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学者艾贾兹•侯赛因：中巴关系的“铁”与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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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贾兹•侯赛因表示，中巴已从以安全为中心的合作演变为全面的战略联盟，但在中巴经济走廊、恐怖主义、债务等方面，中巴关系面临新挑战。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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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贾兹•侯赛因博士是一位专门从事军民关系、外交政策、南亚和“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政治分析的学者和分析师。他目前担任拉合尔经济学院社科系副教授，并在中国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担任非驻院研究员。2010年，侯赛因博士获得海德堡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于201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

他的研究重点是军民关系、巴基斯坦的国内外政策、“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PEC）、“一带一路”倡议（BRI）以及涉及印度、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地区安全动态。他著有《巴基斯坦的军事机构、政治和国家》（2013年），并共同编辑了《当代巴基斯坦的展望》（2020年）。

侯赛因博士是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AAD)、富布赖特 (Fulbright) 和复旦发展研究院（FDDI）研究员，曾在巴基斯坦和中国机构任教，其中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他的学术作品发表在《武装部队与社会》和《中国政治科学评论》等期刊上，而他的评论则出现在《南华早报》、BBC、《环球时报》、巴基斯坦“The News”及《中国日报》上。

以下是访谈实录。

艾贾兹•侯赛因
问：你参加了复旦大学在4月底举办的“上海论坛”，你向听众朋友表达了哪些主要观点，从这次学术交流中获得了什么收获？你如何评价这次上海论坛？

艾贾兹•侯赛因：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上海论坛上，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分析了巴基斯坦自1947年以来的经济史如何揭示了政治力量在塑造发展模式中的首要地位。我着重于巴基斯坦交替依赖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军事主导的开放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每一项都未能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增长。此外，我提出，巴基斯坦早期采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模式造成了城市偏向和精英俘获，同时边缘化了农村穷人和东巴基斯坦。这种排斥模式在阿尤布•汗的“自由化战略”下持续，该战略将财富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加剧了地区不平等，引发了东巴基斯坦的最终分裂。布托时代的“国有化”运动虽然在言辞上具有再分配性质，但效率低下且精英再生，而随后的齐亚及其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由援助和汇款驱动的暂时繁荣，而非结构转型。这些改革往往加深了不平等，未能加强制度。即使是最近的倡议如“Uraan Pakistan”，也因未解决的结构性弱点，如狭窄的税基和脆弱的制度而面临挑战。

我的分析强调，政治而非经济是每次发展战略转变背后的决定性力量。为了打破精英驱动的增长和周期性危机的循环，我提出了一种长期策略，专注于人类发展、包容性治理和机构改革。该论坛是一个丰富的跨区域学习平台，我发现学术交流既刺激又有意义。

我从上海论坛上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和经验。首先，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让我与一群多元化且具有学术素养的听众分享我的研究和观点。其次，我有机会与全球南方——包括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的学者和专家进行交流，他们深入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这些交流不仅在学术上令人兴奋，对于建立学术网络和跨区域公共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我亲眼目睹了中国机构内部学术卓越性的提升，特别是在复旦大学。对话的质量、研究产出和机构组织都突显了中国在全球知识生产中日益增长的作用。

在评价方面，上海论坛在过去20年里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学术平台。有超过600名参与者，该活动不仅促进了严谨的学术交流，还促进了有意义的社会文化互动。它促进了关于发展、治理和国际合作等主题的对比和全面知识的产生。我认为论坛是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思想领袖的独特汇聚点，他们寻求在一个建设性的“南南合作”框架内应对当代全球挑战。

问：巴基斯坦和印度目前正处于紧张的军事对抗中。这场军事冲突与前几次武装冲突有何不同？你预测这场冲突的趋势会是什么？

艾贾兹•侯赛因：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最近的军事冲突可以更恰当地被描述为一场“有限战争”，但与之前的冲突（如2019年的“巴拉科特对峙”）在范围和影响上都有显著不同。在我看来，三个关键发展使这场危机与众不同，而从法律、战略和人道主义角度分析，情况则特别令人担忧。首先，印度通过无人机袭击并随后针对巴基斯坦境内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导弹袭击，侵犯了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升级步骤标志着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使在1999年的卡尔吉尔战争（一场高空武装冲突）期间，也没有发生过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和领土主权的行为。印军故意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构成了对《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准则的违反，这些准则禁止在自卫或不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第二，印度单方面暂停了《印度河水域条约》（IWT），这是一项由世界银行斡旋，于1960年签署并在1965年、1971年和1999年全面战争期间得到维护和遵守的协议。这一单方面废除可能会开创一个破坏稳定的先例，从而进一步削弱双边关系的信任和可预测性。

第三，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对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帕哈甘姆（Pahalgam）进行恐怖袭击，但没有提供可验证的证据，因此，利用这一未经证实的说法来证明其军事行动的合理性，这反映了莫迪政府一贯奉行的模式，特别是其依赖于高度政治化的安全叙述，这些叙述植根于“印度人民党-国民自愿团”（BJP–RSS）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公开敌视巴基斯坦。目前，由于美国的调解，这场有限的战争似乎已经降级，但我认为停火是脆弱的。鉴于双方长期的不信任以及当前印度领导层支持的印度教极端主义驱动的对立，类似的事件可能会在未来重演。未来的任何恐怖袭击，无论其起源如何，都可能被莫迪政权用作对巴基斯坦进行新一轮所谓“惩罚性打击”的借口，从而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因为巴基斯坦会像在最近的这场小型战争中那样进行报复。

问：中国人一直称巴基斯坦为“巴铁”。你如何看待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铁”的关系？你认为这种牢固的关系与国家间的联盟有何不同？

艾贾兹•侯赛因：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并没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巴基斯坦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东条约组织”等军事联盟坚定地与美国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结盟。相反，中国在亚非团结和“不结盟”的旗帜下，在意识形态上与印度更为接近。1962年中印战争和1965年印巴战争后，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差距显著缩小。转折点出现在1966年，当时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了第一份防务协议。自那时起，两国发展了一种通常被称为“铁兄弟”的关系——这个词强调了这种关系的深度、持久性和韧性。

随着时间推移，中巴关系从以安全为中心的合作演变为全面的战略联盟。在军事方面，中国现在为巴基斯坦提供了超过70%的常规武器，包括先进的平台，如“JF-17 Thunder”（共同生产）和“J-10C”，后者在最近与印度的有限战争中得到了使用。重要的是，自2015年“中巴经济走廊”（CPEC）启动以来，双边关系的经济层面显著扩大。CPEC在基础设施、能源和物流领域带来了重大投资，从而帮助巴基斯坦解决其发展差距。

尽管如此，双边伙伴关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首先，中巴经济走廊的进展已经放缓，特别是自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政府质疑其透明度和治理结构后至今。其次，尽管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巴基斯坦也试图重新平衡与美国的关系，这当然是由经济和外交因素驱动的。第三，最近的恐怖主义活动激增，特别是由“巴基斯坦塔利班”（TTP）和“俾路支解放军”（BLA）发起的危及中国人员的安全，甚至导致了一些人员伤亡。最后，巴基斯坦不断增加的债务——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贷款——已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需要展期和重新安排。

问：你有在美国留学的经验，你认为那时候的美国和现在的美国有什么不同？你对特朗普2.0新政对巴基斯坦征收的29%关税有什么看法？

艾贾兹•侯赛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经历了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相对经济稳定的时期，当时乔•拜登担任副总统。那是2016年上半年，也就是11月总统选举之前。虽然美国经济看似有韧性，社会也适度包容，但政治两极分化的暗流显而易见。我目睹了进步团体聚集起来反对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他的民粹主义竞选基于民族主义、反移民情绪和经济保护主义。

当我于2017年底离开美国时，这个国家已经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开始经历重大的社会政治转变。威权主义倾向似乎正在扩大。种族定性、仇外心理、伊斯兰恐惧症和仇恨犯罪激增。在经济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这对美国消费者和小企业产生了反作用，从而提高了成本并引发了通胀压力。

然而，拜登总统随后的任期带来了外交和国内政策的调整。他领导的政府适度降低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帮助对抗通货膨胀。然而，拜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明确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不幸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战争——疏远了许多进步和独立的选民。民主党在加沙军事行动中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严重侵蚀了公众的支持，从而导致他们在2024年选举中失败。

在特朗普2.0时代，对巴基斯坦商品征收29%的关税反映了重新采取的保护主义经济立场。尽管此举被标榜为所谓的“普遍关税”的一部分，但它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经济体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该关税可能会损害巴基斯坦的出口潜力，加剧贸易失衡，并抑制其脆弱的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损害美国的供应链，提高消费者价格，并破坏南亚的长期经济形势。此外，种族定性和反移民情绪再次抬头，特别是在保守的美国各州，即使是学生和研究人员，签证拒签和撤销也增加了。当前的环境可能会让国际学者和专业人士重新考虑是否将美国作为一个安全和受欢迎的目的地。

问：你如何看待中美之间长期的关税冲突？你认为中美关税冲突将对巴基斯坦产生什么影响？它将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什么影响？

艾贾兹•侯赛因：美国和中国之间旷日持久的关税冲突反映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竞争。在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重新提出了他在竞选时对失业的白人劳动阶层的核心承诺——通过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来创造就业机会。其逻辑是，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中国进口产品的冲击将促进当地制造业，并恢复就业。然而，这种做法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些关税非但不能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反而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从而伤害到他们试图帮助的社会经济群体。住房、食品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已经面临压力，并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进一步飙升。然而，中国拥有应对美国关税措施的韧性和政策工具，就像在第一轮贸易战期间所做的那样。尽管如此，两个经济体是高度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运作。令人鼓舞的是，有媒体报道表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可能正在制定一项有限的贸易协议。这将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和信号，并提醒人们，尽管全球化存在矛盾，但它仍然是全球经济稳定的一个必要框架。

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看，这场持续进行的贸易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巴基斯坦可能在短期内从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中受益。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以外寻找替代生产中心，巴基斯坦可以定位为次要的制造目的地，当然前提是它能够提供政治稳定、监管改革和物流能力。然而，在现实中，巴基斯坦的结构性限制，从能源短缺到工业深度有限，使得这种转变难以在短期内大规模实现。

更严重的是，中美关税战使“一带一路”重要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的外部环境走向复杂化。随着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剧，“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在华盛顿越来越被视为中国在南亚及其他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手段，而不是发展工具。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现在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它享有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受益于几乎为零的关税——而它自己对美国商品征收超过40%的关税。如果特朗普政府实施对等关税，伊斯兰堡可能会被迫减少自己的关税。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双边债务不断上升。巴基斯坦政策制定者将如何应对这一日益复杂的局面，将决定该国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外交。

问：FT中文网在全球华语世界拥有卓越的影响力，你想借这一机会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你对巴基斯坦与中国关系有什么展望？

艾贾兹•侯赛因：作为“巴基斯坦-中国”关系长期观察者和贡献者，我想向中国读者，特别是从事政策、学术和媒体工作的读者传达以下观点。首先，尽管面临短期挑战，但“巴基斯坦-中国”关系将保持持久性和韧性。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和历史信任，这一伙伴关系会继续发展。尽管近年来由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过渡、财政赤字和安全问题，中巴经济走廊经历了延误，但双方都不太可能放弃这一走廊。该走廊仍然是巴基斯坦长期经济规划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

其次，鉴于印巴关系的结构性不稳定，定期的危机，即军事对峙，不应让人感到意外。中国作为该地区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和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国，应敦促印度寻求对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地区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将有助于该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发展。同时，中国媒体可以在向印度受众传达信息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说明单方面行动，如暂停或废除《印度河水域条约》，可能会引发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另一场有限战争。此外，此类行动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损害印度自身的利益，因为印度的许多河流发源于中国控制的领土，毕竟中国是上游国家。

第三，加强中巴文化学术交流。虽然巴基斯坦年轻人对西方教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对中国也可以培养类似的热情。然而，目前巴基斯坦学生和学者的签证程序仍然很繁琐。例如，即使是短期学术访问也需要巴基斯坦外交部认证的警察品格证明，这不仅耗时而且成本高昂。简化这一程序将发出积极的信号并鼓励认真的学术合作。

最后，未来的合作必须超越基础设施领域，重点关注自由贸易、科学研究和创新，特别是在空间技术、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领域。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深化双边关系，还有助于巴基斯坦技术层面的自力更生和地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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