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拿马运河博弈看“破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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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Nexus创始人刘天逸表示，破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供应链断裂或者再造，投资与资本流动趋向区域化、集团化，技术与标准走向分裂。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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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逸，Policy Nexus （汇策）创始人兼CEO，前头部科技公司驻北美政府关系与公共政策代表，参与过最高级别企业与地缘政治重大专项，具备处理复杂项目的能力与成功经验，同时是中美关系、中加关系一线从业者，曾广泛参与中美、中加产业与政策各项交流，帮助促进了中国、加拿大、美国和欧洲政策界、学术界，商界，产业界之间的多轨道对话和沟通；熟悉国际关系、公共政策、政府事务、法务合规等业务，具备丰富的实操经验，能够充分利用其独特的行业经验为客户在政策分析、海外公关，法务和管理咨询，项目落地等提供服务。作为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作生活的公共政策与公关专家，对加拿大，美国之间特殊双边关系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判断。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你如何看待近期围绕巴拿马运河港口运营权所产生的商业博弈和背后的大国角力？

刘天逸：围绕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运营权的转让，不仅是和记黄埔拟将资产出售给以贝莱德集团为首的美国财团的简单商业交易，更是在反垄断审查、巴拿马审计署合法性与经济效益审计以及当地法院诉讼多重制度框架下的复杂博弈。巴拿马则必须在吸引外资与维护国家主权、法治与区域多元化合作之间寻求平衡。

与此同时，这场交易也折射出大国在全球基础设施领域的较量：各方视港口运营权为确保区域安全与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杠杆，多重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交织，使得这一进程充满不确定性，也提示各方只有在透明、公正且包容的合作模式下，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兼顾经济效益与地缘政治风险，真正维护全球物流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问：你刚才提到了港口运营权背后牵涉到多重制度和法规博弈，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将不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

刘天逸：是的，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局势加剧分化的背景下，基础设施不再仅仅是物流和经济效率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承载着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技术主权的意义。以往企业或投资者评估一项港口或能源项目，更多从回报率、建设周期、地理位置这些维度考虑；而如今，哪国资本、哪种技术标准、与谁合作、合同适用哪个司法体系，这些因素变得越来越关键。

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参与方还是东道国，都会面临更多“非商业性”的考量。很多项目的成败，可能不是取决于财务模型，而是取决于政治与安全框架下的“可接受性”。这无疑提高了项目的复杂性，也对企业全球布局的策略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问：那么巴拿马运河的这场博弈会是个例吗？

刘天逸：巴拿马是一个范例。但其实还有类似中小型国家。在大国博弈背景下，许多中小型国家同样在主权、安全与发展诉求之间艰难抉择。在这个区域以及全球范围内都会看到更多因为大国博弈产生的外交和经贸上的变化，全球企业都要适应。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破碎全球化”。

问：“破碎全球化”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概念，你能进一步解释它的含义和由来吗？

刘天逸：先前的全球化好比“全球一张网”，或者“全球一块布”。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区域，都被全球市场充分卷入，自由流动，而目前，这块完整的“布”，成了“破碎的布”。全球市场一整块布上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了一个个的破口，勉强还是“一块布”，然而是“破碎”的。因此，我把它概括为“破碎全球化”。英文叫做“shattered globalization”。

问：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述，那在实际操作层面，这种“破碎”会如何体现？企业或国家会感受到哪些具体的变化？

刘天逸：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供应链断裂或者再造，不再以最低成本为核心，而是围绕“安全”、“自主”、“可信”重新构建。第二，投资与资本流动趋向区域化、集团化，有更多政治化安全化的选择与限制。第三，技术与标准走向分裂，不同阵营之间互不兼容，甚至互相排斥。这对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制度、政策、商业逻辑全面重构的压力。

问：结合现实，我们该如何理解“破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刘天逸：“破碎全球化”并非短期现象，而是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正在成形的新常态。在这种格局下，全球的供应链、投资流动、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正逐步被安全、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逻辑所重新塑造。

美欧推动“友岸外包”和“去风险化”，强调对关键技术、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控制。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等机制和国际协定强化与新兴市场的互联互通，打造更具自主性的产业链体系。这些趋势使得跨国企业越来越难以在一个统一、稳定、非政治化的全球市场中运作，而必须学会在多元化的法规体系、政策导向和价值观之间游走。

企业若要在这种“破碎”的全球化格局中生存并发展，必须调整传统的成本效率思维，更加重视韧性、安全和合规性。一方面，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布局，避免对单一国家或市场产生高度依赖；另一方面，也需强化政治和法律风险的监测预警能力，并在组织架构中建立灵活应对突发政策或贸易变化的响应机制。

同时，本地化运营、合规团队的强化以及多场景的战略预案也将成为未来企业运营的标配。破碎的全球化不再是企业可以规避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的结构性现实。只有那些主动适应、在制度分化中寻找新增长点的企业，才能真正实现穿越周期的战略安全和持续竞争力。

问：那么在“破碎全球化”的长期格局当中，你对于各方尤其是企业有哪些具体建议？

刘天逸：对于各方，尤其是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破碎全球化”的格局下，寻求稳定和持续增长的贸易关系，并在增长和互利共赢中尝试“结痂重生”。在“破碎全球化”的长期格局下，各方尤其是企业面临的挑战，不只是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更是在多重分裂的制度、标准、市场中，如何重构信任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

因此，对企业而言，最关键的是学会在不稳定中寻找稳定、在分裂中发现连接的可能，从而在裂变的全球经济秩序中“结痂重生”。

问：能否具体展开一下，这种“结痂重生”意味着什么？

刘天逸：首先，企业需要重新理解“全球化”的含义。它不再意味着无边界的市场准入与成本最优解，而是更具战略性的资源配置与多边合作。企业应主动构建“多轴心、多接口”的全球布局网络，通过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弹性互补的供应链体系，降低单点风险，同时提升整体系统的适应性和恢复力。

其次，要强化与地方政府、区域组织、行业协会的互动能力。政策和标准的不确定性本质上是“规则的竞争”，企业需要提升对本地政治、文化与监管环境的感知力与应对力。尤其在技术、能源、基础设施等敏感领域，更要建立合规、可信的生态伙伴关系，用“可信赖的网络”来替代以往对全球统一平台的依赖。

再次，企业应主动承担更多跨文化合作与制度兼容的桥梁角色。在大国之间存在战略分歧的背景下，中小经济体、地方政府与多边机构仍有合作空间。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中介优势，推动标准融合、绿色发展、人才交流等“去政治化”的合作方向，为破碎格局中寻找“黏合点”。

最后，长期来看，企业的韧性将来自“增长与合作的再定义”——不是回到过去一体化的旧全球化模式，而是在更复杂、更多元的世界中摸索新的商业逻辑与合作模式。在“破碎全球化”中坚持“长期主义”、坚持共赢理念、坚持技术和价值创造的企业，将更有可能穿越周期，成为未来世界新秩序中的稳定力量。

问：我能感受到你持有一种长期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心态。你对目前中美关税冲突螺旋怎么看？

刘天逸：是的。我们的确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面对未来巨大的挑战，不需要抱怨，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真心地想为世界各国，友商，消费者，带来公平的利益交换，好的产品与服务以及价值，会自发地形成一条“良心通道”。好的买卖哪怕隔着千山万水，最终是一定会达成的。

讲得再具体一些，有良知的商品与服务，是指那些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能够为客户提供实实在在帮助的产品或服务。这类商品和服务不仅能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甚至能够在困难时期为客户提供温暖，抚慰他们的心灵。它们既具备性价比，又能够给予客户情绪上的慰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商品和服务应当是客户能够承受的价格，让每个客户都能获得应有的帮助和价值，而不会因为价格过高而使他们无法享受。这样的商品和服务，不仅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发挥作用，还能为客户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我坚信，无论商品或服务面对多高的关税或多远的距离，只要它们具有实际的价值，能够利人利己，最终都会达成有效的价值传递。如果在实现这一过程中有人制造障碍，试图阻止这种互利的交易，这些障碍最终会被人心所冲破。

我们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公平与良知的力量。我看到，关税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对美贸易的阻隔，但在看似没路的时候，“良知和希望”会形成一条通路。如果说什么能够穿越周期，我认为“良知与希望”的力量会穿越周期。如果中国企业能够给各国的消费者与受众在混乱的时代，提供具有“良知与希望”的价值，我认为这种产品、服务、坚守就有穿越山与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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