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80周年：拉纳·米特：中国的利益在于和平的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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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专家表示，如果趋势持续下去，该地区可能会成为比现在更大的全球经济驱动力。

Sylvie 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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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纳·米特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其研究重点是二战期间日本侵华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ST Lee美亚关系讲席教授，曾在牛津大学教授现代中国政治。他还曾担任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在中国即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之际，您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塑造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它的作用都常常被低估。

这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创伤。日本入侵中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许多中国人沦为国内难民。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建造的基础设施和通讯大部分被摧毁，这对战后重新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争使得中国更有可能在战争结束后进行革命而不是改革，因为经济和社会条件变得如此糟糕，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真正开展革命开辟了空间。

战争年代，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愈发突出。许多年轻女性也投身于国防、卫生和营养事业，努力使战后社会更加安定，更有利于家庭的建立。

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在军事领导人的激烈对抗下陷入严重分裂。战争结束后，随着许多军阀在战争期间被消灭，中国距离统一更近了一步。

尽管最终在毛泽东领导下，1949年革命实现了国家的牢固统一，但这一进程始于战争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纪念不同派别和党派、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团结起来对抗外部敌人并找到国家目标的时代仍然非常重要。

北京如何利用二战结束80周年纪念活动作为改善与西方民间交流的契机？

问题在于，中国仍然不太擅长抓住外交机遇，因为它倾向于使用主要讲述中国抱怨的语言，而不是真正可能出现的机遇。

机遇往往用非常宽泛、积极但模糊的措辞来表达，而抱怨则往往非常具体。问题是，如果你不真正参与到双方看似真诚对话的对话中，就很难获得对方的支持。

比如，欧盟-中国峰会从两天缩短到一天，北京还坚持要求欧洲人来北京，但实际上轮到中国来欧洲了。
所以欧洲人做了这些事——他们是外交官。他们说可以，但要表明中国正在开启一段新的对话，表明中国愿意真正在思维上展现出广阔和创造性，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开端。

所以，或许中国外交的某种重启是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迹象并不多。过去几年，中国已经退出了著名的“战狼外交”，但尚未找到取而代之的方案。

您认为中国官员是否了解外界如何看待他们的外交政策？

非常聪明的中国外交官意识到中国存在公关问题。仅仅因为人们现在觉得美国越来越难以预测，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因此，找到方法从本质上将中国——不仅在言语上，而且在行动和行为模式上——定义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是未来几年中国外交面临的真正关键挑战。

语言有时会出现——并非总是如此，但有时——但行动需要付出大量相当艰难和长期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即使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也只是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许多中国外交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表示，他们认为之前的“战狼”行动是一个错误，并询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中国实际上将如何利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

这不仅仅是指望人们会疏远美国，并自动寻求中国。他们不会的。嗯，光有这些还不够。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战场以两颗原子弹落入日本而告终。如今，80年后，英国和法国宣布在核武器方面进行联合合作，美国也再次在英国部署核力量。这对核武器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核不扩散机制无疑比以往弱得多。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许多条约似乎正在逐渐失效。由于美国未来对俄罗斯的立场仍不确定，英国和法国主要担心的是自身存在的重大安全漏洞。

许多不同的行为体正在关注世界上的新威胁，并试图确定其当前的核立场是否可持续。乌克兰于1994年放弃核武器，这使其容易受到俄罗斯的入侵。许多国家将借鉴乌克兰的经验，并努力避免这种情况。

美国曾与俄罗斯直接接触，以结束乌克兰战争，但这种原本密切的关系如今似乎有所降温。您如何看待两国之间这种变化？

目前，最需要认真考虑改变美国立场的人可能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今年上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唐纳德·特朗普政府都在试图找到让莫斯科重返乌克兰谈判的方法。

但过去几周，特朗普总统显然认为普京无意达成和平协议。他可能会对俄罗斯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态度。

当特朗普真的决定轰炸伊朗时，全世界都大吃一惊。他的一贯信条是，发动战争是个坏主意，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准备使用武力——而普京现在或许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俄美关系的这种变化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也许几个月前，华盛顿的一些人认为，有可能以“反向尼克松”或“反向基辛格”的方式将俄罗斯与中国分开，但这种想法现在已经不被广泛接受，原因有二。

首先，人们意识到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欧盟外长会晤时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中国首次更加明确地表示不希望看到俄罗斯遭受损失。

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认为能够将俄罗斯从中国分离出来并使其靠近美国的想法已经破灭。人们已经看到，普京对乌克兰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而且对乌克兰的轰炸比以前更加猛烈。

我们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局面：美国试图尽可能地压制俄罗斯，同时仍在寻求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但本质上美国可能会更加集中精力反击中国。

什么条件可以导致战争结束？

我们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结束这一进程，但我们知道，至少在过去几周，特朗普总统重新授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反击俄罗斯，而他曾一度阻止了这一行动。

现在很明显，武器正在运往乌克兰，战争可能比几周前预计的持续时间更长，当时乌克兰似乎已经耗尽弹药。

问题在于，俄罗斯能否维持其以战争为基础的全面经济和征兵，同时控制住极高的通货膨胀。

乌克兰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俄罗斯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就越小，而美国和欧洲提供的武器越多，乌克兰人就能继续战斗更长时间。

在前总统乔·拜登的领导下，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一系列涉华问题上形成了统一立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将如何改变这种在华联盟？

欧洲人正在寻求与美国就自身问题进行谈判，例如关税问题。中国问题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但本质上，问题在于中国提供了有用的供应链。

还有一个问题，尤其对欧洲而言，就是它能否利用中国市场，但又不被中国出口产品（尤其是在汽车和电池等领域）所淹没。这些问题实际上不会因与美国的关系而改变。

欧盟需要解决一系列根本问题——如何创建新的工业模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以及在哪些方面需要限制其市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正在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在某些领域，比如在线服务领域，严格限制了自身的市场。因此，欧洲人也会选择自己认为脆弱的领域，在某些领域开放，在其他领域关闭。

特朗普政府仍在摸索其对华政策。外界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思路，但它们之间究竟有多重要，最终如何平衡，目前尚不明朗。

比如，一些传统的鹰派人士，比如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等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与七年或十年前的共和党人并无太大区别。

但整个科技界——硅谷乃至更广阔的领域——仍然对确保与中国的关系顺畅发展非常感兴趣。

苹果是美国最赚钱、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但其大量的生产和连接仍在中国进行。当然，部分生产已经转移到印度，但中国对苹果这样的公司来说仍然非常重要。

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将更多的生产和知识产权转移回美国，但目前还不认为这是与中国完全脱节，这与鹰派的观点不同。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特朗普本人的想法。审视他的关税政策很有意思，因为美国不仅对中国征收了关税，也对其他国家征收了关税，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

另外，当特朗普说“我喜欢和我的好朋友习近平聊天。我们可以聊聊一些事情”时——他到底想谈什么？不太清楚。

与其他总统相比，特朗普似乎非常注重个人外交。换句话说，他认为与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至关重要。

说到领导力外交，您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我认为两位领导人会晤的可能性很大。特朗普宣布与中国已经达成协议。只有协议最终敲定，他才会访问中国，这样他就可以举行盛大的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一次重要的会晤。

我认为他不会想去中国谈判。我们正进入一个阶段，美国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大部分关税协议。

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习近平在北京为特朗普举行了一场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我想他会想再次举办这样的盛大会议——特朗普会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事件，展现他能够以其他总统未曾做到的方式与中国进行谈判和交易。我想他会想在这方面大力推动。这是我的猜测。

两位最高领导人有可能和睦相处吗？

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你可能还记得，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去海湖庄园时，他说他给了习近平一大块巧克力蛋糕。但他从未提到过要给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送巧克力蛋糕。

这表明他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具备领导人之间沟通的能力。习近平对特朗普的评价较少，但他本人也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针对特朗普的敌意言论。

这会阻止竞争吗？不会。这会阻止冲突吗？也许吧。在某些领域——我想特别指出科技领域——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将日益激烈，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的共享将减少。

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既可以从中受益，又可能不得不选择一方。这一点不会因为一次会晤而改变。

但两位领导人能否就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可能导致军事对抗的误解进行磋商呢？这或许更有可能。

谈到中国的安全环境，鉴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华盛顿政策的不确定性，北京与邻国的关系将如何变化？

我猜测中国会评估美国在亚洲的安全保障有多稳固。有证据表明，美国可能希望维持甚至深化与长期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关系。

我们知道特朗普对朝鲜半岛很感兴趣。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曾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个人外交。但即使在韩国经历政治变革和诸多动荡之际，我也没有看到美国在与朝鲜关系上有所退缩。

我想说，如果你站在北京的角度看，那么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亚洲的变化比欧洲要小得多。

假设美国的安全保障、海军存在和同盟从亚洲撤出——首先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日本和韩国会认真考虑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他们拥有相应的能力、科学和技术。他们可以做到，但目前不会这么做。

奇怪的是，北京维持该地区相对无核化的最佳选择是鼓励美国留下来。而其大多数邻国也会认同这一分析。

他们想要中国市场，但也想要美国的安全。他们不希望任何一方消失。我认为这就是亚洲局势不同之处，并将影响中美两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方式。

那么南海呢？

南海可能是与台湾并列的最危险爆发点之一。

南海失控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不仅仅是两三个实体之间的争端，而是七八个实体参与其中。美国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

但我想说，中国正在失去一个巨大的软实力机会，在美国安全意图不确定的时候，中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向菲律宾等地区邻国提供保证。

如果中国不寻求增加其海洋和领土主张，它本可以在该地区建立更牢固的信任基础。但目前，中国的军事活动日益频繁，不仅在菲律宾附近，也出现在澳大利亚沿海，这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台湾对北京的重要性如何影响安全环境？

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在多次试图夺取台湾之后，毛泽东在 1972 年北京会见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基本上说，台湾问题可以放在一边 100 年。

这提醒我们，台湾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首要问题。

当前，中国需要思考其在世界地位的变化，原因多种多样。在美国角色转变之际，中国有机会影响世界秩序。

在国内，共产党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包括创造新的就业形式、应对技术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方式以及刺激国内消费，共产党曾多次表示，刺激国内消费是真正重要的国内优先事项。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面对所有这些重要问题，台湾似乎并不是一个能够帮助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或问题。

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的政策重点，就会发现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显然是经济。

中国需要亚太地区经济生产力的提升来恢复其经济活力。这意味着必须关注国内经济，以及如何将其与和平、平静、没有冲突的亚洲联系起来。

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五到十年后，亚太地区对全球经济的推动作用将比现在更大。它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扩张。

然而，要实现这一愿景，亚洲地区必须保持和平稳定，绝对避免战争。任何地区冲突都可能危及亚洲的经济未来，这对中国及其邻国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伴随着建设强国的愿景而来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和官方叙事中也呈现复兴之势。您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治理和外交政策？

这是当今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最有趣、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首先，人们对某些人所谓的传统思想或前现代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包括儒家传统，也包括道教等许多其他领域。

中国政府一直在支持出版中国官文经典，其中倾向于强调适合当代政治的部分。

例如，儒家思想确实对适当的等级制度感兴趣，这显然对共产党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希望人们本质上是稳定和有序的。

但其他一些理念——比如个人的自我发展或自我修养，可能更多地导致人们应该享有个人权利——在党内不太受欢迎。

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深受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影响。

许多理念依然存在，你可以在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话语中听到。他们在赞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的同时，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这两件事如何兼容呢？其实并不容易。

湖南省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招致了不少批评。这档节目名为《当马克思遇见孔子》，试图探讨将这些思想结合起来的困难。

事实上，这两种思想体系在当今中国的运作方式中存在着相当有趣和困难的紧张关系，但我认为它们都是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十年，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是否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思想的中国化以及批判性声音的衰落？您还看到了哪些其他趋势？它们有何影响？

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的知识界已经缩小，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但在其他重要方面，它却扩大了。

这种限制是真实存在的，或许也是中国在发展国内新思维、拓展国际影响力道路上设置的最大障碍。如果国内的新思维受到严格限制，就很难让世界相信你是一股推动新思维的力量。

就包括历史在内的学科而言，大多数人会认为，如今出版和讨论的空间比10年、15年或20年前要小得多。在中国，现代史的许多方面比过去更难研究和撰写。

中国近年来思想界最富成效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那时人们拥有最充分的发言自由。随着中国逐渐适应其在世界上的新角色，这样的时代需要再次到来。一个知识领域非常狭窄，而影响力却非常广泛，这是不可能的。

但我认为有些领域更为广泛，我特别关注的是社交媒体以及它在过去十年中在中国的扩张和增长方式。

事实上，许多想法都是在大众层面上讨论的，即使有审查制度，许多想法仍然会被传播出去——但不包括高层政治，因为那太敏感了，不值得允许——但如果你想想诸如对经济变化的关注，人们对自身财务状况的关注，对女性地位、社会、女权主义的看法，这些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都相当明显。

这与两三个学者坐在智库里写一些重要论文不同，但从理解社会趋势及其如何塑造当今中国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对于反映这些变化非常有价值。

近年来的变化对中国研究界有何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无法在中国进行采访和实地研究，中国研究领域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在西方学习汉语和从事中国高水平研究的学生人数正在大幅下降。这个数字过去一直很高，但之前一直在上升，现在却在下降。

原因之一是，人们觉得在中国进行严肃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家以及需要使用档案馆和图书馆的研究人员而言——比以前困难得多。

真正的中国研究人员需要的是能够旅行并制定自己的议程，能够在地方层面进行采访，使他们能够了解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式，或者收集大量数据，使他们能够了解特定政策的有效性或无效性。

这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工作，它涉及数据的透明度和开放性，以及愿意欢迎数据的收集，而不是假设出于安全原因必须禁止它。

因此，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回到中国，但开放更多能力以便能够在中国进行真正的研究是下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

西方许多国家都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从事重要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但研究中国的西方同行却无法在中国开展此类工作，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不平衡。

您与在牛津大学和现在的哈佛大学教授亚洲研究和中国历史的学生有何经历？

说到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我们确实也有一些西方人，但问题是，他们必须对中国充满热情，愿意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且能够找到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现在很难让学生们相信他们能在中国找到一条真正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之路，所以很多学生干脆把中国排除在外。如果有人说中国的研究非常困难，而韩国的研究很容易，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决定去学韩语。

西方研究人员认为在中国很难进行严肃的研究，这种想法也传染给了学生，他们发现如果研究中国，很难找到职业发展道路。我认为这非常令人遗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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