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反内卷行动，需要从这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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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进行竞争曾取得很大成功，但如今地方政府过度使用产业政策，已成为引发内卷、破坏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因素。未来，对于某些产业，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央政府层面，只能将部分产业政策制定权留给地方政府。

刘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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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发布，到政府工作报告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为标志性改革举措之一；从2月份公平竞争座谈会召开，到近期17家重点车企主动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为今年上半年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下半年，“反内卷”工作持续加码。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研究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问题。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等。7月17日，中央第四指导组聚焦“综合整治新能源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问题”专项工作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开展下沉调研。7月18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饿了么、美团、京东三家平台企业，要求相关平台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促销行为，理性参与竞争。

针对“反内卷”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中央可能的施政方针，记者连线了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刘志彪教授，为我们展望未来经济发展方向。

【对话/ 唐晓甫】

记者：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这被媒体总结为“反内卷式竞争”，并列举出了光伏、新能源汽车和电商平台作为代表性行业。能不能请您以这三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谈谈内卷式竞争的表现？

刘志彪：“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在产业活动领域，但是很多人将其内涵泛化，比如把子女教育、工作等方面的竞争也称之为内卷，这当然是一种外化。但是实际上，内卷本身主要是发生在产业活动领域。企业在投入大量资源和要素后，产出并没有成比例上升，也不是保持不变，而是随着投入增加，边际产出反而下降，甚至总产出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例如在农业活动中，一开始加入化肥可以显著地提高产量，但施肥超过一定限度后，土地会板结，这可能会导致产量不升反降，这就属于我们过去所说的“内卷”。

在工业企业活动中，内卷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随着企业产能和产量不断增加，其利润不仅没有上升，甚至可能下降。具体表现为，随着产量增加，市场价格趋向于平均成本，最终出现亏损。仅仅是价格趋向平均成本还不能算发生了内卷，因为企业定价往往比较灵活。更严重的内卷出现在企业市场定价趋向可变成本，甚至低于可变成本时，那就出现了严重内卷。因为此时企业生产越多，亏损越大。

经济学上，成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可变成本，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会随着产量变动而变动，如原材料、人工、能源等投入。而单位成本随着产品生产会下降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固定成本，如固定资产折旧、机器设备磨损等都属于固定成本。如果产量大，这些固定成本摊到每件产品中，单位成本就会下降。

一般而言，当产品价格降至平均成本时，企业就已经开始亏损了，但此时亏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固定成本亏损。但是即便没有生产，固定成本亏损仍会发生。所以若企业继续生产，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生产中。因此，只要价格高于可变成本且低于平均成本，企业仍愿意继续生产，以弥补部分固定成本的损失，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内卷现象。

但是如果价格低于可变成本，则既无法覆盖固定成本，也无法弥补可变成本，这便形成严重的内卷。

我们讨论的三大行业是否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没算过它的成本，但大家都知道，这些企业都存在严重亏损，尤其是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应该已经触及了内卷的警戒线了。

现在新能源车与光伏行业的内卷表现为产业链链主企业之间的竞争。比如在新能源车或光伏组件领域，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各链主企业虽然规模庞大，却难以完全垄断市场，所以形成了一个“垄断竞争”市场格局。在产业经济学中，这种垄断竞争格局是一种“买方垄断”。

这种垄断竞争会导致如果上游企业不按下游要求定价出售产品，就可能失去主要客户，上游产能将无人承接。同时由于下游企业无法形成垄断，链主之间竞争激烈，为维持或扩大市场份额，它们会主动不断降价；所以链主之间的竞争会将竞争压力传导至上下游，尤其挤压上游的利润空间。

譬如比亚迪在和小米等各类汽车竞争的时候，为了保证市场份额，就不断地降价。降价到它亏了，就要求供应商降价。此前比亚迪曾发文要求部分供应商整体降价10%以上，并表示若不降价将停止采购。这实际上让上游产业也被迫卷入内卷行列。

电商平台之间的内卷与上述的光伏与新能源产业内卷有相似性。各平台之间并非完全垄断，但是各自又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于是各个平台在有限垄断格局下展开严重的竞争，例如京东与其他电商平台、美团与更多本地生活平台的竞争。这类竞争都会把压力传递至产业链两端：一端是投入品供应的小厂商，另一端是消费者。

与制造业“买方垄断”格局不同，平台呈现“双边垄断”特征，既控制产品供应的投入方资源又控制销售端资源，因而能同时向消费者与在平台经营的中小企业传递竞争压力。以网约车或外卖平台为例，竞争压力不仅体现在对乘客或顾客的价格上，还更直接地转嫁给平台上的驾驶员或骑手。

综合来看，这三个行业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他们的横向竞争压力传递给它们的上下游产业链，导致全行业出现内卷。不同的就是，新能源电池、光伏等链主型制造企业主要通过对上游供应商的压价来传递内卷压力；而双边垄断的互联网平台则将压力同时施加于上下游：上游的供应企业、中小商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以及下游消费者。

这些内卷导致整个行业价格下探、利润压缩。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PPI指数持续下行，企业在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状态下仍被迫扩产或维持生产，形成典型的内卷循环。

记者：提到“反内卷”，很多人会和“去产能”画等号，您认为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刘志彪：“反内卷”是我们一个比较广义的说法，“去产能”只是我们实现“反内卷”的手段之一。例如，2016年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去产能”让产业供给适应需求，然后抬升PPI、改善企业产品价格与盈利水平。这是一种一般性的办法。

但必须指出：“去产能”并不等同于“反内卷”，“去产能”只是诸多政策工具之一。“反内卷”有更广泛的意义，要真正遏制内卷，还必须同步搭配推进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

导致内卷的原因本质上就三个：

第一，市场相对于产能在收缩，市场不够大而云集了比较多企业的时候，会让产业竞争比较激烈，有限需求被众多企业瓜分，最终结果是很多企业的产品滞销、企业亏损。预见到亏损的企业肯定会抢占市场，这会使得有限市场内的各个企业用降价来追逐有限市场内更高的市场份额。各个企业为争夺份额不得不持续降价，价格自然失稳。

第二，不少企业在产品技术创新领域投入不足，导致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缺乏差异化，我们产业经济学将它称作均质化竞争。这样同类的企业多了，会导致大量企业只能在同一层面正面对抗，容易产生内卷。所以说反内卷的另一个手段，就是在于提升技术含量并拉开竞争层次。让技术水平更高的企业站在更高维度竞争，便不会陷入低价内卷的恶性循环。

以江苏“好孩子”童车为例，它的设计就非常适合美国市场。凭借持续研发投入，该企业的产品与同类童车形成了明显区分，拥有了更好的安全性能。所以在美国对中国童车加征关税时，它不仅未降价，反而提高售价，并对经销商表示不要就拉倒。可见技术创新和研发就是一个显著增强产品议价能力并抵御内卷的能力和手段。如果产品缺乏创新，企业只能在同一层面竞争，内卷也不可避免。

除了市场和技术因素，第三大原因在于制度与体制设计。必须通过改革体制、提供新的制度供给才能纠正内卷的倾向。这方面例子就比较多了，例如干部考核若仍主要关注产能或GDP，地方政府自然会追求扩张产能；产能扩张之后，内卷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所以如果需要推进“反内卷”政策，那么干部考核需转向高质量发展，避免单一指标导向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税制同样影响产能扩张。中国产能增长常常快于市场扩张，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税收主要按产能征收。增值税体制决定地方政府只有通过扩大产能，才能获得更多财政收入，这使得地方政府出于提升财政收入的逻辑，寻求扩大产能。若调整税制，比如让消费大省分享增值税，或将增值税部分转为消费税，这会让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市场与消费需求，不再单纯追求产能扩张，从而减少或缓解内卷。

综上，内卷的成因包括市场、技术和制度三方面。反内卷亦须从这三条路径着手，去产能只是市场供给侧的一种措施而已。

观察者网：当前，一些领域的“内卷式竞争”往往源于人为设置的制度壁垒和过高的交易成本（如地方保护、市场准入隐性限制、审批繁琐等）。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角度看，您认为哪些具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导致资源错配和“内卷”的根源？在破除这些壁垒、降低制度成本方面，最迫切需要推进的改革是什么？

刘志彪：这个题目很大，一下子回答不了，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涉及整个国家的体制改革问题，所以我只讲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中国地区间竞争是我国出现内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我简要提示一下。

中国的改革是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其中有一部分分权是向市场分权，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但是很多权力并没有完全下放给企业，而是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成为竞争主体。

但是地方政府是一个行政机构，不仅拥有行政与司法权，还掌握大量经济决策权。这种“三权合一”的格局，成为中国经济中一个壮观的景象。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快速增长的秘密和诀窍。

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在过去的短缺经济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展现出了极高的经济效率。因为当时处于产能不足、商品短缺的经济情况，所以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扩大投资和生产能力迅速缓解供给不足，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体制出现了一个问题。

自2000年初以来，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由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产品滞销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若仍以扩张产能为核心竞赛目标，就会导致产能增速必然长期高于市场需求增速，从而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乃至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产能过剩问题之所以未酿成严重危机，核心原因是虽然中国国内市场没有同步扩大，但由于产品性价比高，具有高竞争力，所以国外尤其是西方市场长期吸收了中国大量产能。尤其是疫情之后中国恢复较快，西方复苏迟缓，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缩的产能又被外需重新点燃，部分压力在西方市场里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释放。所以过去我们虽然有内卷，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现在内卷的严重状态和国内经济近年来的通货紧缩压力、美国对华的暴力关税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打压有关。这使得我国提出要从旧有发展格局向新发展格局转换，需要以内循环为主，打通国际国内双循环。

以内循环为主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今后的市场应以国内市场为主。未来的全球化，中国还是要搞，但是搞法和以前不一样。过去我们的市场在西方国家，所以我们叫“客场全球化”。现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搞“主场全球化”，用中国的市场去推动中国的增长，而且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做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市场要成长得更快，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内卷，不仅不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贡献，还会进一步让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内卷继续严重下去。所以我们说，中国需要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从短缺经济之后经历了国际国内一系列形势的变化，需要做出一系列改变。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政府是否还应该有那么大权力去支配和主导经济增长？我说得不一定对，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思考，过去那种以行政区划分推动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以产业政策为工具推动当地增长的路径是否仍能持续？

如果持续，哪些方面需要保留？哪些方面需要改革？我觉得我们到了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解决这个问题，行政区经济格局才能得到缓解，我们国家的内卷问题才能得到缓解。而且这不是一个内卷的问题，还有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问题。

当前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因素，正是行政区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这个格局对统一大市场的天然割裂，形成所谓的市场保护或者地方保护问题。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甚至司法权力干预经济发展的现象。可以说，地方政府三权合一已经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内卷。

譬如在招商引资方面，地方政府用很多手段结合起来，进行无底线补贴。现在这种现象受到了抑制，但是这种补贴现象只是改换了形式。过去是隐性补贴，现在是公开进行投资入股。这其实是把地方政府的财政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考虑。

建设统一大市场是中国未来的主要优势，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但在行政区经济格局背景下，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会遭遇很多阻碍，这也是中央近期频繁强调“五统一、一开放”的原因所在。“五统一”就是要建设统一大市场，但是行政区经济格局天然与统一大市场形成对立。

如果不从根本上削弱行政区经济格局，不推动地方产业政策的主导地位改革，我们不仅难以纾解内卷，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会面临诸多障碍。

记者：您刚刚提到，行政区经济格局以及各地的同质化产业政策和重复建设是资源浪费和内卷的重要推手。从您的理想角度看，我们应当如何建设、如何规划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顶层设计和信息共享机制？如何引导各地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协同化发展，从源头上减少低效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引发的恶性竞争？

刘志彪：这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差距。在我的理想设想中，地方政府应将部分经济权力适度下放给大型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让企业中的中坚骨干力量承担更多职能。

投资权和决策权不宜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握，地方政府投资权应主要用于公共设施和公益性强的项目。在盈利性较强的项目上，地方政府最好不要干预，把这些权力完全交给企业行使是比较合理的。

也就是说，过去中央下放给地方政府的部分经济权力应回归企业，该市场的归市场，该政府的归政府。地方政府应当专注于地方公共事务，回归政府职能，矫正过去过度市场化导致的职能错位。

另一方面，过去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一部分也应上收至中央。我们都知道，产业政策本来都是中央政府行使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很大的创新就是产业政策不光是中央政府行使，地方政府也可以行使。

地方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进行竞争曾取得很大成功，但如今地方政府过度使用产业政策已成为引发内卷、破坏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因素。未来，对于某些产业，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央政府层面，只能将部分产业政策制定权留给地方政府。

但究竟如何划分，我一时也说不清，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中央应该在数据市场流通规则、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算力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制定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实现统筹发展。

尤其是全国算力网络，你不能指望地方各自为政去搞“东数西算”之类的工程；这类基础设施必须靠中央来规划和推动。同样，有一些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重大战略性产业，它们的产业政策也不宜完全交给地方政府做，中央应负责基础性、前沿性的投资。

而对于盈利性强、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则可以交由地方甚至交给企业来做，这样的分工更为合理。不能把所有产业都归入中央主导，否则就会回到新的计划经济，这条路显然走不通。更多的是应该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发挥中央政府的积极性，一方面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还要发挥我们广大企业的积极性。

要充分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在民间，中国人充满了创造力。只要让他们放活，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就会一片光明；如果把他们卡死了，中国经济就会失去动力，也违背了改革精神。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数字经济标准及地方产品认证带来的复杂合规成本，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一系列产业正是当前急需关注的重点。我们都知道要把相关标准落实需要关注执法层面的问题。从您的角度看，我们在执法层面和执法政策方面需要有什么样的改革呢？

刘志彪：无论是为“反内卷”的角度还是从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服务的角度也罢，执法政策的核心都是竞争政策。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所有经济政策出台前都必须接受竞争政策的审核修订，才能贯彻执行。

未经竞争政策的审核修订，所有政策都不能马上发布。一旦违反竞争政策，所有政策都必须打回重审。这正是我国很早之前就提出的，“在经济政策中确立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真正含义。

未来竞争中，竞争政策也是最妥当的政策。只要严格贯彻竞争政策，就等于在法律层面落实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法律体系的目标。竞争政策主要是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平交易法”等方面构成的，构成对企业与政府如何参与竞争，如何行使职能做了系统性规范。

因此，在如何完善竞争政策及其司法执行方面，我的建议是，需要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适配，补足仍存的空缺。例如，现行竞争政策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力度偏弱、处罚不够严，应予加强。

反行政垄断，实质就是反对地方政府对地方尤其是对经济的随意干预，反对地方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比如在招投标领域的不当行为。这些在竞争政策里面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对于“反内卷”、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法理上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执行中央关于确立“竞争政策应成为经济政策基础”的指示，将竞争政策置于市场竞争的主导地位，进行考虑和执法。如此，中国的内卷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

记者：您刚刚多次强调“主场全球化”这一理念。放眼未来，中美之间大概率将继续朝着脱钩断链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切实推进主场全球化？我们都知道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巨大需求，却因购买力不足而难以释放；与此同时，欧美虽然拥有财富，却面临消费需求天花板，并且正在新增更多的产业政策排斥我国产品输入。基于这种现实，从国际视角出发，我们应该如何探索新时代主场全球化路径，如何同步构建相应的配套政策体系？

刘志彪：“主场全球化”与“客场全球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所依赖的市场不同。“客场全球化”主要利用西方市场，中国生产端在国内扮演“世界工厂”，投入和产出两端皆指向国外。这种模式在早期规模尚小的发展阶段可以行得通。但当中国经济体量、规模、影响和地位都显著提升后，一个大国经济发展完全依赖海外市场来推动增长肯定会遇到诸多问题。

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都应是满足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是如果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出口，那么发展的目标便与最终目标偏离。同时更根本的是，西方也不可能完全吸纳中国如此巨大的产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发展到现在为止应该要利用自己的不断成长的市场来发展自己，利用自己的市场来实现“主场全球化”。在这一新格局下，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能不能打通经济循环。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我们能不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如果我们把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视作两个不同的物体，那么只有当国内市场足够庞大并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之后，才能对国际市场产生足够的引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所谓的利用国内市场吸收国外资源发展壮大自己，然后利用国内统一市场推动企业向外走。

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落在国内是不是一个统一大市场上。所以多年来，我始终关注并倡导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可以说是研究这个领域比较早，乃至最早的一批人了。我也撰写了大量文章、媒体评论及政策报告，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我觉得我们国家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应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市场规则的统一阶段，其核心在于破除之前的行政格局，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开放与规则一致。这一阶段是第一步，是之后阶段的前提，也是最关键的基础。但光实现统一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建设。

我们国家市场建设的第二阶段应该是“壮大市场”。统一大市场的问题不仅在“统一”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市场要大”。统一是前提，大市场才是落脚点。那么要壮大市场，就必须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这个意思就是优化供需关系。

一方面，通过调整和升级供给结构，使之适应居民收入提升后更高层次、更多样的需求，从而扩大市场。另一方面，我们要把需求侧管理摆到突出位置，中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型之后，需求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原因很简单，在短缺经济时期，你的供给增量就是你的经济增量。因为市场决定了，你的东西不愁卖，只要生产出来就能销售；但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经济总量最终受制于“短板”，也就是你的需求量。你的供给可能大于它的需求，所以最后的经济规模直接与需求量相关。

所以需求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把需求端放在与供给结构调整同等重要的位置。过去我们一直在讲“供给创造需求”。这个话成不成立呢？我认为“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在两种情形下依然成立：

其一，在短缺经济中，只有先生产，市场才能有供应，才能运转；其二，对新产品而言，没有新产品的出现新的需求就不会出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供给创造需求。

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需求不变，仅靠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并不会扩大总需求，新增供给往往只是挤占了旧产品的份额，总需求能力并未增加。而要真正放大经济规模，就需要不断以形成新发展格局为目的、以做大市场为目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福利水平为中心扩大社会总体需求，推动以人民和消费为导向的市场壮大。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也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法论连在一起的。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已经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的常态，需要扩张总需求来扩张经济总量，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下，不扩张需求，供给就没法扩张。在过去中国的行政区经济格局下，“需求是一个慢变量，供给是一个快变量”。这和传统经济学是相反的。

在传统经济学中，“供给是慢变量、需求是快变量”，所以我们要进行短期需求管理，重点刺激供给来实现供需平衡。而在中国当前体制，供给是一个快变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产能上升速度有多快。无论是之前提到的新能源车、电池还是光伏，中国的供给都已经快速提升至世界的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我们的需求上不来，所以调节需求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取向。只有我们把需求侧管理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他们的产品更加对路才能让我们的市场更加壮大，这是第二阶段。

我国市场体系在完成规则统一并逐步做大之后，还需迈向第三阶段——由“大”转向“强”，形成所谓“强大的市场”。所谓“强”，指的是功能强大，不仅体现在规模与经济效益，更体现在市场功能的全面提升：能够更有效地调节资源分工、降低交易成本、优化企业布局，并通过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这些都是“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功能。

当然打造功能强大的市场是未来的重要方向，现在的政策的重点仍是将“统一市场”的改革及时转向“壮大市场”的改革。唯有同步推进统一与壮大市场，才能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反内卷”的进程中，让企业与民众获得更多实惠与满足，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

观察者网：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实现经济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需相互配套。当前我国正经历彻底的经济转型——从主要为欧美市场配套转向面向全球，尤其是面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国内市场，实现针对相关国家在市场与产能两方面进行配套。基于这一背景，您对货币或汇率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措施设计方面，有何建议？

刘志彪：我前面讲到，需求管理必须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调整供给结构，使其不断适应我们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行需求侧管理，需要通过更为宽松的需求管理来托底。

当前我们的PPI好像已连续三十多个月下行了，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宏观政策理应以宽松为主，通过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叠加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实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

至于如何实现具体的需求扩张，我就不展开了。但有一点需要强调，不少人担心财政、货币双宽松会引发通胀，其实我们离通胀还很远。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目前产能过剩，这不具备引发通胀的条件，供给端并不存在推高价格的条件；真有涨价苗头，宏观政策再收紧即可。

现在我们的政策再宽松一点不会引发严重通胀，因为我们处于产能过剩阶段。而且其实我们国家现在政策也比较宽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点进入流动性陷阱里，央行和财政出来的资金很难进入到实体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但是过去我们靠房地产将土地变现，政府再进行投资，资金才能周转。如今房地产市场不行了，土地财政几近失灵，政府手里没钱，资金循环随之断档。所以现在需要让资金循环起来。

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市场化，如果资本市场能够壮大起来，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然后推进投资也行。但是它是一个中长期任务，不能马上解决。所以建设资本市场调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但是他是一个中长期任务，不能马上解决，所以在现有情况下，你要刺激经济，就需要研究有效的经济政策，不仅要保持货币政策宽松，也要畅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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