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30%的客户已取消赴美留学计划；“这些政策非常反复无常，确实让客户感到困扰”。
发布日期：2025-06-01 17:37
Irina Ivanova
■
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的头几个月，已经让许多人将其与罗纳德 ·里根（Ronald Reagan）的放松管制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产业政策、20世纪20年代的喧嚣繁荣、20世纪50年代的狂热爱国主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尖锐的文化分裂相提并论。
但说到特朗普标志性的政策举措之一，也就是对进入美国的外国商品加征关税，历史先例是清晰可循的：特朗普实施或提议的关税上调，将推动美国的进口税率回升至大约80年前（即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水平。那是美国贸易政策保护主义时代的尾声。这一时代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间经历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的冲击。
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签署有效地降低了全球贸易壁垒，这一保护主义篇章随之终结。降低关税意在促进国际贸易。事实上，在一场近乎毁灭性的战争让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陷入动荡之后，降低贸易壁垒显然对美国的制造商有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启了此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并最终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也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签署创造了条件——这项于1994年生效的协定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商品流动。
如今，我们似乎正在见证新一轮的贸易政策巨变。特朗普反复无常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议程，已经导致美国与三大贸易伙伴（北美洲的两大邻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诸如大型汽车、啤酒罐、住宅、计算机处理器这些最具美国特色商品的原材料亦成为其关税政策的惩罚对象。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即便是于1930年签署的、最高税率达到41%、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也仅仅影响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而特朗普在截至今年3月宣布的关税将波及大约5%的美国经济基本面，涉及商品价值高达1.5万亿美元。
说得委婉一些，美国商界对此忧心忡忡。美国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埃丽卡·约克（Erica York）告诉我，衡量新闻报道情绪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两个月之后便创下新高，如今已经“突破天际”（此前的峰值出现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那么，首席执行官应该如何应对？进化生物学中经常讨论的“抗争或转移，僵化或讨好”反应模式，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是“僵化”（freeze）。市场厌恶不确定性这句老话一点不假。自今年1月以来，不确定性几乎成为了唯一的常态。今年的企业并购活动创十年来的最差开局；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跌至12年来的最低点；投资者纷纷从股市转向黄金，导致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进入回调区间。“这确实造成了不确定性，彻底瓦解了今年市场的看涨情绪。”独立经纪交易商LPL Financial的亚当·特恩奎斯特（Adam Turnquist）表示，“首席执行官和小企业主根本无从规划。”
对一些企业来说，“转移”（flight）——即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成为一种对冲风险的策略。如今，跨国企业集团争相承诺在美国建厂，或者至少在考虑这一选项。本田（Honda）选择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而非墨西哥）生产思域混动车（Civic Hybrid）；大众（Volkswagen）和沃尔沃（Volvo）也在考虑将生产线迁至美国。
韩国的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 Co.）、LG电子（LG Electronics）和三星（Samsung）都在酝酿扩大美国业务；中国台湾的电子制造商仁宝集团（Compal）和英业达集团（Inventec）据称正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考察新厂址。奢侈品巨头路威酩轩集团（LVMH）坦言，美国的政策正在促使其“严肃”考虑减少法国产能，转而在美国建立生产线。关税支持者认为，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迟早也会效仿这些做法，将生产线“回迁”至本土。
这可能意味着关税政策正在实现其重振美国工业的初衷——抑或只是企业为顺应新的政治风向而作出的姿态。承诺建厂容易，但真正落地投产却需要经年累月。更何况，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高度依赖受到关税影响的进口原材料，各环节成本正在全面飙升。事实上，考虑到价格和法规的剧烈波动，这些尚在襁褓中的计划，与其说是附带动工时间表和就业岗位的实质性承诺，不如视为企业的审慎表态，充其量不过是对美国项目的乐观宣言罢了。
与此同时，“讨好”（fawn）策略也在上演：当规则朝夕可变时，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和制定规则的人搞好关系。为此，商界领袖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纷纷涌向白宫，试图让政府认可他们心仪的政策方向。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前排席位：那些向就职基金豪掷数百万美元、创下募捐纪录的科技巨头掌门人济济一堂；又或是企业领导者每人奉上500万美元，只为获得海湖庄园（Mar-a-Lago）那场“烛光晚宴”的入场券。
最后就剩下“抗争”（fight）了——或许用“谨慎谈判”来表述更合适一些。部分受冲击最严重行业的首席执行官公开痛陈关税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或许盘算着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为获得关税赦免而四处游说的福特汽车（Ford）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警告称，25%的关税将给汽车业“轰出一个大窟窿”。美国铝业（Alcoa）的首席执行官威廉·奥普林格（William Oplinger）则向记者透露，铝业可能因此而裁撤12%的工作岗位。
但更多的商界领袖尽管在私下里表示对美国现任总统失去信心，却不愿意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而公开批评他。“他们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学到的教训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管理实践教授杰弗里·索南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指出，“至少得抱团行动。”正因如此，不少首席执行官选择依托行业协会代为发声，而非自己强出头。例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就表示，其成员正在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
归根结底，无论选择何种应对之策，切记不可孤军奋战：值此特殊时期，商业领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同行（乃至竞争对手）同舟共济，携手应对这场关税浪潮。
■
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的头几个月，已经让许多人将其与罗纳德 ·里根（Ronald Reagan）的放松管制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产业政策、20世纪20年代的喧嚣繁荣、20世纪50年代的狂热爱国主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尖锐的文化分裂相提并论。
但说到特朗普标志性的政策举措之一，也就是对进入美国的外国商品加征关税，历史先例是清晰可循的：特朗普实施或提议的关税上调，将推动美国的进口税率回升至大约80年前（即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水平。那是美国贸易政策保护主义时代的尾声。这一时代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间经历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的冲击。
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签署有效地降低了全球贸易壁垒，这一保护主义篇章随之终结。降低关税意在促进国际贸易。事实上，在一场近乎毁灭性的战争让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陷入动荡之后，降低贸易壁垒显然对美国的制造商有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启了此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并最终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也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签署创造了条件——这项于1994年生效的协定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商品流动。
如今，我们似乎正在见证新一轮的贸易政策巨变。特朗普反复无常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议程，已经导致美国与三大贸易伙伴（北美洲的两大邻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诸如大型汽车、啤酒罐、住宅、计算机处理器这些最具美国特色商品的原材料亦成为其关税政策的惩罚对象。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即便是于1930年签署的、最高税率达到41%、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也仅仅影响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而特朗普在截至今年3月宣布的关税将波及大约5%的美国经济基本面，涉及商品价值高达1.5万亿美元。
说得委婉一些，美国商界对此忧心忡忡。美国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埃丽卡·约克（Erica York）告诉我，衡量新闻报道情绪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两个月之后便创下新高，如今已经“突破天际”（此前的峰值出现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那么，首席执行官应该如何应对？进化生物学中经常讨论的“抗争或转移，僵化或讨好”反应模式，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是“僵化”（freeze）。市场厌恶不确定性这句老话一点不假。自今年1月以来，不确定性几乎成为了唯一的常态。今年的企业并购活动创十年来的最差开局；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跌至12年来的最低点；投资者纷纷从股市转向黄金，导致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进入回调区间。“这确实造成了不确定性，彻底瓦解了今年市场的看涨情绪。”独立经纪交易商LPL Financial的亚当·特恩奎斯特（Adam Turnquist）表示，“首席执行官和小企业主根本无从规划。”
对一些企业来说，“转移”（flight）——即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成为一种对冲风险的策略。如今，跨国企业集团争相承诺在美国建厂，或者至少在考虑这一选项。本田（Honda）选择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而非墨西哥）生产思域混动车（Civic Hybrid）；大众（Volkswagen）和沃尔沃（Volvo）也在考虑将生产线迁至美国。
韩国的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 Co.）、LG电子（LG Electronics）和三星（Samsung）都在酝酿扩大美国业务；中国台湾的电子制造商仁宝集团（Compal）和英业达集团（Inventec）据称正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考察新厂址。奢侈品巨头路威酩轩集团（LVMH）坦言，美国的政策正在促使其“严肃”考虑减少法国产能，转而在美国建立生产线。关税支持者认为，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迟早也会效仿这些做法，将生产线“回迁”至本土。
这可能意味着关税政策正在实现其重振美国工业的初衷——抑或只是企业为顺应新的政治风向而作出的姿态。承诺建厂容易，但真正落地投产却需要经年累月。更何况，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高度依赖受到关税影响的进口原材料，各环节成本正在全面飙升。事实上，考虑到价格和法规的剧烈波动，这些尚在襁褓中的计划，与其说是附带动工时间表和就业岗位的实质性承诺，不如视为企业的审慎表态，充其量不过是对美国项目的乐观宣言罢了。
与此同时，“讨好”（fawn）策略也在上演：当规则朝夕可变时，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和制定规则的人搞好关系。为此，商界领袖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纷纷涌向白宫，试图让政府认可他们心仪的政策方向。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前排席位：那些向就职基金豪掷数百万美元、创下募捐纪录的科技巨头掌门人济济一堂；又或是企业领导者每人奉上500万美元，只为获得海湖庄园（Mar-a-Lago）那场“烛光晚宴”的入场券。
最后就剩下“抗争”（fight）了——或许用“谨慎谈判”来表述更合适一些。部分受冲击最严重行业的首席执行官公开痛陈关税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或许盘算着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为获得关税赦免而四处游说的福特汽车（Ford）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警告称，25%的关税将给汽车业“轰出一个大窟窿”。美国铝业（Alcoa）的首席执行官威廉·奥普林格（William Oplinger）则向记者透露，铝业可能因此而裁撤12%的工作岗位。
但更多的商界领袖尽管在私下里表示对美国现任总统失去信心，却不愿意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而公开批评他。“他们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学到的教训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管理实践教授杰弗里·索南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指出，“至少得抱团行动。”正因如此，不少首席执行官选择依托行业协会代为发声，而非自己强出头。例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就表示，其成员正在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
归根结底，无论选择何种应对之策，切记不可孤军奋战：值此特殊时期，商业领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同行（乃至竞争对手）同舟共济，携手应对这场关税浪潮。
■
相关内容
读者评论
热门排行榜
OR
2025-05-31 05:38
商业与经济
策略 贸易战生存指南
策略 贸易战生存指南
如今，我们似乎正在见证新一轮的贸易政策巨变。
Irina Ivanova
■
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的头几个月，已经让许多人将其与罗纳德 ·里根（Ronald Reagan）的放松管制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产业政策、20世纪20年代的喧嚣繁荣、20世纪50年代的狂热爱国主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尖锐的文化分裂相提并论。
但说到特朗普标志性的政策举措之一，也就是对进入美国的外国商品加征关税，历史先例是清晰可循的：特朗普实施或提议的关税上调，将推动美国的进口税率回升至大约80年前（即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水平。那是美国贸易政策保护主义时代的尾声。这一时代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间经历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的冲击。
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签署有效地降低了全球贸易壁垒，这一保护主义篇章随之终结。降低关税意在促进国际贸易。事实上，在一场近乎毁灭性的战争让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陷入动荡之后，降低贸易壁垒显然对美国的制造商有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启了此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并最终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也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签署创造了条件——这项于1994年生效的协定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商品流动。
如今，我们似乎正在见证新一轮的贸易政策巨变。特朗普反复无常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议程，已经导致美国与三大贸易伙伴（北美洲的两大邻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诸如大型汽车、啤酒罐、住宅、计算机处理器这些最具美国特色商品的原材料亦成为其关税政策的惩罚对象。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即便是于1930年签署的、最高税率达到41%、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也仅仅影响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而特朗普在截至今年3月宣布的关税将波及大约5%的美国经济基本面，涉及商品价值高达1.5万亿美元。
说得委婉一些，美国商界对此忧心忡忡。美国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埃丽卡·约克（Erica York）告诉我，衡量新闻报道情绪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两个月之后便创下新高，如今已经“突破天际”（此前的峰值出现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那么，首席执行官应该如何应对？进化生物学中经常讨论的“抗争或转移，僵化或讨好”反应模式，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是“僵化”（freeze）。市场厌恶不确定性这句老话一点不假。自今年1月以来，不确定性几乎成为了唯一的常态。今年的企业并购活动创十年来的最差开局；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跌至12年来的最低点；投资者纷纷从股市转向黄金，导致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进入回调区间。“这确实造成了不确定性，彻底瓦解了今年市场的看涨情绪。”独立经纪交易商LPL Financial的亚当·特恩奎斯特（Adam Turnquist）表示，“首席执行官和小企业主根本无从规划。”
对一些企业来说，“转移”（flight）——即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成为一种对冲风险的策略。如今，跨国企业集团争相承诺在美国建厂，或者至少在考虑这一选项。本田（Honda）选择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而非墨西哥）生产思域混动车（Civic Hybrid）；大众（Volkswagen）和沃尔沃（Volvo）也在考虑将生产线迁至美国。
韩国的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 Co.）、LG电子（LG Electronics）和三星（Samsung）都在酝酿扩大美国业务；中国台湾的电子制造商仁宝集团（Compal）和英业达集团（Inventec）据称正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考察新厂址。奢侈品巨头路威酩轩集团（LVMH）坦言，美国的政策正在促使其“严肃”考虑减少法国产能，转而在美国建立生产线。关税支持者认为，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迟早也会效仿这些做法，将生产线“回迁”至本土。
这可能意味着关税政策正在实现其重振美国工业的初衷——抑或只是企业为顺应新的政治风向而作出的姿态。承诺建厂容易，但真正落地投产却需要经年累月。更何况，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高度依赖受到关税影响的进口原材料，各环节成本正在全面飙升。事实上，考虑到价格和法规的剧烈波动，这些尚在襁褓中的计划，与其说是附带动工时间表和就业岗位的实质性承诺，不如视为企业的审慎表态，充其量不过是对美国项目的乐观宣言罢了。
与此同时，“讨好”（fawn）策略也在上演：当规则朝夕可变时，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和制定规则的人搞好关系。为此，商界领袖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纷纷涌向白宫，试图让政府认可他们心仪的政策方向。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前排席位：那些向就职基金豪掷数百万美元、创下募捐纪录的科技巨头掌门人济济一堂；又或是企业领导者每人奉上500万美元，只为获得海湖庄园（Mar-a-Lago）那场“烛光晚宴”的入场券。
最后就剩下“抗争”（fight）了——或许用“谨慎谈判”来表述更合适一些。部分受冲击最严重行业的首席执行官公开痛陈关税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或许盘算着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为获得关税赦免而四处游说的福特汽车（Ford）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警告称，25%的关税将给汽车业“轰出一个大窟窿”。美国铝业（Alcoa）的首席执行官威廉·奥普林格（William Oplinger）则向记者透露，铝业可能因此而裁撤12%的工作岗位。
但更多的商界领袖尽管在私下里表示对美国现任总统失去信心，却不愿意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而公开批评他。“他们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学到的教训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管理实践教授杰弗里·索南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指出，“至少得抱团行动。”正因如此，不少首席执行官选择依托行业协会代为发声，而非自己强出头。例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就表示，其成员正在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
归根结底，无论选择何种应对之策，切记不可孤军奋战：值此特殊时期，商业领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同行（乃至竞争对手）同舟共济，携手应对这场关税浪潮。
■
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的头几个月，已经让许多人将其与罗纳德 ·里根（Ronald Reagan）的放松管制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产业政策、20世纪20年代的喧嚣繁荣、20世纪50年代的狂热爱国主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尖锐的文化分裂相提并论。
但说到特朗普标志性的政策举措之一，也就是对进入美国的外国商品加征关税，历史先例是清晰可循的：特朗普实施或提议的关税上调，将推动美国的进口税率回升至大约80年前（即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水平。那是美国贸易政策保护主义时代的尾声。这一时代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间经历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的冲击。
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签署有效地降低了全球贸易壁垒，这一保护主义篇章随之终结。降低关税意在促进国际贸易。事实上，在一场近乎毁灭性的战争让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陷入动荡之后，降低贸易壁垒显然对美国的制造商有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启了此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并最终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也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签署创造了条件——这项于1994年生效的协定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商品流动。
如今，我们似乎正在见证新一轮的贸易政策巨变。特朗普反复无常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议程，已经导致美国与三大贸易伙伴（北美洲的两大邻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诸如大型汽车、啤酒罐、住宅、计算机处理器这些最具美国特色商品的原材料亦成为其关税政策的惩罚对象。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即便是于1930年签署的、最高税率达到41%、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也仅仅影响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而特朗普在截至今年3月宣布的关税将波及大约5%的美国经济基本面，涉及商品价值高达1.5万亿美元。
说得委婉一些，美国商界对此忧心忡忡。美国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埃丽卡·约克（Erica York）告诉我，衡量新闻报道情绪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两个月之后便创下新高，如今已经“突破天际”（此前的峰值出现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那么，首席执行官应该如何应对？进化生物学中经常讨论的“抗争或转移，僵化或讨好”反应模式，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是“僵化”（freeze）。市场厌恶不确定性这句老话一点不假。自今年1月以来，不确定性几乎成为了唯一的常态。今年的企业并购活动创十年来的最差开局；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跌至12年来的最低点；投资者纷纷从股市转向黄金，导致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进入回调区间。“这确实造成了不确定性，彻底瓦解了今年市场的看涨情绪。”独立经纪交易商LPL Financial的亚当·特恩奎斯特（Adam Turnquist）表示，“首席执行官和小企业主根本无从规划。”
对一些企业来说，“转移”（flight）——即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成为一种对冲风险的策略。如今，跨国企业集团争相承诺在美国建厂，或者至少在考虑这一选项。本田（Honda）选择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而非墨西哥）生产思域混动车（Civic Hybrid）；大众（Volkswagen）和沃尔沃（Volvo）也在考虑将生产线迁至美国。
韩国的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 Co.）、LG电子（LG Electronics）和三星（Samsung）都在酝酿扩大美国业务；中国台湾的电子制造商仁宝集团（Compal）和英业达集团（Inventec）据称正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考察新厂址。奢侈品巨头路威酩轩集团（LVMH）坦言，美国的政策正在促使其“严肃”考虑减少法国产能，转而在美国建立生产线。关税支持者认为，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迟早也会效仿这些做法，将生产线“回迁”至本土。
这可能意味着关税政策正在实现其重振美国工业的初衷——抑或只是企业为顺应新的政治风向而作出的姿态。承诺建厂容易，但真正落地投产却需要经年累月。更何况，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高度依赖受到关税影响的进口原材料，各环节成本正在全面飙升。事实上，考虑到价格和法规的剧烈波动，这些尚在襁褓中的计划，与其说是附带动工时间表和就业岗位的实质性承诺，不如视为企业的审慎表态，充其量不过是对美国项目的乐观宣言罢了。
与此同时，“讨好”（fawn）策略也在上演：当规则朝夕可变时，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和制定规则的人搞好关系。为此，商界领袖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纷纷涌向白宫，试图让政府认可他们心仪的政策方向。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前排席位：那些向就职基金豪掷数百万美元、创下募捐纪录的科技巨头掌门人济济一堂；又或是企业领导者每人奉上500万美元，只为获得海湖庄园（Mar-a-Lago）那场“烛光晚宴”的入场券。
最后就剩下“抗争”（fight）了——或许用“谨慎谈判”来表述更合适一些。部分受冲击最严重行业的首席执行官公开痛陈关税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或许盘算着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为获得关税赦免而四处游说的福特汽车（Ford）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警告称，25%的关税将给汽车业“轰出一个大窟窿”。美国铝业（Alcoa）的首席执行官威廉·奥普林格（William Oplinger）则向记者透露，铝业可能因此而裁撤12%的工作岗位。
但更多的商界领袖尽管在私下里表示对美国现任总统失去信心，却不愿意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而公开批评他。“他们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学到的教训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管理实践教授杰弗里·索南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指出，“至少得抱团行动。”正因如此，不少首席执行官选择依托行业协会代为发声，而非自己强出头。例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就表示，其成员正在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
归根结底，无论选择何种应对之策，切记不可孤军奋战：值此特殊时期，商业领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同行（乃至竞争对手）同舟共济，携手应对这场关税浪潮。
■
相关内容
读者评论OR
读者评论
OR
分享：
每日头条
OR
最新资讯
OR
热门排行榜
OR
OR品牌理念
■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OR 新媒体是一个提供时政、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资讯的平台，旨在为用户提供优质的阅读体验。网站的网址是oror.vip，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在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手机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