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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2 10:29
商业与经济

这一代读过大学的年轻人,在中国经济中难觅用武之地

大量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找不到与自己技能匹配的工作,不满情绪正在上升。
招聘求职为何有更多中国劳动者降薪求职?
金刻羽

■今年年初,中国浮现出两个引人注目的数据: 中国年度经济增长放缓至3%,这样低的增速40年来仅有两次,此外,全国人口自1961年来首次下降。这两个数字揭示出北京所面临的严峻长期挑战,但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数据则凸显了一个更戏剧性而迫切的问题:中国未能充分雇用其最年轻、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人。

去年,中国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达到20%——这创下了历史新高,是2018年的两倍有余。工作短缺对拥有高级学位毕业生的打击尤其大,这些人对就业市场的期望最高,因为他们的家庭将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投入到了子女教育中。根据一项已公布的调查,在去年秋季招聘季中,约45%的中国应届高校毕业生没有收到工作录用通知。

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相反,这是因为踏入就业市场的这群人,其接受的教育和具备的技能与空缺岗位严重不匹配。

中国的制造业正经历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中国制造企业中有八成报告说,他们有10%到30%的劳动力缺口,而根据教育部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缺口将达3,000万。

在高科技领域,类似的人才缺口有可能阻碍中国引领尖端技术和实现技术自主的抱负。半导体部门报告说,今年有20万个空缺职位招不到人。人工智能领域的空缺更是大得多,达到约500万个。即使中国在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毕业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情况也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没有填补空缺岗位?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被称为“新生代”,代表着与过去的彻底不同。他们在相对繁荣的环境中长大,而且由于此前2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了10倍,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新生代中四分之一的人获得了学士学位,而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这一比例只有6%。

对于一个20年前在教育上远远落后的国家来说,教育规模扩张似乎是正确的战略。但是,教育跑在了仍然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前面。现在大量需要的不是高级学位,而是针对操作复杂设备或运行自动化系统等工作的技术和职业培训。这就是为什么95%的职业学校学生在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与那些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命运截然相反。与此同时,高科技公司竞相争夺很少一部分具备合适技术才能的毕业生,同时又抱怨大多数求职者缺乏行业所需的特定技能或实践经验。可以更好提供就业基础的实习并未融入教育文化。

事实证明,中国旨在促进科技领域发展之际,文凭并不一定能转化为高科技部门或智能制造公司所寻求的技能。中国教育体系的设计,是基于那个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进入国企工作的时代。如今,他们应对标准化考试的技能和同质化的简历很难满足市场经济对现实世界经验、灵活思维以及个人激情的需求。

一些错配现象也可以归结为工作态度的代际变化。新生代们在稳定、繁荣和相对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对生活的期望更高,不满足于在工厂车间里长时间工作的职业。许多无力负担继续待业状态的人最终选择了他们认为不太满意的工作。当有报道说,一家卷烟厂三分之一的新员工手握中国一些顶尖大学的硕士学位时,全国的反应是震惊和焦虑。

期望和现实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鸿沟。文凭过剩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低于零工经济从业者,比如外卖员。房地产、金融和IT行业收到的工作申请超过了他们能够吸收的数量,主要的在线招聘网站智联招聘(Zhaopin.com)报告说,90%的申请投向了那些提供了不到50%工作岗位的行业。年轻的求职者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待业青年降低生活期望的后果影响深刻。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推迟结婚和生育,打破了儒家社会的传统。2021年,只有760万对夫妇登记结婚,比2015年下降了38%。同时,出生率已降至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新生代的不满情绪也对国家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过去,哪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家庭往往感到满足,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便处于底层的家庭也是如此。这种信念被削弱带来了动荡风险。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控制房地产市场,使住房更易负担来应对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官员们还试图缓解教育系统造成的焦虑——减轻家庭作业负担,并禁止营利性教培机构(这些机构有加剧成绩竞争的倾向)。

认识到就业市场的不平衡,政府在去年出台了一项政策,以提高职业学校的办学能力和质量。这将有助于填补先进制造业的空缺岗位,但中国的服务业,如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问题犹存。目前,服务业只提供了中国47%的就业机会,而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约为80%。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允许更多外资参与来填补空白,从而加速服务业的增长。

中国的新生代将不可避免地从社会和经济上改变中国。尽管他们的人数少于前辈,但这仍然是一个超过3.5亿人的群体,他们的消费习惯和偏好有很大不同。那些曾经抱怨中国家庭储蓄率过高的人,现在担心这一代人借贷过多所带来的财务影响。依靠成本低的优势从美国赢得岗位的制造商将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吸引那些对他们父母所从事的工作不那么渴望的年轻工人。在富士康选择一天干多个班次的顽强一代已经让位于“躺平”一族——政府正在努力阻止这种选择放弃的社会现象。

矛盾的是,这种转变可能最终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经济体,其劳动力的特点是消费能力更强,原始野心较弱,以及创新能力更强。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先弄清如何雇用被当前经济落下的大量年轻人。

(在北京长大的金刻羽博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这篇文章改编自她的新书“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译注:书名大意为中国新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该书5月16日由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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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2 10:29
商业与经济

这一代读过大学的年轻人,在中国经济中难觅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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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刻羽

■今年年初,中国浮现出两个引人注目的数据: 中国年度经济增长放缓至3%,这样低的增速40年来仅有两次,此外,全国人口自1961年来首次下降。这两个数字揭示出北京所面临的严峻长期挑战,但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数据则凸显了一个更戏剧性而迫切的问题:中国未能充分雇用其最年轻、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人。

去年,中国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达到20%——这创下了历史新高,是2018年的两倍有余。工作短缺对拥有高级学位毕业生的打击尤其大,这些人对就业市场的期望最高,因为他们的家庭将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投入到了子女教育中。根据一项已公布的调查,在去年秋季招聘季中,约45%的中国应届高校毕业生没有收到工作录用通知。

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相反,这是因为踏入就业市场的这群人,其接受的教育和具备的技能与空缺岗位严重不匹配。

中国的制造业正经历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中国制造企业中有八成报告说,他们有10%到30%的劳动力缺口,而根据教育部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缺口将达3,000万。

在高科技领域,类似的人才缺口有可能阻碍中国引领尖端技术和实现技术自主的抱负。半导体部门报告说,今年有20万个空缺职位招不到人。人工智能领域的空缺更是大得多,达到约500万个。即使中国在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毕业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情况也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没有填补空缺岗位?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被称为“新生代”,代表着与过去的彻底不同。他们在相对繁荣的环境中长大,而且由于此前2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了10倍,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新生代中四分之一的人获得了学士学位,而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这一比例只有6%。

对于一个20年前在教育上远远落后的国家来说,教育规模扩张似乎是正确的战略。但是,教育跑在了仍然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前面。现在大量需要的不是高级学位,而是针对操作复杂设备或运行自动化系统等工作的技术和职业培训。这就是为什么95%的职业学校学生在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与那些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命运截然相反。与此同时,高科技公司竞相争夺很少一部分具备合适技术才能的毕业生,同时又抱怨大多数求职者缺乏行业所需的特定技能或实践经验。可以更好提供就业基础的实习并未融入教育文化。

事实证明,中国旨在促进科技领域发展之际,文凭并不一定能转化为高科技部门或智能制造公司所寻求的技能。中国教育体系的设计,是基于那个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进入国企工作的时代。如今,他们应对标准化考试的技能和同质化的简历很难满足市场经济对现实世界经验、灵活思维以及个人激情的需求。

一些错配现象也可以归结为工作态度的代际变化。新生代们在稳定、繁荣和相对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对生活的期望更高,不满足于在工厂车间里长时间工作的职业。许多无力负担继续待业状态的人最终选择了他们认为不太满意的工作。当有报道说,一家卷烟厂三分之一的新员工手握中国一些顶尖大学的硕士学位时,全国的反应是震惊和焦虑。

期望和现实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鸿沟。文凭过剩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低于零工经济从业者,比如外卖员。房地产、金融和IT行业收到的工作申请超过了他们能够吸收的数量,主要的在线招聘网站智联招聘(Zhaopin.com)报告说,90%的申请投向了那些提供了不到50%工作岗位的行业。年轻的求职者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待业青年降低生活期望的后果影响深刻。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推迟结婚和生育,打破了儒家社会的传统。2021年,只有760万对夫妇登记结婚,比2015年下降了38%。同时,出生率已降至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新生代的不满情绪也对国家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过去,哪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家庭往往感到满足,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便处于底层的家庭也是如此。这种信念被削弱带来了动荡风险。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控制房地产市场,使住房更易负担来应对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官员们还试图缓解教育系统造成的焦虑——减轻家庭作业负担,并禁止营利性教培机构(这些机构有加剧成绩竞争的倾向)。

认识到就业市场的不平衡,政府在去年出台了一项政策,以提高职业学校的办学能力和质量。这将有助于填补先进制造业的空缺岗位,但中国的服务业,如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问题犹存。目前,服务业只提供了中国47%的就业机会,而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约为80%。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允许更多外资参与来填补空白,从而加速服务业的增长。

中国的新生代将不可避免地从社会和经济上改变中国。尽管他们的人数少于前辈,但这仍然是一个超过3.5亿人的群体,他们的消费习惯和偏好有很大不同。那些曾经抱怨中国家庭储蓄率过高的人,现在担心这一代人借贷过多所带来的财务影响。依靠成本低的优势从美国赢得岗位的制造商将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吸引那些对他们父母所从事的工作不那么渴望的年轻工人。在富士康选择一天干多个班次的顽强一代已经让位于“躺平”一族——政府正在努力阻止这种选择放弃的社会现象。

矛盾的是,这种转变可能最终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经济体,其劳动力的特点是消费能力更强,原始野心较弱,以及创新能力更强。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先弄清如何雇用被当前经济落下的大量年轻人。

(在北京长大的金刻羽博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这篇文章改编自她的新书“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译注:书名大意为中国新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该书5月16日由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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