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11 12:37
社会与生活 科技
教育｜“我们想要有见地的热情”：剑桥大学如何定义未来人才？
教育｜“我们想要有见地的热情”：剑桥大学如何定义未来人才？
静楠：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静楠
■
2025中国剑桥教育论坛（Cambridge China Education Forum, CCEF）以“对话未来：以文化、创新与跨学科探究推动教育变革”为主题，于7月20日-24日之间在剑桥大学举行。
论坛主席、剑桥大学教育系博士生张舒帆告诉笔者，自2018年开始，由教育系学生学者发起的剑桥中国教育论坛，迄今运行到第八届，今年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嘉宾，议题涵盖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学校治理、儿童发展、跨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
本届论坛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在AI浪潮中重构教育”。
AI如何改变人
生成式AI的兴起，正在重塑教育的根基——当AI可以比人类更快、更精准地执行许多任务，我们究竟还要教什么？教育的核心价值将何去何从？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教育未来研究中心（DEFI）的玛蒂娜•库瓦娅（Martina Kuvalja ）博士提出警告：过度依赖LLMs，可能导致人类注意力衰退、批判性思维弱化、创造力萎缩。
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人类的平均注意力集中时间，已从2004年的2.5分钟降低到2023年的47秒。频繁的任务切换正持续干扰我们的记忆巩固与深度专注能力。ChatGPT、Claude等LLMs拥有强大的信息检索、语言生成与格式化能力，已能协助人类完成大量“认知外包”任务，如写作初稿、摘要撰写、语言翻译、代码调试等。一旦LLM成为“认知代理人”，人类可能逐步丧失深度学习所需的思维耐力与认知肌肉。
对此，她提出了一条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有意图地行动，明智地卸载，持续地思考。”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DEFI）创办人鲁珀特•韦格里夫教授（Rupert Wegerif）也提出了应对之道——“对话式教育”（Dialogic Education）。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如何与AI对话，而不仅仅是如何使用AI工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思维方式——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如何更深入的倾听，如何从多角度探索假设。”韦格里夫教授说，AI不应仅被当作效率工具，而应成为学生理解科学、历史、伦理等重大主题的“思维伙伴”。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复制知识”，而是“参与文化”。这也是剑桥近年来推进的核心教育理念之一。
面对AI带来的职业替代焦虑，韦格里夫持审慎乐观态度。他指出，技术革命本就伴随岗位更替，“每一种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类似的恐惧。但一些工作将消失，比如基础会计、法律文书处理，但更高阶的创新与管理工作将产生。比如媒体的资金减少，但AI也让制作社交媒体内容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在英格兰，还是有很多人花很多钱来购买人工磨制的咖啡，而不是机器打的，仍需要人来从事美发美容，而且有大量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需要情感支持，我相信在媒体领域也是如此。”
他呼吁教育者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热爱的、AI难以替代的领域——如创造力、社会关怀、集体行动与价值判断。例如，投身解决污染、教育、老龄化等重大社会议题的项目。
“AI可以释放时间，让学生集中在有意义的挑战上——比如上午学习基础知识，下午投入社会变革项目或创业创新。”“他们不会取代人类，你知道人类彼此需要。”
他还特别指出，不必人人学会编程，但每个人都应掌握编程的思维方式。“需要教育学生具有创造性地思维，去与AI合作，需要理解AI”。
在与笔者交流中，韦格里夫教授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他一直与清华、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持续合作，推动中英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度对话。
他说，如今的中国学生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自信、有想法、有行动力，“不再只是‘安静听话’和只考虑自己，而是能提出问题，表达立场，这是教育真正的进步。”
他感佩中国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但也诚恳地提醒：“当孩子问你一个问题，别只说‘我很忙’，而应尝试与他一起探索。你可以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真正的智慧，不是孤立思考的结果，而是在协作与探讨中涌现的。”
韦格里夫总结道：“未来教育的三大关键词，是创造力（Creativity）、创业精神（Enterprise）、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AI在教育中的应用
在回到教育应用层面时，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袁莉教授总结了中国学校AI应用的三大典型场景：面部识别与情绪监控，自适应题库与作业自动批改，课堂注意力追踪与分析。她强调：“教育技术不是万能钥匙。设计者必须始终将‘人本关怀’置于首位，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而是赋能。”
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克里斯蒂安•博克霍夫（Christian Bokhove）教授比较研究了中国内地、香港、英国和日本的学校对科技手段的使用，发现日本人相对少用IT，香港的学校就用得比较多。实验数据表明，为孩子配备电脑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有限，但通常会提升其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这种提升在高等教育阶段效果略好一些。通过一个样本超过10万的国际数据研究，博克霍夫提出“AI教育的Goldilocks原则”（格林童话中，小女孩Goldilock尝了三只熊的麦片粥，最喜欢的是不冷也不热的那一碗）——适度而精准的介入才是关键。
博克霍夫指出：教育的公平性不能只靠设备普及，更需关注“数字素养”的阶层差异。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则子女受益。因为认知层面的差距，潜移默化地对子女造成了影响。
在听完这些圆桌讨论后，我深感AI在教育中既可能加剧不平等，也能够成为弥合鸿沟的杠杆。它带来了定制化教育的可能，也增强了教育的协同性。关键在于，技术究竟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设计技术以服务哪些目标。
在论坛开幕后的采访中，我有幸与论坛学术顾问、剑桥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导师莫拉格•莫里森博士进行了对话。
莫里森博士在剑桥已有二十年的教学生涯，她谈到AI对招生筛选机制的影响时坦言：“剑桥的申请竞争一向激烈，以往我们通过材料和面试来识别学生的潜力，但现在我们需要不断创新评估方式，确保申请者不依赖AI生成的材料或隐藏在AI辅助的文书背后。”
她强调，评估的核心应当是识别具有原创性和深度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剑桥欣赏的是那些具备‘有见地的热情’的学生——他们对所学领域充满热情，善于思考、广泛阅读，并能够将所学与更广阔的世界和未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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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中国剑桥教育论坛（Cambridge China Education Forum, CCEF）以“对话未来：以文化、创新与跨学科探究推动教育变革”为主题，于7月20日-24日之间在剑桥大学举行。
论坛主席、剑桥大学教育系博士生张舒帆告诉笔者，自2018年开始，由教育系学生学者发起的剑桥中国教育论坛，迄今运行到第八届，今年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嘉宾，议题涵盖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学校治理、儿童发展、跨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
本届论坛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在AI浪潮中重构教育”。
AI如何改变人
生成式AI的兴起，正在重塑教育的根基——当AI可以比人类更快、更精准地执行许多任务，我们究竟还要教什么？教育的核心价值将何去何从？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教育未来研究中心（DEFI）的玛蒂娜•库瓦娅（Martina Kuvalja ）博士提出警告：过度依赖LLMs，可能导致人类注意力衰退、批判性思维弱化、创造力萎缩。
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人类的平均注意力集中时间，已从2004年的2.5分钟降低到2023年的47秒。频繁的任务切换正持续干扰我们的记忆巩固与深度专注能力。ChatGPT、Claude等LLMs拥有强大的信息检索、语言生成与格式化能力，已能协助人类完成大量“认知外包”任务，如写作初稿、摘要撰写、语言翻译、代码调试等。一旦LLM成为“认知代理人”，人类可能逐步丧失深度学习所需的思维耐力与认知肌肉。
对此，她提出了一条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有意图地行动，明智地卸载，持续地思考。”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DEFI）创办人鲁珀特•韦格里夫教授（Rupert Wegerif）也提出了应对之道——“对话式教育”（Dialogic Education）。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如何与AI对话，而不仅仅是如何使用AI工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思维方式——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如何更深入的倾听，如何从多角度探索假设。”韦格里夫教授说，AI不应仅被当作效率工具，而应成为学生理解科学、历史、伦理等重大主题的“思维伙伴”。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复制知识”，而是“参与文化”。这也是剑桥近年来推进的核心教育理念之一。
面对AI带来的职业替代焦虑，韦格里夫持审慎乐观态度。他指出，技术革命本就伴随岗位更替，“每一种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类似的恐惧。但一些工作将消失，比如基础会计、法律文书处理，但更高阶的创新与管理工作将产生。比如媒体的资金减少，但AI也让制作社交媒体内容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在英格兰，还是有很多人花很多钱来购买人工磨制的咖啡，而不是机器打的，仍需要人来从事美发美容，而且有大量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需要情感支持，我相信在媒体领域也是如此。”
他呼吁教育者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热爱的、AI难以替代的领域——如创造力、社会关怀、集体行动与价值判断。例如，投身解决污染、教育、老龄化等重大社会议题的项目。
“AI可以释放时间，让学生集中在有意义的挑战上——比如上午学习基础知识，下午投入社会变革项目或创业创新。”“他们不会取代人类，你知道人类彼此需要。”
他还特别指出，不必人人学会编程，但每个人都应掌握编程的思维方式。“需要教育学生具有创造性地思维，去与AI合作，需要理解AI”。
在与笔者交流中，韦格里夫教授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他一直与清华、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持续合作，推动中英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度对话。
他说，如今的中国学生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自信、有想法、有行动力，“不再只是‘安静听话’和只考虑自己，而是能提出问题，表达立场，这是教育真正的进步。”
他感佩中国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但也诚恳地提醒：“当孩子问你一个问题，别只说‘我很忙’，而应尝试与他一起探索。你可以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真正的智慧，不是孤立思考的结果，而是在协作与探讨中涌现的。”
韦格里夫总结道：“未来教育的三大关键词，是创造力（Creativity）、创业精神（Enterprise）、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AI在教育中的应用
在回到教育应用层面时，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袁莉教授总结了中国学校AI应用的三大典型场景：面部识别与情绪监控，自适应题库与作业自动批改，课堂注意力追踪与分析。她强调：“教育技术不是万能钥匙。设计者必须始终将‘人本关怀’置于首位，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而是赋能。”
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克里斯蒂安•博克霍夫（Christian Bokhove）教授比较研究了中国内地、香港、英国和日本的学校对科技手段的使用，发现日本人相对少用IT，香港的学校就用得比较多。实验数据表明，为孩子配备电脑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有限，但通常会提升其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这种提升在高等教育阶段效果略好一些。通过一个样本超过10万的国际数据研究，博克霍夫提出“AI教育的Goldilocks原则”（格林童话中，小女孩Goldilock尝了三只熊的麦片粥，最喜欢的是不冷也不热的那一碗）——适度而精准的介入才是关键。
博克霍夫指出：教育的公平性不能只靠设备普及，更需关注“数字素养”的阶层差异。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则子女受益。因为认知层面的差距，潜移默化地对子女造成了影响。
在听完这些圆桌讨论后，我深感AI在教育中既可能加剧不平等，也能够成为弥合鸿沟的杠杆。它带来了定制化教育的可能，也增强了教育的协同性。关键在于，技术究竟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设计技术以服务哪些目标。
在论坛开幕后的采访中，我有幸与论坛学术顾问、剑桥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导师莫拉格•莫里森博士进行了对话。
莫里森博士在剑桥已有二十年的教学生涯，她谈到AI对招生筛选机制的影响时坦言：“剑桥的申请竞争一向激烈，以往我们通过材料和面试来识别学生的潜力，但现在我们需要不断创新评估方式，确保申请者不依赖AI生成的材料或隐藏在AI辅助的文书背后。”
她强调，评估的核心应当是识别具有原创性和深度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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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楠：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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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的兴起，正在重塑教育的根基——当AI可以比人类更快、更精准地执行许多任务，我们究竟还要教什么？教育的核心价值将何去何从？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教育未来研究中心（DEFI）的玛蒂娜•库瓦娅（Martina Kuvalja ）博士提出警告：过度依赖LLMs，可能导致人类注意力衰退、批判性思维弱化、创造力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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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她提出了一条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有意图地行动，明智地卸载，持续地思考。”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DEFI）创办人鲁珀特•韦格里夫教授（Rupert Wegerif）也提出了应对之道——“对话式教育”（Dialogic Education）。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如何与AI对话，而不仅仅是如何使用AI工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思维方式——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如何更深入的倾听，如何从多角度探索假设。”韦格里夫教授说，AI不应仅被当作效率工具，而应成为学生理解科学、历史、伦理等重大主题的“思维伙伴”。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复制知识”，而是“参与文化”。这也是剑桥近年来推进的核心教育理念之一。
面对AI带来的职业替代焦虑，韦格里夫持审慎乐观态度。他指出，技术革命本就伴随岗位更替，“每一种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类似的恐惧。但一些工作将消失，比如基础会计、法律文书处理，但更高阶的创新与管理工作将产生。比如媒体的资金减少，但AI也让制作社交媒体内容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在英格兰，还是有很多人花很多钱来购买人工磨制的咖啡，而不是机器打的，仍需要人来从事美发美容，而且有大量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需要情感支持，我相信在媒体领域也是如此。”
他呼吁教育者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热爱的、AI难以替代的领域——如创造力、社会关怀、集体行动与价值判断。例如，投身解决污染、教育、老龄化等重大社会议题的项目。
“AI可以释放时间，让学生集中在有意义的挑战上——比如上午学习基础知识，下午投入社会变革项目或创业创新。”“他们不会取代人类，你知道人类彼此需要。”
他还特别指出，不必人人学会编程，但每个人都应掌握编程的思维方式。“需要教育学生具有创造性地思维，去与AI合作，需要理解AI”。
在与笔者交流中，韦格里夫教授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他一直与清华、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持续合作，推动中英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度对话。
他说，如今的中国学生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自信、有想法、有行动力，“不再只是‘安静听话’和只考虑自己，而是能提出问题，表达立场，这是教育真正的进步。”
他感佩中国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但也诚恳地提醒：“当孩子问你一个问题，别只说‘我很忙’，而应尝试与他一起探索。你可以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真正的智慧，不是孤立思考的结果，而是在协作与探讨中涌现的。”
韦格里夫总结道：“未来教育的三大关键词，是创造力（Creativity）、创业精神（Enterprise）、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AI在教育中的应用
在回到教育应用层面时，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袁莉教授总结了中国学校AI应用的三大典型场景：面部识别与情绪监控，自适应题库与作业自动批改，课堂注意力追踪与分析。她强调：“教育技术不是万能钥匙。设计者必须始终将‘人本关怀’置于首位，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而是赋能。”
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克里斯蒂安•博克霍夫（Christian Bokhove）教授比较研究了中国内地、香港、英国和日本的学校对科技手段的使用，发现日本人相对少用IT，香港的学校就用得比较多。实验数据表明，为孩子配备电脑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有限，但通常会提升其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这种提升在高等教育阶段效果略好一些。通过一个样本超过10万的国际数据研究，博克霍夫提出“AI教育的Goldilocks原则”（格林童话中，小女孩Goldilock尝了三只熊的麦片粥，最喜欢的是不冷也不热的那一碗）——适度而精准的介入才是关键。
博克霍夫指出：教育的公平性不能只靠设备普及，更需关注“数字素养”的阶层差异。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则子女受益。因为认知层面的差距，潜移默化地对子女造成了影响。
在听完这些圆桌讨论后，我深感AI在教育中既可能加剧不平等，也能够成为弥合鸿沟的杠杆。它带来了定制化教育的可能，也增强了教育的协同性。关键在于，技术究竟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设计技术以服务哪些目标。
在论坛开幕后的采访中，我有幸与论坛学术顾问、剑桥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导师莫拉格•莫里森博士进行了对话。
莫里森博士在剑桥已有二十年的教学生涯，她谈到AI对招生筛选机制的影响时坦言：“剑桥的申请竞争一向激烈，以往我们通过材料和面试来识别学生的潜力，但现在我们需要不断创新评估方式，确保申请者不依赖AI生成的材料或隐藏在AI辅助的文书背后。”
她强调，评估的核心应当是识别具有原创性和深度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剑桥欣赏的是那些具备‘有见地的热情’的学生——他们对所学领域充满热情，善于思考、广泛阅读，并能够将所学与更广阔的世界和未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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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中国剑桥教育论坛（Cambridge China Education Forum, CCEF）以“对话未来：以文化、创新与跨学科探究推动教育变革”为主题，于7月20日-24日之间在剑桥大学举行。
论坛主席、剑桥大学教育系博士生张舒帆告诉笔者，自2018年开始，由教育系学生学者发起的剑桥中国教育论坛，迄今运行到第八届，今年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嘉宾，议题涵盖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学校治理、儿童发展、跨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
本届论坛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在AI浪潮中重构教育”。
AI如何改变人
生成式AI的兴起，正在重塑教育的根基——当AI可以比人类更快、更精准地执行许多任务，我们究竟还要教什么？教育的核心价值将何去何从？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教育未来研究中心（DEFI）的玛蒂娜•库瓦娅（Martina Kuvalja ）博士提出警告：过度依赖LLMs，可能导致人类注意力衰退、批判性思维弱化、创造力萎缩。
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人类的平均注意力集中时间，已从2004年的2.5分钟降低到2023年的47秒。频繁的任务切换正持续干扰我们的记忆巩固与深度专注能力。ChatGPT、Claude等LLMs拥有强大的信息检索、语言生成与格式化能力，已能协助人类完成大量“认知外包”任务，如写作初稿、摘要撰写、语言翻译、代码调试等。一旦LLM成为“认知代理人”，人类可能逐步丧失深度学习所需的思维耐力与认知肌肉。
对此，她提出了一条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有意图地行动，明智地卸载，持续地思考。”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DEFI）创办人鲁珀特•韦格里夫教授（Rupert Wegerif）也提出了应对之道——“对话式教育”（Dialogic Education）。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如何与AI对话，而不仅仅是如何使用AI工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思维方式——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如何更深入的倾听，如何从多角度探索假设。”韦格里夫教授说，AI不应仅被当作效率工具，而应成为学生理解科学、历史、伦理等重大主题的“思维伙伴”。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复制知识”，而是“参与文化”。这也是剑桥近年来推进的核心教育理念之一。
面对AI带来的职业替代焦虑，韦格里夫持审慎乐观态度。他指出，技术革命本就伴随岗位更替，“每一种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类似的恐惧。但一些工作将消失，比如基础会计、法律文书处理，但更高阶的创新与管理工作将产生。比如媒体的资金减少，但AI也让制作社交媒体内容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在英格兰，还是有很多人花很多钱来购买人工磨制的咖啡，而不是机器打的，仍需要人来从事美发美容，而且有大量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需要情感支持，我相信在媒体领域也是如此。”
他呼吁教育者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热爱的、AI难以替代的领域——如创造力、社会关怀、集体行动与价值判断。例如，投身解决污染、教育、老龄化等重大社会议题的项目。
“AI可以释放时间，让学生集中在有意义的挑战上——比如上午学习基础知识，下午投入社会变革项目或创业创新。”“他们不会取代人类，你知道人类彼此需要。”
他还特别指出，不必人人学会编程，但每个人都应掌握编程的思维方式。“需要教育学生具有创造性地思维，去与AI合作，需要理解AI”。
在与笔者交流中，韦格里夫教授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他一直与清华、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持续合作，推动中英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度对话。
他说，如今的中国学生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自信、有想法、有行动力，“不再只是‘安静听话’和只考虑自己，而是能提出问题，表达立场，这是教育真正的进步。”
他感佩中国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但也诚恳地提醒：“当孩子问你一个问题，别只说‘我很忙’，而应尝试与他一起探索。你可以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真正的智慧，不是孤立思考的结果，而是在协作与探讨中涌现的。”
韦格里夫总结道：“未来教育的三大关键词，是创造力（Creativity）、创业精神（Enterprise）、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AI在教育中的应用
在回到教育应用层面时，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袁莉教授总结了中国学校AI应用的三大典型场景：面部识别与情绪监控，自适应题库与作业自动批改，课堂注意力追踪与分析。她强调：“教育技术不是万能钥匙。设计者必须始终将‘人本关怀’置于首位，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而是赋能。”
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克里斯蒂安•博克霍夫（Christian Bokhove）教授比较研究了中国内地、香港、英国和日本的学校对科技手段的使用，发现日本人相对少用IT，香港的学校就用得比较多。实验数据表明，为孩子配备电脑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有限，但通常会提升其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这种提升在高等教育阶段效果略好一些。通过一个样本超过10万的国际数据研究，博克霍夫提出“AI教育的Goldilocks原则”（格林童话中，小女孩Goldilock尝了三只熊的麦片粥，最喜欢的是不冷也不热的那一碗）——适度而精准的介入才是关键。
博克霍夫指出：教育的公平性不能只靠设备普及，更需关注“数字素养”的阶层差异。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则子女受益。因为认知层面的差距，潜移默化地对子女造成了影响。
在听完这些圆桌讨论后，我深感AI在教育中既可能加剧不平等，也能够成为弥合鸿沟的杠杆。它带来了定制化教育的可能，也增强了教育的协同性。关键在于，技术究竟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设计技术以服务哪些目标。
在论坛开幕后的采访中，我有幸与论坛学术顾问、剑桥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导师莫拉格•莫里森博士进行了对话。
莫里森博士在剑桥已有二十年的教学生涯，她谈到AI对招生筛选机制的影响时坦言：“剑桥的申请竞争一向激烈，以往我们通过材料和面试来识别学生的潜力，但现在我们需要不断创新评估方式，确保申请者不依赖AI生成的材料或隐藏在AI辅助的文书背后。”
她强调，评估的核心应当是识别具有原创性和深度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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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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