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和2020年美国大选之前,外交官们谈论了“防特朗普”联盟和承诺。由于特朗普有可能重返白宫,而哈里斯与拜登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尚不明确,一些人现在将当前这种准备称为“防未来”。
张璐诗
■我有一位40多年前移居到希腊的纽约忘年交,每年去拜访她时,知道她有起床后第一时间就烧水泡茶,加上大份量的鲜奶和糖,然后才去洗漱的习惯。但在大多数的时候,她这杯泡好的热茶会原封不动一直摆到凉透了,而我的这位朋友已经出门在花园里忙这忙那,完全把茶抛在脑后。有时我会可惜那么好一杯热茶,给她端出去放到露天餐桌上,她也许会喝那么一两口,但大半杯最后还是被倒掉。
10多年过去。去年夏天在她家里,看着每天早上慢慢变凉的一杯茶,我忽然才意识到,她需要的不是那杯茶,而是每天的仪式感。这种英式泡茶的习惯来自她年轻时代的纽约生活方式,与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希腊生活无关。我知道无论过了多少个十年,无论她对海岛的世外桃源生活有多么适应,她的心中仍会留着一点与自己青春相连的都市情结。每天一早的英式奶茶,泡茶的形式比喝茶本身更重要。
在烟火气生猛的广州长大的我,在同一个希腊小岛上也生活过几年。记得一次到伦敦旅行,落座唐人街一家粤菜馆,叫下一碗自己从小吃到大的“艇仔粥”,热粥入口时鼻根一酸,直接给广州家里打了个电话,听筒那边的父母显然对我的激动有点错愕。时空与地点的错置而引发的乡愁,却并不会动摇“背井离乡”的决定;距离反而会为人的视角和感情增添了维度,“家乡”的概念份量变得更重,人也更懂得珍惜平易的细节。
记得十多年前,我采访到北京跳现代舞的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过程中我就她曾主演的影片《布拉格之恋》,文艺腔霍霍地问她如何看待昆德拉在原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所提的“媚俗”(kitsch)。比诺什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只是微笑着看着我:“只要心中有爱,别的都不重要。”这个一点都不摇滚的答案,在我心里卡了良久,但隐约明白它源自经历和岁月的洗炼。
如今我定居伦敦年月已长。每次走过唐人街,都不免想到已故美籍华人建筑师与历史学家胡垣坤(Philip Choy)写过的一段话:“唐人街就像凤凰,从灰烬中带着新的外墙重生。它们是美籍华人的梦想,却由白人建筑师建起,看上去就像搭在舞台上的中国,现实中其实并不存在。”
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的唐人街,本质上都与此相近。十几二十岁时,记得自己会因为对逢年过节就被放大了两倍的世俗烟火气逐渐腻烦,而对“过年”这事刻意冷淡处置。但今日逢年过节,我没办法无视伦敦唐人街上空的红灯笼;用粤语拼出来的“恭喜发财”横幅,更是单刀直入撩拨我的乡情。这个搭在西方舞台上的“中国”,由超市中的盆桔、银柳、糖冬瓜糖莲子这些我在广州过年的习俗构成,盆桔、糖冬瓜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吃这些贺年糖果,嫌太甜;但在伦敦我会主动买点回家,摆在大红色的糖果盒里。然后打听唐人街每年春节的舞狮表演几时举办,不惜挤在人群里推推搡搡,“kitschy”地凑热闹。
平时如果到外面吃中餐,我宁愿看到朴实一点、不那么符号化的中餐厅,吃起饭来不必感觉自己像在主题园里。可春节却是另一回事。
“仪式感”在近年是一个热门词,从中秋春节到生日、纪念日,再到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仪式感大都通过购物送礼作为表达。这与“情结”没多大关系,而更多是对时光的刻记:通过营造气氛,为岁月的流逝赋予意义。其实左顾右盼一下,你会发现这份心思早已渗入了日常生活。一个例子是喜欢坐到连锁咖啡馆里工作的人们。对于许多人来,日子每天重复,自我意识便会奋力去寻找能让生活显得独特而有意义的形式。世界各地运营成功的连锁咖啡店,就捕捉到了这种心理需求:制造一个在家和办公室之间的“第三空间”;在这个象征有闲、优雅和尊严的时空,只需集齐咖啡香气、店小二的拉花手艺和一台手提电脑,这比喝咖啡本身重要。
不时听在国内的朋友们说,“年味越来越淡”。在异乡过节,当“年味”的定义超不过中国元素和几顿饭菜时,我决意不再抵触。唐人街虽是个独特的存在,却称得上是“年味“的担当,甚至查尔斯国王与王后在继位前就有每年系上红围巾到这里拜年的传统。但中国元素并不止于唐人街,也不止步于华人团体。最近发现英国电影学会安排了中国导演邓伟前两年曾获莱比锡电影节大奖的《爷爷和父亲》,作为庆祝中国新春而特别放映的影片。这个选择再次证明了仪式感在于形式,内容是否切题倒是其次。
另外,伦敦最大的意大利面食工厂The Pasta Evangelists,今年也专门为中国春节制作了一款名为“Dragon Pasta”的新菜,可以堂食可以外卖,大年三十前一天还在他们的Pasta Academy里教大家制作这道面食。我到他们在哈洛德百货的门店里点了一盘尝:“龙形意面”的主要原料是现做的鸡蛋意面,仿照龙尾卷成中空的长条形状,然后往里面塞上意大利乡村乳酪和菠菜,配上番茄酱煮好,上桌成品就像是一条盘起来的龙尾。
中国人过节吃饭爱讲“意头”(寓意),龙在传统中有着权势、勇气和尊贵等幸运象征。设计菜品时,花在食材上的心思也许多于食物成品的形态上。意大利人说,他们也有不少神龙传说,最有名的是中世纪围困特尔尼的飞龙Thyrus;尽管跟西方世界许多巨龙传说一样,Thyrus的故事并没有跳出“英勇骑士屠龙记”的框架,但飞龙的勇猛形象至今留在特尔尼的市徽之上。这道Dragon Pasta,或许更接近意大利版本的“龙体”。
至于团年饭,我们订了伦敦新开不久的半岛酒店的粤菜馆Canton Blue。走入包间时,迎面就是整面墙上绘制的祥龙图,精神威武,气氛一下就出来了。“Canton”曾是“广州”的英文地名,餐厅菜式也是以粤菜为内核,这都令我亲切。
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就像是巴不得左邻右里和路人都知道我家住着中国人,学圣诞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传统,我在快到新春前的一两周就在前院里给橄榄树挂上了小灯笼。因而此时,我也忽然注重起餐厅的气氛来。伦敦的各家中餐馆里,多少会用上中国元素点缀。比如“唐人馆”走的民国上海风、“中园”室内的上海租界风,模仿过去广州和香港“茶居”务实装修的则有连锁餐厅“皇朝”和米其林二星中餐馆“金满楼”。Canton Blue餐厅里有一面用作隔断的“八音“展示柜,柜内摆设了琵琶等中国民乐器。
换做平日我会挑剔:吃饭的地方没必要弄得像博物馆,然而此时,面对着饭前酒吧“Little Blue”的墙壁装扮成古色古香的中药药材铺,以及主餐厅分别以黄、蓝和红色作为主题色彩的三个包厢,却满心欢喜。墙上还堆砌了仿清代”广彩“的瓷器;门口形成屏风效果的隔断层,挂满了模仿古时刻漏漏引的漏水计时器瓷杯。
从香港过来的年轻侍应生告知,到这里吃饭的大部分是本地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华人倒不算多。店堂的装潢平日可想而知唤起的是更多是新鲜感而非熟悉感。不过,对比起巴黎半岛以“中国红”和“高卢蓝”做抽象混搭、甚至带来一点惊悚感的LiLi粤菜馆,伦敦这一家的色彩搭配算是更符合国人审美习惯。
Canton Blue的行政总厨涂国检是香港人,龙年新春的年夜饭菜单,果然少不了龙虾,此外还有蟹肉凤眼饺、枸杞子醉鸡等菜式。涂国检搬来伦敦之前在巴黎工作,说到伦敦和巴黎消费者的口味,他跟不少厨师众口一词,认为伦敦食客对粤菜的认知比巴黎的消费者深入得多。归根溯源,伦敦和巴黎的移民人群结构毕竟不同;伦敦在1970年代已出现了获得米其林星级的粤菜馆“潘记酒楼”,出品是本真粤菜,而非西式中餐。不过涂国检也提到,与法餐传统之中内脏、田鸡等都是常见食材有关,法国食客与国人饮食习惯更接近;伦敦这边的消费者就挑剔得多。而且英国食客存在更多食物过敏现象,素食、无麸质饮食和不吃猪肉的人更多,这些对于粤菜师傅都是挑战。涂国检说他还在研究怎么更好去平衡中西口味,比如粤菜中没有冷盘蔬菜这一项传统,于是他做了一个“中式沙律”,用到了中餐里的醋腌萝卜等方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甜品里的中西结合:取杏仁、姜汁、荔枝的中式食材,以果冻、雪葩等西点手法做搭配。
本来也并不抱期望,直到年轻的服务生用功夫茶具为我们泡下了武夷山大红袍,小杯茶入口后,喜出望外。这位香港小伙告诉我,他专门到广东惠州的茶山茶园里深扎了几天,从采摘到沥汁、搓团、焙干的工序全都熟悉了一遍。换了在国内,这估计寻常得不得了,然而在伦敦,要找到懂得泡茶的餐馆,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在英国下过无数中餐馆子,从米其林星级、大酒店的门店,到扎根英格兰几十年的老字号连锁和邻家小馆,总体感觉是地道的烹饪并不难找,难觅的是一壶好茶,常常是随口问一句“是不是新茶”,对方也一脸茫然。然而或许正是这种日常之中的有所匮缺,换来了我们逢年过节不惧套路奋力营造出“仪式感”。同样的,以前我对广州遍街的新春醒狮毫无感觉,如今一到年关就会留意佛山来的醒狮队哪一天上特拉法加广场。跟在锣鼓喧天与明晃晃的红与黄后面一边走,一边也就追到了从未失色的“年味”。■
10多年过去。去年夏天在她家里,看着每天早上慢慢变凉的一杯茶,我忽然才意识到,她需要的不是那杯茶,而是每天的仪式感。这种英式泡茶的习惯来自她年轻时代的纽约生活方式,与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希腊生活无关。我知道无论过了多少个十年,无论她对海岛的世外桃源生活有多么适应,她的心中仍会留着一点与自己青春相连的都市情结。每天一早的英式奶茶,泡茶的形式比喝茶本身更重要。
在烟火气生猛的广州长大的我,在同一个希腊小岛上也生活过几年。记得一次到伦敦旅行,落座唐人街一家粤菜馆,叫下一碗自己从小吃到大的“艇仔粥”,热粥入口时鼻根一酸,直接给广州家里打了个电话,听筒那边的父母显然对我的激动有点错愕。时空与地点的错置而引发的乡愁,却并不会动摇“背井离乡”的决定;距离反而会为人的视角和感情增添了维度,“家乡”的概念份量变得更重,人也更懂得珍惜平易的细节。
记得十多年前,我采访到北京跳现代舞的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过程中我就她曾主演的影片《布拉格之恋》,文艺腔霍霍地问她如何看待昆德拉在原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所提的“媚俗”(kitsch)。比诺什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只是微笑着看着我:“只要心中有爱,别的都不重要。”这个一点都不摇滚的答案,在我心里卡了良久,但隐约明白它源自经历和岁月的洗炼。
如今我定居伦敦年月已长。每次走过唐人街,都不免想到已故美籍华人建筑师与历史学家胡垣坤(Philip Choy)写过的一段话:“唐人街就像凤凰,从灰烬中带着新的外墙重生。它们是美籍华人的梦想,却由白人建筑师建起,看上去就像搭在舞台上的中国,现实中其实并不存在。”
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的唐人街,本质上都与此相近。十几二十岁时,记得自己会因为对逢年过节就被放大了两倍的世俗烟火气逐渐腻烦,而对“过年”这事刻意冷淡处置。但今日逢年过节,我没办法无视伦敦唐人街上空的红灯笼;用粤语拼出来的“恭喜发财”横幅,更是单刀直入撩拨我的乡情。这个搭在西方舞台上的“中国”,由超市中的盆桔、银柳、糖冬瓜糖莲子这些我在广州过年的习俗构成,盆桔、糖冬瓜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吃这些贺年糖果,嫌太甜;但在伦敦我会主动买点回家,摆在大红色的糖果盒里。然后打听唐人街每年春节的舞狮表演几时举办,不惜挤在人群里推推搡搡,“kitschy”地凑热闹。
平时如果到外面吃中餐,我宁愿看到朴实一点、不那么符号化的中餐厅,吃起饭来不必感觉自己像在主题园里。可春节却是另一回事。
“仪式感”在近年是一个热门词,从中秋春节到生日、纪念日,再到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仪式感大都通过购物送礼作为表达。这与“情结”没多大关系,而更多是对时光的刻记:通过营造气氛,为岁月的流逝赋予意义。其实左顾右盼一下,你会发现这份心思早已渗入了日常生活。一个例子是喜欢坐到连锁咖啡馆里工作的人们。对于许多人来,日子每天重复,自我意识便会奋力去寻找能让生活显得独特而有意义的形式。世界各地运营成功的连锁咖啡店,就捕捉到了这种心理需求:制造一个在家和办公室之间的“第三空间”;在这个象征有闲、优雅和尊严的时空,只需集齐咖啡香气、店小二的拉花手艺和一台手提电脑,这比喝咖啡本身重要。
不时听在国内的朋友们说,“年味越来越淡”。在异乡过节,当“年味”的定义超不过中国元素和几顿饭菜时,我决意不再抵触。唐人街虽是个独特的存在,却称得上是“年味“的担当,甚至查尔斯国王与王后在继位前就有每年系上红围巾到这里拜年的传统。但中国元素并不止于唐人街,也不止步于华人团体。最近发现英国电影学会安排了中国导演邓伟前两年曾获莱比锡电影节大奖的《爷爷和父亲》,作为庆祝中国新春而特别放映的影片。这个选择再次证明了仪式感在于形式,内容是否切题倒是其次。
另外,伦敦最大的意大利面食工厂The Pasta Evangelists,今年也专门为中国春节制作了一款名为“Dragon Pasta”的新菜,可以堂食可以外卖,大年三十前一天还在他们的Pasta Academy里教大家制作这道面食。我到他们在哈洛德百货的门店里点了一盘尝:“龙形意面”的主要原料是现做的鸡蛋意面,仿照龙尾卷成中空的长条形状,然后往里面塞上意大利乡村乳酪和菠菜,配上番茄酱煮好,上桌成品就像是一条盘起来的龙尾。
中国人过节吃饭爱讲“意头”(寓意),龙在传统中有着权势、勇气和尊贵等幸运象征。设计菜品时,花在食材上的心思也许多于食物成品的形态上。意大利人说,他们也有不少神龙传说,最有名的是中世纪围困特尔尼的飞龙Thyrus;尽管跟西方世界许多巨龙传说一样,Thyrus的故事并没有跳出“英勇骑士屠龙记”的框架,但飞龙的勇猛形象至今留在特尔尼的市徽之上。这道Dragon Pasta,或许更接近意大利版本的“龙体”。
至于团年饭,我们订了伦敦新开不久的半岛酒店的粤菜馆Canton Blue。走入包间时,迎面就是整面墙上绘制的祥龙图,精神威武,气氛一下就出来了。“Canton”曾是“广州”的英文地名,餐厅菜式也是以粤菜为内核,这都令我亲切。
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就像是巴不得左邻右里和路人都知道我家住着中国人,学圣诞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传统,我在快到新春前的一两周就在前院里给橄榄树挂上了小灯笼。因而此时,我也忽然注重起餐厅的气氛来。伦敦的各家中餐馆里,多少会用上中国元素点缀。比如“唐人馆”走的民国上海风、“中园”室内的上海租界风,模仿过去广州和香港“茶居”务实装修的则有连锁餐厅“皇朝”和米其林二星中餐馆“金满楼”。Canton Blue餐厅里有一面用作隔断的“八音“展示柜,柜内摆设了琵琶等中国民乐器。
换做平日我会挑剔:吃饭的地方没必要弄得像博物馆,然而此时,面对着饭前酒吧“Little Blue”的墙壁装扮成古色古香的中药药材铺,以及主餐厅分别以黄、蓝和红色作为主题色彩的三个包厢,却满心欢喜。墙上还堆砌了仿清代”广彩“的瓷器;门口形成屏风效果的隔断层,挂满了模仿古时刻漏漏引的漏水计时器瓷杯。
从香港过来的年轻侍应生告知,到这里吃饭的大部分是本地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华人倒不算多。店堂的装潢平日可想而知唤起的是更多是新鲜感而非熟悉感。不过,对比起巴黎半岛以“中国红”和“高卢蓝”做抽象混搭、甚至带来一点惊悚感的LiLi粤菜馆,伦敦这一家的色彩搭配算是更符合国人审美习惯。
Canton Blue的行政总厨涂国检是香港人,龙年新春的年夜饭菜单,果然少不了龙虾,此外还有蟹肉凤眼饺、枸杞子醉鸡等菜式。涂国检搬来伦敦之前在巴黎工作,说到伦敦和巴黎消费者的口味,他跟不少厨师众口一词,认为伦敦食客对粤菜的认知比巴黎的消费者深入得多。归根溯源,伦敦和巴黎的移民人群结构毕竟不同;伦敦在1970年代已出现了获得米其林星级的粤菜馆“潘记酒楼”,出品是本真粤菜,而非西式中餐。不过涂国检也提到,与法餐传统之中内脏、田鸡等都是常见食材有关,法国食客与国人饮食习惯更接近;伦敦这边的消费者就挑剔得多。而且英国食客存在更多食物过敏现象,素食、无麸质饮食和不吃猪肉的人更多,这些对于粤菜师傅都是挑战。涂国检说他还在研究怎么更好去平衡中西口味,比如粤菜中没有冷盘蔬菜这一项传统,于是他做了一个“中式沙律”,用到了中餐里的醋腌萝卜等方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甜品里的中西结合:取杏仁、姜汁、荔枝的中式食材,以果冻、雪葩等西点手法做搭配。
本来也并不抱期望,直到年轻的服务生用功夫茶具为我们泡下了武夷山大红袍,小杯茶入口后,喜出望外。这位香港小伙告诉我,他专门到广东惠州的茶山茶园里深扎了几天,从采摘到沥汁、搓团、焙干的工序全都熟悉了一遍。换了在国内,这估计寻常得不得了,然而在伦敦,要找到懂得泡茶的餐馆,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在英国下过无数中餐馆子,从米其林星级、大酒店的门店,到扎根英格兰几十年的老字号连锁和邻家小馆,总体感觉是地道的烹饪并不难找,难觅的是一壶好茶,常常是随口问一句“是不是新茶”,对方也一脸茫然。然而或许正是这种日常之中的有所匮缺,换来了我们逢年过节不惧套路奋力营造出“仪式感”。同样的,以前我对广州遍街的新春醒狮毫无感觉,如今一到年关就会留意佛山来的醒狮队哪一天上特拉法加广场。跟在锣鼓喧天与明晃晃的红与黄后面一边走,一边也就追到了从未失色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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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40多年前移居到希腊的纽约忘年交,每年去拜访她时,知道她有起床后第一时间就烧水泡茶,加上大份量的鲜奶和糖,然后才去洗漱的习惯。但在大多数的时候,她这杯泡好的热茶会原封不动一直摆到凉透了,而我的这位朋友已经出门在花园里忙这忙那,完全把茶抛在脑后。有时我会可惜那么好一杯热茶,给她端出去放到露天餐桌上,她也许会喝那么一两口,但大半杯最后还是被倒掉。
10多年过去。去年夏天在她家里,看着每天早上慢慢变凉的一杯茶,我忽然才意识到,她需要的不是那杯茶,而是每天的仪式感。这种英式泡茶的习惯来自她年轻时代的纽约生活方式,与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希腊生活无关。我知道无论过了多少个十年,无论她对海岛的世外桃源生活有多么适应,她的心中仍会留着一点与自己青春相连的都市情结。每天一早的英式奶茶,泡茶的形式比喝茶本身更重要。
在烟火气生猛的广州长大的我,在同一个希腊小岛上也生活过几年。记得一次到伦敦旅行,落座唐人街一家粤菜馆,叫下一碗自己从小吃到大的“艇仔粥”,热粥入口时鼻根一酸,直接给广州家里打了个电话,听筒那边的父母显然对我的激动有点错愕。时空与地点的错置而引发的乡愁,却并不会动摇“背井离乡”的决定;距离反而会为人的视角和感情增添了维度,“家乡”的概念份量变得更重,人也更懂得珍惜平易的细节。
记得十多年前,我采访到北京跳现代舞的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过程中我就她曾主演的影片《布拉格之恋》,文艺腔霍霍地问她如何看待昆德拉在原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所提的“媚俗”(kitsch)。比诺什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只是微笑着看着我:“只要心中有爱,别的都不重要。”这个一点都不摇滚的答案,在我心里卡了良久,但隐约明白它源自经历和岁月的洗炼。
如今我定居伦敦年月已长。每次走过唐人街,都不免想到已故美籍华人建筑师与历史学家胡垣坤(Philip Choy)写过的一段话:“唐人街就像凤凰,从灰烬中带着新的外墙重生。它们是美籍华人的梦想,却由白人建筑师建起,看上去就像搭在舞台上的中国,现实中其实并不存在。”
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的唐人街,本质上都与此相近。十几二十岁时,记得自己会因为对逢年过节就被放大了两倍的世俗烟火气逐渐腻烦,而对“过年”这事刻意冷淡处置。但今日逢年过节,我没办法无视伦敦唐人街上空的红灯笼;用粤语拼出来的“恭喜发财”横幅,更是单刀直入撩拨我的乡情。这个搭在西方舞台上的“中国”,由超市中的盆桔、银柳、糖冬瓜糖莲子这些我在广州过年的习俗构成,盆桔、糖冬瓜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吃这些贺年糖果,嫌太甜;但在伦敦我会主动买点回家,摆在大红色的糖果盒里。然后打听唐人街每年春节的舞狮表演几时举办,不惜挤在人群里推推搡搡,“kitschy”地凑热闹。
平时如果到外面吃中餐,我宁愿看到朴实一点、不那么符号化的中餐厅,吃起饭来不必感觉自己像在主题园里。可春节却是另一回事。
“仪式感”在近年是一个热门词,从中秋春节到生日、纪念日,再到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仪式感大都通过购物送礼作为表达。这与“情结”没多大关系,而更多是对时光的刻记:通过营造气氛,为岁月的流逝赋予意义。其实左顾右盼一下,你会发现这份心思早已渗入了日常生活。一个例子是喜欢坐到连锁咖啡馆里工作的人们。对于许多人来,日子每天重复,自我意识便会奋力去寻找能让生活显得独特而有意义的形式。世界各地运营成功的连锁咖啡店,就捕捉到了这种心理需求:制造一个在家和办公室之间的“第三空间”;在这个象征有闲、优雅和尊严的时空,只需集齐咖啡香气、店小二的拉花手艺和一台手提电脑,这比喝咖啡本身重要。
不时听在国内的朋友们说,“年味越来越淡”。在异乡过节,当“年味”的定义超不过中国元素和几顿饭菜时,我决意不再抵触。唐人街虽是个独特的存在,却称得上是“年味“的担当,甚至查尔斯国王与王后在继位前就有每年系上红围巾到这里拜年的传统。但中国元素并不止于唐人街,也不止步于华人团体。最近发现英国电影学会安排了中国导演邓伟前两年曾获莱比锡电影节大奖的《爷爷和父亲》,作为庆祝中国新春而特别放映的影片。这个选择再次证明了仪式感在于形式,内容是否切题倒是其次。
另外,伦敦最大的意大利面食工厂The Pasta Evangelists,今年也专门为中国春节制作了一款名为“Dragon Pasta”的新菜,可以堂食可以外卖,大年三十前一天还在他们的Pasta Academy里教大家制作这道面食。我到他们在哈洛德百货的门店里点了一盘尝:“龙形意面”的主要原料是现做的鸡蛋意面,仿照龙尾卷成中空的长条形状,然后往里面塞上意大利乡村乳酪和菠菜,配上番茄酱煮好,上桌成品就像是一条盘起来的龙尾。
中国人过节吃饭爱讲“意头”(寓意),龙在传统中有着权势、勇气和尊贵等幸运象征。设计菜品时,花在食材上的心思也许多于食物成品的形态上。意大利人说,他们也有不少神龙传说,最有名的是中世纪围困特尔尼的飞龙Thyrus;尽管跟西方世界许多巨龙传说一样,Thyrus的故事并没有跳出“英勇骑士屠龙记”的框架,但飞龙的勇猛形象至今留在特尔尼的市徽之上。这道Dragon Pasta,或许更接近意大利版本的“龙体”。
至于团年饭,我们订了伦敦新开不久的半岛酒店的粤菜馆Canton Blue。走入包间时,迎面就是整面墙上绘制的祥龙图,精神威武,气氛一下就出来了。“Canton”曾是“广州”的英文地名,餐厅菜式也是以粤菜为内核,这都令我亲切。
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就像是巴不得左邻右里和路人都知道我家住着中国人,学圣诞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传统,我在快到新春前的一两周就在前院里给橄榄树挂上了小灯笼。因而此时,我也忽然注重起餐厅的气氛来。伦敦的各家中餐馆里,多少会用上中国元素点缀。比如“唐人馆”走的民国上海风、“中园”室内的上海租界风,模仿过去广州和香港“茶居”务实装修的则有连锁餐厅“皇朝”和米其林二星中餐馆“金满楼”。Canton Blue餐厅里有一面用作隔断的“八音“展示柜,柜内摆设了琵琶等中国民乐器。
换做平日我会挑剔:吃饭的地方没必要弄得像博物馆,然而此时,面对着饭前酒吧“Little Blue”的墙壁装扮成古色古香的中药药材铺,以及主餐厅分别以黄、蓝和红色作为主题色彩的三个包厢,却满心欢喜。墙上还堆砌了仿清代”广彩“的瓷器;门口形成屏风效果的隔断层,挂满了模仿古时刻漏漏引的漏水计时器瓷杯。
从香港过来的年轻侍应生告知,到这里吃饭的大部分是本地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华人倒不算多。店堂的装潢平日可想而知唤起的是更多是新鲜感而非熟悉感。不过,对比起巴黎半岛以“中国红”和“高卢蓝”做抽象混搭、甚至带来一点惊悚感的LiLi粤菜馆,伦敦这一家的色彩搭配算是更符合国人审美习惯。
Canton Blue的行政总厨涂国检是香港人,龙年新春的年夜饭菜单,果然少不了龙虾,此外还有蟹肉凤眼饺、枸杞子醉鸡等菜式。涂国检搬来伦敦之前在巴黎工作,说到伦敦和巴黎消费者的口味,他跟不少厨师众口一词,认为伦敦食客对粤菜的认知比巴黎的消费者深入得多。归根溯源,伦敦和巴黎的移民人群结构毕竟不同;伦敦在1970年代已出现了获得米其林星级的粤菜馆“潘记酒楼”,出品是本真粤菜,而非西式中餐。不过涂国检也提到,与法餐传统之中内脏、田鸡等都是常见食材有关,法国食客与国人饮食习惯更接近;伦敦这边的消费者就挑剔得多。而且英国食客存在更多食物过敏现象,素食、无麸质饮食和不吃猪肉的人更多,这些对于粤菜师傅都是挑战。涂国检说他还在研究怎么更好去平衡中西口味,比如粤菜中没有冷盘蔬菜这一项传统,于是他做了一个“中式沙律”,用到了中餐里的醋腌萝卜等方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甜品里的中西结合:取杏仁、姜汁、荔枝的中式食材,以果冻、雪葩等西点手法做搭配。
本来也并不抱期望,直到年轻的服务生用功夫茶具为我们泡下了武夷山大红袍,小杯茶入口后,喜出望外。这位香港小伙告诉我,他专门到广东惠州的茶山茶园里深扎了几天,从采摘到沥汁、搓团、焙干的工序全都熟悉了一遍。换了在国内,这估计寻常得不得了,然而在伦敦,要找到懂得泡茶的餐馆,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在英国下过无数中餐馆子,从米其林星级、大酒店的门店,到扎根英格兰几十年的老字号连锁和邻家小馆,总体感觉是地道的烹饪并不难找,难觅的是一壶好茶,常常是随口问一句“是不是新茶”,对方也一脸茫然。然而或许正是这种日常之中的有所匮缺,换来了我们逢年过节不惧套路奋力营造出“仪式感”。同样的,以前我对广州遍街的新春醒狮毫无感觉,如今一到年关就会留意佛山来的醒狮队哪一天上特拉法加广场。跟在锣鼓喧天与明晃晃的红与黄后面一边走,一边也就追到了从未失色的“年味”。■
10多年过去。去年夏天在她家里,看着每天早上慢慢变凉的一杯茶,我忽然才意识到,她需要的不是那杯茶,而是每天的仪式感。这种英式泡茶的习惯来自她年轻时代的纽约生活方式,与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希腊生活无关。我知道无论过了多少个十年,无论她对海岛的世外桃源生活有多么适应,她的心中仍会留着一点与自己青春相连的都市情结。每天一早的英式奶茶,泡茶的形式比喝茶本身更重要。
在烟火气生猛的广州长大的我,在同一个希腊小岛上也生活过几年。记得一次到伦敦旅行,落座唐人街一家粤菜馆,叫下一碗自己从小吃到大的“艇仔粥”,热粥入口时鼻根一酸,直接给广州家里打了个电话,听筒那边的父母显然对我的激动有点错愕。时空与地点的错置而引发的乡愁,却并不会动摇“背井离乡”的决定;距离反而会为人的视角和感情增添了维度,“家乡”的概念份量变得更重,人也更懂得珍惜平易的细节。
记得十多年前,我采访到北京跳现代舞的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过程中我就她曾主演的影片《布拉格之恋》,文艺腔霍霍地问她如何看待昆德拉在原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所提的“媚俗”(kitsch)。比诺什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只是微笑着看着我:“只要心中有爱,别的都不重要。”这个一点都不摇滚的答案,在我心里卡了良久,但隐约明白它源自经历和岁月的洗炼。
如今我定居伦敦年月已长。每次走过唐人街,都不免想到已故美籍华人建筑师与历史学家胡垣坤(Philip Choy)写过的一段话:“唐人街就像凤凰,从灰烬中带着新的外墙重生。它们是美籍华人的梦想,却由白人建筑师建起,看上去就像搭在舞台上的中国,现实中其实并不存在。”
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的唐人街,本质上都与此相近。十几二十岁时,记得自己会因为对逢年过节就被放大了两倍的世俗烟火气逐渐腻烦,而对“过年”这事刻意冷淡处置。但今日逢年过节,我没办法无视伦敦唐人街上空的红灯笼;用粤语拼出来的“恭喜发财”横幅,更是单刀直入撩拨我的乡情。这个搭在西方舞台上的“中国”,由超市中的盆桔、银柳、糖冬瓜糖莲子这些我在广州过年的习俗构成,盆桔、糖冬瓜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吃这些贺年糖果,嫌太甜;但在伦敦我会主动买点回家,摆在大红色的糖果盒里。然后打听唐人街每年春节的舞狮表演几时举办,不惜挤在人群里推推搡搡,“kitschy”地凑热闹。
平时如果到外面吃中餐,我宁愿看到朴实一点、不那么符号化的中餐厅,吃起饭来不必感觉自己像在主题园里。可春节却是另一回事。
“仪式感”在近年是一个热门词,从中秋春节到生日、纪念日,再到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仪式感大都通过购物送礼作为表达。这与“情结”没多大关系,而更多是对时光的刻记:通过营造气氛,为岁月的流逝赋予意义。其实左顾右盼一下,你会发现这份心思早已渗入了日常生活。一个例子是喜欢坐到连锁咖啡馆里工作的人们。对于许多人来,日子每天重复,自我意识便会奋力去寻找能让生活显得独特而有意义的形式。世界各地运营成功的连锁咖啡店,就捕捉到了这种心理需求:制造一个在家和办公室之间的“第三空间”;在这个象征有闲、优雅和尊严的时空,只需集齐咖啡香气、店小二的拉花手艺和一台手提电脑,这比喝咖啡本身重要。
不时听在国内的朋友们说,“年味越来越淡”。在异乡过节,当“年味”的定义超不过中国元素和几顿饭菜时,我决意不再抵触。唐人街虽是个独特的存在,却称得上是“年味“的担当,甚至查尔斯国王与王后在继位前就有每年系上红围巾到这里拜年的传统。但中国元素并不止于唐人街,也不止步于华人团体。最近发现英国电影学会安排了中国导演邓伟前两年曾获莱比锡电影节大奖的《爷爷和父亲》,作为庆祝中国新春而特别放映的影片。这个选择再次证明了仪式感在于形式,内容是否切题倒是其次。
另外,伦敦最大的意大利面食工厂The Pasta Evangelists,今年也专门为中国春节制作了一款名为“Dragon Pasta”的新菜,可以堂食可以外卖,大年三十前一天还在他们的Pasta Academy里教大家制作这道面食。我到他们在哈洛德百货的门店里点了一盘尝:“龙形意面”的主要原料是现做的鸡蛋意面,仿照龙尾卷成中空的长条形状,然后往里面塞上意大利乡村乳酪和菠菜,配上番茄酱煮好,上桌成品就像是一条盘起来的龙尾。
中国人过节吃饭爱讲“意头”(寓意),龙在传统中有着权势、勇气和尊贵等幸运象征。设计菜品时,花在食材上的心思也许多于食物成品的形态上。意大利人说,他们也有不少神龙传说,最有名的是中世纪围困特尔尼的飞龙Thyrus;尽管跟西方世界许多巨龙传说一样,Thyrus的故事并没有跳出“英勇骑士屠龙记”的框架,但飞龙的勇猛形象至今留在特尔尼的市徽之上。这道Dragon Pasta,或许更接近意大利版本的“龙体”。
至于团年饭,我们订了伦敦新开不久的半岛酒店的粤菜馆Canton Blue。走入包间时,迎面就是整面墙上绘制的祥龙图,精神威武,气氛一下就出来了。“Canton”曾是“广州”的英文地名,餐厅菜式也是以粤菜为内核,这都令我亲切。
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就像是巴不得左邻右里和路人都知道我家住着中国人,学圣诞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传统,我在快到新春前的一两周就在前院里给橄榄树挂上了小灯笼。因而此时,我也忽然注重起餐厅的气氛来。伦敦的各家中餐馆里,多少会用上中国元素点缀。比如“唐人馆”走的民国上海风、“中园”室内的上海租界风,模仿过去广州和香港“茶居”务实装修的则有连锁餐厅“皇朝”和米其林二星中餐馆“金满楼”。Canton Blue餐厅里有一面用作隔断的“八音“展示柜,柜内摆设了琵琶等中国民乐器。
换做平日我会挑剔:吃饭的地方没必要弄得像博物馆,然而此时,面对着饭前酒吧“Little Blue”的墙壁装扮成古色古香的中药药材铺,以及主餐厅分别以黄、蓝和红色作为主题色彩的三个包厢,却满心欢喜。墙上还堆砌了仿清代”广彩“的瓷器;门口形成屏风效果的隔断层,挂满了模仿古时刻漏漏引的漏水计时器瓷杯。
从香港过来的年轻侍应生告知,到这里吃饭的大部分是本地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华人倒不算多。店堂的装潢平日可想而知唤起的是更多是新鲜感而非熟悉感。不过,对比起巴黎半岛以“中国红”和“高卢蓝”做抽象混搭、甚至带来一点惊悚感的LiLi粤菜馆,伦敦这一家的色彩搭配算是更符合国人审美习惯。
Canton Blue的行政总厨涂国检是香港人,龙年新春的年夜饭菜单,果然少不了龙虾,此外还有蟹肉凤眼饺、枸杞子醉鸡等菜式。涂国检搬来伦敦之前在巴黎工作,说到伦敦和巴黎消费者的口味,他跟不少厨师众口一词,认为伦敦食客对粤菜的认知比巴黎的消费者深入得多。归根溯源,伦敦和巴黎的移民人群结构毕竟不同;伦敦在1970年代已出现了获得米其林星级的粤菜馆“潘记酒楼”,出品是本真粤菜,而非西式中餐。不过涂国检也提到,与法餐传统之中内脏、田鸡等都是常见食材有关,法国食客与国人饮食习惯更接近;伦敦这边的消费者就挑剔得多。而且英国食客存在更多食物过敏现象,素食、无麸质饮食和不吃猪肉的人更多,这些对于粤菜师傅都是挑战。涂国检说他还在研究怎么更好去平衡中西口味,比如粤菜中没有冷盘蔬菜这一项传统,于是他做了一个“中式沙律”,用到了中餐里的醋腌萝卜等方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甜品里的中西结合:取杏仁、姜汁、荔枝的中式食材,以果冻、雪葩等西点手法做搭配。
本来也并不抱期望,直到年轻的服务生用功夫茶具为我们泡下了武夷山大红袍,小杯茶入口后,喜出望外。这位香港小伙告诉我,他专门到广东惠州的茶山茶园里深扎了几天,从采摘到沥汁、搓团、焙干的工序全都熟悉了一遍。换了在国内,这估计寻常得不得了,然而在伦敦,要找到懂得泡茶的餐馆,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在英国下过无数中餐馆子,从米其林星级、大酒店的门店,到扎根英格兰几十年的老字号连锁和邻家小馆,总体感觉是地道的烹饪并不难找,难觅的是一壶好茶,常常是随口问一句“是不是新茶”,对方也一脸茫然。然而或许正是这种日常之中的有所匮缺,换来了我们逢年过节不惧套路奋力营造出“仪式感”。同样的,以前我对广州遍街的新春醒狮毫无感觉,如今一到年关就会留意佛山来的醒狮队哪一天上特拉法加广场。跟在锣鼓喧天与明晃晃的红与黄后面一边走,一边也就追到了从未失色的“年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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