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03 17:18
艺术风尚
泰勒·斯威夫特：被低估与误读的创作天才
泰勒·斯威夫特：被低估与误读的创作天才
她不只是流行歌手，更是一名天赋非凡的创作者，用词和曲的精妙巧思唤起听者的广泛共鸣。正所谓，曲高未必和寡。
Stephanie B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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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承诺，她于10月3日发行的新专辑《星梦浮生》(The Life of a Showgirl)将是一场“欢愉、不羁和激烈”的盛宴，是比去年《苦难诗社》(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更为昂扬”的续章。作为同时也是“霉粉(Swiftie)”的一名文学评论者，我对此充满期待。与此同时，一个熟悉的疑问萦绕心头：这一次，评论界又将如何落笔？她能否收获自己——不是作为名人或特拉维斯·凯尔西(Travis Kelce)的未婚妻，而是作为才思卓绝、笔触细腻的创作者——应得的关注？
我第一次记住斯威夫特的作品是在2010年，当时我站在一家杂货店收银台前晃眼的灯光中排队结账（买的似乎是牙膏），听到了《你属于我》(You Belong With Me)这首歌。班卓琴的乐声丝丝入耳，哀婉而又笃定的唱腔直击我的心扉。我立刻渴望反复聆听，进而探寻究竟是是哪位艺术家谱写出了如此匠心独运，堪称完美的歌曲。副歌中摇曳往复的三和弦(“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译：她穿短裙，而我穿T恤)，贯穿过渡桥段的灵动切分(“I’m the one who makes you laugh/ When you know you’re ‘bout to cry”，译：当你清楚自己快要哭出来时/我才是能让你笑的人)——所有这些都让我感慨，上乘之作就该如此。
从那时起，我开始卸下过往品味中那份不自知的傲慢。我以教授和评述诗歌为业，致力于解读艰深复杂的艺术作品，从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到当代都涵盖其中。在斯威夫特之前，我所钟情的流行乐大抵来自一些未能大热的独立音乐人。我喜欢他们的乖张怪诞：因为我与之感同身受。
收银台前的那天过后，我对旧时诗人或独立乐队的喜爱并未减少，但对斯威夫特的倾心或许更甚。可能是她的歌点醒了我——可能我的确需要这样的点醒——即便在今时今日，大众的追捧和词曲的精妙也可融于一体，并行不悖。
从《红》(Red)到《名誉》(Reputation)再到《恋人》(Lover)，当我反复聆听她的诸多专辑之后，这一信念愈发坚定。到2020年初看完官方授权纪录片《美利坚女士》（Miss Americana）之后，我觉得已经可以给自己贴上“霉粉”的标签了。因此，当2023年哈佛学子问我可否为其撰写斯威夫特相关论文提供帮助时，我便开设了“泰勒·斯威夫特与她的世界”这门课程。未曾想这竟吸引了200名学生申请，更成了国际新闻。NBC电视台还派来摄制组，为其《今日秀》(Today Show)栏目报道取材。
这堂课审视了斯威夫特的双重身份：她既是深谙经营之道的事业塑造者，也是一位作家。近20年来——从她第一张专辑的采访算起——她一直在向世人宣告，词曲作者是她最重要的身份。她演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作品；而精进唱功、坚持完成三个多小时的舞台演出，皆是她为作品护航的毕生之役。因此我们研究斯威夫特的遣词造句，考据其阅读谱系，如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蝴蝶梦》(Rebecca)，并探讨她的歌词如何与那些逝去已久的作家的作品遥相呼应，如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越是细究，就越能发现她建构歌曲的巧思。在《覆水难收》(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中，词句和旋律巧妙堆叠，情感浓度也随之攀升，从真切的焦躁到毫不掩饰的辛辣反讽（“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译：我真怀念你总在找茬吵架的样子），直至刺耳而悸动的节拍与她内心的怒火同频共振。她在过渡桥段中由唱转述（“I mean, this is exhausting, you know?”，译：我是说，这实在太心累了，你懂吗？），仿佛心力交瘁，再无意——哪怕是佯装——置身于一首情歌的虚妄，然后在副歌响起时又切回唱腔，尽显力量。她与联合制作人马克斯·马丁(Max Martin)和希尔贝克(Shellback)都深谙舞曲流行乐范式，故能在两句唱白间将其解构，转瞬又让一切回归正轨。
若论她近年的创作功力，不妨一听2024年那首剖白其舞台生涯的《带着破碎的心前行》(I Can 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中的自省式独白。第一段主歌便是“The lights reflect sequined stars off her silhouette every night（夜夜灯火，为她的剪影缀满闪烁星光）”，无怪乎歌迷皆以为“ “she’s having the time of her life（她正享尽此生良辰）”。但她当然并非如此：主歌末句的“I can show you lies（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谎言）”，用“谎言”置换了听众以为会出现的“理由”。她必须对我们伪装，内心支离破碎，却在台前扮演欢愉。她渴望我们窥见真实——她的忧伤，以及她从未停歇的努力：“I hold my breath/ And I’ve been doing it since he left（我屏住呼吸/自他离去，日日如此）。”
如果你敢，可以试试（像我一样）在KTV唱这首歌：你将会发现其演绎之艰难，在那潮水般涌来的主歌中，她对气息的掌控恰如她在舞台上必须修炼而得的自我控制。这首歌触动了每一个年龄段的听者，他们在成长中无不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去扮演老师、上司或伴侣期许的角色。难怪斯威夫特在掷地有声的落笔中写道，没有人能“try and come for my job（尝试挑战我的位置）”。或者，至少是没人能够胜任她的角色。
斯威夫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然而这声名大多附着于她的形象、恋情、粉丝乃至商业头脑。为何她锻造词曲的匠心（毕竟这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却未能获得同等瞩目？
答案之一就在于我们看待歌与唱的视角。我们是在学校之外——在车里、在卧室里戴着耳机、在派对上——学会喜爱这些音乐的，或因此就未能赋予歌曲创作与小说、交响乐等艺术同等的尊崇。即便是我们之中对流行歌曲心怀敬意者，也可能将其与其他艺术混为一谈。当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辈英语教授便常被问及：迪伦真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吗？他不是（尽管他出版过诗作），也非剧作大家。他创作的是伟大的文学性歌曲，而歌曲艺术价值的沉淀，往往需要更漫长的岁月。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将迪伦誉为天才已是寻常论调。但为何我们鲜少听闻这一桂冠被加冕于斯威夫特之身？原因之一在于，她从未假装自己是在凭空缔造全新的艺术形式。恰恰相反，她的成就是对前人遗产的重塑。
20世纪现代主义坚持认为，伟大艺术必在破旧立新，一位“苦难诗人”（打个比方）必须与过去进行某种尖锐而具有破坏性的决裂。想想画家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那溅满无畏而痛苦的颜料的画布，亦或艾伦·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笔下那些“头顶天使光环的嬉皮士(angelheaded hipsters)”，如何“被疯狂、饥饿、歇斯底里、赤身裸体所摧毁”。若以此为衡量伟大的标准，那另一种艺术便极易被低估——它先以亲和引人入胜，再以深度启人思考。
斯威夫特创造的恰是这种艺术。《苦难诗社》便是为她那脆弱、坦诚、从不回避的艺术风格正名，以对抗“苦难诗人”们孤芳自赏、故作高深、愤世嫉俗的姿态。在《黯犬》(The Black Dog)一曲中，心碎的歌者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她的感受：“I just don’t understand…How you don’t miss me/In the shower/And remember/How my rain-soaked body was shaking（我只是不解……你怎能不想念我/当沐浴之时/又怎能忘却/我那被雨浸湿的身体是如何颤抖）”。
斯威夫特亦乐于与其他创作者合作。除了《爱的告白》(Speak Now)，她的所有专辑皆是独立创作与合作成果的交融，辉映着合作者的才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和《无畏》(Fearless)中凝练的纳什维尔曲式便出自当地资深音乐人利兹·罗斯(Liz Rose)的手笔。《1989》中的热门舞曲则由瑞典流行乐巧匠马丁操刀，他也曾是后街男孩(Backstreet Boys)的热单缔造者。《民间故事》(Folklore)和《永恒故事》(Evermore)中疫情时代的幽居之寂与精妙原声则得益于亚伦·德斯纳(Aaron Dessner)的贡献，他在充满思辨和忧郁气质的独立乐队The National中担任吉他和钢琴手。
合作让斯威夫特的创作保持鲜活，但也易使其自身才华被世人忽视。诚然，德斯纳为《世上最小的男人》(The Smallest Man Who Ever Lived)构建了7/4拍的基础，但只有斯威夫特才能在字里行间注入义愤与心酸，以及不落俗套的句法：“You crashed my party and your rental car/You said normal girls were boring/ But you were gone by morning/You kicked out the stage lights but you’re still performing（你闯进我的派对，也毁了那辆租来的车/你曾说寻常女子乏味无趣/黎明破晓你却已然离去/你踢灭了舞台追光，表演却未曾落幕）。”（什么样的混蛋才会踢坏舞台灯光，让技术人员收拾残局？）
斯威夫特的天才在于文字机锋（“你闯进我的派对，也毁了那辆租来的车”的双关），也在旋律匠心。需反复聆听方能察觉，那首描摹失意心境的《反英雄》(Anti-Hero)副歌正好落幕在她声线的最低点。这份天才也体现在洞悉人心的敏锐。她懂得如何在引起共鸣的同时又能予人期许。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人前强撑着完成一件难事，内心却在哭泣。或许你也曾期盼自己能像斯威夫特那般游刃有余。她最好的作品既是升华自我，也是拥抱众生。她的音乐渴望触动你的心弦。
而这种渴望也揭示了她鲜少被冠以“天才”之名的最重要——或许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传统语境里，这个词及其背后的理念，向来是意志坚强、好辩善斗的男性的专属。斯威夫特的灵感，却源自她作为女性的自我认知和少女时代的记忆：那是牛仔靴与夏日连衣裙的搭配，是闪亮的表演服，是淡紫色的舞会礼裙。女孩们从小被教导要取悦所有人，要渴求认可，要“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带着破碎的心前行）”。她们在成长中总被期许要与人为善。男性却因其革命性的天才而备受称颂。
那不是斯威夫特所寻求的赞美。她想要的，是撷取旧形式，并对其进行演绎，直至其焕然一新，栩栩如生，并为每一个人所拥有。这才是她的天才所在，也是我们应更关注其艺术家身份，而非只看其名人光环的理由。正因如此，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才会沉醉于她的伟大乐章，研读，景仰，并于其中寻见自己人生的倒影。
我第一次记住斯威夫特的作品是在2010年，当时我站在一家杂货店收银台前晃眼的灯光中排队结账（买的似乎是牙膏），听到了《你属于我》(You Belong With Me)这首歌。班卓琴的乐声丝丝入耳，哀婉而又笃定的唱腔直击我的心扉。我立刻渴望反复聆听，进而探寻究竟是是哪位艺术家谱写出了如此匠心独运，堪称完美的歌曲。副歌中摇曳往复的三和弦(“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译：她穿短裙，而我穿T恤)，贯穿过渡桥段的灵动切分(“I’m the one who makes you laugh/ When you know you’re ‘bout to cry”，译：当你清楚自己快要哭出来时/我才是能让你笑的人)——所有这些都让我感慨，上乘之作就该如此。
从那时起，我开始卸下过往品味中那份不自知的傲慢。我以教授和评述诗歌为业，致力于解读艰深复杂的艺术作品，从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到当代都涵盖其中。在斯威夫特之前，我所钟情的流行乐大抵来自一些未能大热的独立音乐人。我喜欢他们的乖张怪诞：因为我与之感同身受。
收银台前的那天过后，我对旧时诗人或独立乐队的喜爱并未减少，但对斯威夫特的倾心或许更甚。可能是她的歌点醒了我——可能我的确需要这样的点醒——即便在今时今日，大众的追捧和词曲的精妙也可融于一体，并行不悖。
从《红》(Red)到《名誉》(Reputation)再到《恋人》(Lover)，当我反复聆听她的诸多专辑之后，这一信念愈发坚定。到2020年初看完官方授权纪录片《美利坚女士》（Miss Americana）之后，我觉得已经可以给自己贴上“霉粉”的标签了。因此，当2023年哈佛学子问我可否为其撰写斯威夫特相关论文提供帮助时，我便开设了“泰勒·斯威夫特与她的世界”这门课程。未曾想这竟吸引了200名学生申请，更成了国际新闻。NBC电视台还派来摄制组，为其《今日秀》(Today Show)栏目报道取材。
这堂课审视了斯威夫特的双重身份：她既是深谙经营之道的事业塑造者，也是一位作家。近20年来——从她第一张专辑的采访算起——她一直在向世人宣告，词曲作者是她最重要的身份。她演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作品；而精进唱功、坚持完成三个多小时的舞台演出，皆是她为作品护航的毕生之役。因此我们研究斯威夫特的遣词造句，考据其阅读谱系，如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蝴蝶梦》(Rebecca)，并探讨她的歌词如何与那些逝去已久的作家的作品遥相呼应，如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越是细究，就越能发现她建构歌曲的巧思。在《覆水难收》(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中，词句和旋律巧妙堆叠，情感浓度也随之攀升，从真切的焦躁到毫不掩饰的辛辣反讽（“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译：我真怀念你总在找茬吵架的样子），直至刺耳而悸动的节拍与她内心的怒火同频共振。她在过渡桥段中由唱转述（“I mean, this is exhausting, you know?”，译：我是说，这实在太心累了，你懂吗？），仿佛心力交瘁，再无意——哪怕是佯装——置身于一首情歌的虚妄，然后在副歌响起时又切回唱腔，尽显力量。她与联合制作人马克斯·马丁(Max Martin)和希尔贝克(Shellback)都深谙舞曲流行乐范式，故能在两句唱白间将其解构，转瞬又让一切回归正轨。
若论她近年的创作功力，不妨一听2024年那首剖白其舞台生涯的《带着破碎的心前行》(I Can 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中的自省式独白。第一段主歌便是“The lights reflect sequined stars off her silhouette every night（夜夜灯火，为她的剪影缀满闪烁星光）”，无怪乎歌迷皆以为“ “she’s having the time of her life（她正享尽此生良辰）”。但她当然并非如此：主歌末句的“I can show you lies（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谎言）”，用“谎言”置换了听众以为会出现的“理由”。她必须对我们伪装，内心支离破碎，却在台前扮演欢愉。她渴望我们窥见真实——她的忧伤，以及她从未停歇的努力：“I hold my breath/ And I’ve been doing it since he left（我屏住呼吸/自他离去，日日如此）。”
如果你敢，可以试试（像我一样）在KTV唱这首歌：你将会发现其演绎之艰难，在那潮水般涌来的主歌中，她对气息的掌控恰如她在舞台上必须修炼而得的自我控制。这首歌触动了每一个年龄段的听者，他们在成长中无不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去扮演老师、上司或伴侣期许的角色。难怪斯威夫特在掷地有声的落笔中写道，没有人能“try and come for my job（尝试挑战我的位置）”。或者，至少是没人能够胜任她的角色。
斯威夫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然而这声名大多附着于她的形象、恋情、粉丝乃至商业头脑。为何她锻造词曲的匠心（毕竟这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却未能获得同等瞩目？
答案之一就在于我们看待歌与唱的视角。我们是在学校之外——在车里、在卧室里戴着耳机、在派对上——学会喜爱这些音乐的，或因此就未能赋予歌曲创作与小说、交响乐等艺术同等的尊崇。即便是我们之中对流行歌曲心怀敬意者，也可能将其与其他艺术混为一谈。当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辈英语教授便常被问及：迪伦真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吗？他不是（尽管他出版过诗作），也非剧作大家。他创作的是伟大的文学性歌曲，而歌曲艺术价值的沉淀，往往需要更漫长的岁月。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将迪伦誉为天才已是寻常论调。但为何我们鲜少听闻这一桂冠被加冕于斯威夫特之身？原因之一在于，她从未假装自己是在凭空缔造全新的艺术形式。恰恰相反，她的成就是对前人遗产的重塑。
20世纪现代主义坚持认为，伟大艺术必在破旧立新，一位“苦难诗人”（打个比方）必须与过去进行某种尖锐而具有破坏性的决裂。想想画家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那溅满无畏而痛苦的颜料的画布，亦或艾伦·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笔下那些“头顶天使光环的嬉皮士(angelheaded hipsters)”，如何“被疯狂、饥饿、歇斯底里、赤身裸体所摧毁”。若以此为衡量伟大的标准，那另一种艺术便极易被低估——它先以亲和引人入胜，再以深度启人思考。
斯威夫特创造的恰是这种艺术。《苦难诗社》便是为她那脆弱、坦诚、从不回避的艺术风格正名，以对抗“苦难诗人”们孤芳自赏、故作高深、愤世嫉俗的姿态。在《黯犬》(The Black Dog)一曲中，心碎的歌者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她的感受：“I just don’t understand…How you don’t miss me/In the shower/And remember/How my rain-soaked body was shaking（我只是不解……你怎能不想念我/当沐浴之时/又怎能忘却/我那被雨浸湿的身体是如何颤抖）”。
斯威夫特亦乐于与其他创作者合作。除了《爱的告白》(Speak Now)，她的所有专辑皆是独立创作与合作成果的交融，辉映着合作者的才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和《无畏》(Fearless)中凝练的纳什维尔曲式便出自当地资深音乐人利兹·罗斯(Liz Rose)的手笔。《1989》中的热门舞曲则由瑞典流行乐巧匠马丁操刀，他也曾是后街男孩(Backstreet Boys)的热单缔造者。《民间故事》(Folklore)和《永恒故事》(Evermore)中疫情时代的幽居之寂与精妙原声则得益于亚伦·德斯纳(Aaron Dessner)的贡献，他在充满思辨和忧郁气质的独立乐队The National中担任吉他和钢琴手。
合作让斯威夫特的创作保持鲜活，但也易使其自身才华被世人忽视。诚然，德斯纳为《世上最小的男人》(The Smallest Man Who Ever Lived)构建了7/4拍的基础，但只有斯威夫特才能在字里行间注入义愤与心酸，以及不落俗套的句法：“You crashed my party and your rental car/You said normal girls were boring/ But you were gone by morning/You kicked out the stage lights but you’re still performing（你闯进我的派对，也毁了那辆租来的车/你曾说寻常女子乏味无趣/黎明破晓你却已然离去/你踢灭了舞台追光，表演却未曾落幕）。”（什么样的混蛋才会踢坏舞台灯光，让技术人员收拾残局？）
斯威夫特的天才在于文字机锋（“你闯进我的派对，也毁了那辆租来的车”的双关），也在旋律匠心。需反复聆听方能察觉，那首描摹失意心境的《反英雄》(Anti-Hero)副歌正好落幕在她声线的最低点。这份天才也体现在洞悉人心的敏锐。她懂得如何在引起共鸣的同时又能予人期许。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人前强撑着完成一件难事，内心却在哭泣。或许你也曾期盼自己能像斯威夫特那般游刃有余。她最好的作品既是升华自我，也是拥抱众生。她的音乐渴望触动你的心弦。
而这种渴望也揭示了她鲜少被冠以“天才”之名的最重要——或许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传统语境里，这个词及其背后的理念，向来是意志坚强、好辩善斗的男性的专属。斯威夫特的灵感，却源自她作为女性的自我认知和少女时代的记忆：那是牛仔靴与夏日连衣裙的搭配，是闪亮的表演服，是淡紫色的舞会礼裙。女孩们从小被教导要取悦所有人，要渴求认可，要“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带着破碎的心前行）”。她们在成长中总被期许要与人为善。男性却因其革命性的天才而备受称颂。
那不是斯威夫特所寻求的赞美。她想要的，是撷取旧形式，并对其进行演绎，直至其焕然一新，栩栩如生，并为每一个人所拥有。这才是她的天才所在，也是我们应更关注其艺术家身份，而非只看其名人光环的理由。正因如此，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才会沉醉于她的伟大乐章，研读，景仰，并于其中寻见自己人生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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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只是流行歌手，更是一名天赋非凡的创作者，用词和曲的精妙巧思唤起听者的广泛共鸣。正所谓，曲高未必和寡。
Stephanie B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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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承诺，她于10月3日发行的新专辑《星梦浮生》(The Life of a Showgirl)将是一场“欢愉、不羁和激烈”的盛宴，是比去年《苦难诗社》(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更为昂扬”的续章。作为同时也是“霉粉(Swiftie)”的一名文学评论者，我对此充满期待。与此同时，一个熟悉的疑问萦绕心头：这一次，评论界又将如何落笔？她能否收获自己——不是作为名人或特拉维斯·凯尔西(Travis Kelce)的未婚妻，而是作为才思卓绝、笔触细腻的创作者——应得的关注？
我第一次记住斯威夫特的作品是在2010年，当时我站在一家杂货店收银台前晃眼的灯光中排队结账（买的似乎是牙膏），听到了《你属于我》(You Belong With Me)这首歌。班卓琴的乐声丝丝入耳，哀婉而又笃定的唱腔直击我的心扉。我立刻渴望反复聆听，进而探寻究竟是是哪位艺术家谱写出了如此匠心独运，堪称完美的歌曲。副歌中摇曳往复的三和弦(“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译：她穿短裙，而我穿T恤)，贯穿过渡桥段的灵动切分(“I’m the one who makes you laugh/ When you know you’re ‘bout to cry”，译：当你清楚自己快要哭出来时/我才是能让你笑的人)——所有这些都让我感慨，上乘之作就该如此。
从那时起，我开始卸下过往品味中那份不自知的傲慢。我以教授和评述诗歌为业，致力于解读艰深复杂的艺术作品，从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到当代都涵盖其中。在斯威夫特之前，我所钟情的流行乐大抵来自一些未能大热的独立音乐人。我喜欢他们的乖张怪诞：因为我与之感同身受。
收银台前的那天过后，我对旧时诗人或独立乐队的喜爱并未减少，但对斯威夫特的倾心或许更甚。可能是她的歌点醒了我——可能我的确需要这样的点醒——即便在今时今日，大众的追捧和词曲的精妙也可融于一体，并行不悖。
从《红》(Red)到《名誉》(Reputation)再到《恋人》(Lover)，当我反复聆听她的诸多专辑之后，这一信念愈发坚定。到2020年初看完官方授权纪录片《美利坚女士》（Miss Americana）之后，我觉得已经可以给自己贴上“霉粉”的标签了。因此，当2023年哈佛学子问我可否为其撰写斯威夫特相关论文提供帮助时，我便开设了“泰勒·斯威夫特与她的世界”这门课程。未曾想这竟吸引了200名学生申请，更成了国际新闻。NBC电视台还派来摄制组，为其《今日秀》(Today Show)栏目报道取材。
这堂课审视了斯威夫特的双重身份：她既是深谙经营之道的事业塑造者，也是一位作家。近20年来——从她第一张专辑的采访算起——她一直在向世人宣告，词曲作者是她最重要的身份。她演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作品；而精进唱功、坚持完成三个多小时的舞台演出，皆是她为作品护航的毕生之役。因此我们研究斯威夫特的遣词造句，考据其阅读谱系，如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蝴蝶梦》(Rebecca)，并探讨她的歌词如何与那些逝去已久的作家的作品遥相呼应，如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越是细究，就越能发现她建构歌曲的巧思。在《覆水难收》(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中，词句和旋律巧妙堆叠，情感浓度也随之攀升，从真切的焦躁到毫不掩饰的辛辣反讽（“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译：我真怀念你总在找茬吵架的样子），直至刺耳而悸动的节拍与她内心的怒火同频共振。她在过渡桥段中由唱转述（“I mean, this is exhausting, you know?”，译：我是说，这实在太心累了，你懂吗？），仿佛心力交瘁，再无意——哪怕是佯装——置身于一首情歌的虚妄，然后在副歌响起时又切回唱腔，尽显力量。她与联合制作人马克斯·马丁(Max Martin)和希尔贝克(Shellback)都深谙舞曲流行乐范式，故能在两句唱白间将其解构，转瞬又让一切回归正轨。
若论她近年的创作功力，不妨一听2024年那首剖白其舞台生涯的《带着破碎的心前行》(I Can 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中的自省式独白。第一段主歌便是“The lights reflect sequined stars off her silhouette every night（夜夜灯火，为她的剪影缀满闪烁星光）”，无怪乎歌迷皆以为“ “she’s having the time of her life（她正享尽此生良辰）”。但她当然并非如此：主歌末句的“I can show you lies（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谎言）”，用“谎言”置换了听众以为会出现的“理由”。她必须对我们伪装，内心支离破碎，却在台前扮演欢愉。她渴望我们窥见真实——她的忧伤，以及她从未停歇的努力：“I hold my breath/ And I’ve been doing it since he left（我屏住呼吸/自他离去，日日如此）。”
如果你敢，可以试试（像我一样）在KTV唱这首歌：你将会发现其演绎之艰难，在那潮水般涌来的主歌中，她对气息的掌控恰如她在舞台上必须修炼而得的自我控制。这首歌触动了每一个年龄段的听者，他们在成长中无不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去扮演老师、上司或伴侣期许的角色。难怪斯威夫特在掷地有声的落笔中写道，没有人能“try and come for my job（尝试挑战我的位置）”。或者，至少是没人能够胜任她的角色。
斯威夫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然而这声名大多附着于她的形象、恋情、粉丝乃至商业头脑。为何她锻造词曲的匠心（毕竟这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却未能获得同等瞩目？
答案之一就在于我们看待歌与唱的视角。我们是在学校之外——在车里、在卧室里戴着耳机、在派对上——学会喜爱这些音乐的，或因此就未能赋予歌曲创作与小说、交响乐等艺术同等的尊崇。即便是我们之中对流行歌曲心怀敬意者，也可能将其与其他艺术混为一谈。当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辈英语教授便常被问及：迪伦真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吗？他不是（尽管他出版过诗作），也非剧作大家。他创作的是伟大的文学性歌曲，而歌曲艺术价值的沉淀，往往需要更漫长的岁月。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将迪伦誉为天才已是寻常论调。但为何我们鲜少听闻这一桂冠被加冕于斯威夫特之身？原因之一在于，她从未假装自己是在凭空缔造全新的艺术形式。恰恰相反，她的成就是对前人遗产的重塑。
20世纪现代主义坚持认为，伟大艺术必在破旧立新，一位“苦难诗人”（打个比方）必须与过去进行某种尖锐而具有破坏性的决裂。想想画家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那溅满无畏而痛苦的颜料的画布，亦或艾伦·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笔下那些“头顶天使光环的嬉皮士(angelheaded hipsters)”，如何“被疯狂、饥饿、歇斯底里、赤身裸体所摧毁”。若以此为衡量伟大的标准，那另一种艺术便极易被低估——它先以亲和引人入胜，再以深度启人思考。
斯威夫特创造的恰是这种艺术。《苦难诗社》便是为她那脆弱、坦诚、从不回避的艺术风格正名，以对抗“苦难诗人”们孤芳自赏、故作高深、愤世嫉俗的姿态。在《黯犬》(The Black Dog)一曲中，心碎的歌者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她的感受：“I just don’t understand…How you don’t miss me/In the shower/And remember/How my rain-soaked body was shaking（我只是不解……你怎能不想念我/当沐浴之时/又怎能忘却/我那被雨浸湿的身体是如何颤抖）”。
斯威夫特亦乐于与其他创作者合作。除了《爱的告白》(Speak Now)，她的所有专辑皆是独立创作与合作成果的交融，辉映着合作者的才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和《无畏》(Fearless)中凝练的纳什维尔曲式便出自当地资深音乐人利兹·罗斯(Liz Rose)的手笔。《1989》中的热门舞曲则由瑞典流行乐巧匠马丁操刀，他也曾是后街男孩(Backstreet Boys)的热单缔造者。《民间故事》(Folklore)和《永恒故事》(Evermore)中疫情时代的幽居之寂与精妙原声则得益于亚伦·德斯纳(Aaron Dessner)的贡献，他在充满思辨和忧郁气质的独立乐队The National中担任吉他和钢琴手。
合作让斯威夫特的创作保持鲜活，但也易使其自身才华被世人忽视。诚然，德斯纳为《世上最小的男人》(The Smallest Man Who Ever Lived)构建了7/4拍的基础，但只有斯威夫特才能在字里行间注入义愤与心酸，以及不落俗套的句法：“You crashed my party and your rental car/You said normal girls were boring/ But you were gone by morning/You kicked out the stage lights but you’re still performing（你闯进我的派对，也毁了那辆租来的车/你曾说寻常女子乏味无趣/黎明破晓你却已然离去/你踢灭了舞台追光，表演却未曾落幕）。”（什么样的混蛋才会踢坏舞台灯光，让技术人员收拾残局？）
斯威夫特的天才在于文字机锋（“你闯进我的派对，也毁了那辆租来的车”的双关），也在旋律匠心。需反复聆听方能察觉，那首描摹失意心境的《反英雄》(Anti-Hero)副歌正好落幕在她声线的最低点。这份天才也体现在洞悉人心的敏锐。她懂得如何在引起共鸣的同时又能予人期许。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人前强撑着完成一件难事，内心却在哭泣。或许你也曾期盼自己能像斯威夫特那般游刃有余。她最好的作品既是升华自我，也是拥抱众生。她的音乐渴望触动你的心弦。
而这种渴望也揭示了她鲜少被冠以“天才”之名的最重要——或许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传统语境里，这个词及其背后的理念，向来是意志坚强、好辩善斗的男性的专属。斯威夫特的灵感，却源自她作为女性的自我认知和少女时代的记忆：那是牛仔靴与夏日连衣裙的搭配，是闪亮的表演服，是淡紫色的舞会礼裙。女孩们从小被教导要取悦所有人，要渴求认可，要“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带着破碎的心前行）”。她们在成长中总被期许要与人为善。男性却因其革命性的天才而备受称颂。
那不是斯威夫特所寻求的赞美。她想要的，是撷取旧形式，并对其进行演绎，直至其焕然一新，栩栩如生，并为每一个人所拥有。这才是她的天才所在，也是我们应更关注其艺术家身份，而非只看其名人光环的理由。正因如此，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才会沉醉于她的伟大乐章，研读，景仰，并于其中寻见自己人生的倒影。
我第一次记住斯威夫特的作品是在2010年，当时我站在一家杂货店收银台前晃眼的灯光中排队结账（买的似乎是牙膏），听到了《你属于我》(You Belong With Me)这首歌。班卓琴的乐声丝丝入耳，哀婉而又笃定的唱腔直击我的心扉。我立刻渴望反复聆听，进而探寻究竟是是哪位艺术家谱写出了如此匠心独运，堪称完美的歌曲。副歌中摇曳往复的三和弦(“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译：她穿短裙，而我穿T恤)，贯穿过渡桥段的灵动切分(“I’m the one who makes you laugh/ When you know you’re ‘bout to cry”，译：当你清楚自己快要哭出来时/我才是能让你笑的人)——所有这些都让我感慨，上乘之作就该如此。
从那时起，我开始卸下过往品味中那份不自知的傲慢。我以教授和评述诗歌为业，致力于解读艰深复杂的艺术作品，从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到当代都涵盖其中。在斯威夫特之前，我所钟情的流行乐大抵来自一些未能大热的独立音乐人。我喜欢他们的乖张怪诞：因为我与之感同身受。
收银台前的那天过后，我对旧时诗人或独立乐队的喜爱并未减少，但对斯威夫特的倾心或许更甚。可能是她的歌点醒了我——可能我的确需要这样的点醒——即便在今时今日，大众的追捧和词曲的精妙也可融于一体，并行不悖。
从《红》(Red)到《名誉》(Reputation)再到《恋人》(Lover)，当我反复聆听她的诸多专辑之后，这一信念愈发坚定。到2020年初看完官方授权纪录片《美利坚女士》（Miss Americana）之后，我觉得已经可以给自己贴上“霉粉”的标签了。因此，当2023年哈佛学子问我可否为其撰写斯威夫特相关论文提供帮助时，我便开设了“泰勒·斯威夫特与她的世界”这门课程。未曾想这竟吸引了200名学生申请，更成了国际新闻。NBC电视台还派来摄制组，为其《今日秀》(Today Show)栏目报道取材。
这堂课审视了斯威夫特的双重身份：她既是深谙经营之道的事业塑造者，也是一位作家。近20年来——从她第一张专辑的采访算起——她一直在向世人宣告，词曲作者是她最重要的身份。她演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作品；而精进唱功、坚持完成三个多小时的舞台演出，皆是她为作品护航的毕生之役。因此我们研究斯威夫特的遣词造句，考据其阅读谱系，如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蝴蝶梦》(Rebecca)，并探讨她的歌词如何与那些逝去已久的作家的作品遥相呼应，如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越是细究，就越能发现她建构歌曲的巧思。在《覆水难收》(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中，词句和旋律巧妙堆叠，情感浓度也随之攀升，从真切的焦躁到毫不掩饰的辛辣反讽（“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译：我真怀念你总在找茬吵架的样子），直至刺耳而悸动的节拍与她内心的怒火同频共振。她在过渡桥段中由唱转述（“I mean, this is exhausting, you know?”，译：我是说，这实在太心累了，你懂吗？），仿佛心力交瘁，再无意——哪怕是佯装——置身于一首情歌的虚妄，然后在副歌响起时又切回唱腔，尽显力量。她与联合制作人马克斯·马丁(Max Martin)和希尔贝克(Shellback)都深谙舞曲流行乐范式，故能在两句唱白间将其解构，转瞬又让一切回归正轨。
若论她近年的创作功力，不妨一听2024年那首剖白其舞台生涯的《带着破碎的心前行》(I Can 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中的自省式独白。第一段主歌便是“The lights reflect sequined stars off her silhouette every night（夜夜灯火，为她的剪影缀满闪烁星光）”，无怪乎歌迷皆以为“ “she’s having the time of her life（她正享尽此生良辰）”。但她当然并非如此：主歌末句的“I can show you lies（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谎言）”，用“谎言”置换了听众以为会出现的“理由”。她必须对我们伪装，内心支离破碎，却在台前扮演欢愉。她渴望我们窥见真实——她的忧伤，以及她从未停歇的努力：“I hold my breath/ And I’ve been doing it since he left（我屏住呼吸/自他离去，日日如此）。”
如果你敢，可以试试（像我一样）在KTV唱这首歌：你将会发现其演绎之艰难，在那潮水般涌来的主歌中，她对气息的掌控恰如她在舞台上必须修炼而得的自我控制。这首歌触动了每一个年龄段的听者，他们在成长中无不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去扮演老师、上司或伴侣期许的角色。难怪斯威夫特在掷地有声的落笔中写道，没有人能“try and come for my job（尝试挑战我的位置）”。或者，至少是没人能够胜任她的角色。
斯威夫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然而这声名大多附着于她的形象、恋情、粉丝乃至商业头脑。为何她锻造词曲的匠心（毕竟这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却未能获得同等瞩目？
答案之一就在于我们看待歌与唱的视角。我们是在学校之外——在车里、在卧室里戴着耳机、在派对上——学会喜爱这些音乐的，或因此就未能赋予歌曲创作与小说、交响乐等艺术同等的尊崇。即便是我们之中对流行歌曲心怀敬意者，也可能将其与其他艺术混为一谈。当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辈英语教授便常被问及：迪伦真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吗？他不是（尽管他出版过诗作），也非剧作大家。他创作的是伟大的文学性歌曲，而歌曲艺术价值的沉淀，往往需要更漫长的岁月。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将迪伦誉为天才已是寻常论调。但为何我们鲜少听闻这一桂冠被加冕于斯威夫特之身？原因之一在于，她从未假装自己是在凭空缔造全新的艺术形式。恰恰相反，她的成就是对前人遗产的重塑。
20世纪现代主义坚持认为，伟大艺术必在破旧立新，一位“苦难诗人”（打个比方）必须与过去进行某种尖锐而具有破坏性的决裂。想想画家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那溅满无畏而痛苦的颜料的画布，亦或艾伦·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笔下那些“头顶天使光环的嬉皮士(angelheaded hipsters)”，如何“被疯狂、饥饿、歇斯底里、赤身裸体所摧毁”。若以此为衡量伟大的标准，那另一种艺术便极易被低估——它先以亲和引人入胜，再以深度启人思考。
斯威夫特创造的恰是这种艺术。《苦难诗社》便是为她那脆弱、坦诚、从不回避的艺术风格正名，以对抗“苦难诗人”们孤芳自赏、故作高深、愤世嫉俗的姿态。在《黯犬》(The Black Dog)一曲中，心碎的歌者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她的感受：“I just don’t understand…How you don’t miss me/In the shower/And remember/How my rain-soaked body was shaking（我只是不解……你怎能不想念我/当沐浴之时/又怎能忘却/我那被雨浸湿的身体是如何颤抖）”。
斯威夫特亦乐于与其他创作者合作。除了《爱的告白》(Speak Now)，她的所有专辑皆是独立创作与合作成果的交融，辉映着合作者的才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和《无畏》(Fearless)中凝练的纳什维尔曲式便出自当地资深音乐人利兹·罗斯(Liz Rose)的手笔。《1989》中的热门舞曲则由瑞典流行乐巧匠马丁操刀，他也曾是后街男孩(Backstreet Boys)的热单缔造者。《民间故事》(Folklore)和《永恒故事》(Evermore)中疫情时代的幽居之寂与精妙原声则得益于亚伦·德斯纳(Aaron Dessner)的贡献，他在充满思辨和忧郁气质的独立乐队The National中担任吉他和钢琴手。
合作让斯威夫特的创作保持鲜活，但也易使其自身才华被世人忽视。诚然，德斯纳为《世上最小的男人》(The Smallest Man Who Ever Lived)构建了7/4拍的基础，但只有斯威夫特才能在字里行间注入义愤与心酸，以及不落俗套的句法：“You crashed my party and your rental car/You said normal girls were boring/ But you were gone by morning/You kicked out the stage lights but you’re still performing（你闯进我的派对，也毁了那辆租来的车/你曾说寻常女子乏味无趣/黎明破晓你却已然离去/你踢灭了舞台追光，表演却未曾落幕）。”（什么样的混蛋才会踢坏舞台灯光，让技术人员收拾残局？）
斯威夫特的天才在于文字机锋（“你闯进我的派对，也毁了那辆租来的车”的双关），也在旋律匠心。需反复聆听方能察觉，那首描摹失意心境的《反英雄》(Anti-Hero)副歌正好落幕在她声线的最低点。这份天才也体现在洞悉人心的敏锐。她懂得如何在引起共鸣的同时又能予人期许。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人前强撑着完成一件难事，内心却在哭泣。或许你也曾期盼自己能像斯威夫特那般游刃有余。她最好的作品既是升华自我，也是拥抱众生。她的音乐渴望触动你的心弦。
而这种渴望也揭示了她鲜少被冠以“天才”之名的最重要——或许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传统语境里，这个词及其背后的理念，向来是意志坚强、好辩善斗的男性的专属。斯威夫特的灵感，却源自她作为女性的自我认知和少女时代的记忆：那是牛仔靴与夏日连衣裙的搭配，是闪亮的表演服，是淡紫色的舞会礼裙。女孩们从小被教导要取悦所有人，要渴求认可，要“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带着破碎的心前行）”。她们在成长中总被期许要与人为善。男性却因其革命性的天才而备受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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