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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31 08:59
时政

台湾在拜登政府帝国计划中的新含义

在美国方面,其实已经不存在“保卫台湾”这个任务了,也不存在“打台湾牌”这个游戏了。美西方要打击中国,打击的对象就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完整的“一个中国”,而不是存在“台湾独立”这个麻烦的“一个中国”,非如此,不能与世界帝国的战略相适应。
台湾在拜登政府帝国计划中的新含义
子政

■1月13日台湾地区选举的结果公布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当选者赖清德发出了一封简短但颇有深意的贺电。虽然再次用严格标准化的语句重申了美台“非官方关系”与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保持一致,并以《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南,但是中方仍然指出这份声明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违背美方所作的“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与布林肯的声明相呼应,美国拜登总统随后在回答关于台湾地区选举结果的记者提问时,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表态,也与拜登2022年11月在巴厘岛中美峰会中做出的、并在一年后旧金山中美峰会上再次重申的“五点承诺”相一致,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表面上看,这是围绕一个中国原则“模糊性”而展开的又一次文字游戏,并无新意。回顾历史,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50余年里,中国政府“一个中国原则”中固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含义得到了普遍认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完全主权这一含义,却一直都被模糊处理甚至被故意挑战,其中的操弄空间也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而时大时小。

但是,自7年前开始,随着美国大幅度改变其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史无前例地将中国确定为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头号竞争对手,台湾问题也随之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含义。自拜登政府任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步伐明显加快,构建新的世界帝国的战略计划日益清晰,台湾问题也被深入结合到其帝国计划当中并有了新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标准化表述,在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位总统口中,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意思了,已经大大有别于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各个时期了。毕竟,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对手和主要威胁并通过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转型进行全面应对,已经是一个被连续两届美国总统确定下来的重大现实,不可能被随口说出的几个重申或承诺所改变。围绕“一个中国原则”固有“模糊性”所展开的文字游戏,即使仍将继续下去,也越来越没有实际价值了。

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入分析拜登政府构建新的世界帝国的战略计划(以下简称帝国计划),理解台湾问题在这一计划中的新含义。

一、帝国计划起源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转型

帝国计划是拜登团队的杰作,但该计划的起源,却是特朗普推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大转型。

2017年12月,也就是特朗普主政11个月后,白宫发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与2015年2月那一版《国家安全战略》相对照,涉华部分的表述有了明显不同,两年前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我们仍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保持警惕,而且我们反对在解决领土争端中进行恐吓的任何做法。”新版是“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这一个修改意味着,经过了长达几十年围绕中美关系定位的反反复复,中国终于不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终于被确定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内,以2017年版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和紧随其后的五角大楼《美国国防战略》(U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为指南,在此后直到2019年11月的两年时间里,陆续又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2018年2月)、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美国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US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2018年12月)和美国国务院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U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2019年6月)等多个带有很强针对性的战略文件出台。

至此,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争论中主张遏制和对抗的一派(遏制派),最终取得了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空前的大胜,而主张通过与中国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使其成为“良善行为者”(benign actors)和“值得信赖的伙伴”(trustworthy partners)的一派(接触派)声音大减。考虑到遏制派关于中国威胁的观点和论据由来已久且一致性很强,可以预计,这一套言论演化成“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增。

2021年拜登接替特朗普主政白宫,新政府大范围推翻了前任政府的各项政策,但是却保持了对于这个战略大转型的继续推动。其说辞有二:其一,尽管上述战略文件是在特朗普任期内出台的,但并非特朗普及其同僚的工作成绩,背后其实是美国政府中一群政策制定方面的专业人士努力推进的一个连贯的议程,其结果被认为是“整个美国政府处理与中国之间战略竞争的蓝图的开始”;其二,虽然这些文件勾画出了清晰的战略,但特朗普并非是一个合格领导人,美国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几个战略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等,都不情愿配合特朗普的工作,这一战略的贯彻执行只能由拜登政府来领导。

就这样,尽管拜登本人直到2019年之前都不是一个对华鹰派,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还是在特朗普与拜登两个任期之间完成了一个继承。2021年初拜登开始其任期后,搭建了一个主要由对华鹰派人物组成的幕僚班子,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中国事务协调员杜如松等。正是在这些人的大力协助下,很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这一普遍认为不能指望特朗普来完成的任务,并以一种显著区别于特朗普团队的方式加速推进战略转型。

2021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利用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技术和意识形态力量,成为美国一个战略性的、紧逼性的、全球性的(a strategic, near-peer, global)竞争对手”,并责成拜登政府确保美国及其盟国“通过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流动等方式,不受限制地往来(印度-太平洋)地区,并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能支配该地区,也不能胁迫位于这一地区的邻国。”

一年之后,拜登政府发布了它自己的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的威胁描述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拥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北京雄心勃勃地在印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1]而同月晚些时候发布的2022年五角大楼《美国国防战略》中则明确表示,“(该报告)指示国防部采取紧急行动,维持和加强美国的威慑力,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本部门的主要挑战。”

拜登团队认为,由于特朗普肆意破坏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毫无章法地发动贸易战,危险地支持右翼极端主义势力,频频导致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甚至触发了“国内恐怖主义”,不仅削弱了美国对抗中国的能力,而且事实上进一步为中国扩大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因此,他的团队必须在这几个方面大大改变前任的做法,减少其中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更加有力地推进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战略。所以,无论拜登这三年多的任期与特朗普四年任期在其它方面的差别有多么大,但在对抗中国并让美国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这个大目标上,拜登实际上是在多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巩固了原计划。

正是连续两届美国总统接力式的推动,美国终于完成了这个被《经济学人》称之为的“自尼克松访华五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具戏剧性的突破”。由于无论是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这都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战略含义尚未全部展现出来。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方近年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不确定性”,而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美方这个战略“突破”。

二、帝国计划的形成和世界帝国的构建


帝国并非一个历史名词。理论上讲,帝国指的是一个在规模上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由众多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内部具有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其中的中心国家或民族通过其支配性地位主导其他边缘国家或民族。因此,只要带有这种结构的政治组织出现,无论它是否宣称自己是帝国,它实质上就是一个帝国。

中国学者强世功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人类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帝国扩张与争霸史,现代西方主权国家形态其实也是在帝国背景下诞生的,并将自身建构为殖民帝国或新型帝国主义。从更大的背景看,人类文明史乃是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的历史。因此,中美关系就不能被理解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与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关系。[2]

这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西方国家凭借其支配性地位维系了一个全球性的“中心-边缘”结构体系,当中心国家的支配力量严重不足,不得不日益依靠武力强行维护其全球统治地位时,无论决策层的本意如何,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和伙伴为其外围层的世界帝国体系就自动出现了。

拜登政府的帝国计划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这个新的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不是一个区域性帝国,不存在区域性帝国固有的地理边界,因此构建帝国的第一步就是划定整个帝国的无形边界。这个行动,体现在拜登政府在推动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时与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不同之处——与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协调与合作方面。

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写道:“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也是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强大而统一的北约、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以及我们在其他地区传统的安全伙伴关系,不仅能阻止侵略,还提供了加强国际秩序的互利合作平台。……美国是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全球大国。由于我们对其他地区的积极参与,我们在每个地区都变得更加强大。如果一个地区陷入混乱或被敌对势力统治,就会损害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利益。”[3]

表面上看,这个表述并无特别之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美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划定“我们”和“他们”之间边界的清晰表达,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家都会明白无误地接收到这一带有很强“选边站队”含义的重要讯息,并据此调整各自的立场和行动。

之所以说这一表述是“选边站队”信号,是因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在将中国确立为主要威胁和头号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分别赋予了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和暴力极端组织(VEOs)以相应的威胁等级,并制定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而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强大而统一的北约”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对俄罗斯的大力排斥,“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盟”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对中国的全面围堵,而“我们在其他地区传统的安全伙伴关系”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对朝鲜、伊朗等国以及各种“暴力极端组织”的强行压制,所以它是一个套用了防御性话语的进攻信号表达。真正要表达的含义是:

美西方帝国开始划定无形边界,1)在全球范围内明确、精准地划分出“我们”与“他们”;2)在热点地区的冲突中毫不犹豫地“选边站队”,不惜诉诸武力维护“我们”的利益,打击属于“他们”的对手;3)在属于“我们”的各国之间加强内部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来自“他们”的挑战。

这个行动被中国政府形象地称之为“筑墙设垒”。美西方之所以在俄乌战争中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之所以在巴以冲突中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打击,之所以在西太平洋不断加强军事存在并对台湾和菲律宾提供支持,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和南海冲突做准备,无不是世界帝国诉诸武力确定其无形边界的具体体现。

2023年全年,是拜登政府帝国计划加快推进的一年。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23年1月9日出台的第三次北约-欧盟联合声明,该声明释放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在2023年5月接受采访时针对这份联合声明指出: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正在按照“这个世界的秩序必须以确保西方10亿人的安全和福祉的方式重建”的设想开展行动。他这一解读的根据是该联合声明第9款,即:我们将进一步调动我们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或军事手段,以实现我们的符合我们10亿公民利益的共同目标。[4]

此后的几个月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甚至菲律宾等几个自认为是“盟国和伙伴”的国家在反华方面争相表现、动作频频,即可解读为它们都已对这一新的战略心领神会,积极向帝国靠拢,不再采取模糊或摇摆的立场。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三方戴维营会谈之后发布的“戴维营精神”三方联合声明。该声明基本上是1月北约-欧盟第三次联合声明在印太地区的复制,与后者关于“我们10亿公民”的表述相对应的表述是:我们将加强美日、美韩同盟战略协作,推动三边安全合作迈上新台阶。当我们共同踏入这个新时代时,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将成为我们的指南,一个自由开放的、让我们5亿人民安全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将成为我们的集体目标。[5]

其中的信号也十分明确,就是用“共同价值观”划线,将“我们5亿人民”从印太地区中分离出来,作为“帝国人民”维护其安全与繁荣,同时将其他几十亿人作为反对和打击的对象。这是继大西洋地区的划界行动之后,在印太地区的又一个划界行动。

在10月20日发布的2023年美国-欧盟联合声明中,措辞更加直截了当,在第一条的第一段就使用了“代表将近8亿公民”的表述:美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代表着近8亿公民,我们通过价值观团结在一起,并通过地球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重申我们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承诺,为我们所有的人民带来好处。[6]

结合起来看,这就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分别在欧盟、北约和日韩等不同方向上划出的、包括了10亿“帝国人民”的帝国边界。新生的世界帝国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1. 它不是区域性的,而是通过海洋航路的连接分布在全球不同大陆;2. 它不是包容和开放的,而是通过人为设定的“共同的价值观”构成的一个排他和封闭的圈子;3. 它不是以经济、文化、民族或地缘为联结纽带的,而是以美国作为核心国家通过其全球霸权获得支撑。因此,人们一定不能再将其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主权国家联盟看待,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具有21世纪特征的、无形的世界帝国。

三、台湾问题的新含义

根据这些联合声明,以及美西方国家间以及与盟国间的一系列多边和双边协定,可以大致上勾画出这个正在形成中的美西方世界帝国的基本轮廓,即一个包括内外四层的同心圆结构。

第一层是核心层,就是美国这个当今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作为当今世界唯一拥有美军、美元和美媒等多个霸权支柱的超级大国,它是美西方世界帝国无可挑战的核心。

第二层是紧密层,由美国之外的4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它们与美国之间通过“五眼联盟”(The Five Eyes Alliance)、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多边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盟关系。

第三层是半紧密层,由欧盟各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组成,它们与美国之间分别通过北约、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正在形成的美日韩“三眼联盟”、美国-以色列特殊关系等多边和双边安排保持紧密的联盟关系。

第四层是外围层,由多个与美国签有多边或双边防务协定的非北约盟国组成,其中多边协定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里约集团等,双边协定所涉及的包括在大中东地区美国的多个非北约盟国,在中东欧的乌克兰,在东亚的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台湾地区等。在2021年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边安全对话”(QUAD)形成之后,印度也被部分地结合到了外围层当中。

这一新兴的美西方世界帝国正是拜登政府帝国计划的产物,一旦完全成型,它就是一个凌驾一切的帝国霸权。如果说传统的霸权是基于支配关系的,那么这一帝国霸权则是基于敌我划分的,其主导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都将大为不同。

台湾问题的性质变化和新含义的出现,就是这个新的全球战略形势的产物。

自台海两岸出现分治局面以来,台湾就成了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颗棋子,但是这颗棋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大不相同的作用。在冷战时期,台湾被美国当作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前沿阵地,是美国要花大力气保卫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被美国当作制约中国、敲打中国的一张王牌,通过时松时紧的对台政策推动中国一步步走入美国为中国安排的轨道。但是,在美国将中国确定为头号威胁和主要对手之后,台湾的作用则大不一样了。由于美国最新的对华战略是试图通过建构多层结构的世界帝国来集中力量打败中国,那么,台湾就必须在打败中国这个新的目标中扮演角色、发挥作用。

从美国方面看,单纯的保卫台湾或者打台湾牌都不再是其新的对华战略的一部分了,这颗棋子必须要起到类似于中东方向上的以色列或者东欧方向上的乌克兰这种更大的地缘战略作用。非如此,不能与美国新的对华战略和全球战略相适应。

由于美台之间《台湾关系法》的存在,无论台湾自身愿意不愿意,它已经自动成为了正在构建中的美西方世界帝国的一个外围成员,在帝国多层结构的最外层占据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与台湾自身的安全保障无关,与台湾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也无关,其真实的地位只有一个——与中国正面冲突的最前线。

在当今世界,与台湾这个地位最为相近的,正是深陷战争泥潭当中的乌克兰——第一,同样是非北约盟友;第二,同样是位于帝国多层结构的最外层;第三,同样是与主要对手国家正面冲突的最前线。更为凶险的是,第四,同样被美国的国内军援法案以协防的名义紧紧绑在了美西方的战车上;第五,同样被美国输出的所谓价值观彻底清零了独立思考能力以至于心甘情愿地奔赴自我毁灭之路。

事实上,美西方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性打击的这一套,也正在台湾全套上演——第一步是收紧战略包围圈,像北约东扩那样一点点挤压中国的安全边界;第二步是渐进式地极限施压,像乌克兰颜色革命那样在台湾制造分裂和动乱;第三步是一直等到中国忍无可忍不得不做出强力反击后立即抓住口实,给中国戴上侵略者和破坏和平稳定的大帽子并借此展开对中国的战略打击。

美西方世界帝国天然带有侵略的本质,在它眼中,除它之外的所有“低等”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应该有主权边界的,都是可以自由进出的;但它却又宣称自己代表和平、稳定和秩序并据此获得合法性。正是由于这个内在悖论,迫使它在发起侵略行动之前必须要披上反侵略和维护和平的外衣。因此,上述的三部曲几乎就是美西方帝国发动战争的固定程序,俄乌战争的爆发是这个程序,巴以冲突的爆发也是这个程序,其中都包含了渐进式的极限施压和对手的忍无可忍这个重要环节。当前的台湾局势显示出,同样的程序也正在执行当中。

这是中国在台湾方向上面临的一个严峻局势。虽然中国通过大力增强综合实力正在逐步赢得控制局面的主动权,但利用台湾这颗棋子渐进推动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一固定程序的操作权仍在美西方世界帝国手中。因为这个帝国仍然拥有多种手段在台湾制造事端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直至中国忍无可忍。

之所以美西方主动制造事端的手段很多,从来不缺,答案在美国关于战略转型的文件中即可找到。在2022年2月的新版《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中,关于中国对印太地区的威胁是这样描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和侵略行为遍及全球,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最为严重。从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到与印度在实际控制线上的冲突,到对台湾施加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对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周边邻国的欺凌。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承担了中国有害行为的很大成本。[7]

从中可以看到,一旦美西方开始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对付其战略对手时,对手国家哪怕只是对自身利益进行了最起码的捍卫,也会被认定为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被指控为主动侵略。在这种情况下,美西方启动开战程序,甚至根本不用等到中国忍无可忍被迫反击。

台湾问题的新含义,就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战略背景下自然而然产生的。回顾历史,在最近50年里,美国的确有不少时期将中国当作“战略伙伴”看待,而伙伴关系中也一直掺杂有很多复杂的考虑。小布什总统第二个任期内将中美关系用四个C——Candid,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和Complicated——来描述,就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但是,伴随着美国安全战略的大转型和世界帝国的出现,中国这个“战略伙伴”最终变成了“战略竞争者”,原本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最终位于激烈竞争关系的简单化和极端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一个中国原则”和“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也将失去其中“坦率”、“建设”、“合作”和“复杂”等含义,只剩下在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并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击这个总目标中的单纯含义了。

所以,结论很清楚:在美国方面,其实已经不存在“保卫台湾”这个任务了,也不存在“打台湾牌”这个游戏了。美西方要打击中国,打击的对象就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完整的“一个中国”,而不是存在“台湾独立”这个麻烦的“一个中国”,非如此,不能与世界帝国的战略相适应。

为什么台湾的岛内政治和选举结果越来越不重要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和保证越来越没有价值了?为什么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国内事务了?不过都是因为台湾问题的含义已经完全变了。

归根结底,“一个中国原则”靠外人的承诺和保证是无法落实的,还是要由中国人自己通过实际行动来实行。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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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林肯的声明相呼应,美国拜登总统随后在回答关于台湾地区选举结果的记者提问时,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表态,也与拜登2022年11月在巴厘岛中美峰会中做出的、并在一年后旧金山中美峰会上再次重申的“五点承诺”相一致,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表面上看,这是围绕一个中国原则“模糊性”而展开的又一次文字游戏,并无新意。回顾历史,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50余年里,中国政府“一个中国原则”中固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含义得到了普遍认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完全主权这一含义,却一直都被模糊处理甚至被故意挑战,其中的操弄空间也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而时大时小。

但是,自7年前开始,随着美国大幅度改变其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史无前例地将中国确定为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头号竞争对手,台湾问题也随之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含义。自拜登政府任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步伐明显加快,构建新的世界帝国的战略计划日益清晰,台湾问题也被深入结合到其帝国计划当中并有了新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标准化表述,在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位总统口中,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意思了,已经大大有别于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各个时期了。毕竟,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对手和主要威胁并通过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转型进行全面应对,已经是一个被连续两届美国总统确定下来的重大现实,不可能被随口说出的几个重申或承诺所改变。围绕“一个中国原则”固有“模糊性”所展开的文字游戏,即使仍将继续下去,也越来越没有实际价值了。

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入分析拜登政府构建新的世界帝国的战略计划(以下简称帝国计划),理解台湾问题在这一计划中的新含义。

一、帝国计划起源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转型

帝国计划是拜登团队的杰作,但该计划的起源,却是特朗普推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大转型。

2017年12月,也就是特朗普主政11个月后,白宫发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与2015年2月那一版《国家安全战略》相对照,涉华部分的表述有了明显不同,两年前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我们仍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保持警惕,而且我们反对在解决领土争端中进行恐吓的任何做法。”新版是“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这一个修改意味着,经过了长达几十年围绕中美关系定位的反反复复,中国终于不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终于被确定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内,以2017年版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和紧随其后的五角大楼《美国国防战略》(U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为指南,在此后直到2019年11月的两年时间里,陆续又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2018年2月)、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美国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US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2018年12月)和美国国务院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U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2019年6月)等多个带有很强针对性的战略文件出台。

至此,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争论中主张遏制和对抗的一派(遏制派),最终取得了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空前的大胜,而主张通过与中国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使其成为“良善行为者”(benign actors)和“值得信赖的伙伴”(trustworthy partners)的一派(接触派)声音大减。考虑到遏制派关于中国威胁的观点和论据由来已久且一致性很强,可以预计,这一套言论演化成“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增。

2021年拜登接替特朗普主政白宫,新政府大范围推翻了前任政府的各项政策,但是却保持了对于这个战略大转型的继续推动。其说辞有二:其一,尽管上述战略文件是在特朗普任期内出台的,但并非特朗普及其同僚的工作成绩,背后其实是美国政府中一群政策制定方面的专业人士努力推进的一个连贯的议程,其结果被认为是“整个美国政府处理与中国之间战略竞争的蓝图的开始”;其二,虽然这些文件勾画出了清晰的战略,但特朗普并非是一个合格领导人,美国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几个战略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等,都不情愿配合特朗普的工作,这一战略的贯彻执行只能由拜登政府来领导。

就这样,尽管拜登本人直到2019年之前都不是一个对华鹰派,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还是在特朗普与拜登两个任期之间完成了一个继承。2021年初拜登开始其任期后,搭建了一个主要由对华鹰派人物组成的幕僚班子,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中国事务协调员杜如松等。正是在这些人的大力协助下,很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这一普遍认为不能指望特朗普来完成的任务,并以一种显著区别于特朗普团队的方式加速推进战略转型。

2021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利用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技术和意识形态力量,成为美国一个战略性的、紧逼性的、全球性的(a strategic, near-peer, global)竞争对手”,并责成拜登政府确保美国及其盟国“通过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流动等方式,不受限制地往来(印度-太平洋)地区,并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能支配该地区,也不能胁迫位于这一地区的邻国。”

一年之后,拜登政府发布了它自己的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的威胁描述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拥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北京雄心勃勃地在印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1]而同月晚些时候发布的2022年五角大楼《美国国防战略》中则明确表示,“(该报告)指示国防部采取紧急行动,维持和加强美国的威慑力,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本部门的主要挑战。”

拜登团队认为,由于特朗普肆意破坏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毫无章法地发动贸易战,危险地支持右翼极端主义势力,频频导致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甚至触发了“国内恐怖主义”,不仅削弱了美国对抗中国的能力,而且事实上进一步为中国扩大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因此,他的团队必须在这几个方面大大改变前任的做法,减少其中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更加有力地推进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战略。所以,无论拜登这三年多的任期与特朗普四年任期在其它方面的差别有多么大,但在对抗中国并让美国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这个大目标上,拜登实际上是在多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巩固了原计划。

正是连续两届美国总统接力式的推动,美国终于完成了这个被《经济学人》称之为的“自尼克松访华五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具戏剧性的突破”。由于无论是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这都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战略含义尚未全部展现出来。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方近年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不确定性”,而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美方这个战略“突破”。

二、帝国计划的形成和世界帝国的构建


帝国并非一个历史名词。理论上讲,帝国指的是一个在规模上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由众多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内部具有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其中的中心国家或民族通过其支配性地位主导其他边缘国家或民族。因此,只要带有这种结构的政治组织出现,无论它是否宣称自己是帝国,它实质上就是一个帝国。

中国学者强世功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人类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帝国扩张与争霸史,现代西方主权国家形态其实也是在帝国背景下诞生的,并将自身建构为殖民帝国或新型帝国主义。从更大的背景看,人类文明史乃是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的历史。因此,中美关系就不能被理解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与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关系。[2]

这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西方国家凭借其支配性地位维系了一个全球性的“中心-边缘”结构体系,当中心国家的支配力量严重不足,不得不日益依靠武力强行维护其全球统治地位时,无论决策层的本意如何,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和伙伴为其外围层的世界帝国体系就自动出现了。

拜登政府的帝国计划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这个新的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不是一个区域性帝国,不存在区域性帝国固有的地理边界,因此构建帝国的第一步就是划定整个帝国的无形边界。这个行动,体现在拜登政府在推动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时与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不同之处——与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协调与合作方面。

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写道:“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也是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强大而统一的北约、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以及我们在其他地区传统的安全伙伴关系,不仅能阻止侵略,还提供了加强国际秩序的互利合作平台。……美国是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全球大国。由于我们对其他地区的积极参与,我们在每个地区都变得更加强大。如果一个地区陷入混乱或被敌对势力统治,就会损害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利益。”[3]

表面上看,这个表述并无特别之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美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划定“我们”和“他们”之间边界的清晰表达,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家都会明白无误地接收到这一带有很强“选边站队”含义的重要讯息,并据此调整各自的立场和行动。

之所以说这一表述是“选边站队”信号,是因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在将中国确立为主要威胁和头号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分别赋予了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和暴力极端组织(VEOs)以相应的威胁等级,并制定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而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强大而统一的北约”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对俄罗斯的大力排斥,“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盟”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对中国的全面围堵,而“我们在其他地区传统的安全伙伴关系”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对朝鲜、伊朗等国以及各种“暴力极端组织”的强行压制,所以它是一个套用了防御性话语的进攻信号表达。真正要表达的含义是:

美西方帝国开始划定无形边界,1)在全球范围内明确、精准地划分出“我们”与“他们”;2)在热点地区的冲突中毫不犹豫地“选边站队”,不惜诉诸武力维护“我们”的利益,打击属于“他们”的对手;3)在属于“我们”的各国之间加强内部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来自“他们”的挑战。

这个行动被中国政府形象地称之为“筑墙设垒”。美西方之所以在俄乌战争中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之所以在巴以冲突中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打击,之所以在西太平洋不断加强军事存在并对台湾和菲律宾提供支持,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和南海冲突做准备,无不是世界帝国诉诸武力确定其无形边界的具体体现。

2023年全年,是拜登政府帝国计划加快推进的一年。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23年1月9日出台的第三次北约-欧盟联合声明,该声明释放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在2023年5月接受采访时针对这份联合声明指出: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正在按照“这个世界的秩序必须以确保西方10亿人的安全和福祉的方式重建”的设想开展行动。他这一解读的根据是该联合声明第9款,即:我们将进一步调动我们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或军事手段,以实现我们的符合我们10亿公民利益的共同目标。[4]

此后的几个月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甚至菲律宾等几个自认为是“盟国和伙伴”的国家在反华方面争相表现、动作频频,即可解读为它们都已对这一新的战略心领神会,积极向帝国靠拢,不再采取模糊或摇摆的立场。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三方戴维营会谈之后发布的“戴维营精神”三方联合声明。该声明基本上是1月北约-欧盟第三次联合声明在印太地区的复制,与后者关于“我们10亿公民”的表述相对应的表述是:我们将加强美日、美韩同盟战略协作,推动三边安全合作迈上新台阶。当我们共同踏入这个新时代时,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将成为我们的指南,一个自由开放的、让我们5亿人民安全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将成为我们的集体目标。[5]

其中的信号也十分明确,就是用“共同价值观”划线,将“我们5亿人民”从印太地区中分离出来,作为“帝国人民”维护其安全与繁荣,同时将其他几十亿人作为反对和打击的对象。这是继大西洋地区的划界行动之后,在印太地区的又一个划界行动。

在10月20日发布的2023年美国-欧盟联合声明中,措辞更加直截了当,在第一条的第一段就使用了“代表将近8亿公民”的表述:美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代表着近8亿公民,我们通过价值观团结在一起,并通过地球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重申我们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承诺,为我们所有的人民带来好处。[6]

结合起来看,这就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分别在欧盟、北约和日韩等不同方向上划出的、包括了10亿“帝国人民”的帝国边界。新生的世界帝国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1. 它不是区域性的,而是通过海洋航路的连接分布在全球不同大陆;2. 它不是包容和开放的,而是通过人为设定的“共同的价值观”构成的一个排他和封闭的圈子;3. 它不是以经济、文化、民族或地缘为联结纽带的,而是以美国作为核心国家通过其全球霸权获得支撑。因此,人们一定不能再将其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主权国家联盟看待,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具有21世纪特征的、无形的世界帝国。

三、台湾问题的新含义

根据这些联合声明,以及美西方国家间以及与盟国间的一系列多边和双边协定,可以大致上勾画出这个正在形成中的美西方世界帝国的基本轮廓,即一个包括内外四层的同心圆结构。

第一层是核心层,就是美国这个当今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作为当今世界唯一拥有美军、美元和美媒等多个霸权支柱的超级大国,它是美西方世界帝国无可挑战的核心。

第二层是紧密层,由美国之外的4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它们与美国之间通过“五眼联盟”(The Five Eyes Alliance)、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多边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盟关系。

第三层是半紧密层,由欧盟各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组成,它们与美国之间分别通过北约、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正在形成的美日韩“三眼联盟”、美国-以色列特殊关系等多边和双边安排保持紧密的联盟关系。

第四层是外围层,由多个与美国签有多边或双边防务协定的非北约盟国组成,其中多边协定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里约集团等,双边协定所涉及的包括在大中东地区美国的多个非北约盟国,在中东欧的乌克兰,在东亚的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台湾地区等。在2021年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边安全对话”(QUAD)形成之后,印度也被部分地结合到了外围层当中。

这一新兴的美西方世界帝国正是拜登政府帝国计划的产物,一旦完全成型,它就是一个凌驾一切的帝国霸权。如果说传统的霸权是基于支配关系的,那么这一帝国霸权则是基于敌我划分的,其主导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都将大为不同。

台湾问题的性质变化和新含义的出现,就是这个新的全球战略形势的产物。

自台海两岸出现分治局面以来,台湾就成了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颗棋子,但是这颗棋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大不相同的作用。在冷战时期,台湾被美国当作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前沿阵地,是美国要花大力气保卫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被美国当作制约中国、敲打中国的一张王牌,通过时松时紧的对台政策推动中国一步步走入美国为中国安排的轨道。但是,在美国将中国确定为头号威胁和主要对手之后,台湾的作用则大不一样了。由于美国最新的对华战略是试图通过建构多层结构的世界帝国来集中力量打败中国,那么,台湾就必须在打败中国这个新的目标中扮演角色、发挥作用。

从美国方面看,单纯的保卫台湾或者打台湾牌都不再是其新的对华战略的一部分了,这颗棋子必须要起到类似于中东方向上的以色列或者东欧方向上的乌克兰这种更大的地缘战略作用。非如此,不能与美国新的对华战略和全球战略相适应。

由于美台之间《台湾关系法》的存在,无论台湾自身愿意不愿意,它已经自动成为了正在构建中的美西方世界帝国的一个外围成员,在帝国多层结构的最外层占据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与台湾自身的安全保障无关,与台湾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也无关,其真实的地位只有一个——与中国正面冲突的最前线。

在当今世界,与台湾这个地位最为相近的,正是深陷战争泥潭当中的乌克兰——第一,同样是非北约盟友;第二,同样是位于帝国多层结构的最外层;第三,同样是与主要对手国家正面冲突的最前线。更为凶险的是,第四,同样被美国的国内军援法案以协防的名义紧紧绑在了美西方的战车上;第五,同样被美国输出的所谓价值观彻底清零了独立思考能力以至于心甘情愿地奔赴自我毁灭之路。

事实上,美西方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性打击的这一套,也正在台湾全套上演——第一步是收紧战略包围圈,像北约东扩那样一点点挤压中国的安全边界;第二步是渐进式地极限施压,像乌克兰颜色革命那样在台湾制造分裂和动乱;第三步是一直等到中国忍无可忍不得不做出强力反击后立即抓住口实,给中国戴上侵略者和破坏和平稳定的大帽子并借此展开对中国的战略打击。

美西方世界帝国天然带有侵略的本质,在它眼中,除它之外的所有“低等”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应该有主权边界的,都是可以自由进出的;但它却又宣称自己代表和平、稳定和秩序并据此获得合法性。正是由于这个内在悖论,迫使它在发起侵略行动之前必须要披上反侵略和维护和平的外衣。因此,上述的三部曲几乎就是美西方帝国发动战争的固定程序,俄乌战争的爆发是这个程序,巴以冲突的爆发也是这个程序,其中都包含了渐进式的极限施压和对手的忍无可忍这个重要环节。当前的台湾局势显示出,同样的程序也正在执行当中。

这是中国在台湾方向上面临的一个严峻局势。虽然中国通过大力增强综合实力正在逐步赢得控制局面的主动权,但利用台湾这颗棋子渐进推动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一固定程序的操作权仍在美西方世界帝国手中。因为这个帝国仍然拥有多种手段在台湾制造事端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直至中国忍无可忍。

之所以美西方主动制造事端的手段很多,从来不缺,答案在美国关于战略转型的文件中即可找到。在2022年2月的新版《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中,关于中国对印太地区的威胁是这样描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和侵略行为遍及全球,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最为严重。从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到与印度在实际控制线上的冲突,到对台湾施加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对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周边邻国的欺凌。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承担了中国有害行为的很大成本。[7]

从中可以看到,一旦美西方开始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对付其战略对手时,对手国家哪怕只是对自身利益进行了最起码的捍卫,也会被认定为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被指控为主动侵略。在这种情况下,美西方启动开战程序,甚至根本不用等到中国忍无可忍被迫反击。

台湾问题的新含义,就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战略背景下自然而然产生的。回顾历史,在最近50年里,美国的确有不少时期将中国当作“战略伙伴”看待,而伙伴关系中也一直掺杂有很多复杂的考虑。小布什总统第二个任期内将中美关系用四个C——Candid,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和Complicated——来描述,就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但是,伴随着美国安全战略的大转型和世界帝国的出现,中国这个“战略伙伴”最终变成了“战略竞争者”,原本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最终位于激烈竞争关系的简单化和极端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一个中国原则”和“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也将失去其中“坦率”、“建设”、“合作”和“复杂”等含义,只剩下在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并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击这个总目标中的单纯含义了。

所以,结论很清楚:在美国方面,其实已经不存在“保卫台湾”这个任务了,也不存在“打台湾牌”这个游戏了。美西方要打击中国,打击的对象就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完整的“一个中国”,而不是存在“台湾独立”这个麻烦的“一个中国”,非如此,不能与世界帝国的战略相适应。

为什么台湾的岛内政治和选举结果越来越不重要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和保证越来越没有价值了?为什么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国内事务了?不过都是因为台湾问题的含义已经完全变了。

归根结底,“一个中国原则”靠外人的承诺和保证是无法落实的,还是要由中国人自己通过实际行动来实行。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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