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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0 09:09
社会与生活

教育:县中孩子的人生突围,需要的不止是张雪峰

PEER:对出身不利的他们而言,观念的力量甚至超过物质的限制,阻碍着他们去看更大的世界。他们也有多样的爱好,也有潜能通过阅读和反思从应试教育中“突围”。
学生高考改变命运吗?什么决定未来的收入?
PEER

■县镇高中(即县域内的普通高中)是整个县域内的最高学府,寄托着当地人们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

然而,近年来“县中塌陷”的现象持续引发关注。“县中塌陷”,表现为某些地区县域内普通高中的优质生源与师资流失、教育质量下降。以及,从升学结果上看,县域内初中生升入本地高中的比例、县域高中生进入国内名校的比例都较十年前降低。

2000年代前期,县域内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国内名校;2000年代后期,县中的生源、师资开始外流,出现县与县、地级市之间的恶性竞争。2012年之后,针对贫困县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如,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禁止名校跨区域招生等政策、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三统一”加分政策)出台,县中也纷纷采取自救措施(如,设置初中部、为留在本县就读的高中生提供奖学金)。县中开始“回温”“复兴”。

我们调研的湖南A县一中可以说是靠出状元将自己从“县中塌陷”的泥潭中拔出来的。该县曾是湖南省深度贫困县,直到于2020年“脱贫摘帽”。由于缺乏支柱性工业,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普遍。因而,A县留守儿童数量庞大,截止2019年底,A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约为5万人,其中留守儿童占60%左右。

1998-2004年,A县一中没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同时地级市的民族中学、一中和长沙“四大名校”在抢生源、师资。正好在2004年,学校出了省状元,状况才有所转变;并且到2012年政策出台之后稳住了本地的生源和师资。

对此,校长却仍然喜忧参半,他坦言学生成绩两极分化严重:“有考得上清北的,也有考不上本科的。尽管自己内心很关注本科率,但是县一中想要得到本地所有人的信任和资源,不得已需要出名校。2008-2009年学校没出清北,我们学校内部看考得不错,但外面的压力很大”。

“县中塌陷”的后果是,各县城高中为保证升学率、维持每年上名校的战绩,纷纷效仿“衡水模式”。

衡水模式是“衡水中学适应当前高考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应试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校如同一座高考加工厂,学生如同工厂中的机器不停运转,在备战氛围和题海战术中失去了创造力”。而它的县城复制品同样以加大教学强度的方式,提升所有学生的成绩,并强化以成绩为标准的班与班之间和班级内分层对待,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几个“好苗子”身上。

我好奇,在强筛选性的应试教育体制和高学习强度的县镇中学里,学生真的是没有主体性的“考试机器”吗?如果不是,那么县镇中学生的主动性体现在哪里?

2021年初,我所在的一所教育公益机构“PEER毅恒挚友”(下称PEER)发起了“县镇中学生画像研究”项目,听学生讲述自己当下的困惑与需求。

为此,我们三位研究员分别前往三所PEER服务的县一中(2所在湖南、1所在广西,均为少数民族地区和曾经的全国贫困县),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驻地田野工作。PEER在校内设立了一个名为“PEER空间”的朋辈空间。学生常在上午的大课间、午饭和晚饭时间、体育课、晚自修之后的碎片时间来到PEER空间做各种活动,一天加起来一般不超过2-3个小时。

媒体对县镇高中生的刻板印象

“小镇做题家”的标签似褒实贬,是较为精致而隐秘的污名。

“小镇做题家”指涉那些出身于乡村和小县城的、善于考试的青年,他们在高考中幸存,获得了高等教育的入场劵。因此,在许多县城高中生的朴素认知里,“小镇做题家”也就是“好学生”:他们踏实刻苦,通过读书考上大学,成为“寒门贵子”。

由于缺乏必要的应试能力和分数,许多县城高中生往往觉得自己“不够格”成为“小镇做题家”。“我觉得我不配啊, 我还菜着呢。通俗地来说,我做题量不够 。”“我不是做题家,因为我并不擅长做题,所以我不是。”甚至有的开玩笑说“我是小镇摆烂王。”

当他们进入城市高校,当他们真切地感到茫然、不适、甚至断裂之时,“小镇做题家”的另一个面向逐渐浮现——这些青年被定义为受困于“高考工厂”、受困于“应试教育”的“书呆子”,缺少更综合的“素质”,不够“全面发展”。曾经是“全村的骄傲”、如今却是“985废物”,出现诸如关于落差、自卑、困顿、甚至自我放逐的故事。

在小镇里,“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依然具有不言而明的正当性,“高分—好大学—好工作—好生活”的逻辑被广泛接受。学校是县中学生的生活中心。学生平日寄宿在学校里,过着“早七晚十”的生活,周末和寒暑假的大部分时间要参与学校组织的强制补课。繁重的课业压力不仅使得课外活动名存实亡,也铸就了学校层面的行为惯性——教学强调知识点的灌输与记忆,很少启发学生,也很少关注教学内容与生活的关联。

教师看在眼里,但也常感无能为力:学校的基础设施有限且陈旧,能维护基本的日常教学已然不易;教师与大城市重点高校的“名师”和教研员沟通交流的机会很稀缺,帮学生提分本就困难,使其进步奠基于好奇心、探索欲和批判性思维更是空中楼阁。最终,他们往往只能诉诸多一点课业、少一点休息的高压方法,希冀着学生“学一点是一点”;毕竟“学生这样管着都不学,如果不管就更不学了”。

学校的逻辑也在深刻影响着校外的生活。在小镇里,以学习为中心的家庭分工是典型的模式:长辈为生计奔波、提供经济支持,子女则忙于学习、回馈长辈的教育期待。这一理性目标成为家庭生活的主旋律,侵占着亲密关系。

家长漂泊务工的恐惧与心酸、对子女或许不切实际却发自内心的殷切期待、子女挑灯苦读的辛劳、身心的疲倦、友情及其背叛、爱恋与痛楚、晦暗不清的未来……多数时候,这些实实在在的感受和境遇不被看见、也不被理解,甚至成为代际冲突的根源。一句类似“你要是好好学习的话,也没有这么多麻烦事”的指责,就能瞬间便筑起两个世界之间的藩篱。

这些矛盾深深嵌套于县城的生态。县城高中生可能早已厌倦了“高考工厂”中的“应试教育”,但他们别无可选。

就此而言,“小镇做题家”等标签是城市目光对县乡生活的傲慢宰制,是深刻的符号暴力。标签背后的文化、制度和社会性因素,是一个个被污名化的个体难以承受的。如何为“小镇做题家”以及没有成为“做题家”的青年们构建更为包容、具有支持性的成长环境,是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考虑的议题。

学生:先接受世界,再被世界接受

2021年我所在的田野点湖南湘西A县全县初中毕业5600人。全县有4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高中,其中普高一中/县一中一般录取全县中考前1100名学生,余下1900名进入其他普高;职高招收约1300名学生,另外的1300名学生进入外地的职高或外出打工。

再来看看大学升学率。2021年县一中的本科上线人数825人,其中一本385人(即本科率75%,一本率35%),县二中本科率36%,一本率10%。也就是说,“普职分流”政策使得初中毕业时全县52%学生进入普通高中,进入普高的学生再次在高中毕业时进行分流,其中约50%考上本科,不到20%考上一本。(注:此处计算的分母均为参加高考的人数,而非适龄人口)。

县一中的学习节奏是这样的:每天作息时间大致为早6:30到晚22:00(更有挑灯夜战和晨起读书的情况)。一周仅周末的一个下午放假,一个月放一次两天的月假,以便学生与家人相见、取换洗衣物等生活用品,尤其是家在乡镇或村里的学生,往返老家与学校需要2至5小时不等。暑期能有20天已经算是一种幸运。

我们很明显地从县镇高中生身上感受到了他们的“纠结”——做一个“好学生”和做一个“我想成为的人”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在以成绩为首要评价标准的县中,他们常常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看课外书、追星、打游戏)、青春期恋爱等等与“好学生”形象不兼容的心思而感到烦恼。有极少数学生认清了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同时获得了来自课余做视频up主和游戏选手的大量成绩认证,才终于能够自洽。更多数人仍会为平庸的成绩而落寞,最终选择“还是先接受世界,再被世界接受”,“做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事”。

尽管如此,在看似密不透风的县镇高中,我们更多地从这些高中生身上感受到了主体性和生命力:通过阅读为自己创造一片精神空地、通过做UP主制作视频挣外快、用手机看网课自习、参与PEER提供的各种项目,等等。这个过程中也涉及和学校显性或隐性的规则之间的博弈,有时是跨过红线被惩罚,有时是和班主任协商,有时是被老师故意地视而不见。

老师们的态度

在学生的感知中,学校整体对看课外书的态度是不鼓励的。不过学校并不是一张严丝合缝的“网”,应对这一行为的责任往往交到个体老师身上。在上课纪律和班级记分方面,任课老师和班主任需要对学生和班级负责;但在下课铃响后,教师则退回到办公室,“任由”学生折腾。

然而,这样的相安无事往往会被学生成绩下降打破。学校的领导们便会以年级或班级为单位排查影响学习的几大原因——诸如课外书和手机。在一次月考过后,A县一中的政教处主任组织了一次收书行动,最终“收获满满”。下图为一位尖子班班主任在收完书之后的朋友圈截图,文案是“今天的一切都在颠覆我的三观,被表象所迷惑,可笑至极”。在这位班主任的认知中,班内学生是专注学习的“好学生”,却在一次课外书突击检查中被搜集出四大摞书,不免让她感到震惊。

对于学生面临的阅读需求被压抑,老师们并非毫无体恤。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曾和我说,“现在整本书阅读要看《红楼梦》(高中语文课标要求),我就和学生说,愿意看的时候看,不愿意看就放着。这个规定也不是很强迫是吧,被某些领导知道了,当着班主任的面说不准看,看了就扣班分。如果上课看,我觉得被查到了收缴是合理的。但是班里、寝室里的小说都收了,我觉得太过了。现在学生高一就被课业给压抑了,我觉得不太好,但我又是个工具人,反抗也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我是真觉得不太好,所以在你们面前也吐槽。”

某天晚自习,两位相熟的同学课间激动地来办公室找我分享近期语文考试作文,是关于“张桂梅和刘瑜”的教育观之争。我问他们,“什么是好的教育呢?”有位同学回答道:“张桂梅教的学生来自农村,他们只能靠苦读,而刘瑜说的是北京的孩子,重点发展素质教育。像我们这里,除了苦读多拿分,还能靠什么出头呢?”

另一位资深的教研主任更是直接地和我表达:“说老实话,我现在40多岁了,我也工作也20多年了。我们说培养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基本能力这些讲了很多年,这方面的确口号提得很响亮,但是对真正在落实的还是很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做老师的,尤其做班主任的也就充当了那个为应试教育为虎作伥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到很无奈,很无助。”

摇摆,或许才是常态

对于大多数考入县一中的学生家庭来说,“考入县中等于有一只脚踏入了大学”。但大学的准入标准不断在调整,2019年颁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后,在校高中生每年都需要填写综合素质评价表。国家推行的素质改革确实在学生层面传达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激励了学生课余参加活动。

学生心里似乎也有一杆秤,在集中时间搞学习与参加活动之间摇摆。这两种愿望常在时间的分配上陷入困境。

2022年是C县解放80周年,恰好也是C中建校80周年,我预计组建一支学生团队通过口述史的方法来记录校史。每个学生前来报名时,我都会询问他们参加的理由,他们一方面认为“参加课外活动是改变单调学习生活的一种出口”,无论自身客观成绩如何,总爱提到 “我并不喜欢死学习,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面。有时候全部时间花在学习上面,我就不想学习了,真的好枯燥。”“我没有参加过社团。我想多参加一点活动。除了学习以外还有个事干。” 或许对于这些同学来说,他们认可学习的重要性,但并不认同学习是高中生活的全部意义,只要和学习无关的正事,都可以成为他们调剂单一的学习生活的主要方式。

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对参加活动心动:“我们想搞点活动,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搞。从一进来到现在,可以填到档案里面的内容,我的档案里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想多做点事情。”于是,在多数学生的高中三年,高一是参加课外活动的黄金时期。

网络扩展了他们的虚拟空间。这一代县镇高中生是移动互联网原住民,几乎每个人从小学高年级至初中拥有第一部手机。媒体、视频、游戏、网络小说和动漫几乎填满他们的课外生活,成为获取资讯和社交的来源。他们写道:“我想说,在我们这样偏远的地方,网络可能改变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只是美好的那几分钟视频,缺没有看到他们(博主)拍世界的辛苦与艰难。”

虚拟空间呈现的高品质生活会使得他们排斥当前的生活状态。“有段时间我把抖音卸载了,因为我觉得抖音让我排斥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这样太不友好了,但又过了一个星期发现抖音只是一种娱乐状态,有很多的虚假和不确定性。”

投入大量时间打游戏、刷视频的体验形塑着他们的时间感,让“没事做”的时间变得漫长而无聊,也让他们为对信息的浅尝辄止感到不安。

“我闲着会一直打游戏,但游戏也仅仅是娱乐方式,也会玩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打游戏可以打发时间,但不打游戏就会感到时间漫长。或许是网络让快乐变廉价了吧。”“网上东西包罗万象,用各种方式把我的世界通过这种小辐射的东西扩散出去,吸收很多东西。所以我可能接触的东西比较杂,有时候也遗憾,有些东西不能专门搞。”

学生不仅是网络信息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也是互联网信息的发布者。他们在文学网络站创造,也在媒体上发布短视频。

小火是C中三类班(三类班本科上线率几乎接近0)的学生,亦是在B站有接近一万粉丝的Up主。

面对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差异,小火说:“我完全不是一块读书的料,甚至算不可雕之朽木一般。但成绩一定会决定我的一生吗?面对一类班二类班的这些人口,我的成绩可以说是下水道一类,但是——这能说明什么?B站多分区up主、纵横小说作者、腾讯邀请入驻作者、《决战平安京》省区前50强战队队长、冷离工作室副团长(目前兼职“临时团长”)……光是这一些头衔,就足以压死部分一类学生了。头衔不也是成绩的体现吗?只不过不属于学习成绩。但也足以说明:主流成绩不突出的人,不一定不如突出者滋润。但成绩,确实多多少少的左右了一个人的生活。” 小火不仅在网络里找到自信,还每月可获得400元的变现收入。

在一次阅读交流活动上,我认识了范德莉。平时的德莉看起来腼腆害羞,独来独往。而 QQ 空间里的她化身一个宛如话痨的网瘾少女,频繁喷射各种生活碎片,诸如近期玩游戏和看动漫的心得。通过访谈,我了解到德莉的“触网”经历。德莉小学时在村里读书,当时因为不怎么出去玩,于是在家里天天上网。

小学五六年级时德莉一度沉迷视频网站上看“我的世界”(一款游戏)的实况解说,同时也跟随着网友慢慢扩展自己的兴趣边界。2016年,德莉小学六年级时,网易代理了“我的世界”游戏在中国的版权。国内服务器刚开的时候,德莉去重温了一下游戏,遇见了一位喜欢二次元的网友,带着她进入了这个亚文化圈。德莉的触角由此伸入了一个又一个“圈子”——游戏、网络小说、兼职、动漫,等等。与此同时,各种分叉的“心思”也让德莉觉得隐隐不安。当如此多选择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应该选择哪条路、走得更深更远一些呢?从投入的时长来看,德莉坚持最久的是写文(以网络小说为主),她也打算把汉语言文学定为大学的专业方向。

威利在C中读书。高二时,他的语文 能考80 多,数学 60 多,英语 20 多,其余三科都是 60 多分,排班上的倒数前五。“班主任说我是班上的毒瘤”,威利自己说。他会抽烟,被学校停过课,停课了就回家打游戏。其实,威利心里也有个想读的二本大学和专业。他常在电脑上查自己想去读的专业和学校的录取线,哀叹道,“日语替换英语,多50分就能上这个二本学校的好专业。要是有民族分数加分20分就好了。”然而, 威利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高考加分,学日语也就成了威利心里最理想的提分路径。威利学日语的路一波三折,第一次学日语时,全校报名人数不够无法开班;第二次学日语,父亲反对,他只好从闲鱼上购买手机来自学。一波三折之后,父亲终于在班主任的劝说下同意了威利学习日语。他开始每天有了目标,抽精细计算成绩,学习日语,参加日语高考,一系列的尝试之后,威利第一次高考离二本上线只差了10分,最终他选择了复读。

令人叹惋的是,这些学生虽然有蓬勃、多样的想法,但只要不能直接地帮助“提分”,就不会被鼓励。对生活中大事小情的反思被判定为“想那么多没用,先搞好分数”的举动,这种“聪明”是应试体制不需要的。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则被指责为“空想”,被指责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想那么远的事情”,最终真的成了“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的叹息……最终,很多学生学会了听话、顺从。

这些闪光的学生们以一己之力承受着更多的辛劳:不仅要顶住观念的压力、在应试体制中保持一定的水准,还要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保留自己的爱好与习惯。其实,他们也有多样的爱好,也有潜能通过阅读和反思从应试教育中“突围”,追求生命的卓越。

然而,对出身不利的他们而言,观念的力量甚至超过物质的限制,阻碍着他们去看更大的世界。

“读书改变命运”的话语日益沦为经济理性的单向表达,“人穷志不短”越发显得奢侈。沉重的经济压力、对社会的不了解与偏见、追求稳定而惧怕风险、只看眼前而不顾将来……这些因素牢牢地禁锢着县城学生,并使得指向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多方围猎。在县城教育中“开一个口子”,格外意义重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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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县中孩子的人生突围,需要的不止是张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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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镇高中(即县域内的普通高中)是整个县域内的最高学府,寄托着当地人们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

然而,近年来“县中塌陷”的现象持续引发关注。“县中塌陷”,表现为某些地区县域内普通高中的优质生源与师资流失、教育质量下降。以及,从升学结果上看,县域内初中生升入本地高中的比例、县域高中生进入国内名校的比例都较十年前降低。

2000年代前期,县域内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国内名校;2000年代后期,县中的生源、师资开始外流,出现县与县、地级市之间的恶性竞争。2012年之后,针对贫困县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如,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禁止名校跨区域招生等政策、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三统一”加分政策)出台,县中也纷纷采取自救措施(如,设置初中部、为留在本县就读的高中生提供奖学金)。县中开始“回温”“复兴”。

我们调研的湖南A县一中可以说是靠出状元将自己从“县中塌陷”的泥潭中拔出来的。该县曾是湖南省深度贫困县,直到于2020年“脱贫摘帽”。由于缺乏支柱性工业,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普遍。因而,A县留守儿童数量庞大,截止2019年底,A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约为5万人,其中留守儿童占60%左右。

1998-2004年,A县一中没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同时地级市的民族中学、一中和长沙“四大名校”在抢生源、师资。正好在2004年,学校出了省状元,状况才有所转变;并且到2012年政策出台之后稳住了本地的生源和师资。

对此,校长却仍然喜忧参半,他坦言学生成绩两极分化严重:“有考得上清北的,也有考不上本科的。尽管自己内心很关注本科率,但是县一中想要得到本地所有人的信任和资源,不得已需要出名校。2008-2009年学校没出清北,我们学校内部看考得不错,但外面的压力很大”。

“县中塌陷”的后果是,各县城高中为保证升学率、维持每年上名校的战绩,纷纷效仿“衡水模式”。

衡水模式是“衡水中学适应当前高考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应试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校如同一座高考加工厂,学生如同工厂中的机器不停运转,在备战氛围和题海战术中失去了创造力”。而它的县城复制品同样以加大教学强度的方式,提升所有学生的成绩,并强化以成绩为标准的班与班之间和班级内分层对待,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几个“好苗子”身上。

我好奇,在强筛选性的应试教育体制和高学习强度的县镇中学里,学生真的是没有主体性的“考试机器”吗?如果不是,那么县镇中学生的主动性体现在哪里?

2021年初,我所在的一所教育公益机构“PEER毅恒挚友”(下称PEER)发起了“县镇中学生画像研究”项目,听学生讲述自己当下的困惑与需求。

为此,我们三位研究员分别前往三所PEER服务的县一中(2所在湖南、1所在广西,均为少数民族地区和曾经的全国贫困县),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驻地田野工作。PEER在校内设立了一个名为“PEER空间”的朋辈空间。学生常在上午的大课间、午饭和晚饭时间、体育课、晚自修之后的碎片时间来到PEER空间做各种活动,一天加起来一般不超过2-3个小时。

媒体对县镇高中生的刻板印象

“小镇做题家”的标签似褒实贬,是较为精致而隐秘的污名。

“小镇做题家”指涉那些出身于乡村和小县城的、善于考试的青年,他们在高考中幸存,获得了高等教育的入场劵。因此,在许多县城高中生的朴素认知里,“小镇做题家”也就是“好学生”:他们踏实刻苦,通过读书考上大学,成为“寒门贵子”。

由于缺乏必要的应试能力和分数,许多县城高中生往往觉得自己“不够格”成为“小镇做题家”。“我觉得我不配啊, 我还菜着呢。通俗地来说,我做题量不够 。”“我不是做题家,因为我并不擅长做题,所以我不是。”甚至有的开玩笑说“我是小镇摆烂王。”

当他们进入城市高校,当他们真切地感到茫然、不适、甚至断裂之时,“小镇做题家”的另一个面向逐渐浮现——这些青年被定义为受困于“高考工厂”、受困于“应试教育”的“书呆子”,缺少更综合的“素质”,不够“全面发展”。曾经是“全村的骄傲”、如今却是“985废物”,出现诸如关于落差、自卑、困顿、甚至自我放逐的故事。

在小镇里,“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依然具有不言而明的正当性,“高分—好大学—好工作—好生活”的逻辑被广泛接受。学校是县中学生的生活中心。学生平日寄宿在学校里,过着“早七晚十”的生活,周末和寒暑假的大部分时间要参与学校组织的强制补课。繁重的课业压力不仅使得课外活动名存实亡,也铸就了学校层面的行为惯性——教学强调知识点的灌输与记忆,很少启发学生,也很少关注教学内容与生活的关联。

教师看在眼里,但也常感无能为力:学校的基础设施有限且陈旧,能维护基本的日常教学已然不易;教师与大城市重点高校的“名师”和教研员沟通交流的机会很稀缺,帮学生提分本就困难,使其进步奠基于好奇心、探索欲和批判性思维更是空中楼阁。最终,他们往往只能诉诸多一点课业、少一点休息的高压方法,希冀着学生“学一点是一点”;毕竟“学生这样管着都不学,如果不管就更不学了”。

学校的逻辑也在深刻影响着校外的生活。在小镇里,以学习为中心的家庭分工是典型的模式:长辈为生计奔波、提供经济支持,子女则忙于学习、回馈长辈的教育期待。这一理性目标成为家庭生活的主旋律,侵占着亲密关系。

家长漂泊务工的恐惧与心酸、对子女或许不切实际却发自内心的殷切期待、子女挑灯苦读的辛劳、身心的疲倦、友情及其背叛、爱恋与痛楚、晦暗不清的未来……多数时候,这些实实在在的感受和境遇不被看见、也不被理解,甚至成为代际冲突的根源。一句类似“你要是好好学习的话,也没有这么多麻烦事”的指责,就能瞬间便筑起两个世界之间的藩篱。

这些矛盾深深嵌套于县城的生态。县城高中生可能早已厌倦了“高考工厂”中的“应试教育”,但他们别无可选。

就此而言,“小镇做题家”等标签是城市目光对县乡生活的傲慢宰制,是深刻的符号暴力。标签背后的文化、制度和社会性因素,是一个个被污名化的个体难以承受的。如何为“小镇做题家”以及没有成为“做题家”的青年们构建更为包容、具有支持性的成长环境,是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考虑的议题。

学生:先接受世界,再被世界接受

2021年我所在的田野点湖南湘西A县全县初中毕业5600人。全县有4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高中,其中普高一中/县一中一般录取全县中考前1100名学生,余下1900名进入其他普高;职高招收约1300名学生,另外的1300名学生进入外地的职高或外出打工。

再来看看大学升学率。2021年县一中的本科上线人数825人,其中一本385人(即本科率75%,一本率35%),县二中本科率36%,一本率10%。也就是说,“普职分流”政策使得初中毕业时全县52%学生进入普通高中,进入普高的学生再次在高中毕业时进行分流,其中约50%考上本科,不到20%考上一本。(注:此处计算的分母均为参加高考的人数,而非适龄人口)。

县一中的学习节奏是这样的:每天作息时间大致为早6:30到晚22:00(更有挑灯夜战和晨起读书的情况)。一周仅周末的一个下午放假,一个月放一次两天的月假,以便学生与家人相见、取换洗衣物等生活用品,尤其是家在乡镇或村里的学生,往返老家与学校需要2至5小时不等。暑期能有20天已经算是一种幸运。

我们很明显地从县镇高中生身上感受到了他们的“纠结”——做一个“好学生”和做一个“我想成为的人”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在以成绩为首要评价标准的县中,他们常常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看课外书、追星、打游戏)、青春期恋爱等等与“好学生”形象不兼容的心思而感到烦恼。有极少数学生认清了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同时获得了来自课余做视频up主和游戏选手的大量成绩认证,才终于能够自洽。更多数人仍会为平庸的成绩而落寞,最终选择“还是先接受世界,再被世界接受”,“做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事”。

尽管如此,在看似密不透风的县镇高中,我们更多地从这些高中生身上感受到了主体性和生命力:通过阅读为自己创造一片精神空地、通过做UP主制作视频挣外快、用手机看网课自习、参与PEER提供的各种项目,等等。这个过程中也涉及和学校显性或隐性的规则之间的博弈,有时是跨过红线被惩罚,有时是和班主任协商,有时是被老师故意地视而不见。

老师们的态度

在学生的感知中,学校整体对看课外书的态度是不鼓励的。不过学校并不是一张严丝合缝的“网”,应对这一行为的责任往往交到个体老师身上。在上课纪律和班级记分方面,任课老师和班主任需要对学生和班级负责;但在下课铃响后,教师则退回到办公室,“任由”学生折腾。

然而,这样的相安无事往往会被学生成绩下降打破。学校的领导们便会以年级或班级为单位排查影响学习的几大原因——诸如课外书和手机。在一次月考过后,A县一中的政教处主任组织了一次收书行动,最终“收获满满”。下图为一位尖子班班主任在收完书之后的朋友圈截图,文案是“今天的一切都在颠覆我的三观,被表象所迷惑,可笑至极”。在这位班主任的认知中,班内学生是专注学习的“好学生”,却在一次课外书突击检查中被搜集出四大摞书,不免让她感到震惊。

对于学生面临的阅读需求被压抑,老师们并非毫无体恤。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曾和我说,“现在整本书阅读要看《红楼梦》(高中语文课标要求),我就和学生说,愿意看的时候看,不愿意看就放着。这个规定也不是很强迫是吧,被某些领导知道了,当着班主任的面说不准看,看了就扣班分。如果上课看,我觉得被查到了收缴是合理的。但是班里、寝室里的小说都收了,我觉得太过了。现在学生高一就被课业给压抑了,我觉得不太好,但我又是个工具人,反抗也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我是真觉得不太好,所以在你们面前也吐槽。”

某天晚自习,两位相熟的同学课间激动地来办公室找我分享近期语文考试作文,是关于“张桂梅和刘瑜”的教育观之争。我问他们,“什么是好的教育呢?”有位同学回答道:“张桂梅教的学生来自农村,他们只能靠苦读,而刘瑜说的是北京的孩子,重点发展素质教育。像我们这里,除了苦读多拿分,还能靠什么出头呢?”

另一位资深的教研主任更是直接地和我表达:“说老实话,我现在40多岁了,我也工作也20多年了。我们说培养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基本能力这些讲了很多年,这方面的确口号提得很响亮,但是对真正在落实的还是很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做老师的,尤其做班主任的也就充当了那个为应试教育为虎作伥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到很无奈,很无助。”

摇摆,或许才是常态

对于大多数考入县一中的学生家庭来说,“考入县中等于有一只脚踏入了大学”。但大学的准入标准不断在调整,2019年颁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后,在校高中生每年都需要填写综合素质评价表。国家推行的素质改革确实在学生层面传达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激励了学生课余参加活动。

学生心里似乎也有一杆秤,在集中时间搞学习与参加活动之间摇摆。这两种愿望常在时间的分配上陷入困境。

2022年是C县解放80周年,恰好也是C中建校80周年,我预计组建一支学生团队通过口述史的方法来记录校史。每个学生前来报名时,我都会询问他们参加的理由,他们一方面认为“参加课外活动是改变单调学习生活的一种出口”,无论自身客观成绩如何,总爱提到 “我并不喜欢死学习,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面。有时候全部时间花在学习上面,我就不想学习了,真的好枯燥。”“我没有参加过社团。我想多参加一点活动。除了学习以外还有个事干。” 或许对于这些同学来说,他们认可学习的重要性,但并不认同学习是高中生活的全部意义,只要和学习无关的正事,都可以成为他们调剂单一的学习生活的主要方式。

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对参加活动心动:“我们想搞点活动,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搞。从一进来到现在,可以填到档案里面的内容,我的档案里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想多做点事情。”于是,在多数学生的高中三年,高一是参加课外活动的黄金时期。

网络扩展了他们的虚拟空间。这一代县镇高中生是移动互联网原住民,几乎每个人从小学高年级至初中拥有第一部手机。媒体、视频、游戏、网络小说和动漫几乎填满他们的课外生活,成为获取资讯和社交的来源。他们写道:“我想说,在我们这样偏远的地方,网络可能改变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只是美好的那几分钟视频,缺没有看到他们(博主)拍世界的辛苦与艰难。”

虚拟空间呈现的高品质生活会使得他们排斥当前的生活状态。“有段时间我把抖音卸载了,因为我觉得抖音让我排斥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这样太不友好了,但又过了一个星期发现抖音只是一种娱乐状态,有很多的虚假和不确定性。”

投入大量时间打游戏、刷视频的体验形塑着他们的时间感,让“没事做”的时间变得漫长而无聊,也让他们为对信息的浅尝辄止感到不安。

“我闲着会一直打游戏,但游戏也仅仅是娱乐方式,也会玩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打游戏可以打发时间,但不打游戏就会感到时间漫长。或许是网络让快乐变廉价了吧。”“网上东西包罗万象,用各种方式把我的世界通过这种小辐射的东西扩散出去,吸收很多东西。所以我可能接触的东西比较杂,有时候也遗憾,有些东西不能专门搞。”

学生不仅是网络信息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也是互联网信息的发布者。他们在文学网络站创造,也在媒体上发布短视频。

小火是C中三类班(三类班本科上线率几乎接近0)的学生,亦是在B站有接近一万粉丝的Up主。

面对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差异,小火说:“我完全不是一块读书的料,甚至算不可雕之朽木一般。但成绩一定会决定我的一生吗?面对一类班二类班的这些人口,我的成绩可以说是下水道一类,但是——这能说明什么?B站多分区up主、纵横小说作者、腾讯邀请入驻作者、《决战平安京》省区前50强战队队长、冷离工作室副团长(目前兼职“临时团长”)……光是这一些头衔,就足以压死部分一类学生了。头衔不也是成绩的体现吗?只不过不属于学习成绩。但也足以说明:主流成绩不突出的人,不一定不如突出者滋润。但成绩,确实多多少少的左右了一个人的生活。” 小火不仅在网络里找到自信,还每月可获得400元的变现收入。

在一次阅读交流活动上,我认识了范德莉。平时的德莉看起来腼腆害羞,独来独往。而 QQ 空间里的她化身一个宛如话痨的网瘾少女,频繁喷射各种生活碎片,诸如近期玩游戏和看动漫的心得。通过访谈,我了解到德莉的“触网”经历。德莉小学时在村里读书,当时因为不怎么出去玩,于是在家里天天上网。

小学五六年级时德莉一度沉迷视频网站上看“我的世界”(一款游戏)的实况解说,同时也跟随着网友慢慢扩展自己的兴趣边界。2016年,德莉小学六年级时,网易代理了“我的世界”游戏在中国的版权。国内服务器刚开的时候,德莉去重温了一下游戏,遇见了一位喜欢二次元的网友,带着她进入了这个亚文化圈。德莉的触角由此伸入了一个又一个“圈子”——游戏、网络小说、兼职、动漫,等等。与此同时,各种分叉的“心思”也让德莉觉得隐隐不安。当如此多选择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应该选择哪条路、走得更深更远一些呢?从投入的时长来看,德莉坚持最久的是写文(以网络小说为主),她也打算把汉语言文学定为大学的专业方向。

威利在C中读书。高二时,他的语文 能考80 多,数学 60 多,英语 20 多,其余三科都是 60 多分,排班上的倒数前五。“班主任说我是班上的毒瘤”,威利自己说。他会抽烟,被学校停过课,停课了就回家打游戏。其实,威利心里也有个想读的二本大学和专业。他常在电脑上查自己想去读的专业和学校的录取线,哀叹道,“日语替换英语,多50分就能上这个二本学校的好专业。要是有民族分数加分20分就好了。”然而, 威利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高考加分,学日语也就成了威利心里最理想的提分路径。威利学日语的路一波三折,第一次学日语时,全校报名人数不够无法开班;第二次学日语,父亲反对,他只好从闲鱼上购买手机来自学。一波三折之后,父亲终于在班主任的劝说下同意了威利学习日语。他开始每天有了目标,抽精细计算成绩,学习日语,参加日语高考,一系列的尝试之后,威利第一次高考离二本上线只差了10分,最终他选择了复读。

令人叹惋的是,这些学生虽然有蓬勃、多样的想法,但只要不能直接地帮助“提分”,就不会被鼓励。对生活中大事小情的反思被判定为“想那么多没用,先搞好分数”的举动,这种“聪明”是应试体制不需要的。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则被指责为“空想”,被指责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想那么远的事情”,最终真的成了“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的叹息……最终,很多学生学会了听话、顺从。

这些闪光的学生们以一己之力承受着更多的辛劳:不仅要顶住观念的压力、在应试体制中保持一定的水准,还要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保留自己的爱好与习惯。其实,他们也有多样的爱好,也有潜能通过阅读和反思从应试教育中“突围”,追求生命的卓越。

然而,对出身不利的他们而言,观念的力量甚至超过物质的限制,阻碍着他们去看更大的世界。

“读书改变命运”的话语日益沦为经济理性的单向表达,“人穷志不短”越发显得奢侈。沉重的经济压力、对社会的不了解与偏见、追求稳定而惧怕风险、只看眼前而不顾将来……这些因素牢牢地禁锢着县城学生,并使得指向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多方围猎。在县城教育中“开一个口子”,格外意义重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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