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技术与监管：香港稳定币实验中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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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昕之：稳定币的未来，在于每一个使用者、每一个讲述其故事的记者、编剧和普通人手中。立法与科技公司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人才是技术的最终载体。

张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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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美剧《老友记》中，瑞秋•格林当着朋友们的面，剪掉了所有信用卡。这是她告别依赖、走向经济独立的成人礼。而在电影《猫鼠游戏》中，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主角通过伪造支票进行金融欺诈。这两幕之所以成为经典，因为它们都触及了一个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人们与金融工具之间的关系。金融工具不但是社会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更塑造了人们的身份、情感、乃至日常的沟通方式。比如，信用卡不仅是支付渠道，更是消费主义、个人信用乃至人生进入特定阶段的文化符号。

如今，稳定币正作为一种充满争议的新金融工具登上香港舞台。继香港金管局于2023年底完成公众咨询后，香港立法会2025年5月21日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如同所有新技术来临之初，业界与公众对稳定币看法毁誉参半。本文认为，在金融监管和技术指标的分析之外，社会与文化视角能带来两点启示：其一，一项涉及人、财富、思想跨国流动的突破性技术，更有可能在一个相对特定的“自下而上”的环境中，由用户自发的探索来主导，这比“自上而下”的规则设定更重要。其二，到了技术渗透的中期，技术如何渗入一地的社会文化、协同演化并成为社会规范，则更为关键。

本文讨论的稳定币，主要指香港此次监管框架所针对的、由法币资产提供支持的稳定币，而非风险与机制截然不同的算法稳定币。传播学、商学和人机交互领域常使用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或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来研究用户对新技术的采纳行为。这些理论强调用户能动性，即从用户角度理解一个技术是否实用、便捷、高效。然而这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是，用户对产品持积极态度、有所了解，且该产品在社会文化中的形象相对正面。对于稳定币这类早已被部分污名化且充满争议的技术，这些理论的解释力是否依然有效，尚待验证。

传播学中的媒介系统依赖理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由Ball-Rokeach与DeFleur于1976年提出）提供了另一视角：看似积极的用户选择，实则源于特定环境下因信息渠道有限而产生的被动依赖，所谓“没它不行”（这也是“依赖”一词的本意）。在社会动荡或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时，个人对媒介信息的依赖会显著增强。近期广为流传的义乌商户采用加密货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案例，便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注脚。尽管其具体规模有待核实，但是这则新闻表明，这并非简单的监管套利，而是现有金融系统在特定场景下（如部分国际贸易结算受阻），商户为求生存，被迫依赖USDT这类高效但尚在监管灰色地带的工具。这恰恰证明，当正式制度无法满足强烈需求时，非正式的技术应用就会野蛮生长。

顺着这个思路推演，稳定币这类作为现行系统补充的技术，其生命力最可能来源于那些不稳定、不确定，但用户需求强烈的社会环境。例如，世界上互联网审查相对严格的地区，VPN使用率较高。在美国，堕胎受限、避孕难和意外怀孕率高的州，居民更倾向于在网上搜索堕胎信息（尽管但搜索量的高低不仅由禁止政策决定，还与避孕可及性和意外怀孕率密切相关）。

香港的稳定币探索，让人想起三十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最初诞生于1969年美国国防部的军事项目ARPANET，其初衷是建立一个在核战争等极端情况下仍能保持通信的去中心化网络。香港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提供互联网服务，是亚洲最早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地区之一。然而，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文化，却在一度硬件条件稍逊的中国内地率先繁荣，催生了天涯社区这样的早期BBS、后窗论坛、豆瓣等社群、以及QQ这样的通讯工具，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第一代网民的集体记忆。这个观察说明：基础设施的领先，并不必然带来应用的繁荣。香港这片土地上萌发的创新冲动，其最核心的市场缝隙 (niche) 在哪里？谁是在现有体系中面临最高摩擦力、因而对新工具依赖最强的用户？

推而广之，任何突破性技术要融入社会，都必须经历一个文化驯化的过程。稳定币的文化形象至今是模糊且矛盾的。一方面，它与比特币等高波动性资产的形象纠缠不清，常与黑客、洗钱、激进的地下反对党派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部分高通胀国家，它又是普通人保护财富、对抗不确定性的“数字美元”。这种分裂而无法自洽的话语，恰恰是其社会接纳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二十年前，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了荷兰的故事：一艘荷兰商船在北冰洋被困，船长宁愿牺牲部分船体取暖，也绝不动用客户托付的货物。正是这种对契特的坚守，逐步奠定了荷兰“海上马车夫”的地位，并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证券交易所雏形。稳定币发行后，人们如何相信一个由算法和与法定锚定货币绑定的契约所构成的承诺？进一步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拷问：如果瑞秋剪掉信用卡时，她反抗的是一种由银行和家庭所定义的信用关系，那么区块链的技术专家和金融机构的稳定币从业者有责任回答：如果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是稳定币的忠实用户，他/她们拥抱或者反抗的又是什么？

正如传播学巨擘伊莱休•卡茨对美剧《达拉斯》的跨文化研究中所揭示的，任何来自异域的文化产品（包括技术），其意义都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在本土文化中被不断协商和再创造的。稳定币的未来，在于每一个使用者、每一个讲述其故事的记者、编剧、和普通人手中。香港的稳定币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试验田，去看一个横跨东西数个世纪的商业文明，如何与一个全新的技术进行对话、博弈、吸纳、融入。立法与科技公司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也应该只是第一步。归根结底，人才是技术的最终载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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