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 新媒|oror.vip跨平台阅读首选
2023-08-15 16:15
社会与生活

教育:一个深度贫困县,打破「县中魔咒」之后

会泽的孩子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高中学生教育:县中的孩子,去向何方?
林松果

■【在中国的县域教育中,会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作为资源极其有限的贫困县,它探索出了一套教育模式,用辛苦和汗水、超出平均水平的学习强度,以及严苛的军事化管理,把无数孩子送出大山、摆脱原定的命运。

也因为这种成功,云南开始在全省推广「会泽模式」,超过20位校长和教育系统官员离开会泽,被输送到其他地州。这种「苦读」模式,正在影响整个云南的教育生态。

但我们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解释「会泽模式」如何成功,而是想呈现一种处境,一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县教育的求生之路,是社会状况的一种体现:当上升通道变得狭窄时,赤手空拳的人还能怎么做?没有完美的策略,只有不得不如此。】

一座贫困县,上百清北生

八月,正是一往无前的日子。不久后,全国970万大学新生,就要拖着行李箱奔赴大学校园。或许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这种快乐会更加强烈。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一座滇东北群山中的县城。今年高考,会泽县的9000多考生,有3337人考上了一本,一本率35.9%,14人考入清华北大。

作为一个曾经的深度贫困县,这个成绩意味着什么呢?在一些关于「县中塌陷」的研究里,全国的很多县城中学,一本率不到5%,云南全省的一本率大概是15%。在云南省内的某些盘点中,会泽县超过云南腾冲、龙陵和宣威,成为2023年的云南教育第一县。

但会泽今年的成绩并非意外。实际上,它正因自己的教育模式而闻名——过去10年里,这个县城有接近200人被清北录取,尤其是2017年,全县有27人考入清华北大。会泽教育的特点还在于均衡,没有超级中学,全县七所高中,成绩相差不大,几乎每所学校都有清北生,更多孩子经由教育走出了大山。

或许你多少在新闻中见过这些孩子的故事:

2018年,来自会泽山村的崔庆涛,被北京大学录取,快递员送录取通知书时,他正和爸爸在村里的工地上拌砂浆、打小工挣钱;

2020年,毕业于会泽茚旺高中的张沁芳,高考数学满分,总分进入全省前50名,考入北大,张沁芳父亲残疾,家中有兄妹三人,记者到她家采访时,她正背着篓子和妈妈在田里摘辣椒;

也是2020年春天,疫情时期上网课,家在会泽山区的高三女孩范天兰,家里信号不好,只能爬上山坡找网。在海拔2500米、毫无遮挡的山坡上,她裹着大衣坐在石头上听课,满山积雪,寒风吹彻,她被人拍下视频,网友称她是「山坡找网女孩」。那年她考出644的高分,被西南大学录取,成为公费师范生。

他们的故事就是会泽教育的元叙事:足够苦,出身苦,求学也苦,但苦之后也有可兑现的甜。

会泽在滇东北群山之间,是乌蒙山的余脉,曾以产铜著名,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云南的深度贫困县。北京大学教授林小英在她的作品《县中的孩子》里提到,县中的孩子就像剩下的孩子,在城市精英教育为标准的系统中,被挤向边缘。但会泽改写了这个故事的版本——在这里,寒门依然可以出贵子。

在中国的县域教育中,会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作为资源极其有限的贫困县,它探索出了一套教育模式,用辛苦和汗水、超出平均水平的学习强度,以及严苛的军事化管理,把无数孩子送出大山、摆脱原定的命运。

也因为这种成功,云南开始在全省推广「会泽模式」,超过20位校长和教育系统官员离开会泽,被输送到其他地州。这种「苦读」模式,正在影响整个云南的教育生态。

但我们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解释「会泽模式」如何成功,而是想呈现一种处境,一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县教育的求生之路,是社会状况的一种体现:当上升通道变得狭窄时,赤手空拳的人还能怎么做?没有完美的策略,只有不得不如此。

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背面:这种模式塑造的,是人们极度求稳的心态;孩子们在奋进的同时,或许也在感受到痛苦;以及在进入城市之后,他们要度过漫长的适应期。

同样要关注的是,当这样的教育模式在全省推广时,它到底是会一如既往地奏效,还是会像「剧场效应」那样,剧场里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大家不得不全部站起来,到最后,这会不会是一场零和博弈。

会泽的孩子

7月,高考成绩刚刚公布。我们从会泽县城出发,想去一位学生的家里看看。今年会泽县高考理科第四名刘禹,毕业于会泽一中,已被清华大学录取。他家在距离县城40多公里的者海镇,房子建在山上。

在乡镇的农贸市场,我们见到了他妈妈。她在这里支了一个小摊卖豆腐,每天早上4点起床,下午5点收摊,豆腐2.5元一斤,豆花一小袋1元,一天收入百元,中午吃的是茄子煮洋芋,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8年。靠着豆腐摊,她养大了两个孩子。

她齐刘海,穿裙子,做事很麻利,椅子上一个布袋子,装着五块十块的零钱。见到我们来,她最先问的问题是:「北京的东西贵不贵?」她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家庭条件差,特别担心这个生活费。」

去刘禹家的路上,一直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在玉米地旁边,墙上刷着标语:「会泽缺条件,但不缺精神,不缺斗志」。一边的驾校广告上写,「文盲半文盲,包教包会」。会泽多山,产业以农业为主,产洋芋,孩子考得好了,人们会说「还是吃洋芋的娃娃聪明」。环境如何恶劣,当地有一句俗语:「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

能走到今天,每个会泽孩子都付出了非常多。

我们试着通过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比如有一家来自成都的公益机构,从2013年开始在会泽资助贫困学生,十年里,他们是长久的见证者,记录了很多会泽孩子的故事:

会泽县的一些乡镇在山上,海拔高,前几年乡上的初中很简陋,冬天没有热水,很多孩子会因此辍学——环境太艰难,任何微小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孩子放弃求学的原因。

志愿者们去家访,路程往往也艰难,「一脚水,一脚泥」,「会泽一直有雨,山里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学生的家住得都很偏远,求学的路、回家的路,又美丽,又孤独」。

有人说,家访时孩子来接他,掰了一根树枝,他以为是用来打狗,但后来发现,孩子是在用树枝抽打路边的草和树,为了不让他把衣服沾湿。「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这是山里孩子才有的经验。

受资助的孩子会给资助人写信,一位男生写到,高中开学,也是他第一次到了县城,晕车晕得厉害,他震惊于高中的奢华,「卫生间和洗漱台都有」,生活服务体系也很完善,后面一句话让人心酸,他想象中,「这就意味着高消费式的学习和生活」。

山区求学的困难,当然不仅仅是学生之难。在很长时间里,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

会泽县曾经是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00年前后,很多学校校舍都还很破旧,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老师们连买粉笔的钱都不够,家底非常薄弱。

困境也跟当时的教育管理体制有关。当时中国的乡镇学校,由乡镇的文化教育办公室来管理,财务和人事权力都在基层。这看似灵活,实则会因为多头管理,复杂低效,资源无法集中。比如当时,学校校长由乡镇党委聘用,教育部门无法插手,乡镇中学换了校长,县教育局长可能都不知情。

一篇2005年发表的小说,记录了当时会泽的教育状况。小说作者是会泽县文化局前副局长朱家凤,他在乡镇中学教过书。小说开头,就是农村中学的教室漏雨,学生被困,无法上课。班主任去找校长,校长有苦难言,「我们是后娘养的,教育局说我们吃的是乡政府的饭,主要由乡上管;乡长说教育局是我们的业务主管部门,凡事多找教育局。」

一位村小校长评价说,小说里校长的话,道出了真情:首先是投入的严重不足,又难以到位;其次是管理体制上的不顺,农村学校「婆婆」多,究竟听哪个「婆婆」的才能解决问题,「媳妇」实在无所适从;再次,农村学校生活条件艰苦,教学条件差,但教育经费并未向农村学校倾斜。

赵正奎是会泽县茚旺高中的教师,今年50多岁,是个胖胖的、很和善的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一直在会泽任教,也做过副校长,做过年级主任。他记得,大概2000年前后,百万人口的会泽县,县城只有一所高中,其他的高中都在山区,教学质量「难以启齿」,每年本科上线不过个位数。放眼全县,每年本科上线也就几百人。

在那个年代,会泽在整个曲靖市的成绩排倒数第一,生源流失率排正数第一。大量的优质生源,都去了隔壁的宣威或曲靖市区。

当时会泽有个卷烟厂,效益不错,厂长每年出资200多万支持教育,但他有一次开玩笑说,出钱企业倒是很乐意,但就是感觉投入产出比不行,开个玩笑,是「鸵鸟下出了鹌鹑蛋」。

这种情况之下,老师们工作没有价值感,又看不到上升空间。赵正奎说,当时他们出门,会不好意思说自己在会泽教书,更不好意思说教的是高中。还有的老师会选择在这份工作上「躺平」,下了课就从事第二职业,比如做生意或者开滴滴。

另一位语文老师王惠琼记得,那时她在乡镇教初中,有年有个地理考题,让学生写出全国三个自治区,孩子们写的是宣威、会泽、曲靖……他们没有走出过大山,不知道山外是怎样的世界。

就像林小英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所谓「县中的孩子」,其实也有分层——可以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阶段。在村小就读的孩子,如果要到县中,其实也要经历多次粗筛。我们今天说的「小镇做题家」,实际是已经经历四轮筛选、跨过高考独木桥的人,已经很不容易。

苦的土壤

在会泽采访的10天里,我常常在晚上10点多出门,到各个高中门口,教学楼依然灯火通明。如果这个时刻在上空俯瞰,或许你会看到,一片漆黑的山谷坝子里,只有几处还异常明亮,像夏夜中的星星。它们不是工厂,不是办公室,是孩子们还在上晚自习。这种明亮,是对成绩的某种说明。

每个月末的两天假期,绿色的乡村小巴如候鸟般,从县城开到山区,吞吐几千个孩子,两天后又把他们运回县城。新的一个月开始了。

这样的生活,孩子们要过上三年。有些偏远乡镇的孩子初中开始寄宿,这也意味着他们从12岁开始,就要离开父母生活。

这样的作息表,在会泽也已持续了好些年。2002年是会泽教育的转折点,改革自这一年始。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到底是什么原因触发了教育改革,我们听到了各种说法。有人说,是退休的领导们对现状太过失望,给县领导写信。有人说,是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全力支持。还有人说,是因为那年会泽新上任的教育局长陈加明,他在任16年,主导了会泽的教育改革。也许这都是原因。

要改革,首先要有目标。县委书记带队,去了隔壁升学率更高的宣威学习。会泽的老师们进到了宣威的教室,听课,学细节,也学管理。

会泽东陆高中的一位老师跟我们谈到,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在那时。当时他在乡下教书,突然听到消息,县城一所很好的中学在公开选拔教师,6个岗位,40多人考,他考过了,调到了县城。这件事听起来稀松平常,但他说,那在会泽历史上是第一次,「开创了一个公开、公平选拔老师的先河,只要考过了,校长顶住各种压力就要你」。

这位老师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教育改革的折射。2002年之后,会泽开风气之先,在曲靖市第一个取消了乡镇文化教育办公室,把财权和人事权收回了县教育局。同时取消了教育机构的行政级别——在之前,会泽一中是正科级单位,一中的校长和县教育局局长属于平级,很难指挥。取消之后,县教育局把所有权力收回,开始统一调配。

同时,他们开始在县城兴建更多的学校。2004年,建立了第二所高中,会泽县实验中学,2008年建了第三所,会泽茚旺高中。这些年又陆续建了四所高中。现在整个会泽县城,共有七所高中,校舍大而新,设施齐备,每一届学生近万人。

把学生们集中到县城,便于统一管理,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同时让广大的乡镇教师看到上升通道,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至于教育的细节要怎么做,当时会泽县教育局长陈加明提出了一个口号:「苦字当头,实干兴校」。今年7月,我们在会泽走访时,看到这八个字还刷在许多学校的外墙上。

何为苦?

首先是超长的学习时间。全县高中都取消走读制,学生一律住宿。会泽七所高中的作息都差不多,每天早上6:30左右起床,午休一小时,晚上11:00左右下晚自习。每周日下午休息半天,每个月放月假两天。

会泽全县规模最大的、公认成绩最好的高中,是茚旺高级中学,它曾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所高中,最多时学生有7300多人,现在也有超过5000人。这所中学的创始校长李兴富,研究了一套管理超大中学的方法论,叫「四全管理方案」,全员、全程、全方位、全封闭。

全员,指学校所有老师都要参与学校管理;全程,是说学生的一切活动,班主任都要跟踪,从早上在宿舍催起床,到晚上盯着他们睡觉,任何时段,在学校楼道里都有老师在观察,有没有人违纪,比如抽烟和玩手机。

在会泽的高中,手机是大忌。一位2019年至2022年就读于会泽一中的学生记得,有学生玩手机被发现,被要求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当着全校的面打一桶水,把手机扔进去,让它彻底报废,要么自己当场把手机踩烂。在茚旺高中,学生进校必须交手机,原来学校专门建了一个通话大厅,装了一两百部电话,学生可以刷卡和家里通话。现在是在教学楼楼道里装了固定电话,有事就这样和家里联系。

赵正奎曾经担任过茚旺中学年级组组长,他向我们解释,会泽的孩子90%都来自农村,全封闭、寄宿制的管理方式,是为了把干扰因素全部排除,减少杂念。比如孩子寄宿了,单亲家庭或者不稳定家庭的孩子,不用回家,情感不会有波动;孩子们寄宿,也不会在放学后受到「社会青年」的影响;在学校里,大家生活都一样,没有攀比,孩子们也不会被「不正确的消费观」所影响。总之,要「把这些不利因素降到最低」。

另一种苦是在于,要让全县这么多学生,包括大部分基础并不算好的山区学生把成绩提起来,这意味着老师们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一切都要特别细。

一位在会泽求学、后来去了曲靖一中(这是云南省内最顶尖的中学之一)工作的老师告诉我,他经历过两种不同的教育风格。现在他工作的曲靖一中,因为可以在全市招生,生源质量好,更鼓励大家自由探索。而在会泽读书时,老师会统一备课、制定教学计划,细到每天的每一分钟,学生不用自己规划,老师们永远有安排。

杨以栗是2022年刚从会泽一中毕业的理科班学生,关于教学的细致程度,她举过两个例子。首先,她所在的一个年级,就被分成了四个层次,命名为重点班、弘毅班、实验班……班级与班级之间的分层教学,已经比绝大多数学校都细。

其次,高中时他们有个「天天练」的模式。每天早上,科任老师会根据大家的弱项,发一张卷子,当天中午或晚上就要讲,学生只能在课余时间完成,比如压缩午饭时间来做卷子;到了晚自习,全年级上同一个学科的课,再发一张卷子,做完马上讲,发现问题就再出题,再训练。足够细致、高效。

成都的公益组织资助了会泽孩子十年,我很好奇地问过工作人员祁阳,为什么对会泽的资助能坚持这么久?他说有很现实的原因,因为会泽人多,贫困程度深,一个村就能找到几个可资助的家庭,效率更高。

但也跟会泽的整体氛围有关。他们的资助观念是,资助费用大概占孩子读书花费的一半,剩下一半需家长承担,「我们是给家长帮忙」。他去过很多省份,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甘肃,至少在十年前,在很多地方,孩子初中毕业去打工是常见的,而在会泽,家长明显更重视读书,孩子同样如此,只要成绩稍微好一些,他们就会更希望留在学校。

一个县域能选择用这么苦的方式做教育,并且这种模式能延续下来,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这里有土壤。大山里的生活太苦了,无论是家长、孩子还是老师,都认可「通过吃苦改变命运」。

在我们理解中,这也是出于现实的考量。在家庭很难提供教育资源的情况下,学校接管了这一切,尽力满足了教育需求。苦是唯一的选择。

就像今年夏天,我们在茚旺高中的外墙上看到的横幅,上面写到:「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不长久。」

35.9%的一本率,从何而来

如果今年夏天你到会泽,看看各个高中门口的红榜,或许会觉得惊讶。这是在中国的县城中很难看到的生态——一个县城,七所高中,一本率都在30%-45%之间,且七所高中,五所都有清北生,成绩相当均衡。今年会泽唯一进入全省前50名的学生,就出自一所刚建成的高中。

一个县城,不是把尖子生集中到一所学校,而是多所中学齐头并进,这相当罕见。比起高强度、长时间的苦读模式,这种均衡或许是更珍贵之处,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普通孩子有了机会,也意味着,这背后行政力量在起作用,通过制度的合理调控,教育均衡是可实现的。

会泽教育系统对高中的管理模式,整体是集团化办学,但在内部又有「赛马」机制。

会泽七所中学,生源没有高低之分,每年招生是滚动划片。会泽的初中分为三类,一类在县城,二类在相对较远的乡镇,三类在偏远的高海拔山区。每所高中都会分到这一、二、三类初中的生源,且每年分到的都不一样。中考后教育局才会公布具体名单。

这样的制度设计,会激发人的好胜心、竞争的活力——每所学校分到的生源大体相同,三年后成绩如何,看的是学校怎么教,看老师的水平和努力。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今年的会泽一中,在校门口的红榜上骄傲地宣布:他们今年这届毕业生,三年前中考,0人进入全县前30名,但今年高考,全县前7名他们占了4人。

会泽一中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每年滚动划片,他们都会分到一些偏远乡镇的生源,这些地方的孩子,在书写、综合能力和知识体系上都和县城孩子有差距。所以老师们要在高中三年里,帮他们做好衔接转换,再帮他们奋起直追。谈起这里,老师们语气里是有一种骄傲在的,因为他们真正实现了让学生「低进优出」。

会泽县城从一所高中到七所,如何分配资源,这背后是强有力的政策调控。

2008年,会泽决定筹建茚旺高中,并把这所学校当做建设重点。据我们所知,当时的会泽县委,对这所中学的师资队伍组建,给了极大的支持。吴永春是云南一家教育智库的创始人、教育学博士,也和茚旺高中的第一任校长李兴富相熟,他听到的版本是,「李校长要哪个人,一个星期之内,这个人就去茚旺高中报到了」,「在云南很多县份,调动一个老师,那都是各种干预,县委书记不一定能做决定,很少有地方做得到会泽这样。」

新高中不断建立,对老牌名校会泽一中来说,是不小的冲击,这意味着他们的优质生源和教师,多少会丧失。会泽一中的一位教师跟我们谈到这点时,有些心酸,他说,最开始会泽一中一家独大,后来新学校不断起来,从「三足鼎立」,到「四轮驱动」,现在七家,已经是「百花齐放」了。

教体局紧紧握住了教师资源的分配权,在七所学校之间按需流动。2022年在会泽一中毕业的杨以栗,高中三年换了三批老师。一个背景是,当时会泽县东陆高中刚刚建立,很多骨干教师都被抽调,去支援这所新学校。

对学校恶性竞争的调控,细到什么程度,茚旺高中的赵正奎老师给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前几年会泽出过一个政策,全县中考前300名,可以在会泽一中、会泽实验学校、茚旺高中这三所学校之间自由选择。尖子生是最诱人的资源,一旦有了活动空间,争抢就开始了。教育局很快发现不对,在第二年就调整政策,严格滚动划片,任何学校都不允许招片区外的学生。

防止恶性竞争的另一条思路,是为每所学校设定自己的KPI。七所高中,建立时间不同,规模不同,水平还是有差距,教育局给它们设置的KPI也不同——比如一本率、600分以上人数、学科水平系数……到高考,每所学校是拿着成绩跟教体局交差,不必盯着县里其他中学,而是跟整个云南省的考生竞争。

一个健康、均衡的机制搭建起来了,接下来要完成的,就是帮绝大多数的学生站起来。

会泽东陆高中的一位语文老师,教出过十几位清华北大生,在他的理解里,「清华北大靠天分,一本二本靠基础」。他说,「我们云南有句话,鸡枞(指尖子生)不是哪里都可以出的,但是最重要、最本分的东西是基础,不放弃那些差一些的学生,要整体推进,整体都好」。他说这个观念,是整个会泽教育的意志。

整体推进怎么做,整个会泽是一个教育集团,由教体局教科所统筹管理。九大学科,每个学科都有一个学科带头人,分布在不同学校。比如语文的学科带头人,就在会泽县实验高中,每次全县统考完,全县的语文老师就集中在实验高中,一起研究,发现问题,提出方案。茚旺高中的赵正奎老师提到这一点,语气里是毫无芥蒂的,「大家非常健康,没有同行相轻,没有藏着掖着。」

最后需要解释的,是教师们的待遇问题。实际上他们的工资不算高——在曲靖,只是「不上不下」的水平,毕竟会泽曾是贫困县,财政不富裕。但它不像一些县,财政困难了,首先就是拖欠教师工资,在会泽,教师工资从不拖欠,甚至每个月的工资都会在上个月底提前发放。

县中衡中化,学生所承受的

我们也必须关心学生们的心灵。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度过高中三年,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他们有自己的声音——

一位几年前毕业于会泽一中的男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高中课间十分钟,其实只有七分钟,因为学校会提前三分钟打上课铃,这三分钟是「课前读」时间,学生们需要站起来大声朗读,以便迅速进入下一堂课的状态。但问题在于,就七分钟,再遇上老师拖堂,学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

2022年毕业的杨以栗,对课间上厕所的痛苦记忆犹新。当时他们一层楼有8-10个班级,只有一个女厕,蹲位不多,要抢,但老师常常拖堂。如果想上厕所,她每次都会提前准备,老师一说下课,「就冲在老师前面跑出去」。但还是有几次,刚跑到厕所,上课铃已经响了,那种心情是绝望的。

高中三年,他们不能使用手机,但与外界沟通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杨以栗他们班最开始买过一部公用手机,用班费交话费,以备不时之需。但后来,一些人开始用它发消息聊天,「真的太疯了,抱回宿舍蹲着聊,话费蹭蹭就上去了」。后来,这部手机就被停用了。

埋头苦读三年,学生们也很难从某些地方获得精神的喘息,比如,读闲书是奢侈的。为了应对高考作文,从高一开始,学校每周会印一些素材,比如时政报道、人物故事、名言警句,让学生去仿写。这就是他们极少能接触到的阅读资源。每次收到它们的时候,杨以栗都觉得珍贵,「当你极度无聊的时候, 会觉得那些句子也写得挺好的」。

这种制度里,另一个特征是高度的目标导向,以及人的原子化。杨以栗高中三年,分了三次班,同学、师生关系都不稳定,很难产生连接,每个人的目标都是高效利用时间,提升成绩。

林小英老师在采访中谈过,现在的县域高中有全面「衡水化」的趋势——学校规模一般都很大,因此就得引入超常的管理手段。它会带来非常细致的绩效化,发展出非常多的制度规章,严格奖优罚劣,「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协作而完成的教育基本不可能」、「你是谁并不重要,是数字当中的一个点」。

这与我们在会泽采访时的感受相似。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活在系统里」。

会泽一中的王思联老师提到,大概在2012年,他们组织去河北衡水中学学习,回来之后,重点做了几点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制度,就是「末位扣分」。我问他:在什么事情上可以排末位?他解释说:任何事情都会有最后一名。

比如他们每天安排老师(主要是班主任)值日,检查全校的课堂纪律,比如课上有无学生打盹、讲话、玩东西。教室、操场和监控,都是值日巡察的范围,课堂纪律最差的班级,将会被扣一分,而这个分数,直接与班主任的奖金挂钩。而且制度规定,值日的老师必须找出末位,扣掉那一分,不然,他/她自己的分就会被扣掉。

这项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之后,课堂纪律明显变好了,有时很难找到扣分项了,值日的老师无奈,会把巡察的时间提前,在课前就开始,必须扣掉那一分——因为他们要保住自己那一分。

小镇做题家进城之后

我们在会泽采访时,正是考生们报志愿的时候。见面时,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刘禹的妈妈蹙着眉,有些发愁,她说,想让孩子报免费师范生,但孩子选了清华的计算机专业。她怕免费师范生浪费了孩子的高分,又不确定计算机专业的前途。

这位母亲的忧愁,是会泽家长们观念的缩影。我们发现,纵使是在全社会趋向保守化的今天,会泽孩子们的志愿,也呈现出了超出平均水平的求稳,他们非常明确地倾向四个专业——军、警、师、医。

很多人认为,对高分学生来说,最好的选择之一是免费师范生。免费师范生免学费,且每个月还有生活补贴,能极大减轻家庭负担;其次,在各地教师超编、师范生找工作难的大背景下,免费师范生只要一被录取,就一定有编制,毕业一定有工作,是真正的铁饭碗。

在会泽,我遇到一位年轻教师,姓刘,出身会泽山区家庭,他们一家三个孩子,他、他姐姐、他弟弟,都是免费师范生,现在也都在学校教书。刘老师当年的成绩超出了理科一本线110分,本可以报考武汉大学医学部,但考虑到稳定,最后还是选择了西南大学的免费师范生。而他的弟弟,分数可以报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或者去一所知名医学院,但父母担心他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也是让他读了免费师范生。

贫穷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的选择。会泽一中的王惠琼老师,完全理解家长的心情,她说,「选专业,最重要的是能保证稳定就业。如果你报其他专业,风险太大了,我们的孩子可能读大学要贷款,如果毕业之后又没有工作,怎么还?所以他们一定要很现实、很实际。」

在免费师范生之外,军、警同样是会泽人最尊崇的选择。从各个学校的喜报就能看出他们的价值观——在高考红榜上,学生们被火箭军工程大学、陆军军医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录取的消息,排在清华、北大的录取喜报之前。

贫穷当然也在影响孩子们的成绩。祈阳告诉我,几年前,他们在资助的一些省份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孩子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他们的成绩大体是呈正相关的。

他们资助的孩子们,是家庭条件最差的3%到5%的学生,和自己的同学相比,这些孩子在生活中有更多烦恼,比如家人的病痛、变故,对经济状况的忧心,或是人际关系问题。他们的生活就像一个搭得潦草的积木,只要有一根松动,可能就会坍塌,自我放弃。从数据来看也是如此,他们资助的孩子,只有极个别能考上重点大学,大多数考上的是普通的二本学校。

好了,到了这里,幸运的孩子终于进了窄门,进入大学与城市,他们面临的将是什么呢?

杨以栗,已经是成都这家公益组织资助的少见的高分学生。2022年高考,她以超出一本线接近50分的成绩,考入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她的家庭条件不算好,读大学,家里贷了款。

她是个有些内向的女孩,谢绝了和我见面,更愿意电话聊天,她说这样自己会更放松。她在大学的操场边坐着,讲起入学一年的感受,旁边是男生们打篮球的声音、夏夜的风声。

从山区进入城市,她需要学习太多事情——比如,学习如何坐地铁。去大学报到,是她第一次离开会泽到昆明,不会坐地铁,一个人跌跌撞撞才找到学校。大学在昆明郊外的呈贡区,她也很少出校门,第一个学期结束了,要回家,她问大学室友要怎么坐地铁,室友们的语气是有点扎人的,「你怎么连地铁都不会坐?」「怎么连地图都不会看?」

她转而求助自己的高中同学,因为同学也在附近上学,她问:地铁从哪个方向来,要在哪里转站,但她发现,同学也不知道。同学回家的时候,又打电话咨询她,问她是怎么回的家。就是这样一个个微小的细节,「我发现我和她们(大学同学)的差距太大了。」

大一这一年,她还是按照高中的习惯,作业当天完成,不拖延;要考四六级,每天都要刷一两页题才睡,「心里才安稳」;每天只留一小时放松。但她的舍友们,已经在享受大学的闲暇,会在交作业前夜赶到凌晨四点。她的自律和勤奋,有时会被大家开玩笑,说她「卷」,时间一长,她就不在宿舍做作业了,而是一个人去图书馆。慢慢的,真的就变成了一个人。

她没有加入任何社团。刚入学,也去过团委、学生会那样的组织,但是面试时对方会问,「你有什么优势吗?」她答不上来,「像我们这种贫困山区的家庭,家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培训,没见过太大的世面」,反观那些城里的同学,有特长,一下子就聊得开。讲到这里,我们谈话的气温低了下来。

就像郑雅君的《金榜题名之后》提到的,大学对出身贫困的孩子来说,是一个迷宫。这也真切地发生在杨以栗身上。她学的生命科学,是一个重视实验室实践的学科,她的有些同学,有家人朋友们教导,或者有相熟的学长学姐指点,早早就知道要引起老师注意,加入实验室,获得机会。

但在我和杨以栗的谈话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讨论,如何才能让她鼓足勇气,敢于开口和老师说话。或者退一步,如果要给老师发「套瓷」邮件,应该怎么写下邮件的开头。

谈话的最后,我们从低迷的就业率,谈到她当初为何选择了这个专业。就像其他的会泽孩子一样,报志愿时,她最先考虑军校,但分数不够,身高也不够。又想着报医学,分数也差一些。最后她选了师范。「我们见过的东西太少了,这就是我们认知里比较好的职业。」

选了师范,读什么专业呢,她拿着学校发的两大本指导手册,里面很多专业,她都没听过,也完全不知道毕业之后能干什么,最后,她选了生物。直到入了学,才知道「生化环材」被一些人称为四大天坑,也才知道,生物其实是教师缺口最小的学科之一,找工作可能要努把力。

她讲起那时自己的纠结、命运的阴差阳错——她当时想读免费师范生,但是免费师范生的分数太高,唯一有可能的学校,是昆明学院。这是一所名气比云南师范大学小得多的学校。

我问她,如果再来一次,她会不会选择昆明学院。19岁的女孩告诉我,她会,「免费师范生,更多了一层保障」、「读了一年,我发现还是要向现实低头。」

是公益组织的祁阳把杨以栗推荐给我的。他在这个机构十多年,看着一代又一代贫困学生们通过高考,走出大山,也同样看着孩子们在城市里受挫。到了城市,他们要适应落差,也要第一次问自己关于意义感的问题:我擅长做什么?我以后想做什么?

祁阳说,这些偏远、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视野或者认知的闭塞,就算上了重点大学,也很难在城市落脚,他们的竞争力会比城市孩子差很多。就像林小英老师在书里讲到的,县中的孩子,「在学业基础、学习习惯、学习投入、竞争意识和职业规划方面确实处于弱势的地位」。

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会回到县城。如果能进入体制,成为老师、公务员或医生,这已经是梦想成真,实现了家庭的跃迁。

有个细节可以证明这一点。会泽的教师岗位,目前已超编500多人,但现在会泽县政府的留言板上,还有源源不断的毕业生在提问,想知道能否考回会泽。也因为教师饱和,这几年,会泽的毕业生们已经考到了附近的贵州,当地人称之为「会泽巡考大军」。

推广会泽模式,然后呢

我们之所以花如此长的篇幅去讨论会泽模式,不仅因为它在一个县城里取得的卓越成就,更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它已经在全云南省推广开。这是一个关系几十万学生的议题。

推广的介质,是校长和官员。根据吴永春所在的教育智库的盘点,在过去几年,会泽为全云南输出了近30位中学校长。比如会泽茚旺中学的创始校长李兴富,是云南教育界的名人,后来创办了云南民大附中,这所中学现在是全省名校;茚旺高中的第二任校长付飞,后到了云南保山一中任校长。

教而优则仕,会泽校长,甚至是从政的一块跳板。曾经担任过会泽一中校长的方强,2022年成为保山市教体局局长;方强的继任者查沥波,在会泽一中任职仅一年,2023年调任曲靖市马龙区教体局局长;至于在会泽做出成绩的两任局长张宏和陈加明,现在分别是普洱市教体局副局长和普洱市教育发展顾问。

官员和校长们,把会泽的经验带到各地。而云南其他地区的孩子,也正被家长们送到会泽来读书。

但在今年三月,我和云南的几位中学老师聊过,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地区和学校,不一定适合这样的教育模式。

一位保山的教师说,她所在的学校,生源质量排名全市倒数,学生们也要这么学,太累了。另一位教师则觉得,会泽的苦有其土壤,因为贫瘠,大家认可苦学这条路,认可儒家文化里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云南南部物产丰饶,「你什么都不做,地里也会长出东西」,而且人们离主流文化更远,竞争的心态也更弱。

还有一位教师,写文章评论会泽模式,他说:「会泽模式」本身一定好吗?第一,教育有投入和产出的问题,教育资源投入多,自然产出也多。第二,「会泽模式」本质上还是应试教育,跟衡水模式没什么区别。「大家去打听下会泽高中的学生教师作息时间就清楚,学生早上六点多起床,晚上十一点多才睡觉,学生被以科学化、大工业的手段进行『标准化』生产,从长远看,真的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吗?」

他提到一个词是「剧场效应」,意思是在剧场里,当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后面的人都不得不站起来,这是一种内耗、内卷——以前只有会泽这么学,所以会泽的孩子,可以战胜云南省其他地州的孩子,但当全省的孩子都这么学,确实有内卷的可能。

再往深了说,或许该问的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为什么全国高校在云南的招生名额这么少?为什么云南没有一所985、只有一所211?

我们在会泽采访时,也有一些老师表达了对会泽模式的隐忧——今年是云南高考改革的第二年,无论是课本还是考卷,都对原来那种大量练习、大量机械记忆的学习方法,提出了挑战。

拿语文学科举例,语文老师王惠琼说她「特别着急」,新高考之下,考题是「反套路」的,考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对生活的理解力。他们刚考过一张卷子,阅读理解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有学生就空题了,读不懂,也因为在这里卡了壳,耽误了时间,作文都没写完。

新的语文教材,要求学生们整本阅读《红楼梦》和《乡土中国》,还有「跨媒介阅读」单元,要求学生了解电影、文学和绘画。对会泽的老师们来说,教这些是不小的挑战,对孩子们来说,更是奢侈。毕竟在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里,很少有余裕,能留给他们啃掉厚厚的《红楼梦》,或者凝神欣赏《蒙娜丽莎》。

聊到这一点时,杨以栗也记得,她做过一道英语作文题,是给考生一段话,让他们展开想象力去续写,她在这样的题目上也卡过壳,「就算我把前面那段话读懂了,但我幻想不出下面的东西。」在她的求学经历里,少有这样的教育。直到上了大学,她才开始补上自己落下的阅读课,从基础的书籍读起,比如《追风筝的人》、《瓦尔登湖》。

以上这些情况,意味着在未来的高考模式下,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会泽的孩子们仍有很远的路要走。或许竞争不再是从高中而是从童年开始,从他们翻开的第一本文学书、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开始。■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以栗、刘禹、祁阳为化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相关内容
OR
+
读者评论
MORE +

热门排行榜
OR
+
2023-08-15 16:15
社会与生活

教育:一个深度贫困县,打破「县中魔咒」之后

会泽的孩子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高中学生教育:县中的孩子,去向何方?
OR品牌理念
+

■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中,「OR」能给您创造优越的阅读体验。只要您在浏览器中输入我们的网址:
oror.vip
即可畅享我们为您提供的优质资讯。

■ 您也可通过手机而或平板电脑从浏览器输入我们的网址:
oror.vip

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得一样的精彩!

林松果

■【在中国的县域教育中,会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作为资源极其有限的贫困县,它探索出了一套教育模式,用辛苦和汗水、超出平均水平的学习强度,以及严苛的军事化管理,把无数孩子送出大山、摆脱原定的命运。

也因为这种成功,云南开始在全省推广「会泽模式」,超过20位校长和教育系统官员离开会泽,被输送到其他地州。这种「苦读」模式,正在影响整个云南的教育生态。

但我们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解释「会泽模式」如何成功,而是想呈现一种处境,一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县教育的求生之路,是社会状况的一种体现:当上升通道变得狭窄时,赤手空拳的人还能怎么做?没有完美的策略,只有不得不如此。】

一座贫困县,上百清北生

八月,正是一往无前的日子。不久后,全国970万大学新生,就要拖着行李箱奔赴大学校园。或许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这种快乐会更加强烈。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一座滇东北群山中的县城。今年高考,会泽县的9000多考生,有3337人考上了一本,一本率35.9%,14人考入清华北大。

作为一个曾经的深度贫困县,这个成绩意味着什么呢?在一些关于「县中塌陷」的研究里,全国的很多县城中学,一本率不到5%,云南全省的一本率大概是15%。在云南省内的某些盘点中,会泽县超过云南腾冲、龙陵和宣威,成为2023年的云南教育第一县。

但会泽今年的成绩并非意外。实际上,它正因自己的教育模式而闻名——过去10年里,这个县城有接近200人被清北录取,尤其是2017年,全县有27人考入清华北大。会泽教育的特点还在于均衡,没有超级中学,全县七所高中,成绩相差不大,几乎每所学校都有清北生,更多孩子经由教育走出了大山。

或许你多少在新闻中见过这些孩子的故事:

2018年,来自会泽山村的崔庆涛,被北京大学录取,快递员送录取通知书时,他正和爸爸在村里的工地上拌砂浆、打小工挣钱;

2020年,毕业于会泽茚旺高中的张沁芳,高考数学满分,总分进入全省前50名,考入北大,张沁芳父亲残疾,家中有兄妹三人,记者到她家采访时,她正背着篓子和妈妈在田里摘辣椒;

也是2020年春天,疫情时期上网课,家在会泽山区的高三女孩范天兰,家里信号不好,只能爬上山坡找网。在海拔2500米、毫无遮挡的山坡上,她裹着大衣坐在石头上听课,满山积雪,寒风吹彻,她被人拍下视频,网友称她是「山坡找网女孩」。那年她考出644的高分,被西南大学录取,成为公费师范生。

他们的故事就是会泽教育的元叙事:足够苦,出身苦,求学也苦,但苦之后也有可兑现的甜。

会泽在滇东北群山之间,是乌蒙山的余脉,曾以产铜著名,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云南的深度贫困县。北京大学教授林小英在她的作品《县中的孩子》里提到,县中的孩子就像剩下的孩子,在城市精英教育为标准的系统中,被挤向边缘。但会泽改写了这个故事的版本——在这里,寒门依然可以出贵子。

在中国的县域教育中,会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作为资源极其有限的贫困县,它探索出了一套教育模式,用辛苦和汗水、超出平均水平的学习强度,以及严苛的军事化管理,把无数孩子送出大山、摆脱原定的命运。

也因为这种成功,云南开始在全省推广「会泽模式」,超过20位校长和教育系统官员离开会泽,被输送到其他地州。这种「苦读」模式,正在影响整个云南的教育生态。

但我们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解释「会泽模式」如何成功,而是想呈现一种处境,一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县教育的求生之路,是社会状况的一种体现:当上升通道变得狭窄时,赤手空拳的人还能怎么做?没有完美的策略,只有不得不如此。

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背面:这种模式塑造的,是人们极度求稳的心态;孩子们在奋进的同时,或许也在感受到痛苦;以及在进入城市之后,他们要度过漫长的适应期。

同样要关注的是,当这样的教育模式在全省推广时,它到底是会一如既往地奏效,还是会像「剧场效应」那样,剧场里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大家不得不全部站起来,到最后,这会不会是一场零和博弈。

会泽的孩子

7月,高考成绩刚刚公布。我们从会泽县城出发,想去一位学生的家里看看。今年会泽县高考理科第四名刘禹,毕业于会泽一中,已被清华大学录取。他家在距离县城40多公里的者海镇,房子建在山上。

在乡镇的农贸市场,我们见到了他妈妈。她在这里支了一个小摊卖豆腐,每天早上4点起床,下午5点收摊,豆腐2.5元一斤,豆花一小袋1元,一天收入百元,中午吃的是茄子煮洋芋,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8年。靠着豆腐摊,她养大了两个孩子。

她齐刘海,穿裙子,做事很麻利,椅子上一个布袋子,装着五块十块的零钱。见到我们来,她最先问的问题是:「北京的东西贵不贵?」她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家庭条件差,特别担心这个生活费。」

去刘禹家的路上,一直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在玉米地旁边,墙上刷着标语:「会泽缺条件,但不缺精神,不缺斗志」。一边的驾校广告上写,「文盲半文盲,包教包会」。会泽多山,产业以农业为主,产洋芋,孩子考得好了,人们会说「还是吃洋芋的娃娃聪明」。环境如何恶劣,当地有一句俗语:「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

能走到今天,每个会泽孩子都付出了非常多。

我们试着通过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比如有一家来自成都的公益机构,从2013年开始在会泽资助贫困学生,十年里,他们是长久的见证者,记录了很多会泽孩子的故事:

会泽县的一些乡镇在山上,海拔高,前几年乡上的初中很简陋,冬天没有热水,很多孩子会因此辍学——环境太艰难,任何微小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孩子放弃求学的原因。

志愿者们去家访,路程往往也艰难,「一脚水,一脚泥」,「会泽一直有雨,山里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学生的家住得都很偏远,求学的路、回家的路,又美丽,又孤独」。

有人说,家访时孩子来接他,掰了一根树枝,他以为是用来打狗,但后来发现,孩子是在用树枝抽打路边的草和树,为了不让他把衣服沾湿。「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这是山里孩子才有的经验。

受资助的孩子会给资助人写信,一位男生写到,高中开学,也是他第一次到了县城,晕车晕得厉害,他震惊于高中的奢华,「卫生间和洗漱台都有」,生活服务体系也很完善,后面一句话让人心酸,他想象中,「这就意味着高消费式的学习和生活」。

山区求学的困难,当然不仅仅是学生之难。在很长时间里,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

会泽县曾经是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00年前后,很多学校校舍都还很破旧,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老师们连买粉笔的钱都不够,家底非常薄弱。

困境也跟当时的教育管理体制有关。当时中国的乡镇学校,由乡镇的文化教育办公室来管理,财务和人事权力都在基层。这看似灵活,实则会因为多头管理,复杂低效,资源无法集中。比如当时,学校校长由乡镇党委聘用,教育部门无法插手,乡镇中学换了校长,县教育局长可能都不知情。

一篇2005年发表的小说,记录了当时会泽的教育状况。小说作者是会泽县文化局前副局长朱家凤,他在乡镇中学教过书。小说开头,就是农村中学的教室漏雨,学生被困,无法上课。班主任去找校长,校长有苦难言,「我们是后娘养的,教育局说我们吃的是乡政府的饭,主要由乡上管;乡长说教育局是我们的业务主管部门,凡事多找教育局。」

一位村小校长评价说,小说里校长的话,道出了真情:首先是投入的严重不足,又难以到位;其次是管理体制上的不顺,农村学校「婆婆」多,究竟听哪个「婆婆」的才能解决问题,「媳妇」实在无所适从;再次,农村学校生活条件艰苦,教学条件差,但教育经费并未向农村学校倾斜。

赵正奎是会泽县茚旺高中的教师,今年50多岁,是个胖胖的、很和善的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一直在会泽任教,也做过副校长,做过年级主任。他记得,大概2000年前后,百万人口的会泽县,县城只有一所高中,其他的高中都在山区,教学质量「难以启齿」,每年本科上线不过个位数。放眼全县,每年本科上线也就几百人。

在那个年代,会泽在整个曲靖市的成绩排倒数第一,生源流失率排正数第一。大量的优质生源,都去了隔壁的宣威或曲靖市区。

当时会泽有个卷烟厂,效益不错,厂长每年出资200多万支持教育,但他有一次开玩笑说,出钱企业倒是很乐意,但就是感觉投入产出比不行,开个玩笑,是「鸵鸟下出了鹌鹑蛋」。

这种情况之下,老师们工作没有价值感,又看不到上升空间。赵正奎说,当时他们出门,会不好意思说自己在会泽教书,更不好意思说教的是高中。还有的老师会选择在这份工作上「躺平」,下了课就从事第二职业,比如做生意或者开滴滴。

另一位语文老师王惠琼记得,那时她在乡镇教初中,有年有个地理考题,让学生写出全国三个自治区,孩子们写的是宣威、会泽、曲靖……他们没有走出过大山,不知道山外是怎样的世界。

就像林小英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所谓「县中的孩子」,其实也有分层——可以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阶段。在村小就读的孩子,如果要到县中,其实也要经历多次粗筛。我们今天说的「小镇做题家」,实际是已经经历四轮筛选、跨过高考独木桥的人,已经很不容易。

苦的土壤

在会泽采访的10天里,我常常在晚上10点多出门,到各个高中门口,教学楼依然灯火通明。如果这个时刻在上空俯瞰,或许你会看到,一片漆黑的山谷坝子里,只有几处还异常明亮,像夏夜中的星星。它们不是工厂,不是办公室,是孩子们还在上晚自习。这种明亮,是对成绩的某种说明。

每个月末的两天假期,绿色的乡村小巴如候鸟般,从县城开到山区,吞吐几千个孩子,两天后又把他们运回县城。新的一个月开始了。

这样的生活,孩子们要过上三年。有些偏远乡镇的孩子初中开始寄宿,这也意味着他们从12岁开始,就要离开父母生活。

这样的作息表,在会泽也已持续了好些年。2002年是会泽教育的转折点,改革自这一年始。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到底是什么原因触发了教育改革,我们听到了各种说法。有人说,是退休的领导们对现状太过失望,给县领导写信。有人说,是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全力支持。还有人说,是因为那年会泽新上任的教育局长陈加明,他在任16年,主导了会泽的教育改革。也许这都是原因。

要改革,首先要有目标。县委书记带队,去了隔壁升学率更高的宣威学习。会泽的老师们进到了宣威的教室,听课,学细节,也学管理。

会泽东陆高中的一位老师跟我们谈到,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在那时。当时他在乡下教书,突然听到消息,县城一所很好的中学在公开选拔教师,6个岗位,40多人考,他考过了,调到了县城。这件事听起来稀松平常,但他说,那在会泽历史上是第一次,「开创了一个公开、公平选拔老师的先河,只要考过了,校长顶住各种压力就要你」。

这位老师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教育改革的折射。2002年之后,会泽开风气之先,在曲靖市第一个取消了乡镇文化教育办公室,把财权和人事权收回了县教育局。同时取消了教育机构的行政级别——在之前,会泽一中是正科级单位,一中的校长和县教育局局长属于平级,很难指挥。取消之后,县教育局把所有权力收回,开始统一调配。

同时,他们开始在县城兴建更多的学校。2004年,建立了第二所高中,会泽县实验中学,2008年建了第三所,会泽茚旺高中。这些年又陆续建了四所高中。现在整个会泽县城,共有七所高中,校舍大而新,设施齐备,每一届学生近万人。

把学生们集中到县城,便于统一管理,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同时让广大的乡镇教师看到上升通道,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至于教育的细节要怎么做,当时会泽县教育局长陈加明提出了一个口号:「苦字当头,实干兴校」。今年7月,我们在会泽走访时,看到这八个字还刷在许多学校的外墙上。

何为苦?

首先是超长的学习时间。全县高中都取消走读制,学生一律住宿。会泽七所高中的作息都差不多,每天早上6:30左右起床,午休一小时,晚上11:00左右下晚自习。每周日下午休息半天,每个月放月假两天。

会泽全县规模最大的、公认成绩最好的高中,是茚旺高级中学,它曾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所高中,最多时学生有7300多人,现在也有超过5000人。这所中学的创始校长李兴富,研究了一套管理超大中学的方法论,叫「四全管理方案」,全员、全程、全方位、全封闭。

全员,指学校所有老师都要参与学校管理;全程,是说学生的一切活动,班主任都要跟踪,从早上在宿舍催起床,到晚上盯着他们睡觉,任何时段,在学校楼道里都有老师在观察,有没有人违纪,比如抽烟和玩手机。

在会泽的高中,手机是大忌。一位2019年至2022年就读于会泽一中的学生记得,有学生玩手机被发现,被要求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当着全校的面打一桶水,把手机扔进去,让它彻底报废,要么自己当场把手机踩烂。在茚旺高中,学生进校必须交手机,原来学校专门建了一个通话大厅,装了一两百部电话,学生可以刷卡和家里通话。现在是在教学楼楼道里装了固定电话,有事就这样和家里联系。

赵正奎曾经担任过茚旺中学年级组组长,他向我们解释,会泽的孩子90%都来自农村,全封闭、寄宿制的管理方式,是为了把干扰因素全部排除,减少杂念。比如孩子寄宿了,单亲家庭或者不稳定家庭的孩子,不用回家,情感不会有波动;孩子们寄宿,也不会在放学后受到「社会青年」的影响;在学校里,大家生活都一样,没有攀比,孩子们也不会被「不正确的消费观」所影响。总之,要「把这些不利因素降到最低」。

另一种苦是在于,要让全县这么多学生,包括大部分基础并不算好的山区学生把成绩提起来,这意味着老师们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一切都要特别细。

一位在会泽求学、后来去了曲靖一中(这是云南省内最顶尖的中学之一)工作的老师告诉我,他经历过两种不同的教育风格。现在他工作的曲靖一中,因为可以在全市招生,生源质量好,更鼓励大家自由探索。而在会泽读书时,老师会统一备课、制定教学计划,细到每天的每一分钟,学生不用自己规划,老师们永远有安排。

杨以栗是2022年刚从会泽一中毕业的理科班学生,关于教学的细致程度,她举过两个例子。首先,她所在的一个年级,就被分成了四个层次,命名为重点班、弘毅班、实验班……班级与班级之间的分层教学,已经比绝大多数学校都细。

其次,高中时他们有个「天天练」的模式。每天早上,科任老师会根据大家的弱项,发一张卷子,当天中午或晚上就要讲,学生只能在课余时间完成,比如压缩午饭时间来做卷子;到了晚自习,全年级上同一个学科的课,再发一张卷子,做完马上讲,发现问题就再出题,再训练。足够细致、高效。

成都的公益组织资助了会泽孩子十年,我很好奇地问过工作人员祁阳,为什么对会泽的资助能坚持这么久?他说有很现实的原因,因为会泽人多,贫困程度深,一个村就能找到几个可资助的家庭,效率更高。

但也跟会泽的整体氛围有关。他们的资助观念是,资助费用大概占孩子读书花费的一半,剩下一半需家长承担,「我们是给家长帮忙」。他去过很多省份,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甘肃,至少在十年前,在很多地方,孩子初中毕业去打工是常见的,而在会泽,家长明显更重视读书,孩子同样如此,只要成绩稍微好一些,他们就会更希望留在学校。

一个县域能选择用这么苦的方式做教育,并且这种模式能延续下来,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这里有土壤。大山里的生活太苦了,无论是家长、孩子还是老师,都认可「通过吃苦改变命运」。

在我们理解中,这也是出于现实的考量。在家庭很难提供教育资源的情况下,学校接管了这一切,尽力满足了教育需求。苦是唯一的选择。

就像今年夏天,我们在茚旺高中的外墙上看到的横幅,上面写到:「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不长久。」

35.9%的一本率,从何而来

如果今年夏天你到会泽,看看各个高中门口的红榜,或许会觉得惊讶。这是在中国的县城中很难看到的生态——一个县城,七所高中,一本率都在30%-45%之间,且七所高中,五所都有清北生,成绩相当均衡。今年会泽唯一进入全省前50名的学生,就出自一所刚建成的高中。

一个县城,不是把尖子生集中到一所学校,而是多所中学齐头并进,这相当罕见。比起高强度、长时间的苦读模式,这种均衡或许是更珍贵之处,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普通孩子有了机会,也意味着,这背后行政力量在起作用,通过制度的合理调控,教育均衡是可实现的。

会泽教育系统对高中的管理模式,整体是集团化办学,但在内部又有「赛马」机制。

会泽七所中学,生源没有高低之分,每年招生是滚动划片。会泽的初中分为三类,一类在县城,二类在相对较远的乡镇,三类在偏远的高海拔山区。每所高中都会分到这一、二、三类初中的生源,且每年分到的都不一样。中考后教育局才会公布具体名单。

这样的制度设计,会激发人的好胜心、竞争的活力——每所学校分到的生源大体相同,三年后成绩如何,看的是学校怎么教,看老师的水平和努力。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今年的会泽一中,在校门口的红榜上骄傲地宣布:他们今年这届毕业生,三年前中考,0人进入全县前30名,但今年高考,全县前7名他们占了4人。

会泽一中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每年滚动划片,他们都会分到一些偏远乡镇的生源,这些地方的孩子,在书写、综合能力和知识体系上都和县城孩子有差距。所以老师们要在高中三年里,帮他们做好衔接转换,再帮他们奋起直追。谈起这里,老师们语气里是有一种骄傲在的,因为他们真正实现了让学生「低进优出」。

会泽县城从一所高中到七所,如何分配资源,这背后是强有力的政策调控。

2008年,会泽决定筹建茚旺高中,并把这所学校当做建设重点。据我们所知,当时的会泽县委,对这所中学的师资队伍组建,给了极大的支持。吴永春是云南一家教育智库的创始人、教育学博士,也和茚旺高中的第一任校长李兴富相熟,他听到的版本是,「李校长要哪个人,一个星期之内,这个人就去茚旺高中报到了」,「在云南很多县份,调动一个老师,那都是各种干预,县委书记不一定能做决定,很少有地方做得到会泽这样。」

新高中不断建立,对老牌名校会泽一中来说,是不小的冲击,这意味着他们的优质生源和教师,多少会丧失。会泽一中的一位教师跟我们谈到这点时,有些心酸,他说,最开始会泽一中一家独大,后来新学校不断起来,从「三足鼎立」,到「四轮驱动」,现在七家,已经是「百花齐放」了。

教体局紧紧握住了教师资源的分配权,在七所学校之间按需流动。2022年在会泽一中毕业的杨以栗,高中三年换了三批老师。一个背景是,当时会泽县东陆高中刚刚建立,很多骨干教师都被抽调,去支援这所新学校。

对学校恶性竞争的调控,细到什么程度,茚旺高中的赵正奎老师给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前几年会泽出过一个政策,全县中考前300名,可以在会泽一中、会泽实验学校、茚旺高中这三所学校之间自由选择。尖子生是最诱人的资源,一旦有了活动空间,争抢就开始了。教育局很快发现不对,在第二年就调整政策,严格滚动划片,任何学校都不允许招片区外的学生。

防止恶性竞争的另一条思路,是为每所学校设定自己的KPI。七所高中,建立时间不同,规模不同,水平还是有差距,教育局给它们设置的KPI也不同——比如一本率、600分以上人数、学科水平系数……到高考,每所学校是拿着成绩跟教体局交差,不必盯着县里其他中学,而是跟整个云南省的考生竞争。

一个健康、均衡的机制搭建起来了,接下来要完成的,就是帮绝大多数的学生站起来。

会泽东陆高中的一位语文老师,教出过十几位清华北大生,在他的理解里,「清华北大靠天分,一本二本靠基础」。他说,「我们云南有句话,鸡枞(指尖子生)不是哪里都可以出的,但是最重要、最本分的东西是基础,不放弃那些差一些的学生,要整体推进,整体都好」。他说这个观念,是整个会泽教育的意志。

整体推进怎么做,整个会泽是一个教育集团,由教体局教科所统筹管理。九大学科,每个学科都有一个学科带头人,分布在不同学校。比如语文的学科带头人,就在会泽县实验高中,每次全县统考完,全县的语文老师就集中在实验高中,一起研究,发现问题,提出方案。茚旺高中的赵正奎老师提到这一点,语气里是毫无芥蒂的,「大家非常健康,没有同行相轻,没有藏着掖着。」

最后需要解释的,是教师们的待遇问题。实际上他们的工资不算高——在曲靖,只是「不上不下」的水平,毕竟会泽曾是贫困县,财政不富裕。但它不像一些县,财政困难了,首先就是拖欠教师工资,在会泽,教师工资从不拖欠,甚至每个月的工资都会在上个月底提前发放。

县中衡中化,学生所承受的

我们也必须关心学生们的心灵。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度过高中三年,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他们有自己的声音——

一位几年前毕业于会泽一中的男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高中课间十分钟,其实只有七分钟,因为学校会提前三分钟打上课铃,这三分钟是「课前读」时间,学生们需要站起来大声朗读,以便迅速进入下一堂课的状态。但问题在于,就七分钟,再遇上老师拖堂,学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

2022年毕业的杨以栗,对课间上厕所的痛苦记忆犹新。当时他们一层楼有8-10个班级,只有一个女厕,蹲位不多,要抢,但老师常常拖堂。如果想上厕所,她每次都会提前准备,老师一说下课,「就冲在老师前面跑出去」。但还是有几次,刚跑到厕所,上课铃已经响了,那种心情是绝望的。

高中三年,他们不能使用手机,但与外界沟通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杨以栗他们班最开始买过一部公用手机,用班费交话费,以备不时之需。但后来,一些人开始用它发消息聊天,「真的太疯了,抱回宿舍蹲着聊,话费蹭蹭就上去了」。后来,这部手机就被停用了。

埋头苦读三年,学生们也很难从某些地方获得精神的喘息,比如,读闲书是奢侈的。为了应对高考作文,从高一开始,学校每周会印一些素材,比如时政报道、人物故事、名言警句,让学生去仿写。这就是他们极少能接触到的阅读资源。每次收到它们的时候,杨以栗都觉得珍贵,「当你极度无聊的时候, 会觉得那些句子也写得挺好的」。

这种制度里,另一个特征是高度的目标导向,以及人的原子化。杨以栗高中三年,分了三次班,同学、师生关系都不稳定,很难产生连接,每个人的目标都是高效利用时间,提升成绩。

林小英老师在采访中谈过,现在的县域高中有全面「衡水化」的趋势——学校规模一般都很大,因此就得引入超常的管理手段。它会带来非常细致的绩效化,发展出非常多的制度规章,严格奖优罚劣,「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协作而完成的教育基本不可能」、「你是谁并不重要,是数字当中的一个点」。

这与我们在会泽采访时的感受相似。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活在系统里」。

会泽一中的王思联老师提到,大概在2012年,他们组织去河北衡水中学学习,回来之后,重点做了几点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制度,就是「末位扣分」。我问他:在什么事情上可以排末位?他解释说:任何事情都会有最后一名。

比如他们每天安排老师(主要是班主任)值日,检查全校的课堂纪律,比如课上有无学生打盹、讲话、玩东西。教室、操场和监控,都是值日巡察的范围,课堂纪律最差的班级,将会被扣一分,而这个分数,直接与班主任的奖金挂钩。而且制度规定,值日的老师必须找出末位,扣掉那一分,不然,他/她自己的分就会被扣掉。

这项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之后,课堂纪律明显变好了,有时很难找到扣分项了,值日的老师无奈,会把巡察的时间提前,在课前就开始,必须扣掉那一分——因为他们要保住自己那一分。

小镇做题家进城之后

我们在会泽采访时,正是考生们报志愿的时候。见面时,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刘禹的妈妈蹙着眉,有些发愁,她说,想让孩子报免费师范生,但孩子选了清华的计算机专业。她怕免费师范生浪费了孩子的高分,又不确定计算机专业的前途。

这位母亲的忧愁,是会泽家长们观念的缩影。我们发现,纵使是在全社会趋向保守化的今天,会泽孩子们的志愿,也呈现出了超出平均水平的求稳,他们非常明确地倾向四个专业——军、警、师、医。

很多人认为,对高分学生来说,最好的选择之一是免费师范生。免费师范生免学费,且每个月还有生活补贴,能极大减轻家庭负担;其次,在各地教师超编、师范生找工作难的大背景下,免费师范生只要一被录取,就一定有编制,毕业一定有工作,是真正的铁饭碗。

在会泽,我遇到一位年轻教师,姓刘,出身会泽山区家庭,他们一家三个孩子,他、他姐姐、他弟弟,都是免费师范生,现在也都在学校教书。刘老师当年的成绩超出了理科一本线110分,本可以报考武汉大学医学部,但考虑到稳定,最后还是选择了西南大学的免费师范生。而他的弟弟,分数可以报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或者去一所知名医学院,但父母担心他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也是让他读了免费师范生。

贫穷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的选择。会泽一中的王惠琼老师,完全理解家长的心情,她说,「选专业,最重要的是能保证稳定就业。如果你报其他专业,风险太大了,我们的孩子可能读大学要贷款,如果毕业之后又没有工作,怎么还?所以他们一定要很现实、很实际。」

在免费师范生之外,军、警同样是会泽人最尊崇的选择。从各个学校的喜报就能看出他们的价值观——在高考红榜上,学生们被火箭军工程大学、陆军军医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录取的消息,排在清华、北大的录取喜报之前。

贫穷当然也在影响孩子们的成绩。祈阳告诉我,几年前,他们在资助的一些省份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孩子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他们的成绩大体是呈正相关的。

他们资助的孩子们,是家庭条件最差的3%到5%的学生,和自己的同学相比,这些孩子在生活中有更多烦恼,比如家人的病痛、变故,对经济状况的忧心,或是人际关系问题。他们的生活就像一个搭得潦草的积木,只要有一根松动,可能就会坍塌,自我放弃。从数据来看也是如此,他们资助的孩子,只有极个别能考上重点大学,大多数考上的是普通的二本学校。

好了,到了这里,幸运的孩子终于进了窄门,进入大学与城市,他们面临的将是什么呢?

杨以栗,已经是成都这家公益组织资助的少见的高分学生。2022年高考,她以超出一本线接近50分的成绩,考入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她的家庭条件不算好,读大学,家里贷了款。

她是个有些内向的女孩,谢绝了和我见面,更愿意电话聊天,她说这样自己会更放松。她在大学的操场边坐着,讲起入学一年的感受,旁边是男生们打篮球的声音、夏夜的风声。

从山区进入城市,她需要学习太多事情——比如,学习如何坐地铁。去大学报到,是她第一次离开会泽到昆明,不会坐地铁,一个人跌跌撞撞才找到学校。大学在昆明郊外的呈贡区,她也很少出校门,第一个学期结束了,要回家,她问大学室友要怎么坐地铁,室友们的语气是有点扎人的,「你怎么连地铁都不会坐?」「怎么连地图都不会看?」

她转而求助自己的高中同学,因为同学也在附近上学,她问:地铁从哪个方向来,要在哪里转站,但她发现,同学也不知道。同学回家的时候,又打电话咨询她,问她是怎么回的家。就是这样一个个微小的细节,「我发现我和她们(大学同学)的差距太大了。」

大一这一年,她还是按照高中的习惯,作业当天完成,不拖延;要考四六级,每天都要刷一两页题才睡,「心里才安稳」;每天只留一小时放松。但她的舍友们,已经在享受大学的闲暇,会在交作业前夜赶到凌晨四点。她的自律和勤奋,有时会被大家开玩笑,说她「卷」,时间一长,她就不在宿舍做作业了,而是一个人去图书馆。慢慢的,真的就变成了一个人。

她没有加入任何社团。刚入学,也去过团委、学生会那样的组织,但是面试时对方会问,「你有什么优势吗?」她答不上来,「像我们这种贫困山区的家庭,家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培训,没见过太大的世面」,反观那些城里的同学,有特长,一下子就聊得开。讲到这里,我们谈话的气温低了下来。

就像郑雅君的《金榜题名之后》提到的,大学对出身贫困的孩子来说,是一个迷宫。这也真切地发生在杨以栗身上。她学的生命科学,是一个重视实验室实践的学科,她的有些同学,有家人朋友们教导,或者有相熟的学长学姐指点,早早就知道要引起老师注意,加入实验室,获得机会。

但在我和杨以栗的谈话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讨论,如何才能让她鼓足勇气,敢于开口和老师说话。或者退一步,如果要给老师发「套瓷」邮件,应该怎么写下邮件的开头。

谈话的最后,我们从低迷的就业率,谈到她当初为何选择了这个专业。就像其他的会泽孩子一样,报志愿时,她最先考虑军校,但分数不够,身高也不够。又想着报医学,分数也差一些。最后她选了师范。「我们见过的东西太少了,这就是我们认知里比较好的职业。」

选了师范,读什么专业呢,她拿着学校发的两大本指导手册,里面很多专业,她都没听过,也完全不知道毕业之后能干什么,最后,她选了生物。直到入了学,才知道「生化环材」被一些人称为四大天坑,也才知道,生物其实是教师缺口最小的学科之一,找工作可能要努把力。

她讲起那时自己的纠结、命运的阴差阳错——她当时想读免费师范生,但是免费师范生的分数太高,唯一有可能的学校,是昆明学院。这是一所名气比云南师范大学小得多的学校。

我问她,如果再来一次,她会不会选择昆明学院。19岁的女孩告诉我,她会,「免费师范生,更多了一层保障」、「读了一年,我发现还是要向现实低头。」

是公益组织的祁阳把杨以栗推荐给我的。他在这个机构十多年,看着一代又一代贫困学生们通过高考,走出大山,也同样看着孩子们在城市里受挫。到了城市,他们要适应落差,也要第一次问自己关于意义感的问题:我擅长做什么?我以后想做什么?

祁阳说,这些偏远、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视野或者认知的闭塞,就算上了重点大学,也很难在城市落脚,他们的竞争力会比城市孩子差很多。就像林小英老师在书里讲到的,县中的孩子,「在学业基础、学习习惯、学习投入、竞争意识和职业规划方面确实处于弱势的地位」。

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会回到县城。如果能进入体制,成为老师、公务员或医生,这已经是梦想成真,实现了家庭的跃迁。

有个细节可以证明这一点。会泽的教师岗位,目前已超编500多人,但现在会泽县政府的留言板上,还有源源不断的毕业生在提问,想知道能否考回会泽。也因为教师饱和,这几年,会泽的毕业生们已经考到了附近的贵州,当地人称之为「会泽巡考大军」。

推广会泽模式,然后呢

我们之所以花如此长的篇幅去讨论会泽模式,不仅因为它在一个县城里取得的卓越成就,更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它已经在全云南省推广开。这是一个关系几十万学生的议题。

推广的介质,是校长和官员。根据吴永春所在的教育智库的盘点,在过去几年,会泽为全云南输出了近30位中学校长。比如会泽茚旺中学的创始校长李兴富,是云南教育界的名人,后来创办了云南民大附中,这所中学现在是全省名校;茚旺高中的第二任校长付飞,后到了云南保山一中任校长。

教而优则仕,会泽校长,甚至是从政的一块跳板。曾经担任过会泽一中校长的方强,2022年成为保山市教体局局长;方强的继任者查沥波,在会泽一中任职仅一年,2023年调任曲靖市马龙区教体局局长;至于在会泽做出成绩的两任局长张宏和陈加明,现在分别是普洱市教体局副局长和普洱市教育发展顾问。

官员和校长们,把会泽的经验带到各地。而云南其他地区的孩子,也正被家长们送到会泽来读书。

但在今年三月,我和云南的几位中学老师聊过,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地区和学校,不一定适合这样的教育模式。

一位保山的教师说,她所在的学校,生源质量排名全市倒数,学生们也要这么学,太累了。另一位教师则觉得,会泽的苦有其土壤,因为贫瘠,大家认可苦学这条路,认可儒家文化里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云南南部物产丰饶,「你什么都不做,地里也会长出东西」,而且人们离主流文化更远,竞争的心态也更弱。

还有一位教师,写文章评论会泽模式,他说:「会泽模式」本身一定好吗?第一,教育有投入和产出的问题,教育资源投入多,自然产出也多。第二,「会泽模式」本质上还是应试教育,跟衡水模式没什么区别。「大家去打听下会泽高中的学生教师作息时间就清楚,学生早上六点多起床,晚上十一点多才睡觉,学生被以科学化、大工业的手段进行『标准化』生产,从长远看,真的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吗?」

他提到一个词是「剧场效应」,意思是在剧场里,当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后面的人都不得不站起来,这是一种内耗、内卷——以前只有会泽这么学,所以会泽的孩子,可以战胜云南省其他地州的孩子,但当全省的孩子都这么学,确实有内卷的可能。

再往深了说,或许该问的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为什么全国高校在云南的招生名额这么少?为什么云南没有一所985、只有一所211?

我们在会泽采访时,也有一些老师表达了对会泽模式的隐忧——今年是云南高考改革的第二年,无论是课本还是考卷,都对原来那种大量练习、大量机械记忆的学习方法,提出了挑战。

拿语文学科举例,语文老师王惠琼说她「特别着急」,新高考之下,考题是「反套路」的,考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对生活的理解力。他们刚考过一张卷子,阅读理解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有学生就空题了,读不懂,也因为在这里卡了壳,耽误了时间,作文都没写完。

新的语文教材,要求学生们整本阅读《红楼梦》和《乡土中国》,还有「跨媒介阅读」单元,要求学生了解电影、文学和绘画。对会泽的老师们来说,教这些是不小的挑战,对孩子们来说,更是奢侈。毕竟在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里,很少有余裕,能留给他们啃掉厚厚的《红楼梦》,或者凝神欣赏《蒙娜丽莎》。

聊到这一点时,杨以栗也记得,她做过一道英语作文题,是给考生一段话,让他们展开想象力去续写,她在这样的题目上也卡过壳,「就算我把前面那段话读懂了,但我幻想不出下面的东西。」在她的求学经历里,少有这样的教育。直到上了大学,她才开始补上自己落下的阅读课,从基础的书籍读起,比如《追风筝的人》、《瓦尔登湖》。

以上这些情况,意味着在未来的高考模式下,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会泽的孩子们仍有很远的路要走。或许竞争不再是从高中而是从童年开始,从他们翻开的第一本文学书、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开始。■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以栗、刘禹、祁阳为化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相关内容
OR
+
 
 读者评论:


分享:
每日头条
OR
+
最新资讯
OR
+
热门排行榜
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