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全球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抉择——从《大美丽法案》到全球供应链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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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企业而言，《大美丽法案》的信号十分明确：全球绿色能源产业的地缘政治化程度正在加深，商业逻辑必须让位于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逻辑。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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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逸，Policy Nexus （汇策）创始人兼CEO，前头部科技公司驻北美政府关系与公共政策代表，参与过最高级别企业与地缘政治重大专项，具备处理复杂项目的能力与成功经验，同时是中美关系、中加关系一线从业者，曾广泛参与中美、中加产业与政策各项交流，帮助促进了中国、加拿大、美国和欧洲政策界、学术界，商界，产业界之间的多轨道对话和沟通；熟悉国际关系、公共政策、政府事务、法务合规等业务，具备丰富的实操经验，能够充分利用其独特的行业经验为客户在政策分析、海外公关，法务和管理咨询，项目落地等提供服务。作为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作生活的公共政策与公关专家，对加拿大，美国之间特殊双边关系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判断。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美国近期通过的《大而美法案》引起了广泛关注。从中美关系的视角来看，这项法案对中国企业释放了什么核心信号？

刘天逸：《大而美法案》的本质，是美国对其能源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考量进行的一次系统性重置。与以往单一的产业补贴或行政命令不同，这项法案的立法意图更为清晰和彻底。最直接的影响，是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所谓“绿色脱钩”的原则——明确禁止含有“中国等国”供应链的电动车及电池产品享受税收优惠，并且终止《通胀削减法案》下的诸多清洁能源补贴。换言之，美国将补贴从促进全球合作的清洁能源发展工具，转化为地缘竞争的壁垒工具。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外国关注实体）机制的引入。过去，美国主要通过出口管制和技术禁令来限制中资企业，逻辑上还是“禁止某些技术或设备流向中国”。而如今，美国开始通过制度化法律框架，把中资企业直接从能源和高科技相关的产业链中剔除。这是一种由“事件性管控”向“结构性排除”的转变。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所面对的不再是“个别产品的禁售”或“临时的制裁”，而是一整套跨越财政、产业、国家安全的系统性屏障。它像一道长期存在的制度“铁幕”，不仅阻隔了中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也对与美国深度绑定的欧洲、日韩等盟友形成外溢效应。因此，对中国企业而言，这项法案的信号十分明确：全球绿色能源产业的地缘政治化程度正在加深，商业逻辑必须让位于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逻辑。

问：美国在能源政策上重新扶持化石能源，而中国则坚持绿色转型，这是否意味着两国在能源路径上出现了结构性分流？

刘天逸：非常明显，这是一次“结构性分流”的开端。美国正在重新审视“能源安全”的含义，把重心从全球化绿色协作转向本土化、自主可控、传统能源安全。在法案条文中，可以看到对天然气、页岩油等传统能源产业的扶持重新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背后既有能源地缘政治的考量，也有国内就业与选票的政治现实。

相比之下，中国的能源战略则是坚定地走绿色转型道路。在风电、光伏、绿氢等领域，中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装机容量和最完整的制造链条。以光伏为例，中国的组件制造能力占全球七成以上；在风电领域，中国新增装机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推动绿电直接与高端制造业和数字产业结合，比如为AI算力中心、数据中心提供低碳能源支撑。

从战略视角看，中美在能源路径上的背离，并不只是竞争，更是一种“错位机遇”。美国在牺牲清洁能源发展速度的同时，会削弱自身在新能源成本上的优势，而中国则在构建一个长期可持续、低碳化的能源体系。全球产业链会因此出现新的分工格局：美国可能成为传统能源的稳定消费国和重要生产者，而中国则成为绿色能源的技术与产业引领者。

这种“各走各路”的格局未必是“零和竞争”，反而可能在全球形成两种不同的能源模式——美国模式偏重传统能源与本土自主，中国模式偏重绿色转型与全球合作。对全球其他国家来说，这既意味着选择压力，也意味着多样化的合作机会。

问：你提到了AI和算力的绿色支撑基础。在美国减少新能源支持后，中国是否有机会成为全球AI基础设施的新高地？

刘天逸：这个可能性确实存在。AI的发展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要求极高，尤其是大规模模型训练需要长期、稳定、低成本的电力。有国际咨询机构曾测算，一个万亿参数级别的AI模型训练，可能需要消耗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全年用电量的能源。如果这些能源来源于化石燃料，其成本和碳排放将不可持续。因此，AI与绿色能源天然绑定。

中国在这一点上具有优势。首先，中国正在快速构建全球最大规模的绿电体系，并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把西部低成本清洁电力输送到东部算力需求旺盛的地区。这意味着，中国能够在区域层面实现电力与算力的高效匹配。其次，中国的电价结构与输电能力，正在为大规模AI基础设施提供土壤。例如，贵州、内蒙古等地正在成为新兴数据中心集群，依靠的正是丰富的水电、风电和光伏资源。

不过，要真正成为全球AI基础设施的新高地，中国还需解决几个关键短板。首先是核心硬件的依赖问题。目前高端GPU和AI加速芯片仍然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如果不能突破供应链瓶颈，AI基础设施的发展会受到制约。其次是投资过热与重复建设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为了GDP冲动而盲目上马算力项目，可能导致“电够了，芯片没了”，或者“电网有了，没场景用”的困境。

因此，中国在AI与能源结合的道路上，必须进行更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协调。如果能把绿色能源优势与自主硬件研发、合理的产业布局结合起来，中国确实有机会在未来五到十年间形成全球领先的AI能源基础设施矩阵。

问：回到电动车产业链本身，美国取消补贴是否为中国整车出口打开了市场空间？这是一种战略利好吗？

刘天逸：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利好。美国取消对中资供应链电动车的补贴，削弱了本土车企在成本上的竞争力，理论上为中国整车出口留下了一定的市场空间。特别是比亚迪、小鹏、蔚来等品牌，已经在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展现出较强的竞争力，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在政策上被限制，但在消费端的吸引力却在增加。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另一面：机会伴随风险。美国的政策工具并不仅限于补贴取消，还可能通过技术安全审查、数据保护立法、原产地规则、关税调整等手段制造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往往比直接的市场竞争更难突破。

举个例子，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的支持和社会认同。但反过来，如果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可能会在消费者信任、数据安全、政府审查等层面遭遇复杂挑战。因此，简单的“市场机会”可能会演变为“政策风险陷阱”。

所以，与其说美国取消补贴为中资车企打开市场，不如说它制造了一个新的“战略博弈场”。中国车企必须不仅依靠产品竞争力，还要具备制度适应力和政策应对能力，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个机会。

问：你提到中国企业要构建“出海护城河”。这个说法在具体操作层面意味着什么？是否能举例说明？

刘天逸：所谓“出海护城河”，这不仅仅涉及产品性能或价格的优势，而是涵盖制度适应力、社会嵌入能力和品牌治理能力等的企业综合能力。

第一，制度层面的护城河。企业必须在海外建立本地化的政府事务（GR）团队，能够跟踪政策动态、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并与监管机构保持长期沟通。这意味着企业不能被动等待政策，而是要提前布局。例如，部分中资企业在欧盟建立了专门的政策研究中心，参与欧盟绿色标准的制定，这种前瞻性能够大幅降低政策风险。

第二，合规层面的护城河。企业要主动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涵盖产品认证、出口管制、劳动法、环保责任等方面。这不仅是“防守”，更是“取信”的工具。宁德时代在德国工厂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它采用本地原材料、雇佣本地员工，并与德国环保标准对接，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政治敏感性。如果只是一味输出中国模式，而忽视当地规则，很容易在舆论和政策上遭遇阻力。

第三，社会层面的护城河。企业在海外要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例如与高校合作研究绿色能源，支持社区公益活动，推动当地可持续议题。这些社会资产在企业遭遇突发政策或贸易摩擦时，往往能发挥关键的缓冲作用。比如华为在非洲的通信项目，不仅建设网络，还同时帮助培训本地技术人员，这种社会贡献让它在一些国家获得了超越经济利益的政治与社会支持。

换句话说，出海护城河是一种“立体防御体系”。它不仅保护企业免于政策冲击，更能在关键时刻为企业争取合法性和社会认同。

问：对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绿色出海战略的发展趋势，你最关注的变量是什么？

刘天逸：我最关注两个核心变量。

第一，是中美关系中制度性对抗的深度和广度。如果美国推动“外国关注实体”等机制不断扩展，并且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跟进，那么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生存空间将面临实质性压缩。这种风险不仅是市场份额的问题，而是涉及制度性排斥这一议题。一旦制度门槛被全面抬高，中国企业可能在多个领域陷入“被排除”的状态。

第二，是中国企业自身能否完成从“产能驱动”到“制度驱动”的转型。换言之，不仅要在技术和规模上“能做”，更要在制度与认知上“被接受”。这要求企业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理解国际治理逻辑，把自己塑造为“全球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外来竞争者”。

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绿色出海战略的走向，将不仅决定一批企业的兴衰，更关乎中国在全球绿色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如果中国企业能在软硬实力并重的方向上找到平衡，就有机会把“出海”变成产业安全和国家软实力的延展。反之，如果仍停留在低成本、产能扩张的路径上，可能会在全球竞争中陷入被动。

因此，绿色出海不仅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对国际治理能力的全球化检验。对中国而言，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问：从宏观角度看，你认为“大美丽法案”能否长期维持美国的竞争优势？

刘天逸：这要打一个问号。表面上，美国通过巨额补贴确实吸引了一些投资，但问题在于，美国制造业的整体配套能力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支撑起大规模新能源产业。很多企业拿了补贴，但项目进度一拖再拖。比如电池厂的建设，往往需要大量熟练工人，而美国的工会体系与劳动力市场并不灵活。相比之下，中国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不单单是成本，人员，是供应链上下游一整套运转数十年的熟练的供应体系。从长远看，美国如果不能解决制造业的根基问题，单靠补贴恐怕只能是短期刺激，而难以真正建立可持续的优势。

问：那你怎么看中国企业的心态调整？毕竟面对这样复杂的国际环境，很多人担心“走出去”会越来越难。

刘天逸：心态的确需要调整。过去，很多中国企业觉得只要产品好、成本低，就能自然赢得海外市场。但现在，应对政治风险和政策壁垒已经成为商业逻辑的一部分。

中国企业需要把“合规”“合规性投资”放在第一位。比如，在北美市场投资，就要考虑如何取得本地政策的正面评价，如何减少被定义为“威胁”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可能要在股权结构、管理模式、供应链透明度上做更多妥协。

同时，也要保持乐观。所谓“破碎全球化”并不是终结，而是重新分层。在某些区域，市场空间甚至更大。我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种状态：全球化没有死，只是碎了。谁能把碎片拼接得更巧妙，谁就能在新格局里站稳。

问：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对中国企业的建议，你会怎么说？

刘天逸：要带着战略耐心做全球化，而不是急功近利。面对“大美丽法案”这样的挑战，中国企业不必过度恐慌，也不能盲目乐观。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未来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成本和效率，而是制度、规则、文化和战略的综合博弈。

在这种环境下，企业需要做到三点：

第一，守住制造的根基，这是竞争的本源；第二，学会在不同市场“换身份”，适应不同的政治语境；第三，保持长期主义的眼光，把今天的困境看作是全球格局重塑中的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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