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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15 05:40
时政

揭秘俄乌如何悄然交换了上万名战俘

尽管在普京—特朗普峰会前夕,和平谈判仍充满不确定性,但俄乌两国已经成功交换了超过1万名战俘,这种情况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揭秘俄乌如何悄然交换了上万名战俘
Matthew Luxmoore,Drew Hinshaw,Joe Parkinson



一名乌克兰士兵把手伸进一名阵亡俄罗斯军官的口袋,掏出一部手机,此举引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浪潮。

这部手机落到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HUR)副局长德米特罗·乌索夫(Dmytro Usov)准将手中,该军事情报机构刚刚在基辅西北方向的战斗中损失了两名人员。当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才三周,这部手机为取回两人的遗体提供了一个契机。

乌索夫是一名职业情报官,留着修剪整齐的灰白胡须。他翻阅这部手机的通讯录,对着一个军衔显示可能是俄罗斯前线指挥官的联系人按下“呼叫”键。

“你的军官死了,”他在自我介绍后告诉电话那头错愕的俄罗斯人。他发去一张尸体的照片,然后给出一项提议:用你方人员遗体换我方人员遗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演变成了这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欧洲规模最大战争中最离奇的副线情节之一:一系列交换从几具尸体开始,慢慢升级为定期交换数以百计的战俘,其中许多人骨瘦如柴,说奄奄一息也不为过。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已拒绝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会面,除非后者近乎承认战败,这一因素让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将于本周五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和平峰会变得更为复杂。俄乌两国曾经都是苏维埃帝国的组成部分,如今已不再互设大使馆,此前的多轮和平谈判也宣告破裂。

然而,俄乌战争期间,两国却在没有声张的情况下,通过前线以及邻国白俄罗斯境内的安全走廊,成功交换了超过10,000名战斗人员。乌克兰官员称,其中包括最近几周交换的约1,200名士兵;另有100名受伤和生病的年轻战斗人员定于周四越过边境。

尽管俄乌冲突战火未消,谈判也陷入僵局,但双方谈及其由军事情报官员直接运作的秘密战俘交换渠道,都用高效和专业来形容。俄乌战俘交换行动形成了一种格外矛盾的情况:两个宿敌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立场相左,却在战俘这个深刻的人道主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地合作。

这些交换得以在冲突持续期间稳步开展,所涉后勤调配也相对顺畅,让军事历史学家困惑不已,这种情况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之下,苏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德国战俘扣押多年,有些人直到1956年才获释。美国和北越直到1973年才开始持续释放战俘,那之前是二十载的美国深度介入和漫长而艰辛的和平进程。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于1988年结束,但他们释放最后一批战俘是在2003年美国开始入侵伊拉克的三天前。

莫斯科和基辅都有大量的战俘,双方是如何开始交换这种资源的?其背后的故事可追溯至十多年前,即乌克兰在暴力冲突中与俄罗斯决裂的最初时期。这背后似乎存在一个秘密的运作体系,它揭示出这场战争远比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更为微妙和复杂。核心人物是极少数军事和情报官员,他们现在构成了连接这两个邻国的几乎是最后一根细线,而普京坚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整体”。

在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今年6月开启另一场经由白俄罗斯进行的历史性换俘数小时前,乌索夫在讲话中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尽管我们是敌人,俄罗斯是侵略者,但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沟通,”他说。“与他们作战很艰难,与他们谈判也很难。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带着诚意在做这件事。”

为了解两个战时敌国如何设法搁置分歧、让各自的被俘人员回归,记者采访了十几名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的官员,并探访了前线的交换点和乌克兰多地的拘留设施。记者们还在基辅一个军事情报办公室的地下室待了一段时间,该办公室是乌克兰搜寻遭俄方俘虏士兵的核心指挥中心。据这些消息人士所述,交换战俘是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向外部势力(最近是美国)展示进展,并减轻为数以千计敌方人员提供食宿的负担。

居于这张网络中心的是可谓全球最擅长换囚的人——普京,他去年批准了一项广泛的交换行动,释放一批异见人士和记者,包括三名被不当关押的美国人——《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就在其中——以换取八名俄罗斯间谍、网络罪犯、走私犯和一名职业杀手。那场交换在土耳其一个被封锁的机场进行,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但规模不及俄乌军队在前线进行的、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人员交换。

俄乌和谈的俄方首席谈判代表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Vladimir Medinsky)说:“如果有机会拯救一条生命,在敌对行动结束前让某人回家与家人团聚,并在此过程中解救我们极为珍视的己方士兵,那么我们就会去做。”他用一句俄罗斯谚语来强调这两个邻国仍是死对头:“就像我们在俄罗斯说的,我们可不会凑到一起给孩子举行洗礼。”

“名字里有五个字母的人”

战俘交换渠道的种子在十多年前就已种下,地点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总统饭店(President Hotel)。

那是2014年,乌克兰正艰难地试图夺回被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分子占领的东部领土。西方领导人已向乌克兰政府施压,要求其进行谈判,以解决政治、经济和文化争端。

据监督相关会谈的瑞士外交官托尼·弗里施(Tony Frisch)称,谈判代表们在每一点上都争执不休,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名字的拼写,到是谁的部队在哪里开火。他曾试图劝说各方在午休时进行社交,或者晚间去酒店的酒吧小酌以建立融洽的关系,但遭到严词拒绝。

有几次,本应代表基辅进行谈判的乌克兰亲克里姆林宫小党派领导人维克托·梅德韦丘克(Viktor Medvedchuk)出人意料地宣布:他需要飞往莫斯科,向“一个名字里有五个字母的人”寻求指导。

他回来时,情况就明朗了:普京想要进行交换。后来才有了2014年底到次年的一系列小规模换囚。布满地雷的道路上,囚徒们穿过检查站,在乌方与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准军事部队之间完成交换。

会谈进行期间,双方陷入了混乱的讨价还价,争辩谁的俘虏更有价值,一名俄罗斯代表则干脆拒不开口。与此同时,瑞士方面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一道探访了准军事监狱,并见到了一些乌方被俘人员,他们说自己曾遭受折磨,被人用塑料袋套头几近窒息,他们孩子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最终,经过约125次会议,双方设法交换了600名囚徒。弗里施说:“我可以告诉你,那场面有时就像在摩洛哥的集市上,为一只羊或一头牛的价钱争论不休。”

后来,随着2022年初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会议被突然取消。2022年2月22日,普京从乌克兰撤回了所有俄罗斯外交官,并将此归因为“挑衅”行为和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同一天,他实际上结束了明斯克进程,并对缺乏成果表示遗憾。两天后,约15万名俄罗斯军队跨过了边境。

长远之计

过了不到一个月,乌索夫准将被召到上司基里洛·布达诺夫(Kyrylo Budanov)位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庞大总部的办公室: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无法联系到俄罗斯对口单位。

旧的通联线路已经关闭,新的尝试也屡屡受挫。“没有信任。当时基辅附近就有战斗,我们又必须说服他们交换人员,”布达诺夫在一次采访中说。“但我们互不相信。”

这种沟通中断使得乌索夫手中的那部中国产小米(Xiaomi)手机成为一个异常珍贵的渠道,可用来重新建立俄乌之间的沟通,而这两个国家当时正调集军队投入一场双方都声称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

在与俄罗斯方面接触时,乌索夫谨慎使用其呼叫代号“斯塔耶尔”(Stayer,意为马拉松选手),极少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信任必须通过极其缓慢的艰难过程才能建立。他从不分享自己的联系方式。

战争爆发两个月后,俄罗斯披露了其谈判对手的身份:莫斯科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GRU)的一名中将。

在利比亚,亚历山大·佐林(Aleksandr Zorin)将军曾是俄罗斯与控制该国东部的亲克里姆林宫派系关系的联络人。他曾在日内瓦代表俄罗斯与美国进行叙利亚停火谈判——当谈判拖到晚上时,他走进新闻大厅,给外国记者送去了披萨。

乌索夫发现,比他年长12岁、现年56岁的佐林为人坦率、说话直接。佐林出生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

“他的谈吐和讨论事情的方式,与他的将军军衔相称,”乌索夫说。“他比我此前接触的所有人都高出不止一个层级。”

与佐林的这次通话开启了一段长期工作关系,这段关系也促使乌索夫接受了作为谈判专家的新角色。他的两个曾祖父都死于纳粹的囚禁,他说他觉得有责任确保乌克兰军人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

这两位高级间谍开始在更频繁的通话中相互评估。乌索夫边做边学,研究安全谋划一次战俘交换所需的复杂机制,并向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寻求建议。鲍威尔现在是英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曾参与促成北爱尔兰“动乱”问题的解决。

他研读了一份佐林的博士论文,据其所述,该论文记述了佐林在中东谈判解决冲突的案例。“当我读到这一段内容时,我明白了该如何与他建立工作关系,”乌索夫表示。记者无法联系到佐林置评,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也没有回应记者的采访请求。

一个月内,乌索夫便冒险深入俄控区,在满目疮痍的滨海城市马里乌波尔与佐林当面会晤。他的车队由两辆俄罗斯“虎式”装甲车护送,车顶飘扬着一面白色旗帜。

车队蜿蜒穿过遍布平民尸体的街道。在这座港口城市焦黑的钢铁厂废墟旁,乌克兰代表团特意停了一下,接上了被围困厂内的一名指挥官。这名指挥官所在的2,500人的乌克兰精锐战斗部队在持续轰炸中坚守并被围困在厂内,最终只能选择投降。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人士说,当天下午,乌索夫与佐林在该市城外一个地点的会议室见面,两人握手致意,当时佐林身边站着四名俄罗斯军官,之后双方隔桌对坐。谈判持续了数小时,双方都在向基辅和莫斯科的上级领导打电话。最终,乌克兰同意投降:这2,500名战士将被送往俄罗斯监狱。

但如何让这些战士回国,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辅当时急需寻找一个可以调解战俘交换的国家,但瑞士因参与欧洲制裁被莫斯科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于是,乌克兰转而求助了中东新晋中立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

9月21日,土耳其促成了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行动:五名被俘的乌克兰指挥官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而莫斯科则同时迎回梅德韦丘克。这位亲俄政治家曾参与明斯克谈判,但后来因叛国罪被捕。与此同时,另一批为乌克兰作战时被俘的欧洲战俘则搭乘一架沙特专机离开俄罗斯,而去机场护送他们的是一位著名商人——俄罗斯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

到那时,双方已经建立了基本的默契。两国情报高官通过会面完成了相互评估,外国政府亦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协助调解潜在分歧。这两位俄乌的情报部门负责人都向各自首都的上级领导汇报称: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合作的人。

偷带出来的名单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初期的换俘行动逐渐催生出一套完整的机制。在基辅一个绿树成荫的街区,靠近网红咖啡馆和美容院的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被改造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战俘待遇协调总部。

在顶楼的一个会议室内,乌索夫和其在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下属定期与战俘家属会面。这些家属常穿着印有他们儿子或丈夫所在旅队徽章的T恤衫,他们常常因战俘交换缺乏进展而向官员们抱怨。

在地下室里,分析人员持续监控俄罗斯网站和社交媒体信息,搜寻有关战俘关押地点和生存状况的线索。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每名战俘档案包含了200项数据,包括身高、眼睛颜色以及俄罗斯对红十字会所提问题的回应细节等。

在战俘交换中获释的乌克兰士兵曾冒险带出写有特定牢房里战友名字的名单。这些名单的照片被整理成证据,如今成为与俄方交涉时用以证实特定人员确系在他们手中。

“为了把他们换回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为谁而战,”34岁的分析部门主管维多利亚·彼得鲁克(Viktoriia Petruk)说。这是她首次向媒体透露工作内容。

通过在地下室的分析团队的努力,已确认在俄罗斯境内和乌克兰被占领地区上近200处拘留设施,乌克兰战斗人员被关押在那里,生存条件往往十分恶劣。

乌克兰设有五座专门的战俘营,其中大部分是以前监狱改造的。被关押的俄罗斯战俘通过缝纫、伐木或制作家具获取报酬,这些产品在乌克兰的商店出售。基辅方面试图以比俄罗斯更人道的战俘待遇向西方盟友彰显其道德优势。

但换俘的后勤工作常常遇到波折。2024年1月,一架载有65名乌克兰战俘前往进行战俘交换的俄罗斯军用飞机在边境附近被击落,莫斯科指责基辅应对此事负责,而乌方始终未予承认。在战俘交换暂停期间,面对战俘亲属的政治抗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甚至炮制了几个孤注一掷的计划来加快进程:提议用被定罪的亲俄合作者乃至深埋多年的俄罗斯间谍的骸骨进行交换。

俄罗斯没有上钩。但当今年春天伊斯坦布尔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时,两国同意进行新一轮战俘交换,这一次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近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乌索夫再次从基辅向北出发,迎接新一批数百名被交换回来的乌克兰士兵。受伤的士兵们一瘸一拐、步履蹒跚地走到将军面前感谢他,然后问了一个问题:下一轮战俘交换何时进行?他们的战友何时能回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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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俄乌如何悄然交换了上万名战俘

尽管在普京—特朗普峰会前夕,和平谈判仍充满不确定性,但俄乌两国已经成功交换了超过1万名战俘,这种情况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Matthew Luxmoore,Drew Hinshaw,Joe Parkinson



一名乌克兰士兵把手伸进一名阵亡俄罗斯军官的口袋,掏出一部手机,此举引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浪潮。

这部手机落到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HUR)副局长德米特罗·乌索夫(Dmytro Usov)准将手中,该军事情报机构刚刚在基辅西北方向的战斗中损失了两名人员。当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才三周,这部手机为取回两人的遗体提供了一个契机。

乌索夫是一名职业情报官,留着修剪整齐的灰白胡须。他翻阅这部手机的通讯录,对着一个军衔显示可能是俄罗斯前线指挥官的联系人按下“呼叫”键。

“你的军官死了,”他在自我介绍后告诉电话那头错愕的俄罗斯人。他发去一张尸体的照片,然后给出一项提议:用你方人员遗体换我方人员遗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演变成了这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欧洲规模最大战争中最离奇的副线情节之一:一系列交换从几具尸体开始,慢慢升级为定期交换数以百计的战俘,其中许多人骨瘦如柴,说奄奄一息也不为过。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已拒绝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会面,除非后者近乎承认战败,这一因素让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将于本周五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和平峰会变得更为复杂。俄乌两国曾经都是苏维埃帝国的组成部分,如今已不再互设大使馆,此前的多轮和平谈判也宣告破裂。

然而,俄乌战争期间,两国却在没有声张的情况下,通过前线以及邻国白俄罗斯境内的安全走廊,成功交换了超过10,000名战斗人员。乌克兰官员称,其中包括最近几周交换的约1,200名士兵;另有100名受伤和生病的年轻战斗人员定于周四越过边境。

尽管俄乌冲突战火未消,谈判也陷入僵局,但双方谈及其由军事情报官员直接运作的秘密战俘交换渠道,都用高效和专业来形容。俄乌战俘交换行动形成了一种格外矛盾的情况:两个宿敌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立场相左,却在战俘这个深刻的人道主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地合作。

这些交换得以在冲突持续期间稳步开展,所涉后勤调配也相对顺畅,让军事历史学家困惑不已,这种情况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之下,苏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德国战俘扣押多年,有些人直到1956年才获释。美国和北越直到1973年才开始持续释放战俘,那之前是二十载的美国深度介入和漫长而艰辛的和平进程。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于1988年结束,但他们释放最后一批战俘是在2003年美国开始入侵伊拉克的三天前。

莫斯科和基辅都有大量的战俘,双方是如何开始交换这种资源的?其背后的故事可追溯至十多年前,即乌克兰在暴力冲突中与俄罗斯决裂的最初时期。这背后似乎存在一个秘密的运作体系,它揭示出这场战争远比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更为微妙和复杂。核心人物是极少数军事和情报官员,他们现在构成了连接这两个邻国的几乎是最后一根细线,而普京坚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整体”。

在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今年6月开启另一场经由白俄罗斯进行的历史性换俘数小时前,乌索夫在讲话中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尽管我们是敌人,俄罗斯是侵略者,但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沟通,”他说。“与他们作战很艰难,与他们谈判也很难。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带着诚意在做这件事。”

为了解两个战时敌国如何设法搁置分歧、让各自的被俘人员回归,记者采访了十几名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的官员,并探访了前线的交换点和乌克兰多地的拘留设施。记者们还在基辅一个军事情报办公室的地下室待了一段时间,该办公室是乌克兰搜寻遭俄方俘虏士兵的核心指挥中心。据这些消息人士所述,交换战俘是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向外部势力(最近是美国)展示进展,并减轻为数以千计敌方人员提供食宿的负担。

居于这张网络中心的是可谓全球最擅长换囚的人——普京,他去年批准了一项广泛的交换行动,释放一批异见人士和记者,包括三名被不当关押的美国人——《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就在其中——以换取八名俄罗斯间谍、网络罪犯、走私犯和一名职业杀手。那场交换在土耳其一个被封锁的机场进行,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但规模不及俄乌军队在前线进行的、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人员交换。

俄乌和谈的俄方首席谈判代表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Vladimir Medinsky)说:“如果有机会拯救一条生命,在敌对行动结束前让某人回家与家人团聚,并在此过程中解救我们极为珍视的己方士兵,那么我们就会去做。”他用一句俄罗斯谚语来强调这两个邻国仍是死对头:“就像我们在俄罗斯说的,我们可不会凑到一起给孩子举行洗礼。”

“名字里有五个字母的人”

战俘交换渠道的种子在十多年前就已种下,地点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总统饭店(President Hotel)。

那是2014年,乌克兰正艰难地试图夺回被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分子占领的东部领土。西方领导人已向乌克兰政府施压,要求其进行谈判,以解决政治、经济和文化争端。

据监督相关会谈的瑞士外交官托尼·弗里施(Tony Frisch)称,谈判代表们在每一点上都争执不休,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名字的拼写,到是谁的部队在哪里开火。他曾试图劝说各方在午休时进行社交,或者晚间去酒店的酒吧小酌以建立融洽的关系,但遭到严词拒绝。

有几次,本应代表基辅进行谈判的乌克兰亲克里姆林宫小党派领导人维克托·梅德韦丘克(Viktor Medvedchuk)出人意料地宣布:他需要飞往莫斯科,向“一个名字里有五个字母的人”寻求指导。

他回来时,情况就明朗了:普京想要进行交换。后来才有了2014年底到次年的一系列小规模换囚。布满地雷的道路上,囚徒们穿过检查站,在乌方与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准军事部队之间完成交换。

会谈进行期间,双方陷入了混乱的讨价还价,争辩谁的俘虏更有价值,一名俄罗斯代表则干脆拒不开口。与此同时,瑞士方面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一道探访了准军事监狱,并见到了一些乌方被俘人员,他们说自己曾遭受折磨,被人用塑料袋套头几近窒息,他们孩子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最终,经过约125次会议,双方设法交换了600名囚徒。弗里施说:“我可以告诉你,那场面有时就像在摩洛哥的集市上,为一只羊或一头牛的价钱争论不休。”

后来,随着2022年初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会议被突然取消。2022年2月22日,普京从乌克兰撤回了所有俄罗斯外交官,并将此归因为“挑衅”行为和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同一天,他实际上结束了明斯克进程,并对缺乏成果表示遗憾。两天后,约15万名俄罗斯军队跨过了边境。

长远之计

过了不到一个月,乌索夫准将被召到上司基里洛·布达诺夫(Kyrylo Budanov)位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庞大总部的办公室: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无法联系到俄罗斯对口单位。

旧的通联线路已经关闭,新的尝试也屡屡受挫。“没有信任。当时基辅附近就有战斗,我们又必须说服他们交换人员,”布达诺夫在一次采访中说。“但我们互不相信。”

这种沟通中断使得乌索夫手中的那部中国产小米(Xiaomi)手机成为一个异常珍贵的渠道,可用来重新建立俄乌之间的沟通,而这两个国家当时正调集军队投入一场双方都声称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

在与俄罗斯方面接触时,乌索夫谨慎使用其呼叫代号“斯塔耶尔”(Stayer,意为马拉松选手),极少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信任必须通过极其缓慢的艰难过程才能建立。他从不分享自己的联系方式。

战争爆发两个月后,俄罗斯披露了其谈判对手的身份:莫斯科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GRU)的一名中将。

在利比亚,亚历山大·佐林(Aleksandr Zorin)将军曾是俄罗斯与控制该国东部的亲克里姆林宫派系关系的联络人。他曾在日内瓦代表俄罗斯与美国进行叙利亚停火谈判——当谈判拖到晚上时,他走进新闻大厅,给外国记者送去了披萨。

乌索夫发现,比他年长12岁、现年56岁的佐林为人坦率、说话直接。佐林出生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

“他的谈吐和讨论事情的方式,与他的将军军衔相称,”乌索夫说。“他比我此前接触的所有人都高出不止一个层级。”

与佐林的这次通话开启了一段长期工作关系,这段关系也促使乌索夫接受了作为谈判专家的新角色。他的两个曾祖父都死于纳粹的囚禁,他说他觉得有责任确保乌克兰军人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

这两位高级间谍开始在更频繁的通话中相互评估。乌索夫边做边学,研究安全谋划一次战俘交换所需的复杂机制,并向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寻求建议。鲍威尔现在是英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曾参与促成北爱尔兰“动乱”问题的解决。

他研读了一份佐林的博士论文,据其所述,该论文记述了佐林在中东谈判解决冲突的案例。“当我读到这一段内容时,我明白了该如何与他建立工作关系,”乌索夫表示。记者无法联系到佐林置评,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也没有回应记者的采访请求。

一个月内,乌索夫便冒险深入俄控区,在满目疮痍的滨海城市马里乌波尔与佐林当面会晤。他的车队由两辆俄罗斯“虎式”装甲车护送,车顶飘扬着一面白色旗帜。

车队蜿蜒穿过遍布平民尸体的街道。在这座港口城市焦黑的钢铁厂废墟旁,乌克兰代表团特意停了一下,接上了被围困厂内的一名指挥官。这名指挥官所在的2,500人的乌克兰精锐战斗部队在持续轰炸中坚守并被围困在厂内,最终只能选择投降。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人士说,当天下午,乌索夫与佐林在该市城外一个地点的会议室见面,两人握手致意,当时佐林身边站着四名俄罗斯军官,之后双方隔桌对坐。谈判持续了数小时,双方都在向基辅和莫斯科的上级领导打电话。最终,乌克兰同意投降:这2,500名战士将被送往俄罗斯监狱。

但如何让这些战士回国,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辅当时急需寻找一个可以调解战俘交换的国家,但瑞士因参与欧洲制裁被莫斯科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于是,乌克兰转而求助了中东新晋中立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

9月21日,土耳其促成了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行动:五名被俘的乌克兰指挥官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而莫斯科则同时迎回梅德韦丘克。这位亲俄政治家曾参与明斯克谈判,但后来因叛国罪被捕。与此同时,另一批为乌克兰作战时被俘的欧洲战俘则搭乘一架沙特专机离开俄罗斯,而去机场护送他们的是一位著名商人——俄罗斯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

到那时,双方已经建立了基本的默契。两国情报高官通过会面完成了相互评估,外国政府亦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协助调解潜在分歧。这两位俄乌的情报部门负责人都向各自首都的上级领导汇报称: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合作的人。

偷带出来的名单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初期的换俘行动逐渐催生出一套完整的机制。在基辅一个绿树成荫的街区,靠近网红咖啡馆和美容院的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被改造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战俘待遇协调总部。

在顶楼的一个会议室内,乌索夫和其在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下属定期与战俘家属会面。这些家属常穿着印有他们儿子或丈夫所在旅队徽章的T恤衫,他们常常因战俘交换缺乏进展而向官员们抱怨。

在地下室里,分析人员持续监控俄罗斯网站和社交媒体信息,搜寻有关战俘关押地点和生存状况的线索。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每名战俘档案包含了200项数据,包括身高、眼睛颜色以及俄罗斯对红十字会所提问题的回应细节等。

在战俘交换中获释的乌克兰士兵曾冒险带出写有特定牢房里战友名字的名单。这些名单的照片被整理成证据,如今成为与俄方交涉时用以证实特定人员确系在他们手中。

“为了把他们换回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为谁而战,”34岁的分析部门主管维多利亚·彼得鲁克(Viktoriia Petruk)说。这是她首次向媒体透露工作内容。

通过在地下室的分析团队的努力,已确认在俄罗斯境内和乌克兰被占领地区上近200处拘留设施,乌克兰战斗人员被关押在那里,生存条件往往十分恶劣。

乌克兰设有五座专门的战俘营,其中大部分是以前监狱改造的。被关押的俄罗斯战俘通过缝纫、伐木或制作家具获取报酬,这些产品在乌克兰的商店出售。基辅方面试图以比俄罗斯更人道的战俘待遇向西方盟友彰显其道德优势。

但换俘的后勤工作常常遇到波折。2024年1月,一架载有65名乌克兰战俘前往进行战俘交换的俄罗斯军用飞机在边境附近被击落,莫斯科指责基辅应对此事负责,而乌方始终未予承认。在战俘交换暂停期间,面对战俘亲属的政治抗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甚至炮制了几个孤注一掷的计划来加快进程:提议用被定罪的亲俄合作者乃至深埋多年的俄罗斯间谍的骸骨进行交换。

俄罗斯没有上钩。但当今年春天伊斯坦布尔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时,两国同意进行新一轮战俘交换,这一次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近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乌索夫再次从基辅向北出发,迎接新一批数百名被交换回来的乌克兰士兵。受伤的士兵们一瘸一拐、步履蹒跚地走到将军面前感谢他,然后问了一个问题:下一轮战俘交换何时进行?他们的战友何时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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