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国孩子有必要从小学那么难的数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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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理工科能力，对高端科研的作用并不大。支撑创新体系的是精英教育，是对硕士和博士的科研投入。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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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写到因为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导致现在很多小学招不满学生，谈现在是进行小班化教学的好时机。这既可以解决年轻老师就业问题，也可以减轻家长的辅导负担。

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孩子从小需要学那么复杂的数学吗？需要把数学学得那么好吗？

一、

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想在职场中有一个好的开始，必须要高学历、好大学。想上一个好大学，就得上好高中；想上好高中，就得读好初中；以此类推，就得上好小学、好幼儿园。每一次上好学校，都需要一次竞争。在一系列的连环套中，上个阶段的胜利会固化为下一个阶段的优势，于是，每一个阶段都变得非常重要，重负也下探到小学阶段。

现在政策一直在提倡减负。减负政策的一个方面，是把竞争性后移，减少中小学考试的区分度。这就出现了中考高分区成堆，家长孩子为了一分之差去拼的局面。但这一点要坚持，久而久之，大家都明白，这种努力是低效的，就会放弃，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观念。

减负的另一个方面，是各种禁止性的政策，禁止补课、禁止占用体育课、禁止晚放学、禁止过多作业等等。但这些禁止性的指令执行得并不好。

究其原因，就涉及到减负政策中，还没有被怎么提及，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降低学习的内容和难度。从政策设计角度，回避这一块，是最安全的——要求减负，但不要求降低难度，那么，这就意味着只有好处，而没有成本和代价。这样避免了心态急切的家长们的质疑。但是，多快好省，是不可能的。所以，虽然禁止了，家长就得自己来辅导孩子。

这就延伸出一个问题，中国的中小学生，有必要学那么多，那么难吗？这当中，最显著的就是数学。

国外基础数学普遍要求不高，在英美等国家，很多成年人两位数的加减法都算不明白，超市收银员也不太会找零。这个现象有数据的佐证。国际教育评估机构PISA 的报告中显示，中国15岁学生的平均数学水平要比同龄英国学生的数学水平高出三到四年，中国大陆（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为代表的）的中学生总体数学水平能力排名世界第1，而英国同龄学生的数学水平能力位列第18。

不过，虽然中国从义务教育到高中教育阶段，数学乃至理工科水平都处于领先地位，但在高等教育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在华中科技大学的讲座上曾指出：“中国现今数学还没有达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

丘成桐的话，有数据支持。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发布了《2023年高等教育强国指数》，该指数涵盖了高等教育经费、全球排名、研发经费等多个方面。

根据“高等教育强国指数”的数据显示，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其中美国以卓越的表现独占鳌头，虽然中国稳居第二方阵的领头羊位置，但与美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美国的得分为100分，而中国仅为58分。

美国不仅在ESI自然科学全球前1%上榜机构、RUC人文社会科学全球前10%上榜机构、自然指数、授权专利以及全球高被引学者和诺贝尔菲尔兹奖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世界第一的成绩，还在高等教育经费、研发经费以及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等方面显著优于中国。

二、

现在各国都在加强STEM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所谓STEM是指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v）、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的缩写。

但是，一个高效运转的经济体系、技术创新体系，需要科技、制造业、服务业，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最有能力决定这个产业比例的，是市场。全部都是服务业，肯定没有创新能力。全部都是科技，又会因为没有服务业去促进消费、促进流通，导致科技创新，没有需求、没有利润，最终慢慢停滞。

教育就是产业结构的影子。如果说中国以前是世界工厂，我们的产业结构是针对世界需求而建立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制造业比例，更多的工程师。而如果中国需要更多的内循环的时候，更多的促进消费的人才，更多促进消费的学科，也就变得更加重要。

而且，更本质的问题是，加强STEM教育，和加强中小学阶段的STEM教育，并不能画上等号。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并不是简单地堆金字塔，金字塔底座越大，金字塔就能越高。或者说，古人技术不够，要想把建筑修得更高，就只有靠把底座做得更大，但现在有了钢筋混凝土，就可以把房子修得更高，而不再需要一个更宽的底座。

真正拉开学业差距的时候，能够谈得上一个国家创新水平的，不是小学，而是在伴随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引入的高中，大学。到了大学，才算进入了技术人才阶段，到了博士，才算进入到了创新阶段。

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理工科能力，对高端科研的作用并不大。支撑创新体系的，是精英教育，是科研投入。是那些已经读到硕士、博士的人群。不过，简单的扩招并不能实现这一点。更本质的，从概率上说，决定一国创新能力的，是极少数人，是整个学术体系中顶尖的那几十万人。那些上了清华、读了博士，最后，到中学教书或去街道当一个基层公务员的人，对创新体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简而言之，一个青年工程师，取得多大的成就，和他的初中毕业就没有读书的同学，数学成绩多少分，会不会做复杂的几何题，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低年级幼童的教育讲快乐童年，而他们的高等教育、科研力量、创新水平并不比中国差。

所以，减负直面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降低中小学阶段的学习难度。正如前面所说，降低教纲的难度，不会影响孩子的能力，也不会影响一国的创新。基础教育当然必须要保持筛选功能，筛选一定是竞争性的，残酷的，这个筛选不可避免，但即便要筛选，这个筛选也应该放在高中阶段进行。

三、

是否要在中小学，实行更高难度、更高强度的理工科教学，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选择题。凡事都是选择题，与其他所有的问题一样，这也是一个选择题，选择不同的教育策略，就是在不同的成本、代价和收益组合中选择。

这道选择题就是：一个选择是，把钱花在以后当骑手、做行政、当服务员的年轻人身上，教他们学概率论、学立体几何。另一个选择是，把这些钱节约下来，花在以后从事科技创新的精英青年身上，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学习和创新条件。前者不必因为学习数学而痛苦，后者不必因为缺少经费而苦恼。

一味增加底座的宽度，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创新优势，反而会加重社会负担。中村修二，日裔美籍科学家，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就批评整个东亚教育体系，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日韩的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

对当下而言，不管是中小学熬夜做数学作业，还是读了硕士去当普通文员，这都是一种浪费。既是个体人生的浪费，也是国家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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