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远洪谈中国如何化“多危机”为“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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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表示，在创新为王的时代，北京的“定向即兴发挥”仍然至关重要。

Alic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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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远洪（Yuen Yuen Ang）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她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著述颇丰，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轨迹、国际关系以及在碎片化、不可预测的世界中如何适应性发展。洪元媛出生于新加坡，其获奖著作包括《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和《中国的镀金时代》。

作为一名常驻美国的教授，您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是否普遍下降？这是否与美国在华留学生数量的急剧下降有关？

为了把事情放在历史背景中，我会提到我的“祖师”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他曾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政府任职，是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幕后推手。除了政策制定工作外，他还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教育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如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都是他的弟子或师徒，甚至包括我本人。

我分享这个故事，是为了提醒我们，美中关系的先驱们曾多么深入而有目的地投入，帮助美国决策者和公众了解中国。他们不遗余力地构建了一个专业共同体。

如今，我们面临的环境已然不同。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受益于过去的知识投资。

例如，如果美国国会或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想要更好地理解任何议题，他们可以参考全国各地众多中国问题专家的见解。目前已经有完善的机制来收集有关中国的知识。

相比之下，中国是否拥有数十年来积累的类似美国的知识基础？外交政策专家经常争论“西方对中国究竟有何误解”——但我们要反过来想：中国是否也误解了西方？

我认为造成误解的另一个因素是社交媒体环境。

我们都饱受注意力缺失的困扰。以前我们读书，然后是文章、散文、博客，现在更是缩减到只发280个字的推文。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能塞下什么样的信息。信息必须简洁。如果一个故事有两面性，你只能选择并夸大其中一面，才能在一条推文里塞下。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用简单易懂、令人难忘却又不至于过于简化的方式来解释复杂的问题，既要激发兴趣，又不能误导大众。

美国的评论有时会在几天之内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这只是美国自我认知的反映

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的经济体系及其发展轨迹存在哪些误解？

一种误导性的说法更像是一场跷跷板；它声称中国经济将会崩溃，但又声称中国将统治世界。

美国的评论有时几天之内就会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2024年，城里热议的话题是“中国巅峰”。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着这件事。仅仅几个月后的2025年，你还听到有人谈论它吗？突然间，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纽约时报》发表像托马斯·弗里德曼专栏那样的文章：“我刚刚看到了未来。它不在美国。”

发生了什么？中国经济在五个月内就大幅复苏了吗？没有。这与中国的现实无关，只是美国自我认知的体现。

去年，拜登政府任期即将结束之际，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疫情过后，美国经济强劲反弹。因此，当时人们对美国充满信心。相比之下，中国正深陷房地产崩盘和通货紧缩的泥潭。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与美国人的信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见顶”的迷因开始盛行——包括在亚洲。

但到了2025年，美国局势突然发生变化，悲观情绪开始蔓延，中国再次显得令人恐惧。

简而言之，人们的感知和传播可能与现实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实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美国人的感知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您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一书中，将中国的经济体系描述为“定向即兴创作” 。您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中国的发展模式并非像许多外国观察家所想象的那样，是由高层规划的，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时期并非如此。相反，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高层的指示加上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等众多基层参与者的即兴发挥的结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在中国国内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中国模式”。

定向即兴创作违背了我们通常看到的二元论：要么自上而下的规划，要么自由市场。事实上，这两种极端并不存在。美国经济并非100%的“自由市场”。政府对经济进行严格监管，并引导创新。

在中国出口导向型大规模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定向即兴发挥的一种表现是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吸引投资的方式。这导致了多种区域模式的出现，一些地方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心，而另一些地方则以私营企业为中心。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且存在贸易战，但贸易仍然“至关重要”

近十年过去了，您是否观察到该模型有任何变化？

如今，“定向即兴”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但其发展方向和目标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已进入新的篇章。

北京希望摆脱高度依赖低成本出口、建筑和房地产的旧经济模式，转而发展高科技、创新驱动型经济。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了“定向即兴发挥”在新语境中的体现。中央政府在督促地方政府改变方向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设定了新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向地方官员发出信号，表明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实现GDP，而是创造高质量的GDP。

而地方政府也在想方设法吸引投资和初创企业，但重点关注中央政府奖励的行业和创新类型，例如电动汽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I）。

但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绩效指标（KPI）的设定和执行相对容易，因为它们简单且可衡量。例如，GDP、税收或工业产出。

但如今，中国已进入高科技发展阶段，其期望结果变得越来越模糊，难以确定。

例如，中央政府为专利设定了关键绩效指标 (KPI)。为什么是专利？因为它们是最可量化的创新产出。最初，KPI 是每年一定数量的专利。但可以想象，地方政府开始围绕这个数字进行博弈。

这无意中催生了一个专利代理人行业，他们专门申请尽可能多的专利。他们想方设法地增加专利数量，却实际上并没有促进创新（例如，为同一项发明申请多项专利）。多年后，这促使中央政府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罚。这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您是否认为地方政府为达到中央政府目标而相互博弈的模式会成为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问题？

从定义上讲，创新是不确定且不可衡量的。这与大规模工业化不同，在大规模工业化中，政府和企业都知道要生产什么——也就是面向富裕市场的消费品，比如鞋子和烤面包机。

但随着新兴技术的出现，最好的产品是你无法想象的，或者它们看起来太过超前，以至于政府官员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的投资。

例如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有多少人能自信地说他们了解这些技术？一个不是该领域科学家或发明家的政府官员，怎么知道如何监管这项技术，或者知道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激励？

简而言之，创新的不确定性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而且，这并非中国独有的挑战。所有摆脱贫困、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的亚洲经济体，即使是那些希望更进一步、成为创新强国的高收入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美国政府也同样如此。

您认为中国的体制框架是否使得应对这一挑战更加困难，或者能否找到解决方案？

在中国的背景下尤其有趣的是，它仍在使用熟悉的官僚工具来实施以技术和创新为中心的“定向即兴创作”。

另一个挑战是，中国如今的发展目标繁多。过去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目标清单很短，基本上集中在一件事上——GDP。因此，无论GDP是通过出口、房地产还是建筑业创造的，质量都并不重要。

但如今中国面临着诸多不同的期望——发展必须环保、包容、创新。这些目标中有很多是相互冲突的。例如，如果想要GDP快速增长，就必然与环境保护存在冲突。

中国政府官员清楚地知道，中央领导层希望迈向高科技、清洁、包容的发展。但在实施这一愿景时，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工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同。他们没有可以照搬的剧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可以效仿东亚的后工业化模式。如今，可效仿的榜样并不多。中国本身已成为先驱，其他国家也将其视为榜样。

因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定向即兴发挥”。尽管目标明确，但通往目标的道路却不清晰、未经检验或模棱两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动员众多参与者进行创造性的适应。中央政府，甚至地方政府，都无法提前知道解决方案。

您曾将中国早期发展的原则描述为“因材施教”。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您认为未来十年保持经济势头需要哪些本土资源或能力？

如今，中国正致力于创新驱动发展，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具实验精神的官僚体系，并且必须愿意倾听。因为在创新方面，政府官员并非真正了解成功之道的人。只有科学家或企业家才知道。政府不可能计划创建人工智能初创公司DeepSeek ；它只能创建一个可能催生DeepSeek的生态系统。

换句话说，政府必须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命令作用。如果政府试图命令创新，实际上只会扼杀创新。

他们需要拥有不同的心态，一种更能接受失败的心态。这在任何公共部门都很难做到，因为政府官员天生就厌恶风险。

比如，地方政府设立了很多政府引导基金，由于其运作模式类似风险投资基金，所以失败率本来就很高。

最近一场政策辩论是：可接受的失败率应该是多少？政府能容忍多少失败？如果政府频繁失败，是否意味着它没有尽职尽责？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我认为，地方政府仍然愿意涉足这片未知领域，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创新能力。因为我可以想象，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可能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讨论。

比如，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这就会很困难，因为公共资金受到严格审查。如果政府投资数十亿美元却失败了，就必须向纳税人负责。

胜利的一方，如果真能取得胜利，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弱点、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的一方。

您认为这是中国相对于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之一吗？

中国的体制有优有劣。通常，这场争论被设定为一场简单的赛马：中国体制还是美国体制，哪个更优越？

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是，中美两国的体制各有优缺点。我想说，如果真能取得胜利，那获胜的一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弱点、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的一方。

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更大的犯错空间。它可以更加大胆，可以做出在民主国家政治上难以做出的大赌注。

但同样的优势也会带来负面影响，那就是它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这种浪费的规模可能大到超过任何成功。

正因如此，在中国的国情下，找到一种既能承担风险又不至于过度浪费的方法至关重要。但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公式来找到正确的平衡点。中国政府一边驾驶飞机，一边建造它。

您曾说过，将控制与自由二元对立过于简单化，美国政府的“去中心化协调”模式实际上与中国的经济体制相似。鉴于此，您认为两国之间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制度相似性？

是的，它们确实有相似之处——我称之为“两个镀金时代的冲突”。它们被忽视了，因为人们认为中美是两个截然相反、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外交政策分析家喜欢用“文明冲突”这个词。

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很容易让人从两个对立面的角度来思考。它让人们把自己的文化偏见投射到辩论中。因此，它很有吸引力，但却掩盖了中美政治经济之间重要的相似之处。

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自由市场的捍卫者。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推行产业政策，但从未将其推向市场，因为产业政策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与其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相悖。

研究美国创新的学者将这种在幕后悄然运作的体系称为“分散协调”。美国创新网络广泛且高度分散，涉及众多公司、发明家、研究实验室和大学。

美国政府的作用是协调这个网络。例如，制定战略方向，识别需要政府干预和支持的规模化瓶颈，并提供种子资金。

如果你仔细想想我刚才所描述的一切，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是中国的“定向即兴表演”吗？

认为中国创新完全自上而下，而美国创新完全自下而上的印象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创新是使用不同工具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定向即兴创作”。

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体制高度以国家为中心，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美国体制下，政府则把自己视为并自称为一个协调者。

另一个区别是规模。美国政府为初创企业和新兴技术提供了各种补贴和资助。但中国政府目前提供的财政支持规模要大很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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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这项技术进步将在多大程度上重塑我们对机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技术创新最终会改变游戏规则吗？

在发展讨论中，存在一些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将科技视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

人类一直在不断创新。还记得计算机诞生之初，带来多么革命性的变革吗？

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更难以预见新技术的影响。我们正在尝试人工智能，对它感到惊喜，同时也感到恐惧；它究竟能走多远？

机构无疑将发挥关键作用，但在创新时代，规划的重要性将减弱，而指导的重要性将增强。而传统的管理则完全围绕规划展开。

如果你上网搜索“定向即兴创作”这个词的历史，你会发现它最早出现在计算机编程领域——尽管《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是第一个将其应用于发展语境的书籍。起初我感到很惊讶。但这也很合理，因为计算机编程就是设定创作的参数。

从根本上来说，编程和管理的逻辑有相似之处：如何设计一个创造性的环境？

没有方向的适应是行不通的。如果没有愿景、没有规则、没有参数，最终只会一片混乱。但你也不想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自上而下的指导，缺乏来自基层的反馈和创造力。

创新并非政府能够规划，更无法掌控。它是众多参与者互动的结果。政府必须扮演有效的导演角色，让富有创造力的人们贡献创意，共同打造一部原创的戏剧。

西方经常批评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和制造业，国内消费疲软。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想换个角度来理解。在这个特定时期，西方正试图实现再工业化。这与中国进一步提升先进制造业能力的目标相冲突。

因此，西方政策制定者理想情况下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减少出口驱动，增加消费驱动。他们的批评反映出经济模式的竞争。

一些美国官员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归因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为中国出口产品打开了巨大的市场。随着中国面临贸易紧张局势和关税加剧，这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中国会通过国内消费以及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来抵消其影响吗？

我认为，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悖论：持续的增长放缓与令人瞩目的科技繁荣。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能否摆脱旧有的增长模式，转向新的增长模式？中国目前正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优势与劣势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象。

贸易紧张局势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16年，中国就开始经历贸易紧张，有人甚至认为更早。

因此，中国决策者已经知道，他们不仅必须摆脱美国市场，而且必须摆脱依赖高收入市场敞开大门的出口工业化模式。

你可以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致力于多元化和开辟新贸易路线的努力的一部分。但这项努力才刚刚起步。坦白说，它才提出不到10年。

我认为其中一些努力已经取得了成果，但还不足以弥补失去美国市场的损失。毕竟，美国消费市场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中国面临的这个中间地带，也是全世界面临的。在西方，大家都在谈论从旧经济秩序向新兴经济秩序的转型，而我们尚不确定这种转型的具体形态。

中国早期的发展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发展始终意味着模仿和抄袭。在旧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中，发展意味着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都向西方靠拢。尽管没有明确表态，但全球发展实际上是一项同化工程。

因此，如今我们正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秩序走向多极化，我们必须谨慎——不能简单地把效仿的目标从西方转移到中国。那样只会重复一个本来就错误的逻辑。

因此，我一直对其他国家的建议是，应该向任何国家学习，但只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学习不是抄袭。无论你吸取什么教训，你仍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进行调整。中国发展经验的启示在于，成功必然需要适应。尽管中国在东亚地区有后工业化国家的榜样，但它也根据中国国情调整了这些国家的模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后发国家无法复制中国的道路，因为全球化的大门如今已半闭。像越南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指望着重复中国20年前的做法，通过出口摆脱贫困，因为时代已经变了。

旧经济秩序在结构上是不公平的。它要求穷国做出牺牲……以便为富裕市场的消费者廉价生产商品。

您认为中国在规划未来发展道路时有哪些值得反思的警示教训？

我遇到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地方官员，他们反思并遗憾地表达了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遭受的污染。

我的研究包括去不同的地方亲眼观察当地的自然环境。我经常会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完全干涸的河边。当地人告诉我，这条河里曾经鱼儿众多。我努力想象着40年前它是什么样子。

当你亲眼目睹时，你会发现环境破坏并非空谈。中国中产阶级现在消费的是三四十年前他们没有的商品。但你也会看到河流干涸，空气和土壤受到严重污染。

我听到当地官员说：“这值得吗？”中国如果不以牺牲自然环境这么多为代价，能实现发展吗？

我认为许多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包括韩国甚至英国，都走过了这条严重污染，然后又恢复治理的道路。但有些自然环境的损失或许过于严重，无论多少钱都无法挽回。

所以，对于今天的开发商来说，这是一个警示。在气候危机日益恶化的当下，为了实现快速的GDP增长，真的愿意付出不可逆转的代价吗？

随着全球秩序似乎正在重塑，关于不确定性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您预测世界经济将走向何种轨迹？又将出现哪些新的模式或治理框架？

“多重危机”一词广为流传，用来形容我们当今时代似乎标志性的混乱局面。但我对此的看法并非完全悲观。我认为当前形势与其说是“多重危机”，不如说是“多元和谐”。

是的，现有的体制正在瓦解——其中一部分是好的，但一部分则不好。

旧有的经济秩序在结构上是不公平的。它要求贫穷国家牺牲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力，为富裕市场的消费者廉价生产商品。结果，富裕市场的消费者过度消费。他们购买了并不需要的东西，加剧了气候危机。然后，富裕经济体转过身来说：“你们给我们制造了麻烦。我们正在去工业化，这是你们的错。所以我们要发动贸易战。”

当然，旧的经济秩序有其好处，它给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提供了通过出口工业化摆脱贫困的机会。但它也存在着我刚才所描述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如果正在崩溃的秩序从一开始就不完美，那么多重危机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但如果现有的不完美秩序正在崩塌，还有什么替代方案呢？危险在于，替代方案可能更糟——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我创造“多元性”（polytunity）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未来的可能性。

例如，尽管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贸易战感到焦虑，但它们也发现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声音比以往更大了。它们在多极世界中拥有了更大的凝聚力。

所以在我看来，这并非全是坏事。“多重危机”只会让那些依附于旧秩序、从中获益过多的人陷入瘫痪。对于那些并非如此的人来说，它提供了反思现状、创造更好替代方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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