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制美国贸易霸权，中国怎么做会更成功？
+ 查看更多

夏春：虽然中国在外循环取得显著成就，但仍要尽快解决内循环不畅，消费、物价与就业低迷的现状。中国只有优化经济和产业结构，才能对抗美国的贸易霸权。

夏春

■

4月2日，当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34%的"对等关税"，中国政府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即使特朗普随后将关税升级到远超市场预期的程度，中国都立即展开针锋相对的反制。相比之下，绝大多数被美国贸易霸权打压的国家，没有做出任何反制的举动。少数国家和地区嘴上说着要进行报复，但同时也积极与美国斡旋。唯独中国坚决反制，而且从未主动伸出橄榄枝，这传递出三个明确信号：一是中国不再接受"美方设定议程、中方被动应对"的博弈模式；二是表明中国已准备好承受短期经济代价来捍卫国际贸易规则；三是应对策略的多维度与成熟化，即不再局限于贸易领域的"以牙还牙"，而是通过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控制来增强反制效力。三者均显示中国对自身经济抗压能力的充分信心，展现出非凡的底气与韧劲。

5月8日，笔者接受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邀请，在第196期上海发展沙龙发表了题为《从贸易冲突到秩序重构：美国的困境与中国的韧性》的演讲。我们判断，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将寻求退让与降温，主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果不其然，5月12日中美两国代表在日内瓦发表声明，大幅降低此前互相加征的关税，在未来90天延续4月2日之前的关税，同时进行贸易谈判。

有意思的是，6月以来，美国先后与英国、越南、印尼、菲律宾、日本、欧盟达成初步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均对美国的贸易霸权采取退让与妥协，不仅选择接受美国单方面加征的10-20%不等的关税，而且大幅降低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甚至对敏感行业如农产品实施零关税；他们均同意采购大量美国商品，承诺对美国进行大量的投资或者保持投资增速，并限制来自中国等国家的转口贸易等。相比之下，虽然中国与美国贸易代表在后续谈判中取得进展，但中国始终坚持国家利益，8月12日的谈判截止期继续向后延续90天。

本文将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优势、内生动力的培育机制，以及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动中的长期定位和发展路径。本文强调，虽然中国在外循环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仍然要尽快解决内循环不畅，消费、物价与就业低迷的现状。中国只有进一步优化经济和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对抗美国的贸易霸权。

完整齐全的产业体系

中国经济的底气与韧劲首先来源于完整齐全的产业体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构思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促使中国制定出产业升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2018-2019年特朗普连续挑起贸易冲突，无理制裁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不断扩大对中国企业的“实体清单”。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教授在2018年出版了《天塌不下来》，全面分析了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打压的产业优势。笔者在2019年撰文指出，就如同美国科技产业赶超前苏联来自于1957年“斯普尼克时刻”，中国迎来了“华为时刻”，而这将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全面赶超美国的开始。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中国在联合国分类中的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0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2024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高达31.6%，超过美国（15.9%）、日本（6.5%）、德国（4.8%）、印度（2.9%）之和。这种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使中国能够通过内部结构调整抵消外部冲击，避免单一行业受创引发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2025年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增速5.3%，进口处贸易总额21.79万亿元，其中出口金额突破13万亿元（同比增长7.2%），均创下同期历史新高。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73.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1%，均在出口中表现强劲，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制造业并未衰落，但其高产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产品的高定价。以消防车为例，当华尔街私募股权基金全面收购并控制美国消防车生产商之后，原本40万美元带云梯的消防车被提价到200万美元，生产周期从原来的一年延长到四年，直接导致各大城市缺乏资金更新和维护消防车，这正是今年初洛杉矶火灾失控的关键原因。作为对比，中国生产的同等质量消防车出口价格不到40万美元，生产周期仅六周。当然，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美国企业的高利润转化成为股票长期牛市，而中国企业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往往没有转化成为高利润。

事实上，美国推广的“华盛顿”共识与华尔街的利润与市值导向，鼓励企业外包生产，以机器自动化取代工人，才是美国制造业产出占比与就业占比下降的直接原因（这个现象在全球贸易顺差国也普遍存在）。在特朗普发动对等关税后，美国家庭和企业在YouTube发布了大量视频，指出美国本土生产的商品定价是中国同类商品的2-3倍，他们购买中国商品是自然和理性的选择。

创新发展与高端制造的成就

中国反制美国的第二重底气和韧劲来自创新驱动的转型成效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果。中央电视台在2022年和2024年播出的两季大型纪录片《大国基石》全面展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取得的惊人成就。三年疫情和俄乌冲突阻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来往与交流，美国与盟友呼吁重构供应链的努力成效有限，中国却抓住机遇强化了生产制造和对外输出的能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与南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创新已从跟跑转向并跑甚至领跑，中国汽车出口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先后超越美国、韩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开放单方面旅游免签证之后，外国游客惊讶发现，不仅华为没有倒下，反而从手机生产商升级成为智能汽车方案提供商，而且中国的基础设施，社会安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全方位超越西方。1997-2008年，笔者本人与同学从美国回到中国时，总感觉美国的社会和生活领先中国50年，而现在，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社会和生活领先西方50年。

2025年上半年，全球约65%的新能源汽车、70%的动力电池产自中国，半导体成熟制程自给率进一步提升至55%，并在中端芯片市场持续扩大对美国的市场份额优势。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3D打印设备、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3.1%、36.2%、35.6%。跃升的数据展现中国制造的韧性与活力，其技术密集特性降低了对成本优势的依赖，从而减弱关税影响。

特朗普莽撞地升级对中国的关税制裁后才发现，现在美国经济对中国科技与制造的依赖远远超乎他的想象，他不得不迅速将从中国进口，高达1020亿美元的智能手机、计算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从对等关税中豁免，中国对稀土出口的管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是美国不得不放低身段的关键原因。

逆势上扬的贸易优势

中国反制美国对等关税的第三重，也是最大的底气与韧劲正是在全球贸易独一无二的领先优势。中国的制造业与产业优势转化成贸易优势始于2001年加入WTO，有趣的是，当年中国企业担心加入WTO无法应对外国大企业的竞争压力，但现在反而是美国震惊于中国强大的制造和创新能力，后悔当年同意中国加入WTO。

历史惊人地相似，在2018年美国挑起贸易冲突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从2015年的6000亿美元逐年减少到2018年的3500亿美元，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逆全球化”的负面冲击，预测未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中国经济不得不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

然而超出大家意料的是，中国抓住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现代化浪潮，抓住了疫情封锁和俄乌冲突带来其他国家供应链扰乱的机遇，强化了与亚太15个RCEP国家和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贸易往来（对两者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从2018年的40%上升到2024年的54%，14个百分点的升幅远远大于同期对美国和欧盟出口6个百分点的降幅），贸易顺差从2019年起逐年升高，到2024年接近1万亿美元，远超顺差排名第二的德国的2480亿美元。可能同样出乎特朗普的意料，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因为关税保护而减少，反而从2018年的8900多亿美元增加到了2024年的1.2万亿美元。

宏观分析显示，202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美国政府高达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美国家庭和企业的净储蓄为8000亿美元）。IMF的学术研究发现加征关税无法缩小贸易逆差，也无法提高制造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美国学者鼓吹并一度流行的“中国冲击”说（即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并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早就被后续更严格的研究证伪。

复旦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商品虽然影响了少数美国制造业工人就业和收入，但却大幅提升了美国非制造业（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与收入，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整体上提升了美国人的福利水平。2023年耶鲁大学学者的研究显示，美国经济福利来自于中国的占比要大于中国经济福利来自于美国的占比；中国冲击在2010年之后完全消失；2018-2022年的贸易冲突直接降低了美国人的福利水平。

事实上，在2018-2025年经济繁荣期，美国大幅增加制造业投资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工人就业从仅增加了20万，但总就业却增加了1150万人。由此可见特朗普期待的制造业回流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内，将之归咎于其他贸易顺差国毫无理由，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高关税不仅没有增加美国制造业就业，结果恰恰相反，今年3月到6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4万。

中国反制美国的底气和韧劲还来自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是全球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不仅是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其他国家可以共享繁荣。IMF研究指出2023-2028年，全球经济增长22.6%的贡献将来自于中国，远高于美国的11.3%。美国无理加征对等关税的做法，叠加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破坏国际秩序的举动，都将让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4月以来，盖洛普，益普索和Politico等著名机构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结果，均显示中国的正面国际形象反超美国。

资本市场短期变局与长期影响

2021-2024年拜登政府在美国低失业率下，前所未有地进行财政刺激，叠加美国人工智能突破，促进美国股市大涨，但是，美国债务规模的快速增加与美债连续四年下跌，使得美国资本市场内生风险大幅上升。特朗普就职100天，美股，美债和美元不仅显著低于历史上新总统就职100天的平均表现，而且创下最差表现，股债汇三杀频繁出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发出了清晰的信号反对其经济政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亚洲顺差国的投资者一改过去超配美股，美债和美元的做法，纷纷采取降低或者对冲美元资产仓位，积极回流亚洲市场，亚洲货币大升值。穆迪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加剧了美债和美元的压力，未来欧洲的投资者也会加大对亚洲资产的配置。

当然在短期内，美国《大而美法案》的顺利通过将带来新的财政刺激，通胀不及预期可能促成美联储提前降息，贸易伙伴承诺加大对美国投资等等利好消息可以对冲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长远来看，美国采取高关税来倒逼制造业回流的做法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即使取得部分成功，美国资本市场也会无法继续享受全球化带来低成本生产优势，难以维持持续上涨的势头。

中国需要破除“顺差迷信”和“债务恐惧”

在积极应对美国无理贸易打压之时，中国也应该注意到过去几年外循环成功，但内循环运转并不通畅。2018年提出的“双循环”战略后，出口顺差虽部分替代了房地产投资的引擎作用，但零售增速持续低于趋势，GDP增长偏离长期轨道。银行新增贷款从房地产转向工业，虽然中国在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应对美国新的贸易和科技打压下有更强的底劲和韧性，但房地产，金融等传统行业的下行压力直接造成内需不足与失业压力。天虽然没有塌下来，但狂风骤雨比比皆是。

特朗普将贸易逆差视为“坏事”，但事实上，美国经济向好时逆差扩大，经济疲软时逆差缩小。顺差国（如中国、德国、欧元区）反而面临内需不足与增长停滞的困境，这颠覆了“顺差即利好”的传统认知。顺差国长期宣传顺差优势，同时长期坚持财政保守主义，是造成内需长期萎缩的直接原因。

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在过去30多年中央政府负债高企，但利率长期走低（疫情后因通胀预期回升），而债务低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高利率困境。事实上，贸易顺差国私人部门普遍存在的过度储蓄行为，抑制了利率水平，也造成内需不足。美国的公共部门的高负债（现在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为正）表现出来的贸易逆差，实际是在帮助其他国家消化过剩产能与内需不足。

凯恩斯主义打破了“节约即美德”的传统观念——适度负债可刺激需求，而中国对债务的过度谨慎，可能抑制了中央财政的调节空间。美国贸易逆差和债务规模双双走高，但美国家庭和企业的净财富也在创新高。此外，美国通过人工智能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维持企业定价权优势（避免低价内卷），实现经济良性循环。

相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和家庭的负债率上升过快，去杠杆效果不佳。中国企业即使在产业升级与贸易出口上取得成就，但内部仍深陷“饥饿游戏”式竞争，利润空间被压缩。国家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倾向大企业，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率在G20中最低，若以5%的赤字率测算，2030年前债务风险可控。中国需要突破“债务恐惧”，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中央财政扩张提振内需，而非依赖出口或企业负债。例如，将超额储蓄转化为公共支出（如民生补贴、产业升级），打破通缩预期。

结语

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中，两国能够深入认识到彼此经济与社会的失衡是各自独特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产物，避免相互指责与错误对比，缩小矛盾与分歧。只要双方持续沟通与对话，承诺结构性改革解决失衡，就可以建设更健康的全球产业与贸易体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树立榜样。

中国外循环的成功掩盖了内循环的深层问题，GDP平减指数连续为负、企业利润低迷、消费乏力等现象，本质上是增长模式失衡的体现。提振内循环需破除两大认知误区：一是摆脱“顺差迷信”，正视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二是突破“债务恐惧”，以积极财政政策激活消费与投资。政策层面需将官方措施与民间诉求结合，在房地产与消费联动、国企利润分配、产业自主创新等领域发力，最终实现从“被动出口”到“主动内需”的经济转型。我们期待中国适当放松管制，释放民间活力与潜力。通过分配改革来提振生育，平衡消费与生产。中国人勤劳且富有竞争精神，中国应该增强产权保护，让企业的创富动力“细水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