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望与进步：是什么阻止了中国研究人员追求伟大的新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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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头衔轻创新的激励机制拖累，在北京自力更生的推动下，年轻科学家难以获得学术支持。

梅雷迪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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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当人工智能研究员沈志强辞去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高薪工作，去追求自己热爱的研究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学术界等待他的现实。

如今，作为中国东部一所精英大学的副教授，沈文斌将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实际研究，因为指导学生项目等其他职责不断占用他自己项目的时间。

由于基于奖项等因素的终身教职和资助体系竞争激烈，像沈这样的年轻研究人员也面临着产生更多直接成果的压力，而不是追求大胆的探索性项目。

“我原本以为人脉和名声很重要，”沈说，他的资助申请屡屡失败。“但事实证明，它们比我想象的还要重要。”

“要追求真正原创的想法，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拒绝透露全名。“但由于这些实际限制，我实在不敢全力以赴。”

沈先生的沮丧反映出更深层的担忧。

尽管中国的创新和自力更生动力已在与美国的科技竞争中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真正的进步可能会受到人才体系缺陷的抑制，该体系往往重名望轻原创。中央政府和专家们一再警告，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以免威胁到中国来之不易的竞争优势。

今年，国家再次努力摆脱长期以来被批评为僵化和不切实际的人才评估标准。

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表示，尽管研究环境稳步改善，但重塑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今年四月，他在中共党刊《求是》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一些研究机构仍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争夺荣誉称号和认可，许多研究人员仍然因需要申请项目、发表论文、赢得奖项和争夺头衔而“心烦意乱、精疲力竭”。

这并非新问题。多年来，中国高层决策者一直呼吁改革这一被认为缺乏灵活性且充满偏见的评估标准体系。

2018年，当局发起了一场名为“破四只”的运动，旨在废除仅基于论文、职称、学位和奖项的评估体系，批评人士称，这些标准长期以来阻碍了中国的创新努力。
但侯先生表示，这项活动“并不完整”，新的人才考核标准的实施已被推迟。

“我非常担心。‘头衔’问题误导了年轻人。如果不加以纠正，将会败坏整整一代人的学术风气，”中科院院士袁亚湘去年3月表示。

一年后，在“两会”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化人才评价改革，建立以“创新、质量、效益、贡献”为导向，鼓励“奉献精神、深入研究”的人才评价体系。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蒋宇浩表示，尽管中央政府努力减少对头衔的重视，但地方政府仍然偏爱有一定水平的人才，因为社会上根深蒂固地崇尚“一刀切”，从而产生了一种“确定性和安全感”。

他说，因此，人们很少有机会脱颖而出，因为公众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成功人物”身上，而资源往往流向那些已经获得认可的个人。

沈教授逐渐意识到，由于人脉和声誉不够好，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重大科研资助。不过，他仍然对获得小额资助抱有希望。

侯先生表示，中国科研院所的薪酬结构和收入分配机制一直存在不公平现象，研究人员的薪酬与项目经费过于紧密地挂钩，这鼓励他们“盲目追求项目”，阻碍了他们专注于关键任务和深入研究。

去年3月，中科院旗下《中国科学报》援引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称，高校普通年轻教师与高级职称教师之间的平均年薪差距为31万元人民币（4.3万美元），东部地区高校的差距高达34.5万元人民币。

侯表示，科研院所应彻底改革人才评价体系，突出“完成国家重大任务、作出有影响的成果”这一关键指标，同时“破除单纯以论文、职称、经费为衡量标准的评价模式”。

他补充说，随着中国面临“日益加剧的外部竞争压力”，必须“从根本上打破”科研院所形成追随者心态的常规，提高基础研究能力、战略技术的创新和突破。

除了贸易和技术之外，人才争夺战——吸引和留住技术专业人员——对于持续创新同样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正与美国展开一场高风险的技术主导权竞赛。
受特朗普政府在高等教育、联邦研究资金和移民方面施加的压力，许多美国学者正在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寻找深造和工作机会。

但专家表示，中国要想真正释放其创造潜力，就必须消除其内在的创新障碍。

需要进一步营造鼓励探索、容忍失败的支持性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

侯在他的文章中说：“需要进一步培育鼓励探索、容忍失败的支持性环境……并创建一个重视务实、求真和诚信的创新生态系统。”

沈教授对此表示赞同。“产出成果的压力限制了你追求真正原创的研究，”他说道，并补充说，这种常规迫使研究人员只能追随流行的趋势。

“例如，在我的领域，大型语言模型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所以如果你朝那个方向进行研究，就会容易一些。”

在中美科技战场上，人工智能已成为一个关键前沿，尤其是今年早些时候，杭州研究实验室DeepSeek以更具成本效益的训练模式震惊世界，其技术可与全球巨头的最先进技术相媲美。

中国科学网站“知识分子”在 12 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从事探索性研究的早期职业科学家可能会发现获得资金更加困难，因为获得资助的通常方式仍然是发表尽可能多的高影响力论文。

文章引用了西安交通大学去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指出这种评价倾向可能会鼓励年轻科学家采取更为保守的研究策略。

姜涛表示，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往往会强化安全、固定的标准，并限制年轻研究人员走创新道路的机会。

他说：“只有建立多元化的资助体系，让一些资本愿意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一些资本充当耐心资本，甚至一些资本支持长期研究而不期望立即获得回报，中国才能创造一个环境，让国内外拥有大胆想法和创业精神的年轻人才看到更大的发展机会。”

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挑战了长期由美国、欧盟和日本主导的全球科技秩序，并在过去十年中迅速扩大了对研发的投资。

2024年，全国研发总支出将超过3.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0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3%。2024年基础研究支出为2497亿元人民币，比2023年增长10.5%。

蒋补充说，DeepSeek 使用量化交易的利润来资助其人工智能研究，这是很难复制的。

姜涛表示，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再次引发年轻人才对稳定、有国家保障的工作（即人们梦寐以求的“铁饭碗”）的争夺。

姜瑜表示，要真正改善劳动力流动性，就需要进行彻底改革，鼓励年轻人拥抱竞争、学习新技能、迎接新挑战，同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更具包容性，而不是仅仅与稳定的就业合同挂钩。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创新驱动的社会，让创新成为生活的常态，给更多的年轻人带来希望，同时也为这种创新的生活方式提供安全网，让他们不至于因为不安全感或者失败而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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