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取消居民五环外购房套数的长期限制后，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房地产股走高。此次取消购房限制是旨在重振房地产行业和解决供应过剩问题的最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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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11 12:37
社会与生活 科技
教育｜“我们想要有见地的热情”：剑桥大学如何定义未来人才？
教育｜“我们想要有见地的热情”：剑桥大学如何定义未来人才？
静楠：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静楠
■
2025中国剑桥教育论坛（Cambridge China Education Forum, CCEF）以“对话未来：以文化、创新与跨学科探究推动教育变革”为主题，于7月20日-24日之间在剑桥大学举行。
论坛主席、剑桥大学教育系博士生张舒帆告诉笔者，自2018年开始，由教育系学生学者发起的剑桥中国教育论坛，迄今运行到第八届，今年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嘉宾，议题涵盖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学校治理、儿童发展、跨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
本届论坛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在AI浪潮中重构教育”。
AI如何改变人
生成式AI的兴起，正在重塑教育的根基——当AI可以比人类更快、更精准地执行许多任务，我们究竟还要教什么？教育的核心价值将何去何从？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教育未来研究中心（DEFI）的玛蒂娜•库瓦娅（Martina Kuvalja ）博士提出警告：过度依赖LLMs，可能导致人类注意力衰退、批判性思维弱化、创造力萎缩。
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人类的平均注意力集中时间，已从2004年的2.5分钟降低到2023年的47秒。频繁的任务切换正持续干扰我们的记忆巩固与深度专注能力。ChatGPT、Claude等LLMs拥有强大的信息检索、语言生成与格式化能力，已能协助人类完成大量“认知外包”任务，如写作初稿、摘要撰写、语言翻译、代码调试等。一旦LLM成为“认知代理人”，人类可能逐步丧失深度学习所需的思维耐力与认知肌肉。
对此，她提出了一条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有意图地行动，明智地卸载，持续地思考。”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DEFI）创办人鲁珀特•韦格里夫教授（Rupert Wegerif）也提出了应对之道——“对话式教育”（Dialogic Education）。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如何与AI对话，而不仅仅是如何使用AI工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思维方式——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如何更深入的倾听，如何从多角度探索假设。”韦格里夫教授说，AI不应仅被当作效率工具，而应成为学生理解科学、历史、伦理等重大主题的“思维伙伴”。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复制知识”，而是“参与文化”。这也是剑桥近年来推进的核心教育理念之一。
面对AI带来的职业替代焦虑，韦格里夫持审慎乐观态度。他指出，技术革命本就伴随岗位更替，“每一种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类似的恐惧。但一些工作将消失，比如基础会计、法律文书处理，但更高阶的创新与管理工作将产生。比如媒体的资金减少，但AI也让制作社交媒体内容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在英格兰，还是有很多人花很多钱来购买人工磨制的咖啡，而不是机器打的，仍需要人来从事美发美容，而且有大量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需要情感支持，我相信在媒体领域也是如此。”
他呼吁教育者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热爱的、AI难以替代的领域——如创造力、社会关怀、集体行动与价值判断。例如，投身解决污染、教育、老龄化等重大社会议题的项目。
“AI可以释放时间，让学生集中在有意义的挑战上——比如上午学习基础知识，下午投入社会变革项目或创业创新。”“他们不会取代人类，你知道人类彼此需要。”
他还特别指出，不必人人学会编程，但每个人都应掌握编程的思维方式。“需要教育学生具有创造性地思维，去与AI合作，需要理解AI”。
在与笔者交流中，韦格里夫教授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他一直与清华、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持续合作，推动中英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度对话。
他说，如今的中国学生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自信、有想法、有行动力，“不再只是‘安静听话’和只考虑自己，而是能提出问题，表达立场，这是教育真正的进步。”
他感佩中国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但也诚恳地提醒：“当孩子问你一个问题，别只说‘我很忙’，而应尝试与他一起探索。你可以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真正的智慧，不是孤立思考的结果，而是在协作与探讨中涌现的。”
韦格里夫总结道：“未来教育的三大关键词，是创造力（Creativity）、创业精神（Enterprise）、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AI在教育中的应用
在回到教育应用层面时，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袁莉教授总结了中国学校AI应用的三大典型场景：面部识别与情绪监控，自适应题库与作业自动批改，课堂注意力追踪与分析。她强调：“教育技术不是万能钥匙。设计者必须始终将‘人本关怀’置于首位，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而是赋能。”
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克里斯蒂安•博克霍夫（Christian Bokhove）教授比较研究了中国内地、香港、英国和日本的学校对科技手段的使用，发现日本人相对少用IT，香港的学校就用得比较多。实验数据表明，为孩子配备电脑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有限，但通常会提升其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这种提升在高等教育阶段效果略好一些。通过一个样本超过10万的国际数据研究，博克霍夫提出“AI教育的Goldilocks原则”（格林童话中，小女孩Goldilock尝了三只熊的麦片粥，最喜欢的是不冷也不热的那一碗）——适度而精准的介入才是关键。
博克霍夫指出：教育的公平性不能只靠设备普及，更需关注“数字素养”的阶层差异。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则子女受益。因为认知层面的差距，潜移默化地对子女造成了影响。
在听完这些圆桌讨论后，我深感AI在教育中既可能加剧不平等，也能够成为弥合鸿沟的杠杆。它带来了定制化教育的可能，也增强了教育的协同性。关键在于，技术究竟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设计技术以服务哪些目标。
在论坛开幕后的采访中，我有幸与论坛学术顾问、剑桥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导师莫拉格•莫里森博士进行了对话。
莫里森博士在剑桥已有二十年的教学生涯，她谈到AI对招生筛选机制的影响时坦言：“剑桥的申请竞争一向激烈，以往我们通过材料和面试来识别学生的潜力，但现在我们需要不断创新评估方式，确保申请者不依赖AI生成的材料或隐藏在AI辅助的文书背后。”
她强调，评估的核心应当是识别具有原创性和深度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剑桥欣赏的是那些具备‘有见地的热情’的学生——他们对所学领域充满热情，善于思考、广泛阅读，并能够将所学与更广阔的世界和未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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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中国剑桥教育论坛（Cambridge China Education Forum, CCEF）以“对话未来：以文化、创新与跨学科探究推动教育变革”为主题，于7月20日-24日之间在剑桥大学举行。
论坛主席、剑桥大学教育系博士生张舒帆告诉笔者，自2018年开始，由教育系学生学者发起的剑桥中国教育论坛，迄今运行到第八届，今年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嘉宾，议题涵盖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学校治理、儿童发展、跨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
本届论坛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在AI浪潮中重构教育”。
AI如何改变人
生成式AI的兴起，正在重塑教育的根基——当AI可以比人类更快、更精准地执行许多任务，我们究竟还要教什么？教育的核心价值将何去何从？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教育未来研究中心（DEFI）的玛蒂娜•库瓦娅（Martina Kuvalja ）博士提出警告：过度依赖LLMs，可能导致人类注意力衰退、批判性思维弱化、创造力萎缩。
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人类的平均注意力集中时间，已从2004年的2.5分钟降低到2023年的47秒。频繁的任务切换正持续干扰我们的记忆巩固与深度专注能力。ChatGPT、Claude等LLMs拥有强大的信息检索、语言生成与格式化能力，已能协助人类完成大量“认知外包”任务，如写作初稿、摘要撰写、语言翻译、代码调试等。一旦LLM成为“认知代理人”，人类可能逐步丧失深度学习所需的思维耐力与认知肌肉。
对此，她提出了一条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有意图地行动，明智地卸载，持续地思考。”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DEFI）创办人鲁珀特•韦格里夫教授（Rupert Wegerif）也提出了应对之道——“对话式教育”（Dialogic Education）。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如何与AI对话，而不仅仅是如何使用AI工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思维方式——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如何更深入的倾听，如何从多角度探索假设。”韦格里夫教授说，AI不应仅被当作效率工具，而应成为学生理解科学、历史、伦理等重大主题的“思维伙伴”。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复制知识”，而是“参与文化”。这也是剑桥近年来推进的核心教育理念之一。
面对AI带来的职业替代焦虑，韦格里夫持审慎乐观态度。他指出，技术革命本就伴随岗位更替，“每一种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类似的恐惧。但一些工作将消失，比如基础会计、法律文书处理，但更高阶的创新与管理工作将产生。比如媒体的资金减少，但AI也让制作社交媒体内容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在英格兰，还是有很多人花很多钱来购买人工磨制的咖啡，而不是机器打的，仍需要人来从事美发美容，而且有大量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需要情感支持，我相信在媒体领域也是如此。”
他呼吁教育者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热爱的、AI难以替代的领域——如创造力、社会关怀、集体行动与价值判断。例如，投身解决污染、教育、老龄化等重大社会议题的项目。
“AI可以释放时间，让学生集中在有意义的挑战上——比如上午学习基础知识，下午投入社会变革项目或创业创新。”“他们不会取代人类，你知道人类彼此需要。”
他还特别指出，不必人人学会编程，但每个人都应掌握编程的思维方式。“需要教育学生具有创造性地思维，去与AI合作，需要理解AI”。
在与笔者交流中，韦格里夫教授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他一直与清华、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持续合作，推动中英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度对话。
他说，如今的中国学生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自信、有想法、有行动力，“不再只是‘安静听话’和只考虑自己，而是能提出问题，表达立场，这是教育真正的进步。”
他感佩中国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但也诚恳地提醒：“当孩子问你一个问题，别只说‘我很忙’，而应尝试与他一起探索。你可以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真正的智慧，不是孤立思考的结果，而是在协作与探讨中涌现的。”
韦格里夫总结道：“未来教育的三大关键词，是创造力（Creativity）、创业精神（Enterprise）、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AI在教育中的应用
在回到教育应用层面时，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袁莉教授总结了中国学校AI应用的三大典型场景：面部识别与情绪监控，自适应题库与作业自动批改，课堂注意力追踪与分析。她强调：“教育技术不是万能钥匙。设计者必须始终将‘人本关怀’置于首位，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而是赋能。”
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克里斯蒂安•博克霍夫（Christian Bokhove）教授比较研究了中国内地、香港、英国和日本的学校对科技手段的使用，发现日本人相对少用IT，香港的学校就用得比较多。实验数据表明，为孩子配备电脑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有限，但通常会提升其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这种提升在高等教育阶段效果略好一些。通过一个样本超过10万的国际数据研究，博克霍夫提出“AI教育的Goldilocks原则”（格林童话中，小女孩Goldilock尝了三只熊的麦片粥，最喜欢的是不冷也不热的那一碗）——适度而精准的介入才是关键。
博克霍夫指出：教育的公平性不能只靠设备普及，更需关注“数字素养”的阶层差异。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则子女受益。因为认知层面的差距，潜移默化地对子女造成了影响。
在听完这些圆桌讨论后，我深感AI在教育中既可能加剧不平等，也能够成为弥合鸿沟的杠杆。它带来了定制化教育的可能，也增强了教育的协同性。关键在于，技术究竟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设计技术以服务哪些目标。
在论坛开幕后的采访中，我有幸与论坛学术顾问、剑桥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导师莫拉格•莫里森博士进行了对话。
莫里森博士在剑桥已有二十年的教学生涯，她谈到AI对招生筛选机制的影响时坦言：“剑桥的申请竞争一向激烈，以往我们通过材料和面试来识别学生的潜力，但现在我们需要不断创新评估方式，确保申请者不依赖AI生成的材料或隐藏在AI辅助的文书背后。”
她强调，评估的核心应当是识别具有原创性和深度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剑桥欣赏的是那些具备‘有见地的热情’的学生——他们对所学领域充满热情，善于思考、广泛阅读，并能够将所学与更广阔的世界和未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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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中国剑桥教育论坛（Cambridge China Education Forum, CCEF）以“对话未来：以文化、创新与跨学科探究推动教育变革”为主题，于7月20日-24日之间在剑桥大学举行。
论坛主席、剑桥大学教育系博士生张舒帆告诉笔者，自2018年开始，由教育系学生学者发起的剑桥中国教育论坛，迄今运行到第八届，今年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嘉宾，议题涵盖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学校治理、儿童发展、跨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
本届论坛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在AI浪潮中重构教育”。
AI如何改变人
生成式AI的兴起，正在重塑教育的根基——当AI可以比人类更快、更精准地执行许多任务，我们究竟还要教什么？教育的核心价值将何去何从？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教育未来研究中心（DEFI）的玛蒂娜•库瓦娅（Martina Kuvalja ）博士提出警告：过度依赖LLMs，可能导致人类注意力衰退、批判性思维弱化、创造力萎缩。
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人类的平均注意力集中时间，已从2004年的2.5分钟降低到2023年的47秒。频繁的任务切换正持续干扰我们的记忆巩固与深度专注能力。ChatGPT、Claude等LLMs拥有强大的信息检索、语言生成与格式化能力，已能协助人类完成大量“认知外包”任务，如写作初稿、摘要撰写、语言翻译、代码调试等。一旦LLM成为“认知代理人”，人类可能逐步丧失深度学习所需的思维耐力与认知肌肉。
对此，她提出了一条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有意图地行动，明智地卸载，持续地思考。”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DEFI）创办人鲁珀特•韦格里夫教授（Rupert Wegerif）也提出了应对之道——“对话式教育”（Dialogic Education）。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如何与AI对话，而不仅仅是如何使用AI工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思维方式——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如何更深入的倾听，如何从多角度探索假设。”韦格里夫教授说，AI不应仅被当作效率工具，而应成为学生理解科学、历史、伦理等重大主题的“思维伙伴”。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复制知识”，而是“参与文化”。这也是剑桥近年来推进的核心教育理念之一。
面对AI带来的职业替代焦虑，韦格里夫持审慎乐观态度。他指出，技术革命本就伴随岗位更替，“每一种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类似的恐惧。但一些工作将消失，比如基础会计、法律文书处理，但更高阶的创新与管理工作将产生。比如媒体的资金减少，但AI也让制作社交媒体内容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在英格兰，还是有很多人花很多钱来购买人工磨制的咖啡，而不是机器打的，仍需要人来从事美发美容，而且有大量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需要情感支持，我相信在媒体领域也是如此。”
他呼吁教育者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热爱的、AI难以替代的领域——如创造力、社会关怀、集体行动与价值判断。例如，投身解决污染、教育、老龄化等重大社会议题的项目。
“AI可以释放时间，让学生集中在有意义的挑战上——比如上午学习基础知识，下午投入社会变革项目或创业创新。”“他们不会取代人类，你知道人类彼此需要。”
他还特别指出，不必人人学会编程，但每个人都应掌握编程的思维方式。“需要教育学生具有创造性地思维，去与AI合作，需要理解AI”。
在与笔者交流中，韦格里夫教授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他一直与清华、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持续合作，推动中英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度对话。
他说，如今的中国学生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自信、有想法、有行动力，“不再只是‘安静听话’和只考虑自己，而是能提出问题，表达立场，这是教育真正的进步。”
他感佩中国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但也诚恳地提醒：“当孩子问你一个问题，别只说‘我很忙’，而应尝试与他一起探索。你可以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真正的智慧，不是孤立思考的结果，而是在协作与探讨中涌现的。”
韦格里夫总结道：“未来教育的三大关键词，是创造力（Creativity）、创业精神（Enterprise）、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AI在教育中的应用
在回到教育应用层面时，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袁莉教授总结了中国学校AI应用的三大典型场景：面部识别与情绪监控，自适应题库与作业自动批改，课堂注意力追踪与分析。她强调：“教育技术不是万能钥匙。设计者必须始终将‘人本关怀’置于首位，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而是赋能。”
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克里斯蒂安•博克霍夫（Christian Bokhove）教授比较研究了中国内地、香港、英国和日本的学校对科技手段的使用，发现日本人相对少用IT，香港的学校就用得比较多。实验数据表明，为孩子配备电脑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有限，但通常会提升其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这种提升在高等教育阶段效果略好一些。通过一个样本超过10万的国际数据研究，博克霍夫提出“AI教育的Goldilocks原则”（格林童话中，小女孩Goldilock尝了三只熊的麦片粥，最喜欢的是不冷也不热的那一碗）——适度而精准的介入才是关键。
博克霍夫指出：教育的公平性不能只靠设备普及，更需关注“数字素养”的阶层差异。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则子女受益。因为认知层面的差距，潜移默化地对子女造成了影响。
在听完这些圆桌讨论后，我深感AI在教育中既可能加剧不平等，也能够成为弥合鸿沟的杠杆。它带来了定制化教育的可能，也增强了教育的协同性。关键在于，技术究竟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设计技术以服务哪些目标。
在论坛开幕后的采访中，我有幸与论坛学术顾问、剑桥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导师莫拉格•莫里森博士进行了对话。
莫里森博士在剑桥已有二十年的教学生涯，她谈到AI对招生筛选机制的影响时坦言：“剑桥的申请竞争一向激烈，以往我们通过材料和面试来识别学生的潜力，但现在我们需要不断创新评估方式，确保申请者不依赖AI生成的材料或隐藏在AI辅助的文书背后。”
她强调，评估的核心应当是识别具有原创性和深度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剑桥欣赏的是那些具备‘有见地的热情’的学生——他们对所学领域充满热情，善于思考、广泛阅读，并能够将所学与更广阔的世界和未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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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中国剑桥教育论坛（Cambridge China Education Forum, CCEF）以“对话未来：以文化、创新与跨学科探究推动教育变革”为主题，于7月20日-24日之间在剑桥大学举行。
论坛主席、剑桥大学教育系博士生张舒帆告诉笔者，自2018年开始，由教育系学生学者发起的剑桥中国教育论坛，迄今运行到第八届，今年共邀请了二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嘉宾，议题涵盖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学校治理、儿童发展、跨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
本届论坛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在AI浪潮中重构教育”。
AI如何改变人
生成式AI的兴起，正在重塑教育的根基——当AI可以比人类更快、更精准地执行许多任务，我们究竟还要教什么？教育的核心价值将何去何从？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教育未来研究中心（DEFI）的玛蒂娜•库瓦娅（Martina Kuvalja ）博士提出警告：过度依赖LLMs，可能导致人类注意力衰退、批判性思维弱化、创造力萎缩。
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人类的平均注意力集中时间，已从2004年的2.5分钟降低到2023年的47秒。频繁的任务切换正持续干扰我们的记忆巩固与深度专注能力。ChatGPT、Claude等LLMs拥有强大的信息检索、语言生成与格式化能力，已能协助人类完成大量“认知外包”任务，如写作初稿、摘要撰写、语言翻译、代码调试等。一旦LLM成为“认知代理人”，人类可能逐步丧失深度学习所需的思维耐力与认知肌肉。
对此，她提出了一条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有意图地行动，明智地卸载，持续地思考。”
剑桥大学休斯学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DEFI）创办人鲁珀特•韦格里夫教授（Rupert Wegerif）也提出了应对之道——“对话式教育”（Dialogic Education）。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如何与AI对话，而不仅仅是如何使用AI工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思维方式——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如何更深入的倾听，如何从多角度探索假设。”韦格里夫教授说，AI不应仅被当作效率工具，而应成为学生理解科学、历史、伦理等重大主题的“思维伙伴”。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复制知识”，而是“参与文化”。这也是剑桥近年来推进的核心教育理念之一。
面对AI带来的职业替代焦虑，韦格里夫持审慎乐观态度。他指出，技术革命本就伴随岗位更替，“每一种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类似的恐惧。但一些工作将消失，比如基础会计、法律文书处理，但更高阶的创新与管理工作将产生。比如媒体的资金减少，但AI也让制作社交媒体内容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在英格兰，还是有很多人花很多钱来购买人工磨制的咖啡，而不是机器打的，仍需要人来从事美发美容，而且有大量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需要情感支持，我相信在媒体领域也是如此。”
他呼吁教育者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热爱的、AI难以替代的领域——如创造力、社会关怀、集体行动与价值判断。例如，投身解决污染、教育、老龄化等重大社会议题的项目。
“AI可以释放时间，让学生集中在有意义的挑战上——比如上午学习基础知识，下午投入社会变革项目或创业创新。”“他们不会取代人类，你知道人类彼此需要。”
他还特别指出，不必人人学会编程，但每个人都应掌握编程的思维方式。“需要教育学生具有创造性地思维，去与AI合作，需要理解AI”。
在与笔者交流中，韦格里夫教授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他一直与清华、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持续合作，推动中英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度对话。
他说，如今的中国学生与十年前相比，变得更加自信、有想法、有行动力，“不再只是‘安静听话’和只考虑自己，而是能提出问题，表达立场，这是教育真正的进步。”
他感佩中国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但也诚恳地提醒：“当孩子问你一个问题，别只说‘我很忙’，而应尝试与他一起探索。你可以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真正的智慧，不是孤立思考的结果，而是在协作与探讨中涌现的。”
韦格里夫总结道：“未来教育的三大关键词，是创造力（Creativity）、创业精神（Enterprise）、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AI在教育中的应用
在回到教育应用层面时，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袁莉教授总结了中国学校AI应用的三大典型场景：面部识别与情绪监控，自适应题库与作业自动批改，课堂注意力追踪与分析。她强调：“教育技术不是万能钥匙。设计者必须始终将‘人本关怀’置于首位，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而是赋能。”
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克里斯蒂安•博克霍夫（Christian Bokhove）教授比较研究了中国内地、香港、英国和日本的学校对科技手段的使用，发现日本人相对少用IT，香港的学校就用得比较多。实验数据表明，为孩子配备电脑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有限，但通常会提升其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这种提升在高等教育阶段效果略好一些。通过一个样本超过10万的国际数据研究，博克霍夫提出“AI教育的Goldilocks原则”（格林童话中，小女孩Goldilock尝了三只熊的麦片粥，最喜欢的是不冷也不热的那一碗）——适度而精准的介入才是关键。
博克霍夫指出：教育的公平性不能只靠设备普及，更需关注“数字素养”的阶层差异。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则子女受益。因为认知层面的差距，潜移默化地对子女造成了影响。
在听完这些圆桌讨论后，我深感AI在教育中既可能加剧不平等，也能够成为弥合鸿沟的杠杆。它带来了定制化教育的可能，也增强了教育的协同性。关键在于，技术究竟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设计技术以服务哪些目标。
在论坛开幕后的采访中，我有幸与论坛学术顾问、剑桥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导师莫拉格•莫里森博士进行了对话。
莫里森博士在剑桥已有二十年的教学生涯，她谈到AI对招生筛选机制的影响时坦言：“剑桥的申请竞争一向激烈，以往我们通过材料和面试来识别学生的潜力，但现在我们需要不断创新评估方式，确保申请者不依赖AI生成的材料或隐藏在AI辅助的文书背后。”
她强调，评估的核心应当是识别具有原创性和深度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即便技术日益进步，剑桥依然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热情和洞察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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