访人员文明行为管理和引导。

目前，上海交大仍可预约进入。

此事件再次引发了大学校园应不应该开放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大学需要向社会公众打开大门，促进交流，不能因噎废食。反对者认为，校园开放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带来安全隐患。

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不能找一些虚假的理由。比如，大学开放，会与城市发生更多“化学反应”，促进产教融合、校地合作项目。这话不能说完全没道理，因为任何门槛都会造成阻碍，损害潜在的机会。

打个比方，一个科技企业的创始人，想和教授聊一下，教授说我马上要上课，还有点时间，你来吧。结果没预约，进不去，然后不了了之。或者，投资人进校打球，认识了天才大学生。这种事情当然有，但总体来说，有事要进的总能进去，挡住几个游客、踢球的，对所谓校地合作没啥大影响。

其次，不能说四平八稳的万能的套话。比如，媒体一般爱说，在开放的同时做好管理和引导之类的。教育部自己也说过：“要在保证校园安全前提下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这些话，滴水不漏，但某种程度上，却因为无视现实，推脱责任，引发了后续的无穷争论。

自由总伴随不安全，开放总会提升风险。这种哲学层面上的两难，是无法用技术、管理去消除的。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校园安全前提下”，就成了一个无法确定、无法达到的状态，后续争论自然就无穷无尽。

从时间上看，新冠疫情前，大学校门几乎都向公众敞开，国外有些名校甚至连围墙都不设置。事情发生改变，是因为疫情。疫情之中长期封校，改变了中国高校的开放常态。

这也让我想起一桩往事，多年前，我刚考进大学的时候，学校球场上，校外的年轻人和学生发生冲突，后来约架，打死了一个人。打人者中，有我的小学同学，后来也被判了刑。不过事情之后，我在校的那几年，从来没听说过学校要预约才能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后来来了上海，我也经常进入各个大学，也没听说要预约。

2023年，部分重新开放校园的高校，凭校友卡、预约入校，大部分市民仍被“拒之门外”。门槛产生权力，权力产生利益，于是有了黄牛。供不应求，反而会刺激中国人的求稀缺的从众效应，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高校朝圣，居然蔚然成风。蔚然成风产生更大的利益，利益又反过来滋养权力。这一环套一环，中国高校的开放就更难了。而伴随着封闭，人们对校园安全也变得更加敏感。

自由这个东西，来得慢，去得快。我们要把失去的自由找回来，就要严密论证，让反驳的观点站不住脚，并且通过严密论证，找到那些隐藏起来的，真正的障碍点。

首先，要直面安全和自由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现实恰好相反，因为疫情封闭，人们对校园风险的耐受度下降了，拒绝承认风险，进而拒绝承认“开放必然带来风险，说着鱼和熊掌皆要的话。

在校园操场上，学生和市民发生冲突，吵起来了，这种事情都成为新闻。这意味着，大家觉得这事就不该发生，学校应该通过措施，来消除这种风险。交大保卫处出来回应，表示要加强引导，也意味着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这种责任，去消除这种风险。但这是可能消除的吗？不可能。

这就是把学生置于了必须不受影响的位置，但在操场上、泳池中、食堂中，怎么可能毫无摩擦？教育部说要以学生的安全为前提，那么这算影响到学生的安全了吗？

于是，当社会在潜意识中，拒绝承认“开放校园会发生吵架”，把开放校园后的安全，抬高到一种不可达到的理想状态，那么学校一定会不堪重负。

是否承认风险不可避免，这个问题之下，还隐藏着各层级之间的张力。

广东省教育厅对大学校园开放是这样回应的，很多人认为很有道理——“如果开放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是开放带来的问题，而是管理不善带来的问题”，“管理不便不能凌驾于开放之上”。

这种说法，其实还是回避了问题，这相当于是说，风险是可避免的，如果出了事，是学校管理不善的责任。但实际上，开放肯定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球场上会冲突，小偷小摸会混进去，学生得更加小心自己的财务。

那么，更现实，更负责的态度，在尽力消除风险之后，接受不可彻底消除的潜在风险。当接受了这个风险，责任就不仅是学校的，也包括学校的各级领导部门——这很合理，既然制订了这样一个政策，也为政策内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负责，而不是把政策的内生性风险，说成是执行导致的风险。也只有这样，学校才不会被迫去承担那不可完成的两难责任，成为最终的背锅侠。也只有这样，学校才敢于开放。

如果我还把话说的更直白一些：因为开放，会导致各种冲突，假设每年有2个学生因此死亡。这个风险能否接受？这个风险其实很低，千万分之二，而中国每年车祸死亡6万人。这个话我可以挑破，但在中国教育系统的各层级中，未必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但在真实世界中，制订好、落实好政策，却不能没有这个方法论。

那么，学校因为开放风险增加，这是否对大学生不公平呢？

校外人员进入，最糟糕的情况，只是把学校的安全水平，拉低到和全社会同等。坐在学校图书馆里，和在校外一个书店看书，一样安全；在学校食堂吃饭，和在校外一家餐馆吃饭，一样安全；在学校散步，和在校外公园散步，一样安全。学生看紧自己的财务的程度，和他们在校外逛街时，是一样的。即便是球场发生争场地的纠纷，其安全水平也和社会上的公共球场是一样的。

那么，一个问题自然就浮现出来了：大学生应不应该接受比一般社会公众，更高的公共服务，享受更好的治安水平？

幼儿园、小学放学的时候，现在都会有警察在门口，理由是他们是幼小的，心理上身体上都不足以保护自己。再加上他们因为弱小，往往成为恶意的对象，所以，需要给他们提供额外的保护服务。包括陌生人不能进入校园，放学的时候需要警察到场。那么，大学生应该接受额外的安全保护吗？

如果大学生脆弱到必须享受高于普通公众更高水平的安全。那么，问题就不是公众该不该进校园，而是他们不应该出校园。某种意义上，正因为疫情期间，校外如此危险，他们不能出校园，才有了今天的校园封闭问题。

如果安全问题在政策伦理上不存在疑义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对福利的分配。

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大学的校园，以前一直是开放状态，那怕死了人，也没人会建立一个预约入校制度。而且，在2017年，相关部门特意加大了开放力度。

这一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等政策，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一个“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积极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学生和社会开放，有效缓解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体育场馆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所以，校园开放，最初的目的，就是放人进来分资源，学校的师生，当然会反感开放。

操场上踢球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游泳馆不对外人开放，当然更好；草坪上，没有校外的小孩子跑来跑去，谈恋爱也不受打扰。对本校学生来说，当然希望封闭。这是独占福利。

但既然开放校园的目的在于，让大学出让一部分资源，那么显然不能保证学生舒舒服服的，不受影响。但这是公平的，正当的。道理很简单，大学是公立的，怎么使用，公众说了算。这一点广东省教育厅的说法就没有任何问题，“大学校园是公众资源，应该尽可能对外开放”。不过还没说出口的话是：大学生必须忍受。

总结一下，开放校园，本意就是大学生和社会分享资源，并不保证大学生会感到舒服，不受影响。其次，在安全上，需要承认会带来风险，但这个影响并不会造成校园安全水平，劣化到社会一般水平之下。也不会低于疫情前。那么，在伦理上就没有问题，以安全为由，就不能反驳开放。

所以，校园开放，看似一个小问题，背后却涉及到关于安全，群体权益的方法论。如果不站在这个层面来剖析这个问题，那么就会陷在口水之争中，各执一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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