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能否成为中美博弈的“沟通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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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当前中美对抗背景下，稀土仍能作为中美可控、有限且务实的沟通接口，为避免误判，重建信任提供一个窗口。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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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逸系国际咨询公司Policy Nexus Corp创始人，首席顾问（Principal），前头部科技公司驻北美政府关系与公共政策代表，同时是中美关系、中加关系一线从业者，曾广泛参与中美、中加产业与政策各项交流，帮助促进了中国、加拿大、美国和欧洲政策界、学术界，商界，产业界之间的多轨道对话和沟通；熟悉国际关系、公共政策、政府事务、法务合规等业务，具备丰富的实操经验。作为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作生活的公共政策与公关专家，对加拿大、美国之间特殊双边关系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判断。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稀土为何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资源？

刘天逸：稀土作为支撑新能源、军工、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基础材料，其战略价值早已超越了市场范畴，成为衡量供应链安全、产业自主能力乃至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在全球产业链高度嵌套的今天，谁掌握稀土，谁就拥有了部分产业命脉的控制力。因此，在中美结构性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稀土自然成为博弈的核心资源。

问：你如何看待稀土这个议题在中美对话中扮演的角色呢？

刘天逸：稀土的确是一张有效的战略筹码，但更多的是逐渐展现出“有限共识”的对话潜力。稀土不仅是双方博弈的焦点资源，更逐渐演化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沟通接口”。它又因其“全球性公共品”的属性，成为可能打开机制性沟通大门的有限入口。在当前对抗情绪浓烈、互信基础脆弱的国际环境下，稀土议题反而凸显出“危中有机”的协调空间。

在近期伦敦的中美贸易会谈中，中方提出设立“稀土快通道”，而美方在技术出口上也表现出一定灵活性。这种机制性安排说明，即便在对抗背景下，稀土仍能作为中美可控、有限且务实的沟通接口，为避免误判，重建信任提供一个窗口。中美双方均展现了一定的诚意。会谈所传递出的信号是明确的：即便中美无法回到过去那种全面合作的状态，但仍有必要在关系下滑的过程中寻找“可控的交集”。稀土正好处在这样一个交叉点上——它具备高度战略性，同时也是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共性资源。如何处理这一议题，不仅关乎中美应对竞争的态度，也关乎整个世界供应链的稳定性。稀土完成了从产品本身到“沟通接口”的转变。

问：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上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展现大国责任？

刘天逸：中国在全球稀土的采选、分离、精炼与出口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掌握了产业链的技术深度与规模效率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并未以稀土作为简单的政治工具，而是努力在这一领域推动机制化合作，如通过“稀土快通道”展现克制与理性。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中国的战略自信，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在全球产业稳定方面的担当。

问：你观察到美国及欧洲国家是否已着手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有哪些具体动作？

刘天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正在努力重构自己的稀土产业链。例如，美国国防部投资入股的“MP Materials”已重启开采，并获得政府资金在德州建设冶炼设施；加拿大建立了北美首个商业化稀土冶炼中心；澳大利亚的Lynas在马来西亚与本土推进稀土加工布局；欧盟则通过立法加强对关键原材料的保障。相关针对于稀土的产业与供应链安全在学界与政策界的讨论也在增多。

问：在你看来，未来哪些因素将决定中美稀土博弈的走向？

刘天逸：稀土博弈未来的走势取决于三个关键变量：第一，供应链多元化的实际进展。欧美若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开采-冶炼-制品”一体化体系，其对中国依赖将下降，稀土“卡脖子”效应或会出现边际递减。当前来看，这一进程受限于成本、环保、技术等多重挑战，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中国的供应主导地位。第二，全球稀土市场的价格与政策稳定性。若中方能持续保持出口稳定，避免因政治干预引发价格剧烈波动，反而有助于强化其“稳定供应者”的国际形象。第三，中美之间能否设立稳定的“产业沟通机制”。如果中美在稀土议题上能够展开机制化对话、危机预警、数据互通，避免误判，这也许会成为两国博弈的关键缓冲器。总体而言，是否滑向“稀土博弈”不取决于稀土本身，而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以及如何设置“制度围栏”和“沟通接口”。

问：你提到的稀土这种“沟通接口”这一观点非常新颖，能否再扩展补充说明？除了国家层面，中美在稀土领域的企业、科研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合作空间？这种合作是否现实？

刘天逸：稀土对话为中美在结构性竞争背景下实现“分期对话、机制管理”提供了有益范式。中美诸如在“气候变化”，“芬太尼”等相关议题已经有序开展沟通。在产业方面，“稀土”已经成为新的沟通接口，类似的路径完全可以扩展至其他“具有全球公共品属性”的领域，比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电动车供应链等。在这些领域，通过建立双边协调机制、设立绿色通道或信息通报系统，可以在竞争中设置“安全阀”，防控风险。未来的沟通对话，不仅基于宏观，而需要从全球供应链安全防控的角度，也可以拆分和衍生出系列产业“沟通接口”。这满足了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全球产业期待。

在企业与科研层面，中美在稀土领域依然存在一定合作基础与空间。以MP Materials为例，其一度在技术层面依赖中方合作伙伴提供的分离技术与设备支持。同时，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在与美方高校展开关于稀土回收、替代材料的学术研究。这表明，在技术层面“脱钩”并不容易，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协同仍是现实需求。

当然，合作的前提是“可控”与“透明”。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大背景下，双方必须建立清晰的准入规则与技术边界，确保合作不被政治干扰或被泛安全化。中美若能在科研机构之间建立开放平台，推动共享非敏感性技术成果或就稀土资源循环利用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将有助于在激烈竞争中寻找“合作边角”。企业间也可通过第三地进行交叉投资、技术交流，从而保持有限但持续的互动。

问：从全球角度看，这种机制化沟通路径有什么更深远的意义？

刘天逸：这种机制化路径，表面上是危机管理的手段，实质上是未来全球治理结构的一种雏形。在规则被重写、产业链碎片化的大趋势下，类似稀土这样的“结构性调节机制”将成为全球秩序的稳定器。对中国而言，这是守住产业优势的路径；对世界而言，这是维护和平与合作的基石。唯有多沟通、多协调，才能让大国竞争不至于演变成不可控的对抗，让全球产业系统保持开放、有序、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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