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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4 10:08
商业与经济

过去十年,多个关于中国的“预言”宣告破产

胡鞍钢:第一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哪些历史性成就?
天安门人群中共中央政治局承诺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整理/高艳平】

十年全面深化改革圆满完成

记者:我们知道您刚刚发布了《新时代中国全面改革的成就和评估》报告,对过去十年的全面改革进行了评估。十年改革内容非常广博,你们的总体评价是怎么样的?

胡鞍钢:从2012至2021年,并延续到2023年年底,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两次总体设计和重大决策。根据党中央2013年和2019年相继作出的两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从七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系统的客观的总体评价:

即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如期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包含336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的成效。

换言之,第一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圆满完成。这意味着从今年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开启第二个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过去十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可简称为“国家良治”。它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交互过程。所谓“良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仍将是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词和关键词。所以我们期待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根据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目标,对未来五年乃至2035年全面深化改革,与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次作出战略部署。

记者:您提到了七大方面的评估,可否先请您谈谈,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过去十年有哪些看点?

胡鞍钢: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看,一共有四个方面的改革目标和途径:一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二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这是很关键的,我后面会用数据来说。三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四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逐一对上述目标做一个分析和讨论。

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克林顿预言”破产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的全民所有制向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转变,这就涉及到怎么来认识国有经济,如何布局和结构调整,能让国有经济充分发挥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4个方面的功能。

对此“决定”给出了基本要求,并且还提出了要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就是说,不是消灭国有经济、将之边缘化,而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已经有142家中国企业,其中99家国有企业上榜,包括86家国资委监管系统的企业。而在十年前的2012年,上榜的中国企业只有79家,国企只有54家。

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举行谈判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希望国会能支持中国加入WTO,曾预判说,中国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国有企业将从此消失。

这是克林顿当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预言,结果证明,如同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艾奇逊预言”,都破产了。

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

另一方面是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当今的中国为什么会强大起来?正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超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已经形成。

到目前为止,中国各类市场主体已经从2012年的近6000万户,到2023年底突破了1.84亿户。尽管有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落伍了、破产了,也消失了,但是有更多的新的市场主体又成长起来。

中国每年平均新增市场主体数量超过1000万户,增速达11.9%。世界超大规模市场主体,也是世界超大规模的新增就业主体,从而创造了世界超大规模的就业岗位。到2022年中国雇主比例为3.9%,高于世界的3.2%,其中男性雇主比例为5.2%,女性雇主比例为2.5%,均高于世界的4.1%和1.8%。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已成为创业、创新和创富的国度,而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则提供了人力资本的条件。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大学及在校生数量,2023年全国高等学校为2822所,研究生毕业生超过100万人,本专科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而当年城镇新增就业总数1200万人以上。

那么我国高等教育到底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不只是学术型人才,也需要创业型人才。只有解决了创业问题才能解决每年超千万人新增就业问题。过去十年,市场主体法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重从7.9%上升至24.9%,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每四个就业者当中,就有一名创业者。一些人往往是先就业,后创业,因而中国又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创业之国。

到2023年,全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5300万家,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2%,成为我国城乡创造上千万就业人员的主力军。

对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6亿的大国来说,创造就业始终是最大的民生问题。解决就业主要靠政策来鼓励各类企业创业,提供就业岗位,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指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即使如此实际失业人数仍高达2586万人,相当于意大利的劳动人口)。

因此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也是中国能创造超大规模就业岗位之源泉所在。

这些年,包括三年抗击疫情期间,中国在世界上保持了很低的通货膨胀率(甚至一度小于1.0%),既低于世界的5.7%,也明显低于美国的6.0%。这本身就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不断创业创新的贡献,承受住来自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巨大市场压力,如期实现了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率的预期目标(2020年3.5%;2021年3%;2022年3%;2023年3%)。

值得一提的是,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和鼓励支持非公经济,我们强调的是对立统一论,而不是此消彼涨零和博弈的关系。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一度把民营企业、私人企业都消灭了,最后还得请回来。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一定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个别人炒作所谓“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说,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20年前我就反驳过了,有人非得搞对立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强调的是统一论、融合论,共同发展、共同前进,这个观点我一直没有变,我们不能搞机会主义,一定要基于中国超大规模劳动人口的基本国情。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国家

第三个方面,就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

首先我们看到,按不变价格计算,2012年到202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75.6%和111.4%,年均增速分别为5.3%和7.0%,这十年间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进而逐渐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因子(3.85)计算,2023年城乡居民每人每日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9国际元和15.4国际元。中国城乡居民全部已经跨过世界银行所规定的中等收入门槛(即每人每日消费10—100国际元),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国家。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从2012年的2.88倍降至2023年的2.39倍,未来时期,不断缩小城乡居民差距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任务。

从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城镇为60.4%,农村为42.2%;从经营性角度来看,城镇居民经营收入的比重仅占13.3%,而农村比重高达34.4%。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农民成为雇主,完成了从农村劳动力转变为经营者的转变,反映了农村人口与劳动力收入来源趋于多元化,进而成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

从中国发展经验看,大力鼓励城乡适龄人口先就业、后创业,给他人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市场主体与创业主体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正在发生的渐进式的累积性的巨大变化,因而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岗位,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1.5%。

中国已经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我们看一看全国的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怎么样: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2008年国民经济账户》明文规定,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2023年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因子(3.85)计算,2023年中国城乡居民每人每日消费支出分别为23.5国际元和12.9国际元;与此同时,从居民消费结构看,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6.2%和39.3%,分别降至2023年的28.8%和32.3%。

这是什么概念?恩格尔系数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更富裕。可见按国际标准,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已经呈现更富裕型和富裕型消费结构,未来恩格尔系数比重还会持续下降。

一个家庭现代化标志之一,是看家庭机动车普及率。一是百户汽车普及率,城镇从2012年的21.5%增长到2023年的55.9%,农村也已经达到了40%;二是作为机动车的摩托车普及率;三是实际家庭机动车普及率,城市为69.6%,农村81.4%。

我们再看城乡居民住房,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36.52平方米,乡镇是42.29平方米,乡村46.80平方米。如果去对比所有东南亚国家,也可以和日本比,比较之后就知道我们的住房条件是不是改善了,做一下国际比较,才会更有体会。

再看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农村居民的卫生厕所。我记得2001年,当时朱镕基同志主持专家讨论扩大内需,我就提出来,要解决农村厕所问题。为什么我有体会?我16周岁从北京到北大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城市冲水厕所怎么办?没有这种生活经历,你就会不以为然。习总书记后来在农村推行“厕所革命”,就是基于这种经历,这就是人民的情结。

连我也没有想到,2021年全国城乡住户卫生厕所的比重高达97.6%和82.6%,比2013年提高了8.3和47.0个百分点。大家别小瞧这个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中国经济总量(PPP)占世界的比重达到20%

第四个方面就是加快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建设了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的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非禁即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实现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直接得出结论:因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全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实力、产业实力、财政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迈上了新的台阶。

我们采用了国际上通行购买力平价方法。根据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2008国民账户体系》一书的规定,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必须将本国货币计量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而不是汇率)转换成以通用货币计量的数据。众所周知,通常市场汇率和固定汇率都不能反映不同货币之间的内在相对购买力。

按照这个国际标准,中国GDP按照2021年国际元,从2012年开始,实际上增长率是有所下降的;与此同时,国际上其他国家的GDP增速也有所下降,2023年中国GDP增速达到了5.2%,世界增速只有2.1%。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2012年的13.59%到2023年达到了将近20%。

所以我们更关心的不是简单的增速下降到什么程度,而是我们在全球GDP的比重是否持续提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持续保持相当长的高速,它必然经历过高速进入到中高速的情况。

再看人均GDP,按2021年国际元,从2012年的11985国际元上升至2023年的22135国际元,超过世界人均水平(20661国际元),与美国人均GDP(73637国际元)的相对差距缩小至2023年的3.33倍。

中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进展。农业总产出居世界首位,按2015年美元价格计算,中国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从2012年的28.7%,提高到了2022年的31.1%,是OECD占世界比重(18.9%)的1.64倍,是印度占世界比重(12.2%)的2.55倍。

这些事实证明了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1994年说的“2030年谁能养活起中国”预言的破灭。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记者:您展示的数据非常详实,也很有说服力。很多读者可能也注意到,近些年来,中央也强调,要“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也就是说,老百姓的获得感应该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普通公众关注的民生领域这十年的改革成效如何,您的研究发现了什么?

胡鞍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很多,比如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情况、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汽车普及率、农村的厕所革命等等。

还有,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扶贫攻坚战,我想大家是很熟悉的,而且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2013—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年均减贫1237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023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396元,按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因子(3.85)计算,相当于每人每日收入11.7国际元,不仅均高于世界银行每人每日2.15、3.65、6.85国际元的三条国际贫困线标准,还高出了10—100国际元中等收入的底线。这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创造了世界消除绝对贫困的奇迹。

再者,从医疗保险的视角来看,中国医保覆盖人口已经超过OECD了,这一点是不得了的。

我们团队参与过“2030健康中国”的目标与政策讨论。“健康中国”战略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要的创意,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美国和日本提出健康国家战略的,在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的全生命周期。“2030健康中国”战略原话是这么表述的,“要针对生命不同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确定若干优先领域,强化干预,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全面维护人民健康。”这正是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因此,现在就可以用2030健康中国目标的完成情况,来评价中国卫生体制改革做的怎么样,卫生服务能不能覆盖全体人民,是不是能解决原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在这次世界新冠大流行病之后,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继续上升,从2019年的78岁,提高到了2022年的79岁。而同期的美国比2019年下降了两岁,降至77岁;印度则从71岁下降了3岁,降至68岁。

还有一个问题是教育,尽管现在大家感觉到我们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从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教育方面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20年前我们团队直接参与教育部组织研究和出版的《中国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当时教育发展目标就是基于党的十六大报告,推断到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来看,男性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完全超过了这本书的预估。在2002年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没达到15%,大学基本上还是精英教育。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6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特别是中国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10年的25%,提高到2022年的78%,达到葡萄牙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过仍低于美国的95%。

再比如幼儿入托问题,中国学前教育的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62.3%提高到2023年的91.1%,已经高于OECD国家平均的81%。

教育和医疗的问题并不是等到我们成为发达国家的时候才来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中国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核心就是健康和教育这两个重要指标。

所以我们认为,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指标包括健康、教育等的指标,就是要达到OECD国家水平,以及最大限度的覆盖全体人民,并且覆盖每个中国人的全生命周期。

需要提及的是,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仅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取得的,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在大踏步前进了。1949年建国时,我国人口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但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信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4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2岁,但在当时,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就,我们只有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才能够历史地、全面地看待,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为什么中国研发支出增长可以这么快?

记者:当前的中国正在面临与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激烈竞争。根据你们团队的研究,过去十年我们在推进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你们的评估结果如何?

胡鞍钢:我们认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八大以来最突出的亮点。其中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此201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这个是标志性的科技战略与政策文件,明确了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这些政策法律体系为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的保障。

2016年,中央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给出了非常明确的量化指标。第一点就是,到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要达到2.5%。

客观的讲,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到2020年没有完成目标,只有2.41%,但是2023年达到了2.65%。大家知道这2.65%是什么概念?这在OECD国家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排名中可以排第14位,高于荷兰(2.31%),低于丹麦(2.81%)。

按照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3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达到了8348亿国际元,相当于2010年2121亿国际元的3.94倍,年均增速高达11.1%。

我们再看新型举国体制,这是总书记提出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说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毛泽东时代曾通过举国体制研发出了“两弹一星”,也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但在当前,怎么能够更好地把新型举国体制和市场主体的创新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有一篇专门的文章做过讨论,就不再详述了。

“两弹一星”的研发是举国体制突破重大科技工程的典范,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两弹一星”主题展展示当年“两弹一星”的决策过程。

第二个方面就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首先从我们研发队伍看,从2012年的327.3万人年上升到2023年的660.0万人年,年均增速6.6%,一直居世界首位。

从基础研究经费的角度来看,2023年达到了2212亿元,相当于554亿国际元,打破了历史最高记录。

有人就问了,为什么中国研发支出增长可以这么快?因为我们主要不是靠国家财政性投资,2023年全国公共预算中的科学技术支出为1.08万亿元,占GDP比重仅为0.86%,占研发总支出(3.33万亿元)比重的32.4%,中国70%左右的研发费用支出都是靠市场驱动的。

我们来看看技术市场,全国技术市场交易额从2012年的6437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1476亿元,这相当于从1768亿国际元增长至15408亿国际元,名义年均增速高达21.7%。

因此,中国的研发支出主要来源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驱动,而且研发占GDP比重为2.64%,已经超过了欧盟国家平均比重(2023年为2.28%)。

再看一下本国发明专利,这是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的数据。中国本国居民申请的发明专利,2010年超过美国,2021年中国在世界的比重高达59.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显示,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位居世界第一。

2023年,世界知识产权又提出新的指标——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中国达到了24个,首次跃居世界第一,这个集群就像北京中关村等等。

再根据《2024年全球知识产权报告》,在所有的172项技术能力指标中,中国的技术专业化程度已跃升94%。

中国正在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与分享者

记者:过去一段时间,中央反复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在当前中美竞争之下,您如何看待推动新质生产力对下一步科技创新的影响?

胡鞍钢:根据国家统计局首次统计的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从2020年12.13万亿元,到2022年已经达到15.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2.0%提高到12.7%。

什么叫新质生产力产业?我们认为其中之一就是专利密集型产业。清华大学仅2022年这一年发明专利申请数为5454件,授权发明专利3861件,实用新型660件,外观设计型51件。最重要的是国际专利PCT申请,达到了281件。

从清华大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整个中国的技术创新,当然也包括科学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目前,中国高新技术在国际市场的表现非常突出。根据OECD的统计口径,2021年中国高技术出口额达到9423亿美元(现价美元),香港是4316亿美元,两者合计是1.37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11年的25.2%提高至2021年的39.8%,相当于美国比重4.9%的8.1倍。

其次,新质生产力产业之一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制造和出口能力大增,2021年中国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达到25.5%,居于世界首位,超过了美国的9.1%,香港地区这一比重高达61.2%。

不过,一分为二地看,高端芯片等尖端技术方面我们还受制于人,包括这一次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突破美国领先我们一步。面对这些战略科技堡垒,我们还是要采取新型举国体制来积极应对,就是要不断推进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极大地发展和促进我国科技生产力,并有效地促进经济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

早在1988年,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科学技术舞台中心,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科技人才队伍,成为世界最大研发支出国之一,也成为世界最大发明专利申请国和授权国,以及世界最大的高科技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今年,更是成为中国开启并大力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元年。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大任务,其内涵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第二,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第三,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第四,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第五,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来看,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新质生产力革命的发动者、创新者和引领者。

这突出表现为,经过建国70多年的科技现代化、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新驱动发展,经历了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到质变的循环往复、加速积累、不断提升的过程。一项重大科技创新如何产生大国规模效益,最典型的就是农业的杂交水稻、通讯业的5G等。中国已经从世界性几次科技革命的落伍者到追赶者、再到21世纪的创新者、领先者,进入世界科技舞台中心。

进入新时代,通过率先发动这场21世纪规模更加宏大的新质生产力革命,中国正在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者、创新者、引领者与分享者。

正像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预言的,“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进入新时代最深刻的世界意义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将对人类创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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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如期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包含336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的成效。

换言之,第一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圆满完成。这意味着从今年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开启第二个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过去十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可简称为“国家良治”。它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交互过程。所谓“良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仍将是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词和关键词。所以我们期待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根据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目标,对未来五年乃至2035年全面深化改革,与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次作出战略部署。

记者:您提到了七大方面的评估,可否先请您谈谈,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过去十年有哪些看点?

胡鞍钢: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看,一共有四个方面的改革目标和途径:一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二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这是很关键的,我后面会用数据来说。三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四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逐一对上述目标做一个分析和讨论。

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克林顿预言”破产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的全民所有制向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转变,这就涉及到怎么来认识国有经济,如何布局和结构调整,能让国有经济充分发挥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4个方面的功能。

对此“决定”给出了基本要求,并且还提出了要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就是说,不是消灭国有经济、将之边缘化,而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已经有142家中国企业,其中99家国有企业上榜,包括86家国资委监管系统的企业。而在十年前的2012年,上榜的中国企业只有79家,国企只有54家。

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举行谈判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希望国会能支持中国加入WTO,曾预判说,中国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国有企业将从此消失。

这是克林顿当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预言,结果证明,如同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艾奇逊预言”,都破产了。

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

另一方面是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当今的中国为什么会强大起来?正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超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已经形成。

到目前为止,中国各类市场主体已经从2012年的近6000万户,到2023年底突破了1.84亿户。尽管有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落伍了、破产了,也消失了,但是有更多的新的市场主体又成长起来。

中国每年平均新增市场主体数量超过1000万户,增速达11.9%。世界超大规模市场主体,也是世界超大规模的新增就业主体,从而创造了世界超大规模的就业岗位。到2022年中国雇主比例为3.9%,高于世界的3.2%,其中男性雇主比例为5.2%,女性雇主比例为2.5%,均高于世界的4.1%和1.8%。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已成为创业、创新和创富的国度,而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则提供了人力资本的条件。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大学及在校生数量,2023年全国高等学校为2822所,研究生毕业生超过100万人,本专科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而当年城镇新增就业总数1200万人以上。

那么我国高等教育到底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不只是学术型人才,也需要创业型人才。只有解决了创业问题才能解决每年超千万人新增就业问题。过去十年,市场主体法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重从7.9%上升至24.9%,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每四个就业者当中,就有一名创业者。一些人往往是先就业,后创业,因而中国又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创业之国。

到2023年,全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5300万家,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2%,成为我国城乡创造上千万就业人员的主力军。

对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6亿的大国来说,创造就业始终是最大的民生问题。解决就业主要靠政策来鼓励各类企业创业,提供就业岗位,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指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即使如此实际失业人数仍高达2586万人,相当于意大利的劳动人口)。

因此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也是中国能创造超大规模就业岗位之源泉所在。

这些年,包括三年抗击疫情期间,中国在世界上保持了很低的通货膨胀率(甚至一度小于1.0%),既低于世界的5.7%,也明显低于美国的6.0%。这本身就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不断创业创新的贡献,承受住来自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巨大市场压力,如期实现了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率的预期目标(2020年3.5%;2021年3%;2022年3%;2023年3%)。

值得一提的是,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和鼓励支持非公经济,我们强调的是对立统一论,而不是此消彼涨零和博弈的关系。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一度把民营企业、私人企业都消灭了,最后还得请回来。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一定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个别人炒作所谓“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说,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20年前我就反驳过了,有人非得搞对立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强调的是统一论、融合论,共同发展、共同前进,这个观点我一直没有变,我们不能搞机会主义,一定要基于中国超大规模劳动人口的基本国情。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国家

第三个方面,就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

首先我们看到,按不变价格计算,2012年到202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75.6%和111.4%,年均增速分别为5.3%和7.0%,这十年间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进而逐渐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因子(3.85)计算,2023年城乡居民每人每日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9国际元和15.4国际元。中国城乡居民全部已经跨过世界银行所规定的中等收入门槛(即每人每日消费10—100国际元),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国家。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从2012年的2.88倍降至2023年的2.39倍,未来时期,不断缩小城乡居民差距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任务。

从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城镇为60.4%,农村为42.2%;从经营性角度来看,城镇居民经营收入的比重仅占13.3%,而农村比重高达34.4%。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农民成为雇主,完成了从农村劳动力转变为经营者的转变,反映了农村人口与劳动力收入来源趋于多元化,进而成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

从中国发展经验看,大力鼓励城乡适龄人口先就业、后创业,给他人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市场主体与创业主体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正在发生的渐进式的累积性的巨大变化,因而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岗位,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1.5%。

中国已经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我们看一看全国的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怎么样: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2008年国民经济账户》明文规定,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2023年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因子(3.85)计算,2023年中国城乡居民每人每日消费支出分别为23.5国际元和12.9国际元;与此同时,从居民消费结构看,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6.2%和39.3%,分别降至2023年的28.8%和32.3%。

这是什么概念?恩格尔系数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更富裕。可见按国际标准,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已经呈现更富裕型和富裕型消费结构,未来恩格尔系数比重还会持续下降。

一个家庭现代化标志之一,是看家庭机动车普及率。一是百户汽车普及率,城镇从2012年的21.5%增长到2023年的55.9%,农村也已经达到了40%;二是作为机动车的摩托车普及率;三是实际家庭机动车普及率,城市为69.6%,农村81.4%。

我们再看城乡居民住房,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36.52平方米,乡镇是42.29平方米,乡村46.80平方米。如果去对比所有东南亚国家,也可以和日本比,比较之后就知道我们的住房条件是不是改善了,做一下国际比较,才会更有体会。

再看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农村居民的卫生厕所。我记得2001年,当时朱镕基同志主持专家讨论扩大内需,我就提出来,要解决农村厕所问题。为什么我有体会?我16周岁从北京到北大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城市冲水厕所怎么办?没有这种生活经历,你就会不以为然。习总书记后来在农村推行“厕所革命”,就是基于这种经历,这就是人民的情结。

连我也没有想到,2021年全国城乡住户卫生厕所的比重高达97.6%和82.6%,比2013年提高了8.3和47.0个百分点。大家别小瞧这个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中国经济总量(PPP)占世界的比重达到20%

第四个方面就是加快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建设了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的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非禁即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实现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直接得出结论:因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全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实力、产业实力、财政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迈上了新的台阶。

我们采用了国际上通行购买力平价方法。根据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2008国民账户体系》一书的规定,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必须将本国货币计量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而不是汇率)转换成以通用货币计量的数据。众所周知,通常市场汇率和固定汇率都不能反映不同货币之间的内在相对购买力。

按照这个国际标准,中国GDP按照2021年国际元,从2012年开始,实际上增长率是有所下降的;与此同时,国际上其他国家的GDP增速也有所下降,2023年中国GDP增速达到了5.2%,世界增速只有2.1%。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2012年的13.59%到2023年达到了将近20%。

所以我们更关心的不是简单的增速下降到什么程度,而是我们在全球GDP的比重是否持续提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持续保持相当长的高速,它必然经历过高速进入到中高速的情况。

再看人均GDP,按2021年国际元,从2012年的11985国际元上升至2023年的22135国际元,超过世界人均水平(20661国际元),与美国人均GDP(73637国际元)的相对差距缩小至2023年的3.33倍。

中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进展。农业总产出居世界首位,按2015年美元价格计算,中国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从2012年的28.7%,提高到了2022年的31.1%,是OECD占世界比重(18.9%)的1.64倍,是印度占世界比重(12.2%)的2.55倍。

这些事实证明了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1994年说的“2030年谁能养活起中国”预言的破灭。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记者:您展示的数据非常详实,也很有说服力。很多读者可能也注意到,近些年来,中央也强调,要“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也就是说,老百姓的获得感应该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普通公众关注的民生领域这十年的改革成效如何,您的研究发现了什么?

胡鞍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很多,比如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情况、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汽车普及率、农村的厕所革命等等。

还有,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扶贫攻坚战,我想大家是很熟悉的,而且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2013—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年均减贫1237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023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396元,按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因子(3.85)计算,相当于每人每日收入11.7国际元,不仅均高于世界银行每人每日2.15、3.65、6.85国际元的三条国际贫困线标准,还高出了10—100国际元中等收入的底线。这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创造了世界消除绝对贫困的奇迹。

再者,从医疗保险的视角来看,中国医保覆盖人口已经超过OECD了,这一点是不得了的。

我们团队参与过“2030健康中国”的目标与政策讨论。“健康中国”战略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要的创意,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美国和日本提出健康国家战略的,在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的全生命周期。“2030健康中国”战略原话是这么表述的,“要针对生命不同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确定若干优先领域,强化干预,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全面维护人民健康。”这正是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因此,现在就可以用2030健康中国目标的完成情况,来评价中国卫生体制改革做的怎么样,卫生服务能不能覆盖全体人民,是不是能解决原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在这次世界新冠大流行病之后,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继续上升,从2019年的78岁,提高到了2022年的79岁。而同期的美国比2019年下降了两岁,降至77岁;印度则从71岁下降了3岁,降至68岁。

还有一个问题是教育,尽管现在大家感觉到我们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从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教育方面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20年前我们团队直接参与教育部组织研究和出版的《中国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当时教育发展目标就是基于党的十六大报告,推断到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来看,男性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完全超过了这本书的预估。在2002年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没达到15%,大学基本上还是精英教育。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6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特别是中国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10年的25%,提高到2022年的78%,达到葡萄牙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过仍低于美国的95%。

再比如幼儿入托问题,中国学前教育的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62.3%提高到2023年的91.1%,已经高于OECD国家平均的81%。

教育和医疗的问题并不是等到我们成为发达国家的时候才来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中国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核心就是健康和教育这两个重要指标。

所以我们认为,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指标包括健康、教育等的指标,就是要达到OECD国家水平,以及最大限度的覆盖全体人民,并且覆盖每个中国人的全生命周期。

需要提及的是,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仅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取得的,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在大踏步前进了。1949年建国时,我国人口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但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信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4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2岁,但在当时,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就,我们只有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才能够历史地、全面地看待,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为什么中国研发支出增长可以这么快?

记者:当前的中国正在面临与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激烈竞争。根据你们团队的研究,过去十年我们在推进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你们的评估结果如何?

胡鞍钢:我们认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八大以来最突出的亮点。其中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此201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这个是标志性的科技战略与政策文件,明确了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这些政策法律体系为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的保障。

2016年,中央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给出了非常明确的量化指标。第一点就是,到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要达到2.5%。

客观的讲,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到2020年没有完成目标,只有2.41%,但是2023年达到了2.65%。大家知道这2.65%是什么概念?这在OECD国家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排名中可以排第14位,高于荷兰(2.31%),低于丹麦(2.81%)。

按照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3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达到了8348亿国际元,相当于2010年2121亿国际元的3.94倍,年均增速高达11.1%。

我们再看新型举国体制,这是总书记提出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说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毛泽东时代曾通过举国体制研发出了“两弹一星”,也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但在当前,怎么能够更好地把新型举国体制和市场主体的创新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有一篇专门的文章做过讨论,就不再详述了。

“两弹一星”的研发是举国体制突破重大科技工程的典范,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两弹一星”主题展展示当年“两弹一星”的决策过程。

第二个方面就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首先从我们研发队伍看,从2012年的327.3万人年上升到2023年的660.0万人年,年均增速6.6%,一直居世界首位。

从基础研究经费的角度来看,2023年达到了2212亿元,相当于554亿国际元,打破了历史最高记录。

有人就问了,为什么中国研发支出增长可以这么快?因为我们主要不是靠国家财政性投资,2023年全国公共预算中的科学技术支出为1.08万亿元,占GDP比重仅为0.86%,占研发总支出(3.33万亿元)比重的32.4%,中国70%左右的研发费用支出都是靠市场驱动的。

我们来看看技术市场,全国技术市场交易额从2012年的6437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1476亿元,这相当于从1768亿国际元增长至15408亿国际元,名义年均增速高达21.7%。

因此,中国的研发支出主要来源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驱动,而且研发占GDP比重为2.64%,已经超过了欧盟国家平均比重(2023年为2.28%)。

再看一下本国发明专利,这是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的数据。中国本国居民申请的发明专利,2010年超过美国,2021年中国在世界的比重高达59.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显示,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位居世界第一。

2023年,世界知识产权又提出新的指标——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中国达到了24个,首次跃居世界第一,这个集群就像北京中关村等等。

再根据《2024年全球知识产权报告》,在所有的172项技术能力指标中,中国的技术专业化程度已跃升94%。

中国正在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与分享者

记者:过去一段时间,中央反复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在当前中美竞争之下,您如何看待推动新质生产力对下一步科技创新的影响?

胡鞍钢:根据国家统计局首次统计的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从2020年12.13万亿元,到2022年已经达到15.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2.0%提高到12.7%。

什么叫新质生产力产业?我们认为其中之一就是专利密集型产业。清华大学仅2022年这一年发明专利申请数为5454件,授权发明专利3861件,实用新型660件,外观设计型51件。最重要的是国际专利PCT申请,达到了281件。

从清华大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整个中国的技术创新,当然也包括科学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目前,中国高新技术在国际市场的表现非常突出。根据OECD的统计口径,2021年中国高技术出口额达到9423亿美元(现价美元),香港是4316亿美元,两者合计是1.37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11年的25.2%提高至2021年的39.8%,相当于美国比重4.9%的8.1倍。

其次,新质生产力产业之一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制造和出口能力大增,2021年中国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达到25.5%,居于世界首位,超过了美国的9.1%,香港地区这一比重高达61.2%。

不过,一分为二地看,高端芯片等尖端技术方面我们还受制于人,包括这一次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突破美国领先我们一步。面对这些战略科技堡垒,我们还是要采取新型举国体制来积极应对,就是要不断推进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极大地发展和促进我国科技生产力,并有效地促进经济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

早在1988年,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科学技术舞台中心,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科技人才队伍,成为世界最大研发支出国之一,也成为世界最大发明专利申请国和授权国,以及世界最大的高科技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今年,更是成为中国开启并大力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元年。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大任务,其内涵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第二,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第三,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第四,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第五,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来看,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新质生产力革命的发动者、创新者和引领者。

这突出表现为,经过建国70多年的科技现代化、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新驱动发展,经历了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到质变的循环往复、加速积累、不断提升的过程。一项重大科技创新如何产生大国规模效益,最典型的就是农业的杂交水稻、通讯业的5G等。中国已经从世界性几次科技革命的落伍者到追赶者、再到21世纪的创新者、领先者,进入世界科技舞台中心。

进入新时代,通过率先发动这场21世纪规模更加宏大的新质生产力革命,中国正在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者、创新者、引领者与分享者。

正像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预言的,“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进入新时代最深刻的世界意义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将对人类创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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