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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9:47
商业与经济

化债与通胀:财政政策如何积极

徐瑾:股市热潮中,央行先行一步,市场期待财政迈出第二步。中国式化债意味着什么?化债是否意味着大通胀?财政政策如何积极?
人民币安排10万亿为地方政府减负,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徐瑾


“化债会导致大通胀吗?”

经济政策的变化,普通家庭最关心的是它对自己的直接影响是什么,而不是宏大叙事,不少徐瑾经济人读者也频繁提到化债与通胀的问题。对此,好消息是,大通胀在未来不太可能,坏消息是,通胀一般都是伴随着经济周期上行而来,通胀消失也许是一个经济下行的信号。

所谓化债,字面意思就是化去债务。具体在中国当下政策语境下,本质其实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往往被认为集中于地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仅在于债务多,更在于很多债务是隐性的。也正因此,所谓中国式化债,未必是直接还债,更多是将之前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这涉及到延长债务期限、债务置换、债务整合、债务重组等一系列政策。近期政策对此也频繁吹风,比如财政部10月发布会上表示,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

9月以来的股市热潮中,央行先行一步,市场期待财政迈出第二步。但是目前来看,市场期待的惊喜可能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快,更多还是遵循旧路。虽然有各类专家吹风预测,未来化债规模仍旧没有明确。官方数据表示,2024年安排财政赤字4.06万亿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达到28.55万亿元。

过去十年,化债其实一直在谈,至少有过三次化债行动。按照中信固收团队的梳理,2015-2018年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化债,发行共约12.2万亿置换债置换存量政府债务;随后不久,在2019年展开了第二轮化债,规模较小,发行1579亿置换债置换隐性债务;第三轮,在总结改进的基础上,2020年12月-2022年6月再次化债,发行1.13万亿特殊再融资债。

今年的化债可以算成第四轮,规模也比第三轮有较大幅度上升。

可以看出,中央对化债问题一直十分重视,也付出了很大努力。问题是,为什么需要多轮化债而化债任务并未减轻?目前看,财政的第二箭还是存在迟疑。这种迟疑未必是坏事,如果还是走地方花钱中央兜底的老路,不仅没有解决风险,反而容易造成新的问题。

在中央政策要求之下,各地城投原本和地方财政关系密切,最近几年却很流行出台“退平台”声明,强调发行人不属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不会新增地方隐性债务。2023年全年“退平台”声明达到721家,今年有所降低,约300多家。

当然,退平台声明仅仅是一个姿态,市场是否买单是一个问题,以后举债路径能否改变是另外一个问题。

与化债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如果把中国经济看作一个大集团公司,各个地方其实就是各地的分公司,有的盈利,有的亏钱,集团公司有时候就需要从中平衡,这就有了各种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支付,本质是经济财政先进地区,主要是沿海为主,对于经济财务滞后地区的补贴。

在过去,经济繁茂,先进地区财力雄厚,后进地区不愿意坐等,如果本地财力不够,就通过大手笔的隐性债务来增强干大事的能力,也导致了过去十年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旧貌换新颜,他们和一线城市在硬件层面区别日渐缩小。如今,经济增速放缓,先进地区自身也面临各类问题,逐渐有些自顾不暇,上海等地消费甚至出现大滑坡,所谓“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落后地区依靠转移支付,反而有些滞后效应,一些地方虽然口头上过苦日子,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下降并不敏感,只要体制内工资还在照旧发,其实不少人经济体感也许没那么差,最近几年流行的县城贵妇、县城文学其实也是这种滋润生活的溢出。

债多不愁,成为一些地方的常态。这也有点类似华尔街有一句俗语:“如果你欠银行100美元,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亿美元,那就是银行的问题。”制度的核心是激励问题,正确的激励应该是奖励正确的行为,惩罚错误的行为,而不是相反。一些地方债务的问题看起来是某些地方管不住的手,其实核心还是在于预算约束机制的缺位。比起运动式的化债,更重要是形成举债还债的规范博弈机制,即借钱花钱的规范与问责。

债务不会凭空消失,要么征收到足够的收入还债,要么从地方政府身上转移到中央政府。无论选择哪一种,都需要一些地方有所改变,短期内的紧日子再所难免。当然,恶性赤字财政和直接赖账也是一个思路,但这绝对是下下策,已经太多案例证明这样的处方将动摇社会信用与经济运行的根基。

对于深谙政经潜规则的一些地方而言,能发债的时候就拼命发债,不能发债的时候就变着法子增加不规范收入。2024年1-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3059亿元,同比下降2.2%,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1779亿元,同比增长2%。收入方面,今年前9个月税收收入131715亿元,同比下降5.3%;非税收入31344亿元,同比增长13.5%。可见,税收收入下降,非税收入却有上升态势,这对企业营商环境意味着什么,显然不言而喻。这样的对策,对地方来说短期或有所得,但是长期看,却是竭泽而渔。

不论是约束地方政府的发债之手,还是约束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之手,需要的都是可信的约束。如果单靠自上而下的规矩,地方政府总是能够发明足够聪明的方法,绕过中央政府的死规定,等中央发现的时候,损失已经造成。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1%,2024年1—9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40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0.4%。在企业利润和外资流入双双降低的时候,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一定是积极发债,或许反而应该是减税放权让利。毕竟,有了企业的繁荣,才能真正解决就业,才有稳定税源,才有未来的信用。切实解决激励问题是长久之策,更现实、更及时的逻辑还是以发展解决问题,也许重新到了“拼经济”的时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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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债与通胀:财政政策如何积极

徐瑾:股市热潮中,央行先行一步,市场期待财政迈出第二步。中国式化债意味着什么?化债是否意味着大通胀?财政政策如何积极?
徐瑾


“化债会导致大通胀吗?”

经济政策的变化,普通家庭最关心的是它对自己的直接影响是什么,而不是宏大叙事,不少徐瑾经济人读者也频繁提到化债与通胀的问题。对此,好消息是,大通胀在未来不太可能,坏消息是,通胀一般都是伴随着经济周期上行而来,通胀消失也许是一个经济下行的信号。

所谓化债,字面意思就是化去债务。具体在中国当下政策语境下,本质其实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往往被认为集中于地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仅在于债务多,更在于很多债务是隐性的。也正因此,所谓中国式化债,未必是直接还债,更多是将之前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这涉及到延长债务期限、债务置换、债务整合、债务重组等一系列政策。近期政策对此也频繁吹风,比如财政部10月发布会上表示,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

9月以来的股市热潮中,央行先行一步,市场期待财政迈出第二步。但是目前来看,市场期待的惊喜可能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快,更多还是遵循旧路。虽然有各类专家吹风预测,未来化债规模仍旧没有明确。官方数据表示,2024年安排财政赤字4.06万亿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达到28.55万亿元。

过去十年,化债其实一直在谈,至少有过三次化债行动。按照中信固收团队的梳理,2015-2018年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化债,发行共约12.2万亿置换债置换存量政府债务;随后不久,在2019年展开了第二轮化债,规模较小,发行1579亿置换债置换隐性债务;第三轮,在总结改进的基础上,2020年12月-2022年6月再次化债,发行1.13万亿特殊再融资债。

今年的化债可以算成第四轮,规模也比第三轮有较大幅度上升。

可以看出,中央对化债问题一直十分重视,也付出了很大努力。问题是,为什么需要多轮化债而化债任务并未减轻?目前看,财政的第二箭还是存在迟疑。这种迟疑未必是坏事,如果还是走地方花钱中央兜底的老路,不仅没有解决风险,反而容易造成新的问题。

在中央政策要求之下,各地城投原本和地方财政关系密切,最近几年却很流行出台“退平台”声明,强调发行人不属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不会新增地方隐性债务。2023年全年“退平台”声明达到721家,今年有所降低,约300多家。

当然,退平台声明仅仅是一个姿态,市场是否买单是一个问题,以后举债路径能否改变是另外一个问题。

与化债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如果把中国经济看作一个大集团公司,各个地方其实就是各地的分公司,有的盈利,有的亏钱,集团公司有时候就需要从中平衡,这就有了各种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支付,本质是经济财政先进地区,主要是沿海为主,对于经济财务滞后地区的补贴。

在过去,经济繁茂,先进地区财力雄厚,后进地区不愿意坐等,如果本地财力不够,就通过大手笔的隐性债务来增强干大事的能力,也导致了过去十年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旧貌换新颜,他们和一线城市在硬件层面区别日渐缩小。如今,经济增速放缓,先进地区自身也面临各类问题,逐渐有些自顾不暇,上海等地消费甚至出现大滑坡,所谓“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落后地区依靠转移支付,反而有些滞后效应,一些地方虽然口头上过苦日子,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下降并不敏感,只要体制内工资还在照旧发,其实不少人经济体感也许没那么差,最近几年流行的县城贵妇、县城文学其实也是这种滋润生活的溢出。

债多不愁,成为一些地方的常态。这也有点类似华尔街有一句俗语:“如果你欠银行100美元,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亿美元,那就是银行的问题。”制度的核心是激励问题,正确的激励应该是奖励正确的行为,惩罚错误的行为,而不是相反。一些地方债务的问题看起来是某些地方管不住的手,其实核心还是在于预算约束机制的缺位。比起运动式的化债,更重要是形成举债还债的规范博弈机制,即借钱花钱的规范与问责。

债务不会凭空消失,要么征收到足够的收入还债,要么从地方政府身上转移到中央政府。无论选择哪一种,都需要一些地方有所改变,短期内的紧日子再所难免。当然,恶性赤字财政和直接赖账也是一个思路,但这绝对是下下策,已经太多案例证明这样的处方将动摇社会信用与经济运行的根基。

对于深谙政经潜规则的一些地方而言,能发债的时候就拼命发债,不能发债的时候就变着法子增加不规范收入。2024年1-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3059亿元,同比下降2.2%,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1779亿元,同比增长2%。收入方面,今年前9个月税收收入131715亿元,同比下降5.3%;非税收入31344亿元,同比增长13.5%。可见,税收收入下降,非税收入却有上升态势,这对企业营商环境意味着什么,显然不言而喻。这样的对策,对地方来说短期或有所得,但是长期看,却是竭泽而渔。

不论是约束地方政府的发债之手,还是约束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之手,需要的都是可信的约束。如果单靠自上而下的规矩,地方政府总是能够发明足够聪明的方法,绕过中央政府的死规定,等中央发现的时候,损失已经造成。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1%,2024年1—9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40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0.4%。在企业利润和外资流入双双降低的时候,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一定是积极发债,或许反而应该是减税放权让利。毕竟,有了企业的繁荣,才能真正解决就业,才有稳定税源,才有未来的信用。切实解决激励问题是长久之策,更现实、更及时的逻辑还是以发展解决问题,也许重新到了“拼经济”的时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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