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05 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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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退出联合国可能为中国等国家创造“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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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机构正处于十字路口,观察人士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可能出现“无领导”时代。
Orange Wang,Shi Jiang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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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为期一周的领导人会议后,联合国主席于周一发表了积极言论。
德国前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表示,大家有集体意愿“在十字路口选择正确的道路”。
她说: “如果高层会议周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联合国正在实现其宗旨——联合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23 年后,科菲·安南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曾表示联合国正处于“岔路口”,而如今,该组织仍然举步维艰。
上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联合国无效并质疑其存在,这加剧了人们对联合国未来的担忧。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设计者、最大的单一财政捐助国和东道国,美国越来越背弃其参与建立的多边体系。
观察人士表示,特朗普第二届政府面临自八十年前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压力,可能进入“无领导”时代。
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朱志群表示:“在需要全球领导力来应对严峻挑战的时候,美国却转向国内并强调‘美国优先’,这令人悲伤和失望。”
朱志群表示,尽管美国因其霸权行为而受到抨击,但其全球存在一直是二战后一股“稳定力量”。
他补充道:“如果美国继续退出多边机构和国际事务,世界将变得更加不稳定,地区冲突将增多……许多全球性问题也将得不到解决。”
旧金山大学组织发展与领导力教授詹妮弗·帕拉米斯也表示,在面临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的全球化世界中,“美国优先”似乎不合时宜。
“我认为(特朗普时代的孤立主义)确实增加了联合国的不稳定性,”她说。
特朗普上周对联合国的猛烈抨击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远远超出了15分钟的限制。
他指责该组织通过支持移民“资助对西方国家及其边境的攻击”,声称该组织在他结束“七场无休止的战争”时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并称气候变化——联合国优先考虑的问题——是“有史以来对世界最大的骗局”。
他在来自大约 193 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特使面前质问道:“联合国的目的是什么?”他声称联合国所做的就是写“措辞强硬的信”和说“空话”。
自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再次让美国退出联合国遗产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公约》,而华盛顿则停止向联合国缴纳会费,并拖欠了2024年的会费。
美国总统于 5 月份向国会提交的 2026 财年预算请求将冻结该国向联合国支付的几乎所有款项。
位于北京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在 9 月 26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在全球事务中“日益边缘化、工具化和空心化”。
声明还说:“联合国正经历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中国一家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该研究院指出联合国面临的四大挑战,其中三项直接归咎于美国。
文章认为,华盛顿的“单边主义”举动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美国拖欠会费削弱了联合国的行动能力,而美俄将否决权作为对抗工具,进一步加剧了安理会合法性的缺失。
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张桂红表示,随着美国战略重点的转变,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可能会减少与国际组织的接触。
“在许多国际合作领域和全球议程中,美国可能会缺席。这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张军在上周在线发表于《国际研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巴克内尔大学的朱教授表示,特朗普的孤立主义路线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即使未来的美国总统希望重返多边主义和全球领导地位,恢复信任和信誉也需要很长时间,”他说。
随着美国逐渐放弃其在联合国的传统领导角色,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维和部队派遣国——似乎正在竞相填补这一空白。
上周,李强总理在纽约称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并大力宣传中国提出的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倡议。
中国还宣布,在当前和未来的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不会寻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此举被视为北京以经济特权换取更高的全球政治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周在上海启动了国际STEM教育学院,这是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又一例证。中国还将与联合国合作,在上海建立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
然而,北京方面一再表示,它无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副教授考特尼·冯表示:“早期迹象表明,即使联合国进入‘无领导’时代,中国仍不愿接受作为接替美国领导地位的负担所带来的大量资金、政策流程管理和无情的批评。”
她补充道:“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新提出的一系列全球治理举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最新的全球治理倡议——是否以及如何提供实质内容,而不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象征性的批评。”
然而,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已引起华盛顿的警惕。
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迈克·沃尔兹 (Mike Waltz) 在 7 月份的确认听证会上告诉参议院议员,他将优先考虑联合国内部的“对抗中国”,并称其“至关重要”。
复旦大学张军表示,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现已延伸至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
他写道,美中两国“在利益、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竞争对联合国构成了巨大挑战”。
根据悉尼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6 月份发布的《2025 年全球和平指数》,目前地缘政治风险“超过冷战时期的水平”。
报告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军费开支增加、核裁军努力受阻、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作用减弱以及大国、中等强国和地区集团之间竞争加剧。
报告还指出,从2011年到2024年,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的次数有所增加,而通过的决议数量则有所下降,这与冷战结束后头二十年的趋势相反。
但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的发言中都没有提到安理会改革。
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印度、日本、芬兰和新加坡——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这反映出联合国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另一个侧面。随着华盛顿逐渐放弃其领导角色,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正因无法在联合国这个最具权力的机构中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而日益感到沮丧。
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称为“五常”)拥有的专属否决权,经常导致安理会陷入瘫痪,尤其是在俄乌战争以及中东冲突等问题上,安理会几乎无所作为。俄罗斯是“五常”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上个月表示:“安理会的组成不符合当今世界的情况,它与1945年的世界状况一模一样。”
古特雷斯还表示支持法国和英国(均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的限制否决权的提议,特别是在“大规模侵犯人权或此类严重案件”的情况下。
联合国大会周三就美国否决呼吁9月18日在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草案举行辩论。
贝尔博克在会见中表示:“否决权会浇灭那些陷入冲突的人的希望。”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对美方行为予以谴责。
他说:“如果不是美国一再滥用否决权,安理会对加沙危机的反应就不会如此不力。如果不是美国包庇以色列,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就不会遭到如此公然的违反。”
巴克内尔大学的朱表示,联合国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五常所拥有的否决权应该“废除”。
他说:“扩大安理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应该吸收哪些新成员以及吸收多少新成员。”
旧金山大学的帕拉米斯表示,华盛顿的孤立主义政策可能为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创造一个“巨大的机会”,让它们在联合国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也可能有助于催化长期存在的改革”。
“归根结底,联合国改革……对于恢复联合国的合法性和效力至关重要,”她说。“如果美国继续孤立,世界将别无选择,只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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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 “如果高层会议周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联合国正在实现其宗旨——联合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23 年后,科菲·安南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曾表示联合国正处于“岔路口”,而如今,该组织仍然举步维艰。
上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联合国无效并质疑其存在,这加剧了人们对联合国未来的担忧。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设计者、最大的单一财政捐助国和东道国,美国越来越背弃其参与建立的多边体系。
观察人士表示,特朗普第二届政府面临自八十年前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压力,可能进入“无领导”时代。
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朱志群表示:“在需要全球领导力来应对严峻挑战的时候,美国却转向国内并强调‘美国优先’,这令人悲伤和失望。”
朱志群表示,尽管美国因其霸权行为而受到抨击,但其全球存在一直是二战后一股“稳定力量”。
他补充道:“如果美国继续退出多边机构和国际事务,世界将变得更加不稳定,地区冲突将增多……许多全球性问题也将得不到解决。”
旧金山大学组织发展与领导力教授詹妮弗·帕拉米斯也表示,在面临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的全球化世界中,“美国优先”似乎不合时宜。
“我认为(特朗普时代的孤立主义)确实增加了联合国的不稳定性,”她说。
特朗普上周对联合国的猛烈抨击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远远超出了15分钟的限制。
他指责该组织通过支持移民“资助对西方国家及其边境的攻击”,声称该组织在他结束“七场无休止的战争”时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并称气候变化——联合国优先考虑的问题——是“有史以来对世界最大的骗局”。
他在来自大约 193 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特使面前质问道:“联合国的目的是什么?”他声称联合国所做的就是写“措辞强硬的信”和说“空话”。
自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再次让美国退出联合国遗产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公约》,而华盛顿则停止向联合国缴纳会费,并拖欠了2024年的会费。
美国总统于 5 月份向国会提交的 2026 财年预算请求将冻结该国向联合国支付的几乎所有款项。
位于北京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在 9 月 26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在全球事务中“日益边缘化、工具化和空心化”。
声明还说:“联合国正经历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中国一家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该研究院指出联合国面临的四大挑战,其中三项直接归咎于美国。
文章认为,华盛顿的“单边主义”举动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美国拖欠会费削弱了联合国的行动能力,而美俄将否决权作为对抗工具,进一步加剧了安理会合法性的缺失。
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张桂红表示,随着美国战略重点的转变,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可能会减少与国际组织的接触。
“在许多国际合作领域和全球议程中,美国可能会缺席。这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张军在上周在线发表于《国际研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巴克内尔大学的朱教授表示,特朗普的孤立主义路线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即使未来的美国总统希望重返多边主义和全球领导地位,恢复信任和信誉也需要很长时间,”他说。
随着美国逐渐放弃其在联合国的传统领导角色,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维和部队派遣国——似乎正在竞相填补这一空白。
上周,李强总理在纽约称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并大力宣传中国提出的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倡议。
中国还宣布,在当前和未来的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不会寻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此举被视为北京以经济特权换取更高的全球政治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周在上海启动了国际STEM教育学院,这是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又一例证。中国还将与联合国合作,在上海建立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
然而,北京方面一再表示,它无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副教授考特尼·冯表示:“早期迹象表明,即使联合国进入‘无领导’时代,中国仍不愿接受作为接替美国领导地位的负担所带来的大量资金、政策流程管理和无情的批评。”
她补充道:“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新提出的一系列全球治理举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最新的全球治理倡议——是否以及如何提供实质内容,而不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象征性的批评。”
然而,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已引起华盛顿的警惕。
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迈克·沃尔兹 (Mike Waltz) 在 7 月份的确认听证会上告诉参议院议员,他将优先考虑联合国内部的“对抗中国”,并称其“至关重要”。
复旦大学张军表示,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现已延伸至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
他写道,美中两国“在利益、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竞争对联合国构成了巨大挑战”。
根据悉尼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6 月份发布的《2025 年全球和平指数》,目前地缘政治风险“超过冷战时期的水平”。
报告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军费开支增加、核裁军努力受阻、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作用减弱以及大国、中等强国和地区集团之间竞争加剧。
报告还指出,从2011年到2024年,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的次数有所增加,而通过的决议数量则有所下降,这与冷战结束后头二十年的趋势相反。
但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的发言中都没有提到安理会改革。
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印度、日本、芬兰和新加坡——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这反映出联合国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另一个侧面。随着华盛顿逐渐放弃其领导角色,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正因无法在联合国这个最具权力的机构中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而日益感到沮丧。
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称为“五常”)拥有的专属否决权,经常导致安理会陷入瘫痪,尤其是在俄乌战争以及中东冲突等问题上,安理会几乎无所作为。俄罗斯是“五常”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上个月表示:“安理会的组成不符合当今世界的情况,它与1945年的世界状况一模一样。”
古特雷斯还表示支持法国和英国(均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的限制否决权的提议,特别是在“大规模侵犯人权或此类严重案件”的情况下。
联合国大会周三就美国否决呼吁9月18日在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草案举行辩论。
贝尔博克在会见中表示:“否决权会浇灭那些陷入冲突的人的希望。”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对美方行为予以谴责。
他说:“如果不是美国一再滥用否决权,安理会对加沙危机的反应就不会如此不力。如果不是美国包庇以色列,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就不会遭到如此公然的违反。”
巴克内尔大学的朱表示,联合国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五常所拥有的否决权应该“废除”。
他说:“扩大安理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应该吸收哪些新成员以及吸收多少新成员。”
旧金山大学的帕拉米斯表示,华盛顿的孤立主义政策可能为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创造一个“巨大的机会”,让它们在联合国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也可能有助于催化长期存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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