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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8 13:57
社会与生活

教育:中小学老师为什么越来越累?

「真正的问题也不只在于频繁的检查,而在于背后的『形式主义』。」
中小学老师为什么越来越累?
程静之

■【中小学教师为什么累?

因为非教学工作越来越多。

非教学工作为什么多?

……

这变成一个可以无限往下推演的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善槐从2007年开始研究教育,最早从宏观政策出发,重点关注的是教师队伍建设,但近几年,教师个体的压力凸显出来,工作负担变成他和所在团队探讨的一个主题。

刘善槐感到困惑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办公越来越便利,政策体系也越来越完善,教师的工作负担却在变重?这些负担是否存在某些共性?沿着这些问题,他和团队去到十多个省份调研,发现教师的许多精力耗费在课堂之外。

刘善槐还发现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很多人不愿意当校长,而且很多青年教师也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以至于许多学校年度开学,出现「班主任荒」,不少学校只能轮流摊派。一些承受过多压力的青年教师身体出现各种状况,寒暑假甚至变成他们集中调理身体和住院看病的时间。

「真正的问题也不只在于频繁的检查,而在于背后的『形式主义』。」刘善槐说,形式主义之所以流行,和现下对教育的评估方式有关,也和教育部门在县域的处境相关。

而乡镇和农村学校是承受形式主义工作的最后一环,「那里是教师工作最隐秘的地方,也是负担最严重的地方」。刘善槐从教师编制政策、县城财政分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出发,分析了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广袤农村的学校和教师的具体处境。

刘善槐也提到,形式主义不是「一团搅不动的浆糊」,也有一些县城的教育能够从形式主义中脱身而出。校长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规划学校发展,教师也能更安心地站立在他们最认同的课堂上——「这是他们对教育最朴素的期待。」】


课堂之外

最开始关注到教师的工作时长和强度问题,我们专门设计了量表,是想了解他们一天上几节课,花多长时间备课、批改作业,结果发现,教师的许多精力其实耗费在课堂之外,他们被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压得喘不过气来。总的来说,都是一些和教育教学关联度不高的工作。

比如最近一次,我们去浙江省某个镇上调查,一位中学校长跟我们说,最近一个周,因为省里来检查,教育局把所有初中校长叫去布置任务,接着整理大量材料;再上一个周,又因为某一项检查,校长也是被叫去教育局开会,回来后整理资料。

类似的检查会贯穿整个学期,一个中部省份的县城教育局统计过,中小学教师需要承担的各类各项非教学工作有36项,具体到下面的一所学校,曾经一个周收到过17份文件,平均一天就有好几份,整个学期更是列得满满当当。这些工作还要形成报告、统计具体数字,最终做成材料,以至于很多老师自嘲说:最近几年,教学专业能力没怎么提升,做资料却已经很专业,知道有关部门需要什么样的标准,怎么做材料最快。

这些材料中,有一些是校长为了学校获得荣誉,主动去申报了很多项目。比如青年学校、无废学校、绿色学校、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进到这类学校,你会发现荣誉挂了一整面墙,牌子申请下来之后,有的还得进行年度评估,所以每年都要做材料。

另外一些材料,是以县为单位,教育系统里每一个学校应对检查时必须要提供的,比如师德师风督查,学生体质监测,安全检查,有的是年度,有的是学期,有的是突击。每次这样一督查,老师就要准备这个资料,那个资料。

记得甘肃一个乡村小学校长说,各个部门每次检查的标准都不一样,材料一年比一年多,要求越来越五花八门,教师应对这些就已经疲惫不堪。还有一位江西教师说,为了预防突击检查,他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填表、写汇报材料,紧急的时候,哪怕熬夜不睡觉也要做完。还有一个中学校长说,去年做的文明校园评选,一个星期查一次。到最后变成,学校里什么地方有破损,他就马上把油漆匠和水泥工叫来补,因为排名一旦落后,上级部门会找校长谈话。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检查不是教育系统推动,也不是教育想做的事,它们来自交通局、公安局、消防、妇联、文明办等多个单位,包括了扫黑除恶、防诈骗,甚至是破除陋习、殡葬改革。这些面对的是成人,离教育特别远,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有些事情还不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但许多部门为了工作的便利,保证任务更好达成,就咋咋呼呼全进了校园。

我们去到一个中部省份,老师感觉很无奈,他们得督促发交医保的通知单、禁止焚烧秸秆的宣传单,也得到孩子家检查电路、煤气有没有安全隐患。更难以理解的,在南方一些城市,家长骑电驴子接孩子,老师要管理有没有戴安全帽。甚至地方上的保险公司和政府合作,从孩子,到父母,再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买保险,老师也得管。

这些部门之所以进校园,是因为学校是一个集合了孩子并能够把通知快速遍及家长的系统,由教师牵动学生,再由学生牵动家长,好组织,好管理,各个行政单位确实减少了办事成本,提高了效率,实际上是把压力转移给了学校。

就拿地方推行的保险来说,通过社区挨家挨户动员,不仅耗费时间和人力成本,而且业绩也不好完成,但是通过学校,由班主任在群里一发,家长即使有意见,但为了孩子,最后总要把这件事做了。参保原本讲的是自愿,最后有些也不是自愿了。

家长因此对教师怨声载道,但教师也是无奈的,许多事情本来是由他们协助管理,但最后都被搞成评比,转移成具体的压力。教师就感觉被评比体系绑架了,为了不让班级排在后面,他们会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让完成率达成100%。如果排名对外,还显得拉了学校后腿。评比因此成为驱动教师工作达标屡试不爽的方式。

这些来自不同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最后全落在教师身上,甚至有人就说过,教书是副业,其他事情变主业。还有一个小学校长开玩笑说,所有的局里,除了一个畜牧局,其他部门都进过学校,如果学校养殖了两只鸡,那畜牧局也要来检查了。

那个校长所在学校的规模其实很小,在我去调研的那5天内,也要完成7到8项检查,资料连一个蓝色的文件盒都装不下。

「年轻人不愿意做班主任了」

在各个地区调研时,我们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当校长了,很大一个原因是,校长需要担负的责任是无限的。

目前,我们有些行政部门把学生问题惯常都归责给学校,从来没有思考过边界在哪里,但凡学校出点什么事,校长很容易被推上风头浪尖。记得一位初中校长说,学校里某个老师在外酒驾了,责任要追究到校长;暑假,一名初二学生看到网上有兼职信息,加了手机号码后,落入电信诈骗,公安局会立马约谈校长。甚至有些地区,200米范围内的商家店铺都是学校的责任片区,校长要想办法管理。

乡镇地区的校长更难当。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政府财政每年要拨给学校一笔公用经费,用来维护学校水、电、网等设施的正常运转,但这几年,我们发现某些县城财政紧张,公用经费经常不能及时拨付,为了不让学校断水断电,许多校长只好用自己的工资垫付。在某一个村小,校长年龄也比较大了,今年上半年经费一直没下来,他已经垫了4万多块钱。

校长感受到的压力,其实是一层层往下传导的。义务教育阶段基本是公立学校,校长都由教育局任命,只能接受上级的指令。但各县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一个关键点就在教育局局长,作为一个县教育的管理者,教育局局长秉持的是什么理念,是保守还是开明,能否和上级政府积极沟通,挡住一些任务不能进校园,都有很大关系。

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教育局长要从教育系统产生,先是一名普通老师,之后到中层和校长,最后到教育局局长,经历过多重身份的转变,他就会了解学校运行的基本样态,不能天天折腾老师填表。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的许多教育局局长来自住建局、畜牧局……他们很难从教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上面来了通知,就是上传下达,完成一项任务,但不知道学校和教师的具体遭遇,也不知道过多的非教学工作会给教育生态带来什么影响。

调研中,我们的另一个发现是,年轻人也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

压力传到这一层,班主任是更加被动的角色,几乎没有选择的空间,只能往下落实工作,如果做不到位,还会受到上级问话,影响绩效工资发放,关系到自身的相关利益。

现实中,我们看到的班主任都是风风火火的,不仅要教学,管理学生生活,和家长沟通,还要处理很多非教学事务,工作边界不断在扩大。比如湖南某县一位班主任说,没想到这个职业和他期待的差距会有这么大,最头疼的就是频繁接受检查,细化到上课、备课、作业批改,班主任工作手册和班级日志,有时候,一个星期还要检查两三次。为了通过考核,他要完全按照规定的格式和模块,形式化地写很多教案,做得不顺手的时候,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

现在很多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很多县城没有专门的心理老师,班主任还要留意学生情绪。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县中学班主任,访谈中自己的情绪都快克制不住了,她一直说自己太累了,全班40多个同学,不可能一一照顾到,有的学生情绪失落,她不仅说服不了对方,还容易被带到情绪里去,每周都因为学生哭一次,最后不仅影响备课,而且疏导不开学生,自己也快有心理问题了。

和校长的情况类似,乡镇班主任比城市的更难当。特别是很多乡镇学校是寄宿制,只能由班主任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他们一周全住在学校,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11点查寝后休息,每天工作时间特别长。有的学校不提供住宿,学生离得远,班主任就要做校车安全管理员,早上6点接学生,下午再送回,一直到晚上7点多才能回到自己家。还有的班主任面对的是大量留守、单亲家庭儿童,有的父母一年才回来一两次,有的父母完全撒手不管,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班主任就要对孩子的学习和安全全权负责。

在无限化的责任下,班主任要承受很大的精神负担,大脑始终处于一个紧绷状态,最害怕半夜接到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用睡了,立马就得起来处理。还有的班主任非常焦虑,晚上严重失眠,大把大把掉头发。

虽然付出了很多,但班主任除了和科任老师拿一样的工资,其余就是班主任津贴,有的地区只有两三百元。大部分老师就选择不当班主任,以至于很多学校每年年度一开学,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班主任荒」,校长就非常头疼,挨个把老师约到办公室交谈,还得去家里做工作。如果老师最终都不愿意,普遍采取的调节机制是,年轻老师轮流摊派,今年你当,明年他当。

其实,对于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但在实际中,因为职级低,话语权弱,他们通常还是被选为班主任,背负了很多非教学压力,一些职称高的老师反而是清闲的,以至于在调查中,青年教师的身体状况并不比老龄教师健康。许多青年教师一周内出现三次以上头痛、肌肉酸痛、胃疼、心跳过速、食欲不振等症状,寒暑假甚至变成他们集中调理身体和住院看病的时间。

最终,压力影响了工作感受,成为许多教师产生离职意向的重要原因。另外,非教学工作也让他们失去职业认同感,特别是天天盯着卖保险,下载APP,闹出一些家校矛盾。教师就出现自我怀疑,现实和理想偏差太大,他们就会选择离开,去教育系统的其他岗位,或者转而去考公务员。

一种处境

我们说,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背后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之所以流行,一个可探究的原因或许是,我们对教育的评估,太过于依赖制定可量化的标准。

比如之前说过,很多学校会去申请挂牌项目,再往前一层推演,是为什么立这些项目。有一些项目是带有行政逻辑在里面的,比如一个区域如何体现积极推行了教育;a县和b县,如何比较教育的先进和落后……这些都需要具体的抓手,就会驱动项目立项,让学校评比,用可量化的尺子量一量。这样一来,学校就会按指标准备材料,导致项目逐渐脱离初衷,走向形式主义。

许多部门对学校的考核重心也偏移了,不是走进教室,看看教师给孩子们授课的效果,而是集中到办公室翻看材料。检查落在纸面上,就导致教师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做成「台账」,记录过程甚至要大于许多事情本身的工作量。

举例来说,学校有两条生命线,一条是质量线,一条是安全线,消防进校园,肯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进学校,有时不是在各个角落看消防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而是看学校做的台账,上面记录学校自行检查过几次,有些检查是专业的,比如灭火器的压力指针大概多少范围,教师也不懂,但还是做了台账。他们已经没法关心实际问题是什么,只要保证台账达标就行了。

台账和学校的无限责任处境也相关。在所有评价环节里,台账是唯一能倒回去追踪的方式,代表着「留痕主义」,能显示学校做过什么,别人就挑不出学校的毛病。

最典型的是防溺水工作,学生如果在暑期溺亡,一小时都不到,主管部门就进学校了,让学校把所有资料拿出来,看班主任开过几次班会,工作是否存在漏洞,如果教育不到位,对学校和老师的影响非常大。在很多地区,放了寒暑假,教师需要巡河,去鱼塘、水库轮流值班,不允许孩子靠近水边玩耍。之所以抓得这么紧,也因为关系到地方领导的考核,比如在某个东部省份,一个县里溺亡三个人以上就算重大事故。

除此之外,从教育系统外部看,为什么多个部门能进校园,导致形式主义越来越重,和教育部门的性质分不开。

从理论上,在一个县域,教育、交通、住建等部门,都是彼此独立且并列的关系,但实际上,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占用了许多编制、财政支出、土地,是一个资源消耗型部门,在话语权上常常处于「弱势」。

正因为这种强弱处境,当其他部门面临考核压力时,就会给教育局发文件,一般会说「请教育局予以协助」。教育部门通常没法拒绝,甚至因为自我弱势的定位,任何需求抛过来,都没有思考哪些事情不能做,可能就是服从或者合作的态度,以至于其他部门做事都习惯找教育局,需求的雪球越滚越大,学校就在逐年增加的负担中越来越不堪重负。

事实上,县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部门之间不能简单看成是对抗关系,而是彼此勾连,办事可能也会带人情色彩在里面,比如一个教育局长如果从住建局里诞生,学校要建几层楼,需要住建局来审核,等到住建局有需求进校园,学校也就没办法推辞。

彼此勾连的另一面,部门之间又彼此独立,很多信息和数据不流通,就会造成一项检查里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比如国家提出要重视学生视力保护,各个部门开始行动,教育局委托卫生机构查一次,卫生院体检再查一次,学校必做的期末体检又查一次,就像过度医疗一样。之后,教师不仅要把数据输入青少年近视防控平台,还要在体质健康监测网站填报,被折腾好几遍。

总之,如果没有一个力量统筹管理,各个部门还是会把需求压到学校,教师负担很难真正地减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为了调查如何给基层学校减担,方式还是发表格,有什么意见请整好资料上报,这本身就给教师增加了一个新负担。

「形式主义也不是一团搅不动的浆糊」

谈到教师工作负担,我们最终还是要落回到乡镇和村屯,那里是教师工作最隐秘的地方,也是负担最重的地方。

这种局面跟教师编制配置的机制有关。编制是一种公共资源,以县城为单位,学校为单元,按照学生数「自上而下」核定。2014年经过改革后,城乡编制统一,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区域,学生总量相同,编制总量就相等,其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总量比是1:19。但这在乡村引发的问题是,许多地区偏远,人口稀疏,学校规模小、数量多,如果仅把「生师比」作为指标,就会存在老师在农村不够分的情况。

根据相关数据,在理想的班级规模条件下,每个班级45人,教师编制能够满足基本的教学需求。但我们去到很多农村学校,绝大部分班级远远低于这一规模,有的乡镇中心校总学生数都不到100名,下面的村小人数更少,一个班级只有十几个孩子,配一个老师都属于超编,这个老师就要「一个萝卜多个坑」,跨学科、跨年级教学,从第一课上到最后一课,还要被分配给其他班级,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形式主义工作再落在他们身上,那就非常繁重了。

除了编制政策,乡镇学校能分到多少老师,还取决于一个县的财政能力,以及愿意拿出多少钱给教育部门分配编制。

2000年以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所有的教育经费由县政府统筹,但因为各县财政水平差异大,对于许多财政弱县而言,教育支出是一个不小的财政问题。在我们调查的12个县中,占比最小的是17.21%,最大是29.52%。近几年,有的县级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采用了编制紧缩政策。

在人数紧张的情况下,一位老师身兼数职在乡镇是很普遍的情况。比如最近我们去到东部省份某个镇上的中学,数学老师也是总务主任,每天除了上课,还要管理行政。理论上,学校行政一共需要5个人,但是因为没有编制,学校满打满算只招了3个,那名数学老师又是财务,又是采购,每天都有忙不过来的工作。

再往下的村小,教师还要承担很多后勤工作,需要统计食堂的出入库,吃了多少米、多少菜。这里有一个背景是,从2011年11月开始,国家实行了一项免费营养餐计划,规定每天几块钱必须吃到孩子嘴里去,这对农村学生本来是好事,但人手不够的学校就把教师拉过来。除了要采购、运输、烹饪食物,填表和账本制作另外花两节课时间,一些教师对此感到无奈。

乡镇教师数量越不充足,年龄结构也越不合理,年轻教师留不下,老龄教师退不出,教师明显老龄化。你甚至不能想象,一些老龄教师都当爷爷奶奶了,也要填资料,下载APP,他们眼神又不好,是眯着眼睛一项一项操作,效率特别低。有的老龄教师智能手机用得特别费劲,就感到巨大的折磨,为了完成任务,只好请家里人或者村里年轻人帮忙。最终,形式主义工作任务是达成了,但乡镇学校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

城乡二元格局是当前的现实,据我们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学龄人口还有约 5000万人,小规模学校数量约10万所,这些学校将分散在广袤的农村,届时将存在21.7万的教师缺口。额外增加的形式主义工作,可能会导致农村教师教学质量提不高,年轻教师更加难留下,进一步又拉大了城乡教育的差距。

我们了解到很多教育发展好的学校,地位高,自主权强,形式主义任务根本落不到里面去。而在乡镇,形式主义工作表面影响的是学校和教师,但最后承担后果的是孩子。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会形成一个累积的负向效应循环:教育在县域不突出——话语权变弱——学校没有办法拒绝形式主义工作——教学生态遭破坏,教育在县域不突出。

当然,形式主义也不是一团搅不动的浆糊。我们跑了很多县和乡镇,形式主义在地区上的强弱是有差别的,这和当地政府对教育的认知改变有关,关键也是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影响整个县的教育生态。

印象深的是江西一个很普通的县,原本不富裕,教育也不出色,但一位教育局局长为了提升教育,曾经在那里提出「家校合作」理念,做了很多改革,结果在全国变得有名,许多同行来学习,各种机构也宣传,一下子引发了聚光灯效应。更高层级部门开始关注,把教育变成当地一个发展品牌,偏向投入了许多资源,教育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良好的学校氛围也让农村留住了好的教师。

还有四川一个县城,走的是「经济驱动教育」路径,因为农产品大量出口,给当地带来很多收益,更多财政能够投入教育。在那里,许多事情都在为教育让路,校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规划学校和学生的发展。

其实,很多教师想要的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教书。在我们走访了那么多学校之后,一个学校的科任教师的经历特别典型,因为教书很好,学校曾经给他提干成副校长,但是干了两三年之后,他的日常变成天天开会,催着填表,想办法达成各种指标,做的都是非教育教学工作,这让那名老师感觉很困惑,偏离了最初追寻的轨道,变得越来越自我抵触。后来,他干脆把副校长辞掉,做回了一名普通老师,回到班级,拿到书本,重新和孩子们对话,内心才感到安宁。

最后提到这名老师,想表达的不是做中层干部不好,而是许多教师对非教学工作已经不堪其扰。他们最认同的核心价值其实在课堂上,这也是他们对教育最朴素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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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8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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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非教学工作越来越多。

非教学工作为什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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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变成一个可以无限往下推演的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善槐从2007年开始研究教育,最早从宏观政策出发,重点关注的是教师队伍建设,但近几年,教师个体的压力凸显出来,工作负担变成他和所在团队探讨的一个主题。

刘善槐感到困惑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办公越来越便利,政策体系也越来越完善,教师的工作负担却在变重?这些负担是否存在某些共性?沿着这些问题,他和团队去到十多个省份调研,发现教师的许多精力耗费在课堂之外。

刘善槐还发现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很多人不愿意当校长,而且很多青年教师也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以至于许多学校年度开学,出现「班主任荒」,不少学校只能轮流摊派。一些承受过多压力的青年教师身体出现各种状况,寒暑假甚至变成他们集中调理身体和住院看病的时间。

「真正的问题也不只在于频繁的检查,而在于背后的『形式主义』。」刘善槐说,形式主义之所以流行,和现下对教育的评估方式有关,也和教育部门在县域的处境相关。

而乡镇和农村学校是承受形式主义工作的最后一环,「那里是教师工作最隐秘的地方,也是负担最严重的地方」。刘善槐从教师编制政策、县城财政分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出发,分析了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广袤农村的学校和教师的具体处境。

刘善槐也提到,形式主义不是「一团搅不动的浆糊」,也有一些县城的教育能够从形式主义中脱身而出。校长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规划学校发展,教师也能更安心地站立在他们最认同的课堂上——「这是他们对教育最朴素的期待。」】


课堂之外

最开始关注到教师的工作时长和强度问题,我们专门设计了量表,是想了解他们一天上几节课,花多长时间备课、批改作业,结果发现,教师的许多精力其实耗费在课堂之外,他们被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压得喘不过气来。总的来说,都是一些和教育教学关联度不高的工作。

比如最近一次,我们去浙江省某个镇上调查,一位中学校长跟我们说,最近一个周,因为省里来检查,教育局把所有初中校长叫去布置任务,接着整理大量材料;再上一个周,又因为某一项检查,校长也是被叫去教育局开会,回来后整理资料。

类似的检查会贯穿整个学期,一个中部省份的县城教育局统计过,中小学教师需要承担的各类各项非教学工作有36项,具体到下面的一所学校,曾经一个周收到过17份文件,平均一天就有好几份,整个学期更是列得满满当当。这些工作还要形成报告、统计具体数字,最终做成材料,以至于很多老师自嘲说:最近几年,教学专业能力没怎么提升,做资料却已经很专业,知道有关部门需要什么样的标准,怎么做材料最快。

这些材料中,有一些是校长为了学校获得荣誉,主动去申报了很多项目。比如青年学校、无废学校、绿色学校、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进到这类学校,你会发现荣誉挂了一整面墙,牌子申请下来之后,有的还得进行年度评估,所以每年都要做材料。

另外一些材料,是以县为单位,教育系统里每一个学校应对检查时必须要提供的,比如师德师风督查,学生体质监测,安全检查,有的是年度,有的是学期,有的是突击。每次这样一督查,老师就要准备这个资料,那个资料。

记得甘肃一个乡村小学校长说,各个部门每次检查的标准都不一样,材料一年比一年多,要求越来越五花八门,教师应对这些就已经疲惫不堪。还有一位江西教师说,为了预防突击检查,他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填表、写汇报材料,紧急的时候,哪怕熬夜不睡觉也要做完。还有一个中学校长说,去年做的文明校园评选,一个星期查一次。到最后变成,学校里什么地方有破损,他就马上把油漆匠和水泥工叫来补,因为排名一旦落后,上级部门会找校长谈话。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检查不是教育系统推动,也不是教育想做的事,它们来自交通局、公安局、消防、妇联、文明办等多个单位,包括了扫黑除恶、防诈骗,甚至是破除陋习、殡葬改革。这些面对的是成人,离教育特别远,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有些事情还不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但许多部门为了工作的便利,保证任务更好达成,就咋咋呼呼全进了校园。

我们去到一个中部省份,老师感觉很无奈,他们得督促发交医保的通知单、禁止焚烧秸秆的宣传单,也得到孩子家检查电路、煤气有没有安全隐患。更难以理解的,在南方一些城市,家长骑电驴子接孩子,老师要管理有没有戴安全帽。甚至地方上的保险公司和政府合作,从孩子,到父母,再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买保险,老师也得管。

这些部门之所以进校园,是因为学校是一个集合了孩子并能够把通知快速遍及家长的系统,由教师牵动学生,再由学生牵动家长,好组织,好管理,各个行政单位确实减少了办事成本,提高了效率,实际上是把压力转移给了学校。

就拿地方推行的保险来说,通过社区挨家挨户动员,不仅耗费时间和人力成本,而且业绩也不好完成,但是通过学校,由班主任在群里一发,家长即使有意见,但为了孩子,最后总要把这件事做了。参保原本讲的是自愿,最后有些也不是自愿了。

家长因此对教师怨声载道,但教师也是无奈的,许多事情本来是由他们协助管理,但最后都被搞成评比,转移成具体的压力。教师就感觉被评比体系绑架了,为了不让班级排在后面,他们会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让完成率达成100%。如果排名对外,还显得拉了学校后腿。评比因此成为驱动教师工作达标屡试不爽的方式。

这些来自不同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最后全落在教师身上,甚至有人就说过,教书是副业,其他事情变主业。还有一个小学校长开玩笑说,所有的局里,除了一个畜牧局,其他部门都进过学校,如果学校养殖了两只鸡,那畜牧局也要来检查了。

那个校长所在学校的规模其实很小,在我去调研的那5天内,也要完成7到8项检查,资料连一个蓝色的文件盒都装不下。

「年轻人不愿意做班主任了」

在各个地区调研时,我们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当校长了,很大一个原因是,校长需要担负的责任是无限的。

目前,我们有些行政部门把学生问题惯常都归责给学校,从来没有思考过边界在哪里,但凡学校出点什么事,校长很容易被推上风头浪尖。记得一位初中校长说,学校里某个老师在外酒驾了,责任要追究到校长;暑假,一名初二学生看到网上有兼职信息,加了手机号码后,落入电信诈骗,公安局会立马约谈校长。甚至有些地区,200米范围内的商家店铺都是学校的责任片区,校长要想办法管理。

乡镇地区的校长更难当。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政府财政每年要拨给学校一笔公用经费,用来维护学校水、电、网等设施的正常运转,但这几年,我们发现某些县城财政紧张,公用经费经常不能及时拨付,为了不让学校断水断电,许多校长只好用自己的工资垫付。在某一个村小,校长年龄也比较大了,今年上半年经费一直没下来,他已经垫了4万多块钱。

校长感受到的压力,其实是一层层往下传导的。义务教育阶段基本是公立学校,校长都由教育局任命,只能接受上级的指令。但各县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一个关键点就在教育局局长,作为一个县教育的管理者,教育局局长秉持的是什么理念,是保守还是开明,能否和上级政府积极沟通,挡住一些任务不能进校园,都有很大关系。

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教育局长要从教育系统产生,先是一名普通老师,之后到中层和校长,最后到教育局局长,经历过多重身份的转变,他就会了解学校运行的基本样态,不能天天折腾老师填表。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的许多教育局局长来自住建局、畜牧局……他们很难从教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上面来了通知,就是上传下达,完成一项任务,但不知道学校和教师的具体遭遇,也不知道过多的非教学工作会给教育生态带来什么影响。

调研中,我们的另一个发现是,年轻人也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

压力传到这一层,班主任是更加被动的角色,几乎没有选择的空间,只能往下落实工作,如果做不到位,还会受到上级问话,影响绩效工资发放,关系到自身的相关利益。

现实中,我们看到的班主任都是风风火火的,不仅要教学,管理学生生活,和家长沟通,还要处理很多非教学事务,工作边界不断在扩大。比如湖南某县一位班主任说,没想到这个职业和他期待的差距会有这么大,最头疼的就是频繁接受检查,细化到上课、备课、作业批改,班主任工作手册和班级日志,有时候,一个星期还要检查两三次。为了通过考核,他要完全按照规定的格式和模块,形式化地写很多教案,做得不顺手的时候,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

现在很多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很多县城没有专门的心理老师,班主任还要留意学生情绪。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县中学班主任,访谈中自己的情绪都快克制不住了,她一直说自己太累了,全班40多个同学,不可能一一照顾到,有的学生情绪失落,她不仅说服不了对方,还容易被带到情绪里去,每周都因为学生哭一次,最后不仅影响备课,而且疏导不开学生,自己也快有心理问题了。

和校长的情况类似,乡镇班主任比城市的更难当。特别是很多乡镇学校是寄宿制,只能由班主任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他们一周全住在学校,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11点查寝后休息,每天工作时间特别长。有的学校不提供住宿,学生离得远,班主任就要做校车安全管理员,早上6点接学生,下午再送回,一直到晚上7点多才能回到自己家。还有的班主任面对的是大量留守、单亲家庭儿童,有的父母一年才回来一两次,有的父母完全撒手不管,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班主任就要对孩子的学习和安全全权负责。

在无限化的责任下,班主任要承受很大的精神负担,大脑始终处于一个紧绷状态,最害怕半夜接到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用睡了,立马就得起来处理。还有的班主任非常焦虑,晚上严重失眠,大把大把掉头发。

虽然付出了很多,但班主任除了和科任老师拿一样的工资,其余就是班主任津贴,有的地区只有两三百元。大部分老师就选择不当班主任,以至于很多学校每年年度一开学,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班主任荒」,校长就非常头疼,挨个把老师约到办公室交谈,还得去家里做工作。如果老师最终都不愿意,普遍采取的调节机制是,年轻老师轮流摊派,今年你当,明年他当。

其实,对于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但在实际中,因为职级低,话语权弱,他们通常还是被选为班主任,背负了很多非教学压力,一些职称高的老师反而是清闲的,以至于在调查中,青年教师的身体状况并不比老龄教师健康。许多青年教师一周内出现三次以上头痛、肌肉酸痛、胃疼、心跳过速、食欲不振等症状,寒暑假甚至变成他们集中调理身体和住院看病的时间。

最终,压力影响了工作感受,成为许多教师产生离职意向的重要原因。另外,非教学工作也让他们失去职业认同感,特别是天天盯着卖保险,下载APP,闹出一些家校矛盾。教师就出现自我怀疑,现实和理想偏差太大,他们就会选择离开,去教育系统的其他岗位,或者转而去考公务员。

一种处境

我们说,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背后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之所以流行,一个可探究的原因或许是,我们对教育的评估,太过于依赖制定可量化的标准。

比如之前说过,很多学校会去申请挂牌项目,再往前一层推演,是为什么立这些项目。有一些项目是带有行政逻辑在里面的,比如一个区域如何体现积极推行了教育;a县和b县,如何比较教育的先进和落后……这些都需要具体的抓手,就会驱动项目立项,让学校评比,用可量化的尺子量一量。这样一来,学校就会按指标准备材料,导致项目逐渐脱离初衷,走向形式主义。

许多部门对学校的考核重心也偏移了,不是走进教室,看看教师给孩子们授课的效果,而是集中到办公室翻看材料。检查落在纸面上,就导致教师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做成「台账」,记录过程甚至要大于许多事情本身的工作量。

举例来说,学校有两条生命线,一条是质量线,一条是安全线,消防进校园,肯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进学校,有时不是在各个角落看消防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而是看学校做的台账,上面记录学校自行检查过几次,有些检查是专业的,比如灭火器的压力指针大概多少范围,教师也不懂,但还是做了台账。他们已经没法关心实际问题是什么,只要保证台账达标就行了。

台账和学校的无限责任处境也相关。在所有评价环节里,台账是唯一能倒回去追踪的方式,代表着「留痕主义」,能显示学校做过什么,别人就挑不出学校的毛病。

最典型的是防溺水工作,学生如果在暑期溺亡,一小时都不到,主管部门就进学校了,让学校把所有资料拿出来,看班主任开过几次班会,工作是否存在漏洞,如果教育不到位,对学校和老师的影响非常大。在很多地区,放了寒暑假,教师需要巡河,去鱼塘、水库轮流值班,不允许孩子靠近水边玩耍。之所以抓得这么紧,也因为关系到地方领导的考核,比如在某个东部省份,一个县里溺亡三个人以上就算重大事故。

除此之外,从教育系统外部看,为什么多个部门能进校园,导致形式主义越来越重,和教育部门的性质分不开。

从理论上,在一个县域,教育、交通、住建等部门,都是彼此独立且并列的关系,但实际上,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占用了许多编制、财政支出、土地,是一个资源消耗型部门,在话语权上常常处于「弱势」。

正因为这种强弱处境,当其他部门面临考核压力时,就会给教育局发文件,一般会说「请教育局予以协助」。教育部门通常没法拒绝,甚至因为自我弱势的定位,任何需求抛过来,都没有思考哪些事情不能做,可能就是服从或者合作的态度,以至于其他部门做事都习惯找教育局,需求的雪球越滚越大,学校就在逐年增加的负担中越来越不堪重负。

事实上,县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部门之间不能简单看成是对抗关系,而是彼此勾连,办事可能也会带人情色彩在里面,比如一个教育局长如果从住建局里诞生,学校要建几层楼,需要住建局来审核,等到住建局有需求进校园,学校也就没办法推辞。

彼此勾连的另一面,部门之间又彼此独立,很多信息和数据不流通,就会造成一项检查里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比如国家提出要重视学生视力保护,各个部门开始行动,教育局委托卫生机构查一次,卫生院体检再查一次,学校必做的期末体检又查一次,就像过度医疗一样。之后,教师不仅要把数据输入青少年近视防控平台,还要在体质健康监测网站填报,被折腾好几遍。

总之,如果没有一个力量统筹管理,各个部门还是会把需求压到学校,教师负担很难真正地减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为了调查如何给基层学校减担,方式还是发表格,有什么意见请整好资料上报,这本身就给教师增加了一个新负担。

「形式主义也不是一团搅不动的浆糊」

谈到教师工作负担,我们最终还是要落回到乡镇和村屯,那里是教师工作最隐秘的地方,也是负担最重的地方。

这种局面跟教师编制配置的机制有关。编制是一种公共资源,以县城为单位,学校为单元,按照学生数「自上而下」核定。2014年经过改革后,城乡编制统一,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区域,学生总量相同,编制总量就相等,其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总量比是1:19。但这在乡村引发的问题是,许多地区偏远,人口稀疏,学校规模小、数量多,如果仅把「生师比」作为指标,就会存在老师在农村不够分的情况。

根据相关数据,在理想的班级规模条件下,每个班级45人,教师编制能够满足基本的教学需求。但我们去到很多农村学校,绝大部分班级远远低于这一规模,有的乡镇中心校总学生数都不到100名,下面的村小人数更少,一个班级只有十几个孩子,配一个老师都属于超编,这个老师就要「一个萝卜多个坑」,跨学科、跨年级教学,从第一课上到最后一课,还要被分配给其他班级,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形式主义工作再落在他们身上,那就非常繁重了。

除了编制政策,乡镇学校能分到多少老师,还取决于一个县的财政能力,以及愿意拿出多少钱给教育部门分配编制。

2000年以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所有的教育经费由县政府统筹,但因为各县财政水平差异大,对于许多财政弱县而言,教育支出是一个不小的财政问题。在我们调查的12个县中,占比最小的是17.21%,最大是29.52%。近几年,有的县级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采用了编制紧缩政策。

在人数紧张的情况下,一位老师身兼数职在乡镇是很普遍的情况。比如最近我们去到东部省份某个镇上的中学,数学老师也是总务主任,每天除了上课,还要管理行政。理论上,学校行政一共需要5个人,但是因为没有编制,学校满打满算只招了3个,那名数学老师又是财务,又是采购,每天都有忙不过来的工作。

再往下的村小,教师还要承担很多后勤工作,需要统计食堂的出入库,吃了多少米、多少菜。这里有一个背景是,从2011年11月开始,国家实行了一项免费营养餐计划,规定每天几块钱必须吃到孩子嘴里去,这对农村学生本来是好事,但人手不够的学校就把教师拉过来。除了要采购、运输、烹饪食物,填表和账本制作另外花两节课时间,一些教师对此感到无奈。

乡镇教师数量越不充足,年龄结构也越不合理,年轻教师留不下,老龄教师退不出,教师明显老龄化。你甚至不能想象,一些老龄教师都当爷爷奶奶了,也要填资料,下载APP,他们眼神又不好,是眯着眼睛一项一项操作,效率特别低。有的老龄教师智能手机用得特别费劲,就感到巨大的折磨,为了完成任务,只好请家里人或者村里年轻人帮忙。最终,形式主义工作任务是达成了,但乡镇学校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

城乡二元格局是当前的现实,据我们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学龄人口还有约 5000万人,小规模学校数量约10万所,这些学校将分散在广袤的农村,届时将存在21.7万的教师缺口。额外增加的形式主义工作,可能会导致农村教师教学质量提不高,年轻教师更加难留下,进一步又拉大了城乡教育的差距。

我们了解到很多教育发展好的学校,地位高,自主权强,形式主义任务根本落不到里面去。而在乡镇,形式主义工作表面影响的是学校和教师,但最后承担后果的是孩子。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会形成一个累积的负向效应循环:教育在县域不突出——话语权变弱——学校没有办法拒绝形式主义工作——教学生态遭破坏,教育在县域不突出。

当然,形式主义也不是一团搅不动的浆糊。我们跑了很多县和乡镇,形式主义在地区上的强弱是有差别的,这和当地政府对教育的认知改变有关,关键也是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影响整个县的教育生态。

印象深的是江西一个很普通的县,原本不富裕,教育也不出色,但一位教育局局长为了提升教育,曾经在那里提出「家校合作」理念,做了很多改革,结果在全国变得有名,许多同行来学习,各种机构也宣传,一下子引发了聚光灯效应。更高层级部门开始关注,把教育变成当地一个发展品牌,偏向投入了许多资源,教育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良好的学校氛围也让农村留住了好的教师。

还有四川一个县城,走的是「经济驱动教育」路径,因为农产品大量出口,给当地带来很多收益,更多财政能够投入教育。在那里,许多事情都在为教育让路,校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规划学校和学生的发展。

其实,很多教师想要的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教书。在我们走访了那么多学校之后,一个学校的科任教师的经历特别典型,因为教书很好,学校曾经给他提干成副校长,但是干了两三年之后,他的日常变成天天开会,催着填表,想办法达成各种指标,做的都是非教育教学工作,这让那名老师感觉很困惑,偏离了最初追寻的轨道,变得越来越自我抵触。后来,他干脆把副校长辞掉,做回了一名普通老师,回到班级,拿到书本,重新和孩子们对话,内心才感到安宁。

最后提到这名老师,想表达的不是做中层干部不好,而是许多教师对非教学工作已经不堪其扰。他们最认同的核心价值其实在课堂上,这也是他们对教育最朴素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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