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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06 10:22
商业与经济

对中美产业竞争走势的分析

王英良:中美产业竞争已到新阶段,即保持增量型关系建设,但美对中在美存量性资产进行严格安全审查,安全与不信任等非经济要素权重攀升。
中美贸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降至十多年来最低,中美经济脱钩了?
王英良

■目前看,中美产业竞争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保持增量型关系建设,但美国对中国在美的存量性资产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安全与不信任等非经济要素权重开始攀升。在两国共有规范欠缺的背景下,双方互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避免战略误判升级为激烈的经济外交冲突。而中美在意识形态以及制度领域的对抗未来只会深化不会削弱,并由此加剧两国产业面竞争。

中美保持一定规模要素流动但均会加强国家自主性建设

中美从建交、转向深度合作再到目前竞合状态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历程。两国在各领域保持流通和对话,目前经贸压舱石的地位尽管有所动摇,但依然是互动的核心。无论中美发生地缘对抗、疫情乃至关税制裁,两国均保持贸易与投资的流动性,中美从这一互动中均获益。但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的严重冲击以及对风险的规避使两国均积极加强本国供应链韧性建设,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战略资产。在不排斥全球化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中美更加偏重对战略性资产的自主和可控性建设,在美国这表现推动建立关键矿产联盟,并提供千亿美元级(美国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1.2万亿美元)、《2021年芯片和科学法案》(2800亿美元)以及《通胀削减法案》(4370亿美元)的投资激励措施,联邦和州政府积极推动系列规模庞大的招商引资等举措用于夯实对外竞争的产业之基。两国政治精英均认识到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和降低对对方依赖的紧迫性。中国政府则明确提出“内外循环”的思路,即不排斥对外经济交往,但将重心更多偏向本国市场开拓和消费潜力挖掘。实际看,中美均在降低对对方的依赖,而这一行动一旦启动,相互依赖可能走向重构。由于近30年的深度嵌套,中美均在排除对方产业带来的产业安全外部性,一些重要的关系将不可逆转走向瓦解。2024年作为美国的选举年,内政与外交的边界越发模糊,产业政策既是国内政策也具有国际性,两国排斥产业网络中的安全风险这一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而且两国的产业安全政策会越发趋同。

中美互信进一步走弱,安全权重进一步上升

中美近期互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两国元首加州会晤以及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访美,中美在芬太尼事务上重启合作,但互动并未扭转中美“高竞争低信任”现状。拜登政府依然按照既定的对华竞争战略行事,在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广泛的政治和军事动员。尽管中美在参谋总长级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但互动并不会改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和政策设计,不会改变美国国会持续以立法实现对中国的排挤和“他者化”。为应对新环境,去年中国国家安全部由“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国内安全治理的主体之一,并发挥宣传和教育民众的职能,推动民众树立国家安全风险感知意识(总体国家安全观)、提高警惕意识。美国政府同样展开了社会面上的动员。美国庞大的外交、军队、情报网络已经成为对华竞争中的先锋力量,此外,司法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国会议员等在涉华议题上展开紧密配合,推动相应的行动及立法,由于权力走向集中和保密运行,执法行为长期难以受到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的限制。中美存在的安全竞争,双方都认识到仅靠政府难以完全弱化风险,而是需要社会动员。中国社会和舆论存在明显的反美主义,同样美国也存在深刻的反华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渗透并影响到经济、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对中美双方而言,产业交流不会阻隔,但安全风险必须限制。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机会窗口正在收紧,美国偏重汲取中国战略资产

疫情后,中国对美投资兴起了一个新高潮,突出表现在光伏、储能以及锂电池产业,这三个产业中国均存在领先世界的优势和相对成熟的矿产资源生产加工工艺和供应链运筹网络。在《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生效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陷入低谷,随着美国在涉军民两用技术产业上对中国跨国公司实施严格准入限制,这使中资只能维持低水平对美投资流量。然而拜登上台后,美国政治精英认识到锂电池产业在新旧动能转化上的独特地位,在《降低通胀法案》于2022年8月签署生效后,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可以罕见地获得(申请)美国政府大额补贴,中国几大头部电池厂商以及太阳能设备厂家纷纷展开对美投资并获得巨大成功。美国“再工业化”需要中国头部厂商加盟,然而美国更偏向于获取本土在短期内难以赶超中国方面的优势,中企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再工业化”并参与美国的工业网络,这些产业已成为中美直接投资关系的一个新动向。尽管如此,随着美国在这一产业优势的不断积累,以及吸引诸如韩、日、德的类似投资,加之美国本身也在对中国进行学习和赶超,这系列产业的机会窗口也正在悄然关闭或说投资的安全成本在显著提高,政治风险陡然增。比如,近期有议员提出对福特在密歇根州电池厂(与宁德时代合作)的参与方企业进行审查,涉及新疆、北朝、监控等关联的企业均可能被纳入调查,这反映了两国产业深度对接所面临的客观难度。尽管四家公司名字由于机密原因被打上了标签,但是围绕合作方的“尽调”可能成为中美产业冲突的一个趋势。

中美在竞争中优劣势均会暴露无遗

美国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中的一大继承国,奉行权力意志,而中国力图在崛起中回避与霸权国“注定一战“的安全困境,即所谓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倡导新的和平发展哲学,但在全球政治营销中的反响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异。中美目前竞争采用了除直接武力对抗外的所有形式的动员,这包含了经济竞争、军事威慑、地缘政治等的动员。在实际合作与竞争中,中美均展现出了各自优势以及劣势。于美国而言,几大优势相当明显,即市场、科技、军事、盟友(尤其是北约国家)和跨国公司以及各类产业政策带来的补贴刺激;而中国的产业优势主要在政府政治动员以及强大的国家学习能力。在竞争中,美国所暴露出来的劣势在于权力制衡和分化,这种制衡与分化显然在实践中拖延了美国集中的政治动员。当然,目前美国总统的权力依然在扩大。而中国在实际中暴露出来的劣势在于,国内发展不均衡以及产业总体上依然处于中低端,这些都牵制了中国可能与美国实施高强度对抗的动能。此外,在技术创新上,中国存在部分优势,但是整体依然滞后美国。所以,整体看,在未来的中美竞争中,中美会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各自优势并暴露各自短板,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学习借鉴,弥补劣势,中美产业关系未来的方向会朝向竞争中相互学习,在斗争中构造新的产业政策,相互成为一面镜子,并由此做出深刻的内政外交调整。

中美全球争夺会更加转向对战略矿产和资源的争夺

由于诸多尖端两用型技术以及设备的生产需要特殊矿业原料,这些材料尤其表现在金属上,包括镍、铁、锰、钴、铟、锂、、铝土矿、钨、石墨、钾盐和稀土等。2022年6月,美国联合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及欧盟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中国宣布从8月1日起对镓和锗两种金属的即加工物品实施出口管制,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10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为保护国家安全,将要求部分石墨产品获得出口许可。而同样受到中国出口限制的还有稀土加工技术等。由于中国已经完全主导并控制了印尼镍矿开采(浙江青山)以及非洲刚果(金)钴矿,尤其在锂矿上中国的份额与优势是明显的。去年12月末,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虽然中国开采的锂仅占全球总开采量的10%,但中国在加工精炼环节所占份额达到55%,在电池制造方面更是高达75%。也正基于此,由于拥有较广的矿源,中国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短期内实现崛起,而在涉矿领域中美的冲突发生在关联性的人权、ESG、低碳、劳工权等方面。美国借助同盟网络体系以及逐渐倚重并开发本土矿产,力图摆脱对中国矿务的依赖。基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独特优势,尽管美国政府在排挤中资企业进入美国供应网络,但美积极吸收中国国内头部企业对美投资,同时加大安全审查。任何跨国公司均无力单独对抗美国政府的审查和执法压力。中美对工业原料的争夺以及对战略性矿源的控制会成为未来的新热点。

中美产业竞争切实地影响着两国国内政治

由于高竞争意味着高政治动员以及集体行动,这就需要政府展开一定产业政策,而这与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及《美国宪法》下的权力制衡与分化存在一定矛盾。中国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寻求不对称的优势,当然主要反映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商业化和军民产业的融合上。面对中国的竞争,美国正在展开国内政治与立法层面的调试,而且美国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对中国而言,保持政府对产业的引导性和宏观调控地位这一趋势越发明显,推动优势企业对美投资,一直是发改委的重要事项。任何对美的产业合作中国在未来均可能有所保留,但是美国市场中国不会放弃。在未来的产业政策设计上,企业首先要契合本国的产业安排和竞争优势,同时中国政府会尽可能控制战略资产成为对美施加权力的杠杆,当然产业政策还必须契合中国对美经济外交。中美产业竞争实际在改变着双方的国内政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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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

■目前看,中美产业竞争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保持增量型关系建设,但美国对中国在美的存量性资产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安全与不信任等非经济要素权重开始攀升。在两国共有规范欠缺的背景下,双方互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避免战略误判升级为激烈的经济外交冲突。而中美在意识形态以及制度领域的对抗未来只会深化不会削弱,并由此加剧两国产业面竞争。

中美保持一定规模要素流动但均会加强国家自主性建设

中美从建交、转向深度合作再到目前竞合状态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历程。两国在各领域保持流通和对话,目前经贸压舱石的地位尽管有所动摇,但依然是互动的核心。无论中美发生地缘对抗、疫情乃至关税制裁,两国均保持贸易与投资的流动性,中美从这一互动中均获益。但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的严重冲击以及对风险的规避使两国均积极加强本国供应链韧性建设,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战略资产。在不排斥全球化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中美更加偏重对战略性资产的自主和可控性建设,在美国这表现推动建立关键矿产联盟,并提供千亿美元级(美国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1.2万亿美元)、《2021年芯片和科学法案》(2800亿美元)以及《通胀削减法案》(4370亿美元)的投资激励措施,联邦和州政府积极推动系列规模庞大的招商引资等举措用于夯实对外竞争的产业之基。两国政治精英均认识到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和降低对对方依赖的紧迫性。中国政府则明确提出“内外循环”的思路,即不排斥对外经济交往,但将重心更多偏向本国市场开拓和消费潜力挖掘。实际看,中美均在降低对对方的依赖,而这一行动一旦启动,相互依赖可能走向重构。由于近30年的深度嵌套,中美均在排除对方产业带来的产业安全外部性,一些重要的关系将不可逆转走向瓦解。2024年作为美国的选举年,内政与外交的边界越发模糊,产业政策既是国内政策也具有国际性,两国排斥产业网络中的安全风险这一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而且两国的产业安全政策会越发趋同。

中美互信进一步走弱,安全权重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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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机会窗口正在收紧,美国偏重汲取中国战略资产

疫情后,中国对美投资兴起了一个新高潮,突出表现在光伏、储能以及锂电池产业,这三个产业中国均存在领先世界的优势和相对成熟的矿产资源生产加工工艺和供应链运筹网络。在《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生效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陷入低谷,随着美国在涉军民两用技术产业上对中国跨国公司实施严格准入限制,这使中资只能维持低水平对美投资流量。然而拜登上台后,美国政治精英认识到锂电池产业在新旧动能转化上的独特地位,在《降低通胀法案》于2022年8月签署生效后,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可以罕见地获得(申请)美国政府大额补贴,中国几大头部电池厂商以及太阳能设备厂家纷纷展开对美投资并获得巨大成功。美国“再工业化”需要中国头部厂商加盟,然而美国更偏向于获取本土在短期内难以赶超中国方面的优势,中企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再工业化”并参与美国的工业网络,这些产业已成为中美直接投资关系的一个新动向。尽管如此,随着美国在这一产业优势的不断积累,以及吸引诸如韩、日、德的类似投资,加之美国本身也在对中国进行学习和赶超,这系列产业的机会窗口也正在悄然关闭或说投资的安全成本在显著提高,政治风险陡然增。比如,近期有议员提出对福特在密歇根州电池厂(与宁德时代合作)的参与方企业进行审查,涉及新疆、北朝、监控等关联的企业均可能被纳入调查,这反映了两国产业深度对接所面临的客观难度。尽管四家公司名字由于机密原因被打上了标签,但是围绕合作方的“尽调”可能成为中美产业冲突的一个趋势。

中美在竞争中优劣势均会暴露无遗

美国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中的一大继承国,奉行权力意志,而中国力图在崛起中回避与霸权国“注定一战“的安全困境,即所谓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倡导新的和平发展哲学,但在全球政治营销中的反响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异。中美目前竞争采用了除直接武力对抗外的所有形式的动员,这包含了经济竞争、军事威慑、地缘政治等的动员。在实际合作与竞争中,中美均展现出了各自优势以及劣势。于美国而言,几大优势相当明显,即市场、科技、军事、盟友(尤其是北约国家)和跨国公司以及各类产业政策带来的补贴刺激;而中国的产业优势主要在政府政治动员以及强大的国家学习能力。在竞争中,美国所暴露出来的劣势在于权力制衡和分化,这种制衡与分化显然在实践中拖延了美国集中的政治动员。当然,目前美国总统的权力依然在扩大。而中国在实际中暴露出来的劣势在于,国内发展不均衡以及产业总体上依然处于中低端,这些都牵制了中国可能与美国实施高强度对抗的动能。此外,在技术创新上,中国存在部分优势,但是整体依然滞后美国。所以,整体看,在未来的中美竞争中,中美会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各自优势并暴露各自短板,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学习借鉴,弥补劣势,中美产业关系未来的方向会朝向竞争中相互学习,在斗争中构造新的产业政策,相互成为一面镜子,并由此做出深刻的内政外交调整。

中美全球争夺会更加转向对战略矿产和资源的争夺

由于诸多尖端两用型技术以及设备的生产需要特殊矿业原料,这些材料尤其表现在金属上,包括镍、铁、锰、钴、铟、锂、、铝土矿、钨、石墨、钾盐和稀土等。2022年6月,美国联合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及欧盟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中国宣布从8月1日起对镓和锗两种金属的即加工物品实施出口管制,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10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为保护国家安全,将要求部分石墨产品获得出口许可。而同样受到中国出口限制的还有稀土加工技术等。由于中国已经完全主导并控制了印尼镍矿开采(浙江青山)以及非洲刚果(金)钴矿,尤其在锂矿上中国的份额与优势是明显的。去年12月末,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虽然中国开采的锂仅占全球总开采量的10%,但中国在加工精炼环节所占份额达到55%,在电池制造方面更是高达75%。也正基于此,由于拥有较广的矿源,中国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短期内实现崛起,而在涉矿领域中美的冲突发生在关联性的人权、ESG、低碳、劳工权等方面。美国借助同盟网络体系以及逐渐倚重并开发本土矿产,力图摆脱对中国矿务的依赖。基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独特优势,尽管美国政府在排挤中资企业进入美国供应网络,但美积极吸收中国国内头部企业对美投资,同时加大安全审查。任何跨国公司均无力单独对抗美国政府的审查和执法压力。中美对工业原料的争夺以及对战略性矿源的控制会成为未来的新热点。

中美产业竞争切实地影响着两国国内政治

由于高竞争意味着高政治动员以及集体行动,这就需要政府展开一定产业政策,而这与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及《美国宪法》下的权力制衡与分化存在一定矛盾。中国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寻求不对称的优势,当然主要反映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商业化和军民产业的融合上。面对中国的竞争,美国正在展开国内政治与立法层面的调试,而且美国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对中国而言,保持政府对产业的引导性和宏观调控地位这一趋势越发明显,推动优势企业对美投资,一直是发改委的重要事项。任何对美的产业合作中国在未来均可能有所保留,但是美国市场中国不会放弃。在未来的产业政策设计上,企业首先要契合本国的产业安排和竞争优势,同时中国政府会尽可能控制战略资产成为对美施加权力的杠杆,当然产业政策还必须契合中国对美经济外交。中美产业竞争实际在改变着双方的国内政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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