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减少是福还是祸？这两位经济学家指出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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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育率下降之际，两位经济学家为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辩护。

Greg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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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的生存受到瘟疫、核战争或环境灾难的威胁，人们肯定会要求采取行动。

但如果威胁来自于我们自己对人口减少的被动接受呢？这并非某种理论上的奇思怪想：这是对全球生育率下降趋势的合理推断。

人们并没有要求对此采取行动。事实上，一些人认为人口减少其实是件好事。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专门研究人口学的经济学家迪恩·斯皮尔斯(Dean Spears)和迈克尔·杰鲁索(Michael Geruso)希望改变这种看法。他们的著作《高峰之后：人口、进步与人口价值》(After the Spike: Population, Progress, and the Case for People)深入探讨了人口减少的事实和后果，并慷慨激昂地论证了不应任其发生。

他们的论据并非人们所熟知的、需要劳动力来推动经济增长或支撑社会安全福利的观点，而是基于一个更根本的命题：人口增多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生育数字

联合国估算，去年的全球生育率（即一名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的子女数量）平均为2.25，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略高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的更替水平。

生育率会在降至何种水平后趋于稳定尚不可知。但这两位作者指出，只要生育率低于2，人口就会减少，而目前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2的国家。在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大多数地区，生育率都普遍在下降。

如果全球生育率降至目前美国1.6的水平，2080年全球人口将从现在的80亿增至峰值102亿，然后开始下降。他们写道：“人口不会降至60亿、40亿或20亿然后保持不变。如果出生率长期过低，人类可能会加速自身的灭绝。”

这两位作者并非在预测字面意义上的灭绝。但是，与稳定世界的人口相比，人口减少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谁在倾听？

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他1968年的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预测，全球人口过多将导致大规模饥荒和贫困。现在没有哪个严肃的人口学家会担心人口过多的问题，但埃利希的理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今，许多人，尤其是左翼进步人士，将人口增长与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划上等号。

人口下降已成为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和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等“民族保守派”聚焦的问题。他们关心的并非人口下降本身，而是其本国范围内的人口下降：他们希望有更多本国出生的婴儿，更少的移民。

相比之下，自认为是中左翼的杰鲁索和斯皮尔斯关心的是全人类，而非任何单一国家。杰鲁索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想说服我们的自由派和进步派同仁……他人的生命不仅对那些人有益，对他们自己也有益。”

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迈克尔·斯特劳恩(Michael Strain)指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经济和社会保守派有共同之处，后者将人视为一种资源，而非对资源的消耗。正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推翻了埃利希的论点，他在1980年与埃利希打赌，一篮子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未来十年内将会下跌。他赢了。

本着这种精神，斯皮尔斯和格鲁索展示了人类如何在人口增长的同时，通过聪明才智和行为改变，减少了污染并扩大了可用资源。例如，2013年，中国是世界上雾霾最严重的国家一。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5,000万，但颗粒物空气污染却下降了一半。随着印度人口的增长，得益于营养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该国儿童的平均身高也增加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下降了一半。该书的作者们指出，由于大多数国家现已走过工业化阶段，“一个新增婴儿的终生气候足迹已经在持续下降”。

人口增长实际上使资源稀缺等挑战更容易解决。假设有固定比例的人成为各种想法的创造者：科学家、企业家或发明家。那么人口越多，想法就越多。

解决大多数问题也涉及固定成本。无论服务对象是一个人还是80亿人，研发一种疫苗或一部智能手机的成本都是一样的。人口规模越大，这类投资在财务上的可行性就越大。

斯皮尔斯和格鲁索就人口问题提出的最引人深思的论点与经济学无关。“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美好之事，世界就会更好，”他们写道。“这包括美好的人生：如果有更多美好的人生，世界就越美好。”

这听起来有些感性，但背后有功利主义的逻辑。虽然总会有一些痛苦和贫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正变得更健康、更富有、成就更多，因此，更多的人口将提升健康、财富和成就感的总量和平均水平。谁不想要这样的结果呢？

解决人口减少问题的第一步

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没有解决生育率下降问题的办法。但他们确实成功地驳斥了左翼和右翼就此提出的最流行的理论，例如养育子女的高昂成本、缺乏家庭友好型政策、堕胎，或结婚率和宗教信仰的下降。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儿童保育和育儿假政策比美国更优厚——但生育率更低。加拿大的大学学费更便宜，生育率也更低。在印度，宗教信仰和结婚率都很高，但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韩国堕胎法的严格程度位居世界前列，但该国却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他们给出的有些不那么令人满意的解释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父母（或准父母）宁愿将资源花在孩子以外的其他事情上。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承认问题的存在。目前，生育率下降并没有在整体上被视为一个问题。与现有的为改善孕产妇健康或儿童营养状况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不同，目前还没有有关什么能提高生育率的类似试验。斯皮尔斯希望他们的书能“促使人们停下来思考一下，不要想当然地欢迎人口减少，而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口数量稳定会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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