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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19 23:02
科技

英伟达芯片重塑AI大脑

英伟达芯片是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等公司运行的云架构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英伟达突然间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一种技术的核心。
英伟达芯片美媒:美国考虑实施对华AI芯片出口新限制
彭博

■黄仁勋(Jensen Huang)第一次试用ChatGPT时,让它给他的公司辉达(Nvidia)写了首诗。十多年前黄仁勋就押下赌注,认为辉达的电脑晶片可以成为人工智能(AI)的大脑。ChatGPT得出的结果让他很满意——它写道:“辉达生来应对挑战。凭借强大的GPU和AI,他们将推动著技术的边界前进。”在他的文学水平来看,机械人作的这首诗表明,他之前的押注赌赢了。

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辉达的晶片一直是呈现超现实视觉效果的主要技术工具,比如渲染《决战时刻》(Call of Duty)和《绝对武力》(Counter-Strike)之类电子游戏里的那些爆炸场景和茂密植被,但黄仁勋深信它们也绝对能胜任AI技术所需要的从大量数据集中进行筛选的操作。为了验证他的猜想,他要求他的团队建造一款专为AI设计的伺服器,并在2016年将第一台伺服器交给了 OpenAI 的创办人马斯克(Elon Musk)和阿尔特曼(Sam Altman)。这部价值12.9万美元的设备被描述为一台拥有AI的超级电脑,其外形只有一个公事包那么大,内部装有八个相连的图形处理器,它在两小时内处理的数据量,传统的电脑处理器需要逾六日才能完成。黄仁勋将它作为一件礼物亲自送到这间初创公司的办公室,当他指著那些零件时,马斯克像个骄傲的父亲,对著那台银色外观的机器满面笑容。

那之后,马斯克和奥尔特曼之间发生了强烈分歧,但他们在某个方面始终很一致,那就是两人一直都在为不同的项目争取使用英伟达的芯片。去年底OpenAI发布了ChatGPT,其大脑就是由2万多只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组成的。根据研究公司Similarweb的数据,到今年2月,这个聊天机器人的用户数已达1个亿;如果不是运营成本那么昂贵的话,这个成果对OpenAI可以说是个重大胜利。微软公司已承诺为其提供超过100亿美元资金,这将有助于它支付不断上涨的算力成本;而要满足需求,这家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将需要更多的英伟达芯片。黄仁勋说他本人不太用ChatGPT,不过他已注册了奥尔特曼的公司推出的每月收费20美元的版本。他开玩笑说,“他需要这笔钱。”

实际上,几乎所有想在这波人工智能热潮中分一杯羹的公司也都会如此。英伟达芯片是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等公司运行的云架构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去年,各家数据中心运营商在给英伟达的大宗订单上总共掏了150亿美元。“你会看到无数类似ChatGPT的东西,”今年5月17日黄仁勋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的英伟达总部接受采访时说,“这基本上是一次重生,在我们看来,它是对数据运算的一种再造。”

一周之后,黄仁勋就向投资者们展示了所谓重生对英伟达的业务意味着什么。来自数据中心(英伟达现在称它们是“人工智能工厂”)相关业务的季度收入增长了14%,达到创纪录的42.8亿美元。该公司对其夏季销售的预测比分析师的预期高53%,这推动其市值一度蹿升至1万亿美元之上。(截至7月13日,英伟达市值达1.14万亿美元)历史上曾超过这个数字的上市公司一共只有9家。英伟达一夜之间增加的市值就相当于其长期竞争对手超微半导体公司(Advanced Micro Devices)整个公司的市值,而其目前的最新市值是另一家竞争对手英特尔公司的8倍。至少有三位华尔街分析师在他们的报告标题中用了同一个惊叹词—“哇噢”。

对于黄仁勋是如何带领英伟达从一家视频游戏芯片制造商转变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锋,人们通常将其归结为他在预见未来方面的神奇能力。他的副手们在解释的时候只会说些企业惯用的乏味的套话。该公司负责高性能运算事务的副总裁伊恩·巴克(Ian Buck)表示,身为一家初创公司的英伟达整体风格就像一个团队,不存在办公室政治。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的他的同事中,有11个人都用到了他所用的表述。听上去似乎他们都像ChatGPT一样被强行输入了同样的训练数据。

事实却是,赌对赌错对黄仁勋都是常事。英伟达曾在智能手机上失策、发布过几款计算机显卡最终都失败了、制造过几次昙花一现的潮流(预言“加密货币挖矿热将一直持续下去”),还曾出价400亿美元试图收购芯片设计公司安谋公司(Arm),最终被监管机构和竞争对手打退。黄仁勋表现出了一种深层代码般的生存意识。比如,他会在意识到英伟达无法取胜的一瞬间立刻毫不留情地毙掉一个项目,或者为表明自己的观点而羞辱高级员工。他会自豪地谈到公司曾有七次几乎倒闭的经历,但他一直甘愿一次又一次地承担这些风险,因为它们最终有可能帮助他拥有数据计算领域的未来。

英伟达突然间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一种技术的核心。它在一类被称作“数据中心加速器”的特定芯片市场上拥有80%的份额,目前,想拿到它的一款AI处理器要等待8个月。许多大型科技公司都在英伟达的等候发货名单上。不过,黄仁勋的一些最大的客户数年来一直在设计自己的定制芯片,以期减少对英伟达这类供应商的依赖。眼下他们还离不开它。“只有等英伟达因为某种原因受挫时,其竞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投资公司Harding Loevner的分析师克里斯·麦克(Chris Mack)说,“现在没有可行的替代选择。”Harding Loevner持有价值约1.6亿美元的英伟达股票。

眼下,人工智能已经能做很多事,诸如ChatGPT写的诗歌、让汽车实现一定程度自动驾驶的软件、电脑生成的教皇穿着蓬松款羽绒大衣的照片等等。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安培100”(Ampere100)。这款芯片以十九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安德烈-玛丽·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的名字命名,大小与一只早年的纸板火柴差不多。它从表面看非常光滑,但在显微镜下会看到无数微小组件(总数大约540亿个)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布局有点像东京地铁网络图。

英伟达的芯片架构师花了四年时间完善A100的数字化流程图,然后将设计发给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简称台积电公司)或三星电子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进行制作。一只原型做好之后会被空运到美国,然后像贵宾一样由专人开车从机场送到英伟达的办公园区。在那里它会被送进一个没有窗户的实验室,那里布满显示屏和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冷却管。(如果不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这种芯片可能会因为过热而起火。)

负责给这些小小的潜在纵火犯赋予生命的是工程师,当他们将这只原型芯片插入一台测试服务器的时候,他们紧张得似乎要吐出来了。他们祈祷这只芯片能接通并以预想的速度运转。发生任何闪失都有可能需要对芯片进行校正,也就是“重新设计”,这可能要花费数月时间并造成数亿美元的销售损失。英伟达负责图形处理器工程管理的高级副总裁乔纳·阿尔本(Jonah Alben)表示,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所谓的成功时刻,最多只是“忧虑感减轻了”。

而在黄仁勋刚创办英伟达的时候,忧虑感只会越来越严重。当时他30岁,拥有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硕士学位,曾在多家芯片制造企业工作过,包括超微半导体。后来他意识到需要专门的处理器来改进他爱玩的视频游戏,于是,1993年他决定与两名工程师一起创办一家公司。“他对微软推出的《飞行模拟器》(Flight Simulator)软件的兴奋之情显而易见,”董事会成员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回忆说。但他们最初设计的几款芯片都失败了,包括为世嘉公司(Sega)的游戏机Dreamcast设计的芯片,原因是他们冒险采用的那种新型架构不受游戏开发方的欢迎。英伟达的现金几乎耗尽了(这是他提到的数次濒临破产的时刻之一),于是黄仁勋退出了与世嘉的交易并突然改变了业务方向。

他转而专注于一种为运行微软Windows系统的电脑设计的新芯片,戴尔和Gateway成了他的签约客户。1998财年英伟达实现利润410万美元。这是电脑游戏的黄金时代,业界发布了《半衰期》(Half Life)和《星际争霸》(Star Craft)等游戏。次年英伟达实现上市。黄仁勋当时曾说,“有人告诉我说我是最难干掉的CEO”。到2006年,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出货量达到5亿只,其技术还被集成到索尼游戏机PlayStation3以及微软的第一款Xbox游戏机中。

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黄仁勋的衣着用苹果公司时任硬件工程主管乔恩·鲁宾斯坦(Jon Rubinstein)的话来讲,有点像一名“痴迷电子设备”的百思买(BestBuy)店员。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开始穿一身黑的衬衫、裤子和皮夹克,而且之后似乎从未变过。在接受采访和参加公共活动时,他有时非常理性地揭示问题,有时令人轻松地开起玩笑,但据三位内部人士说,他在办公室里是个易怒的、动不动爱训人的老板(这三位有亲身体验的人士因为担心再次被训而要求不透露姓名)。其中一位回忆说,如果黄仁勋对某个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回答,他会要求(经常是一边咒骂着一边这么做)让一位高管找来能给出答案的下属。然后他会生着闷气等,同时不停地查他的收件箱,直到那个人到场或打来电话。英伟达发言人鲍勃·舍宾(Bob Sherbin)表示,公司最高管理层的留任率是很高的,而且他们对黄仁勋“非常忠诚”。“他们欣赏他的幽默感和他对公司的热情,”他说,“而且他们知道他对他自己是最苛刻的。”公司几乎每位员工都被要求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他们“最重要的五件事”,而且邮件也要以这个作标题。其中许多邮件都直接发给黄仁勋。里面需要包含对他们最紧迫的目标作的简要总结,以便他持续关注。

英伟达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被英特尔搞垮。游戏业务为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GPU)开辟了一个小众专属市场。但其它几乎所有领域用的都是英特尔的中央处理器(CPU)。几十年来,英特尔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大多数计算机自1980年代以来用的都是它的CPU,它吞噬了数据中心处理器市场99%的份额,高得简直荒谬。英特尔的芯片也可以用于游戏产品,但不如英伟达的芯片好。

要理解CPU和GPU的区别,不妨用在超市购物打个比方。你的那辆购物车就相当于CPU。你推着车穿过一个个货架通道、装上需要的东西,然后前往收银台结账。

这是大家在超市购物的正常程序。而GPU不同,它就像你雇了几十个人,每人提着一只购物篮帮你找东西。其中一位找麦片,另一位找水果,还有一位找厕纸。虽然他们每人篮子里能装的东西不如一辆购物车多,但你应该能猜到,如果参加Supermarket Sweep那种超市抢购比赛的话哪种做法能赢。

从人类使用电脑以来的几乎整个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并不是非常重要,除非你是从事视频游戏或电影剪辑的工作。英伟达的GPU可以执行特定的重复性的任务,比如《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游戏那种需要一下子加载数百万个像素的情况。相比之下,英特尔的CPU适合生成一张Excel电子表单、运行一个网络浏览器或播放一条YouTube视频等等。

GPU处理数据的方式被称为平行运算,黄仁勋认为,这种运算方式有可能对解决最具挑战性的技术问题产生深远影响。从理论上讲,将更多GPU连接在一起可以显著扩大系统在给定时长里能够处理的数据量。他推断,这可以解决他所说的终结摩尔定律的问题。该定律是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构想出来的,它认为一只芯片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这一预测得到非常准确地应验,处理器的性能在之后半个世纪里大幅提高,直到大约十年前开始出现停滞。打个比方,如果向数据中心再添加更多的英特尔CPU,就像超市通道被太多的购物车堵塞,会无法顺利购物结账。

进入2010年代初,客户开始寻找其他选择,这给黄仁勋带来了机会,他的进行平行运算的GPU可以成为解决那些数据处理问题的完美替代。但英伟达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当时服务器上运行的几乎所有代码都是为CPU—也就是为英特尔编写的。英伟达的幸运之处在于黄仁勋有一个刚刚得出来不久的解决方案。2006年时他曾召集公司的人构建一种简称Cuda的新编程语言,其全称是“计算统一设备架构”,它可以拓展英伟达的处理器能运行的软件类型。

这个想法相当疯狂。Cuda团队必须重新创建基本的、长期以来都是为适合CPU而存在的运算流程(包括数学库、调试工具等),以便软件开发人员能够为GPU的平行处理能力编写代码。不久,黄仁勋要求英伟达所有新芯片的设计都必须与Cuda兼容,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在财务收益电话会议上大力吹嘘讲授Cuda课程的大学数量,令当时的金融分析师甚至公司的部分员工都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理解这一切与游戏业务有什么关系。“那可是棵摇钱树,”一位英伟达前副总裁说,“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爱玩电子游戏的十几岁男孩。”他与本文引用的其他几位人士一样也要求匿名,以避免疏远黄仁勋。

Cuda在海底进行了一场早期实验。一位前英伟达高级工程师回忆说,石油技术公司斯伦贝谢(Schlumberger)的子公司Western Geco与英伟达员工合作,对一种算法进行了优化,通过电子方式扫描海底,寻找石油矿床存在的迹象。“他们得到的数据太多了,不得不用直升机将它们从船上转移到可以进行计算的地方,”这位人士说,“所有这些数据都需要进行处理,然后得出‘这里钻一下,这里看一下’的结论。这些决定可以说值上亿美元。”使用GPU之后,在对相关软件进行初步测试时,数据挖掘速度能比WesternGeco之前使用的计算机快6倍还多。

能解决这样一个棘手问题表明,英伟达的技术不仅仅可以用于游戏,不过,直到在2012年的一次学术竞赛中取得更大突破,它的全部潜力才得以显现出来。一个名为AlexNet的项目在准确识别图像内容的能力上创下了新纪录。其出错率为15.3%,比紧随其后的挑战者低了10个百分点还不止。其神经网络是使用Cuda和两个英伟达GPU进行训练的。AlexNet项目表明,由GPU驱动的人工智能执行某些任务的水平已可以接近人类。

2014年英伟达举行开发者大会(这项活动被称为“计算数学家们的伍德斯托克”)时,黄仁勋上台发表了主旨演讲,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阐述人工智能的未来。“参加活动的人原本期待看到爆炸和物理模拟场景,就像人们以前在黄仁勋的主旨演讲中通常会看到的那些,”英伟达深度学习应用研究副总裁布赖恩·卡坦扎罗(Bryan Catanzaro)回顾说,“但这次却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想法。”黄仁勋私下里说,他的公司总有一天会超过英特尔。

除了Cuda及用于人工智能的GPU,这一时期黄仁勋还进行了大量其他押注,但很多都失败了。他为打入移动设备市场再次与英特尔较量,但最后他们都输给了高通公司(Qualcomm)。英伟达还曾尝试过制造平板电脑、电视机顶盒和智能音箱,最后都没实现。

据接近黄仁勋的人说,他有一种善于将错误决策从公司的集体记忆中抹去的非凡才能。这种类似《黑衣人》(Menin Black)式的典型手法帮助他的团队迅速转向下一个项目。在最多时能有400名员工参加的“统一行动”大会上,黄仁勋会让总经理介绍业务战略,他自己坐在前排观看,并发表西蒙·考威尔(Simon Cowell)式坦率而尖刻的评价。据三位曾参加过这类会议的人士说,他的批评有时会很严厉。这些人说,这种公开演讲并不是针对台上的人,而是坐在黄仁勋背后的数百号人。他希望他们将他的指示加以内化,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行动——这种管理风格颇有点类似平行运算。

“没有人真正了解那个黑匣子是如何运作的,但它的运作是基于大量数据,并且每隔一段时间,你会感受到从它那里释放出的情绪,”一位曾在英伟达工作多年、与黄仁勋工作关系密切的前高管表示,“他几乎是个标准的AI。”

新冠疫情期间,在科技股遭遇疯狂行情的时候,英伟达跨越了两大重新确立该公司地位的里程碑。2020年7月,它被评为美国最有价值芯片制造商。次月,英伟达宣布其来自数据中心业务的季度收入首次超过游戏业务。芯片代工商台积电公司的创始人张忠谋(Morris Chang)回忆说,“10年前他说英伟达会比英特尔更大的时候,我就相信了。”

引起华尔街共鸣的主要并不是黄仁勋对人工智能的推崇。这个时候,人们在视频游戏上花的时间更多了,且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上投入巨额资金,推动了擅长加密货币挖矿的英伟达GPU的市场需求。黄仁勋试图抓住这波势头收购芯片设计商安谋公司,但未能成功,半导体行业运用最广泛的设计标准就出自该公司。那次400亿美元的出价原本能确保英伟达在移动技术领域占上一席之地,并将其业务触角扩大到许多其他类型的产品。然而,那些依赖安谋公司芯片设计的企业对英伟达越来越强大的实力已有所警觉,美国监管机构提起诉讼阻止合并。黄仁勋最终于2022年2月放弃了。

一直以来,人工智能依然是英伟达高管们的首要关注点。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表示,当时股东们很难理解他们对人工智能方面的推介。她回忆说,“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你对着手机问它最近一家星巴克在哪里—这就是人工智能。在这些场景背后,就是这个GPU在努力通过数据为你解答这个问题。’”不过她说,今天再谈论这类话题就容易多了,“超级简单,就是ChatGPT。”

如果问英伟达的客户与这家公司做生意是什么感受,他们会告诉你说,与跟处于巅峰期的英特尔打交道类似:没有折扣,没有讨价还价,不能插队。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的某些最大的买家都在尝试自己造芯片。不过,目前没有一家能比得上英伟达,像它那样同时具备芯片设计和复杂的编程能力,毕竟这需要大量且持续的投资和专门知识。“如果其他许多供应商都能如你所愿,有英伟达那样的速度和执行力、像它一样创造市场并创造相关的应用软件,”亚马逊云服务(AWS)的副总裁纳菲亚·巴沙拉(Nafea Bshara)说,“那我们的状态都会比现在好。”

马斯克2018年尝试过让特斯拉不再使用英伟达的技术。他推出了一款特斯拉设计的芯片,最终取代了该公司轿车上使用的英伟达自动驾驶平台。英伟达负责自动驾驶软件事务的副总裁萨拉·塔里克(Sarah Tariq)说,“这对他们来说是战略性举措,构建自己的芯片并在某种程度上完整地拥有这一切。”她说,特斯拉目前仍是英伟达数据中心培训用GPU业务的大客户。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前不久为另一个人工智能项目订购了数千个英伟达GPU。

如果他能在9月份的劳工节之前收到订货就很幸运了(倒不是因为黄仁勋对他有什么怨恨,而是因为没人能享受特殊待遇)。马斯克没有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

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也都在芯片设计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谷歌在其张量处理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广受市场欢迎的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器开发方Midjourney公司今年3月表示,它采用了谷歌的处理器以及英伟达的GPU进行模型训练。New Street Research的分析报告称,谷歌芯片的性价比是英伟达A100的6倍。但做到这一点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谷歌在处理数据的方式上没那么灵活,而且它的性价比优势一两年后未必还能保持住。

安培100之后的下一代芯片是霍珀100(Hopper100),它以程序员先驱格蕾丝·霍珀(Grace Hopper)的名字命名,现已投入生产,其性能已经与谷歌芯片相当。据NewStreet分析师皮埃尔·费拉古(PierreFerragu)表示,即使是业内最有权势的人现在对黄仁勋也“非常、非常客气。”他说,“每个人都怕惹恼英伟达。”(谷歌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重视与英伟达的合作关系,它自己的芯片是对GPU的补充。)

当被问及他公司的业务受到的威胁时,黄仁勋很不以为然。他对抱怨英伟达GPU价格太贵的说法感到愤怒,并断言长期来讲,他们的客户在设备耗能方面的花费会更少,因为它们非常高效。“我们是一家能帮你省钱的公司,”他说。他不愿谈论马斯克,还说他并不了解所谓Midjourney的忠诚度正在动摇的说法。他说他不介意他的客户是否会成为竞争对手,他会继续将谷歌视为他最好的客户之一,因为它的确是他最好的客户之一。(根据彭博整理的数据,Alphabet目前是英伟达的第三大客户。)“我们基本上会避开竞争,”黄仁勋面无表情地说,“我是个胆小的人。我讨厌为什么东西争抢。”

黄仁勋表示,他希望美国和中国也能停止争斗。去年8月,英伟达成为美国政府限制人工智能技术传播措施的一个目标。拜登政府现在要求,向中国出口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包括A100和H100)需要许可证。英伟达于是迅速推出了一个不会触发这一限制的慢速版A100版,它访问数据的速度比较慢。

美国不希望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跟美国平起平坐;但黄仁勋认为,总统拜登的限制措施将适得其反。他说,这些措施反而会激励中国培育本土产业,目前中国已经拥有超过50家GPU公司。

黄仁勋将ChatGPT的诞生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iPhone时刻”。它给微软搜索引擎Bing带来复兴,让Adobe公司Photoshop软件新推出的从文本生成图像的功能吸引了大量人群,并在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当然,英伟达的GPU是发生所有这一切的基础。

因此,黄仁勋一直穿梭世界各地,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上宣扬他的公司在人工智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会亲自动手调整他的演示幻灯片,确保照片的角度能让他的GPU看起来尽可能醒目,还精心安排英伟达客户徽标的排列次序并调整徽标的大小。不过,近来由于他幻灯片上展示的人工智能客户太多了—从百度、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到麦当劳(McDonald’s)、辉瑞(Pfizer),只好把所有徽标都调得很小,以至于在屏幕上几乎无法辨认。

前不久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英伟达加州总部,黄仁勋摇摇晃晃地走进一间以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西部世界》(Westworld)命名的会议室。那天早上,黄仁勋刚刚飞去参加了另一个技术会议,地点在拉斯维加斯,他在那里发表了主旨演讲,非常热情地会见了客户,还参加了一个电视热播节目,然后急急赶回硅谷接受本次采访。他瘫坐在一只灰色沙发上。他完全有理由感到疲倦,但他似乎是在开玩笑似地假装疲倦。

虽然已经60岁了,但黄仁勋尚未表现出任何想要交班的迹象。“我们公司是基于我知道如何经营它而建立起来的,”他说,“所以只要我在经营它,这就是最重要的。”(他曾经在一次庆祝活动上对着满屋子高管说,“你们知道你们所有人只是服务一段时间。而我是终身服务。当你们的孩子接手你们的公司时,我还会在这里。”)

几个月前,黄仁勋迎来了在英伟达掌门人位置上的第30个年头,成为半导体行业任期最长的CEO。不过他说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讨厌搞庆祝。他们甚至从不提他的生日。“我收到的唯一一封相关的电子邮件是人力资源部门的IT系统自动发送的,上面写着‘亲爱的詹森,你有一位员工已经在公司服务30周年。’那位员工的名字就是我,”黄仁勋不无得意地说,“再没有其他人表示祝贺、说句‘30周年快乐’之类的话了。什么都没有。”

硅谷CEO们一向有让员工们惧怕的骄傲传统。但黄仁勋现在领导的是对于塑造人工智能发展轨迹最为重要的公司之一,而相当一部分员工害怕的是人工智能会做出些什么事。他们想知道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导者相信什么。他们有道德伦理观念吗?他们的员工有勇气提出反对意见吗?他们可以信任吗?

2016年黄仁勋将那台GPU超级计算机交给OpenAI的时候,他用记号笔在盒子上写下了“致埃隆及团队!致运算和人类的未来。”而那之后,马斯克已经成为可能是对人工智能持最激烈批评意见的人,而且曾表示他与OpenAI分道扬镳是出于道德原因。他当时的联合创始人奥尔特曼曾警告说,人工智能会带来与核战争同等的“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为AlexNet项目的技术突破做出过贡献的人工智能研究先驱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比气候变化更为紧迫。

不过,当反复被问及这些担忧时,黄仁勋都会作出回击。“我不关心萨姆。我不关心埃隆说了什么。我不关心辛顿说了什么。直接问我就好了。”黄仁勋说,英伟达在软件开发上设置了安全护栏,可以让人工智能仅限于完成分配给它的任务。他倾向于以技术乌托邦的方式看待事物。

黄仁勋承认,人工智能有可能造成严重危害,但他说这种危害与“化学战、假新闻等等”带来的危险没什么不同。他希望政府实行有针对性的监管—比如针对手术机器人、针对人工智能辅助飞行,但他表示,强制暂停发展人工智能的想法是“愚蠢的”,维持人工智能安全性的途径是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黄仁勋说,他的两个成年子女从未向他表达过对人工智能有什么担忧,而是对它的潜能感到惊讶。“我们害怕社交媒体,但我们不害怕人工智能,”黄仁勋说。(稍后他声明说,他的两个子女都在英伟达工作。)

几周之后,黄仁勋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台湾,又发表了一场有关人工智能未来的演讲。面对嘈杂的人群,他上台演示了英伟达最新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这是一台55英尺(16.7米)宽、4英尺(1.2米)高、被他形容为“一台巨无霸GPU”的系统设备,重达4万磅(约合18吨)。他说,这台机器运转起来会散发大量热量,所以给它配备了2000只风扇,它们能在几分钟内将相当于他演讲时所在大礼堂空间的空气全部置换一遍。为展示那台计算机令人生畏的体量,黄仁勋走到身后大屏幕上显示的与它实际尺寸相同的图像的下方;他说它的重量相当于四头大象。噢对了,它没什么可怕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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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黄仁勋就向投资者们展示了所谓重生对英伟达的业务意味着什么。来自数据中心(英伟达现在称它们是“人工智能工厂”)相关业务的季度收入增长了14%,达到创纪录的42.8亿美元。该公司对其夏季销售的预测比分析师的预期高53%,这推动其市值一度蹿升至1万亿美元之上。(截至7月13日,英伟达市值达1.14万亿美元)历史上曾超过这个数字的上市公司一共只有9家。英伟达一夜之间增加的市值就相当于其长期竞争对手超微半导体公司(Advanced Micro Devices)整个公司的市值,而其目前的最新市值是另一家竞争对手英特尔公司的8倍。至少有三位华尔街分析师在他们的报告标题中用了同一个惊叹词—“哇噢”。

对于黄仁勋是如何带领英伟达从一家视频游戏芯片制造商转变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锋,人们通常将其归结为他在预见未来方面的神奇能力。他的副手们在解释的时候只会说些企业惯用的乏味的套话。该公司负责高性能运算事务的副总裁伊恩·巴克(Ian Buck)表示,身为一家初创公司的英伟达整体风格就像一个团队,不存在办公室政治。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的他的同事中,有11个人都用到了他所用的表述。听上去似乎他们都像ChatGPT一样被强行输入了同样的训练数据。

事实却是,赌对赌错对黄仁勋都是常事。英伟达曾在智能手机上失策、发布过几款计算机显卡最终都失败了、制造过几次昙花一现的潮流(预言“加密货币挖矿热将一直持续下去”),还曾出价400亿美元试图收购芯片设计公司安谋公司(Arm),最终被监管机构和竞争对手打退。黄仁勋表现出了一种深层代码般的生存意识。比如,他会在意识到英伟达无法取胜的一瞬间立刻毫不留情地毙掉一个项目,或者为表明自己的观点而羞辱高级员工。他会自豪地谈到公司曾有七次几乎倒闭的经历,但他一直甘愿一次又一次地承担这些风险,因为它们最终有可能帮助他拥有数据计算领域的未来。

英伟达突然间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一种技术的核心。它在一类被称作“数据中心加速器”的特定芯片市场上拥有80%的份额,目前,想拿到它的一款AI处理器要等待8个月。许多大型科技公司都在英伟达的等候发货名单上。不过,黄仁勋的一些最大的客户数年来一直在设计自己的定制芯片,以期减少对英伟达这类供应商的依赖。眼下他们还离不开它。“只有等英伟达因为某种原因受挫时,其竞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投资公司Harding Loevner的分析师克里斯·麦克(Chris Mack)说,“现在没有可行的替代选择。”Harding Loevner持有价值约1.6亿美元的英伟达股票。

眼下,人工智能已经能做很多事,诸如ChatGPT写的诗歌、让汽车实现一定程度自动驾驶的软件、电脑生成的教皇穿着蓬松款羽绒大衣的照片等等。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安培100”(Ampere100)。这款芯片以十九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安德烈-玛丽·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的名字命名,大小与一只早年的纸板火柴差不多。它从表面看非常光滑,但在显微镜下会看到无数微小组件(总数大约540亿个)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布局有点像东京地铁网络图。

英伟达的芯片架构师花了四年时间完善A100的数字化流程图,然后将设计发给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简称台积电公司)或三星电子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进行制作。一只原型做好之后会被空运到美国,然后像贵宾一样由专人开车从机场送到英伟达的办公园区。在那里它会被送进一个没有窗户的实验室,那里布满显示屏和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冷却管。(如果不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这种芯片可能会因为过热而起火。)

负责给这些小小的潜在纵火犯赋予生命的是工程师,当他们将这只原型芯片插入一台测试服务器的时候,他们紧张得似乎要吐出来了。他们祈祷这只芯片能接通并以预想的速度运转。发生任何闪失都有可能需要对芯片进行校正,也就是“重新设计”,这可能要花费数月时间并造成数亿美元的销售损失。英伟达负责图形处理器工程管理的高级副总裁乔纳·阿尔本(Jonah Alben)表示,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所谓的成功时刻,最多只是“忧虑感减轻了”。

而在黄仁勋刚创办英伟达的时候,忧虑感只会越来越严重。当时他30岁,拥有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硕士学位,曾在多家芯片制造企业工作过,包括超微半导体。后来他意识到需要专门的处理器来改进他爱玩的视频游戏,于是,1993年他决定与两名工程师一起创办一家公司。“他对微软推出的《飞行模拟器》(Flight Simulator)软件的兴奋之情显而易见,”董事会成员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回忆说。但他们最初设计的几款芯片都失败了,包括为世嘉公司(Sega)的游戏机Dreamcast设计的芯片,原因是他们冒险采用的那种新型架构不受游戏开发方的欢迎。英伟达的现金几乎耗尽了(这是他提到的数次濒临破产的时刻之一),于是黄仁勋退出了与世嘉的交易并突然改变了业务方向。

他转而专注于一种为运行微软Windows系统的电脑设计的新芯片,戴尔和Gateway成了他的签约客户。1998财年英伟达实现利润410万美元。这是电脑游戏的黄金时代,业界发布了《半衰期》(Half Life)和《星际争霸》(Star Craft)等游戏。次年英伟达实现上市。黄仁勋当时曾说,“有人告诉我说我是最难干掉的CEO”。到2006年,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出货量达到5亿只,其技术还被集成到索尼游戏机PlayStation3以及微软的第一款Xbox游戏机中。

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黄仁勋的衣着用苹果公司时任硬件工程主管乔恩·鲁宾斯坦(Jon Rubinstein)的话来讲,有点像一名“痴迷电子设备”的百思买(BestBuy)店员。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开始穿一身黑的衬衫、裤子和皮夹克,而且之后似乎从未变过。在接受采访和参加公共活动时,他有时非常理性地揭示问题,有时令人轻松地开起玩笑,但据三位内部人士说,他在办公室里是个易怒的、动不动爱训人的老板(这三位有亲身体验的人士因为担心再次被训而要求不透露姓名)。其中一位回忆说,如果黄仁勋对某个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回答,他会要求(经常是一边咒骂着一边这么做)让一位高管找来能给出答案的下属。然后他会生着闷气等,同时不停地查他的收件箱,直到那个人到场或打来电话。英伟达发言人鲍勃·舍宾(Bob Sherbin)表示,公司最高管理层的留任率是很高的,而且他们对黄仁勋“非常忠诚”。“他们欣赏他的幽默感和他对公司的热情,”他说,“而且他们知道他对他自己是最苛刻的。”公司几乎每位员工都被要求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他们“最重要的五件事”,而且邮件也要以这个作标题。其中许多邮件都直接发给黄仁勋。里面需要包含对他们最紧迫的目标作的简要总结,以便他持续关注。

英伟达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被英特尔搞垮。游戏业务为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GPU)开辟了一个小众专属市场。但其它几乎所有领域用的都是英特尔的中央处理器(CPU)。几十年来,英特尔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大多数计算机自1980年代以来用的都是它的CPU,它吞噬了数据中心处理器市场99%的份额,高得简直荒谬。英特尔的芯片也可以用于游戏产品,但不如英伟达的芯片好。

要理解CPU和GPU的区别,不妨用在超市购物打个比方。你的那辆购物车就相当于CPU。你推着车穿过一个个货架通道、装上需要的东西,然后前往收银台结账。

这是大家在超市购物的正常程序。而GPU不同,它就像你雇了几十个人,每人提着一只购物篮帮你找东西。其中一位找麦片,另一位找水果,还有一位找厕纸。虽然他们每人篮子里能装的东西不如一辆购物车多,但你应该能猜到,如果参加Supermarket Sweep那种超市抢购比赛的话哪种做法能赢。

从人类使用电脑以来的几乎整个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并不是非常重要,除非你是从事视频游戏或电影剪辑的工作。英伟达的GPU可以执行特定的重复性的任务,比如《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游戏那种需要一下子加载数百万个像素的情况。相比之下,英特尔的CPU适合生成一张Excel电子表单、运行一个网络浏览器或播放一条YouTube视频等等。

GPU处理数据的方式被称为平行运算,黄仁勋认为,这种运算方式有可能对解决最具挑战性的技术问题产生深远影响。从理论上讲,将更多GPU连接在一起可以显著扩大系统在给定时长里能够处理的数据量。他推断,这可以解决他所说的终结摩尔定律的问题。该定律是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构想出来的,它认为一只芯片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这一预测得到非常准确地应验,处理器的性能在之后半个世纪里大幅提高,直到大约十年前开始出现停滞。打个比方,如果向数据中心再添加更多的英特尔CPU,就像超市通道被太多的购物车堵塞,会无法顺利购物结账。

进入2010年代初,客户开始寻找其他选择,这给黄仁勋带来了机会,他的进行平行运算的GPU可以成为解决那些数据处理问题的完美替代。但英伟达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当时服务器上运行的几乎所有代码都是为CPU—也就是为英特尔编写的。英伟达的幸运之处在于黄仁勋有一个刚刚得出来不久的解决方案。2006年时他曾召集公司的人构建一种简称Cuda的新编程语言,其全称是“计算统一设备架构”,它可以拓展英伟达的处理器能运行的软件类型。

这个想法相当疯狂。Cuda团队必须重新创建基本的、长期以来都是为适合CPU而存在的运算流程(包括数学库、调试工具等),以便软件开发人员能够为GPU的平行处理能力编写代码。不久,黄仁勋要求英伟达所有新芯片的设计都必须与Cuda兼容,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在财务收益电话会议上大力吹嘘讲授Cuda课程的大学数量,令当时的金融分析师甚至公司的部分员工都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理解这一切与游戏业务有什么关系。“那可是棵摇钱树,”一位英伟达前副总裁说,“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爱玩电子游戏的十几岁男孩。”他与本文引用的其他几位人士一样也要求匿名,以避免疏远黄仁勋。

Cuda在海底进行了一场早期实验。一位前英伟达高级工程师回忆说,石油技术公司斯伦贝谢(Schlumberger)的子公司Western Geco与英伟达员工合作,对一种算法进行了优化,通过电子方式扫描海底,寻找石油矿床存在的迹象。“他们得到的数据太多了,不得不用直升机将它们从船上转移到可以进行计算的地方,”这位人士说,“所有这些数据都需要进行处理,然后得出‘这里钻一下,这里看一下’的结论。这些决定可以说值上亿美元。”使用GPU之后,在对相关软件进行初步测试时,数据挖掘速度能比WesternGeco之前使用的计算机快6倍还多。

能解决这样一个棘手问题表明,英伟达的技术不仅仅可以用于游戏,不过,直到在2012年的一次学术竞赛中取得更大突破,它的全部潜力才得以显现出来。一个名为AlexNet的项目在准确识别图像内容的能力上创下了新纪录。其出错率为15.3%,比紧随其后的挑战者低了10个百分点还不止。其神经网络是使用Cuda和两个英伟达GPU进行训练的。AlexNet项目表明,由GPU驱动的人工智能执行某些任务的水平已可以接近人类。

2014年英伟达举行开发者大会(这项活动被称为“计算数学家们的伍德斯托克”)时,黄仁勋上台发表了主旨演讲,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阐述人工智能的未来。“参加活动的人原本期待看到爆炸和物理模拟场景,就像人们以前在黄仁勋的主旨演讲中通常会看到的那些,”英伟达深度学习应用研究副总裁布赖恩·卡坦扎罗(Bryan Catanzaro)回顾说,“但这次却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想法。”黄仁勋私下里说,他的公司总有一天会超过英特尔。

除了Cuda及用于人工智能的GPU,这一时期黄仁勋还进行了大量其他押注,但很多都失败了。他为打入移动设备市场再次与英特尔较量,但最后他们都输给了高通公司(Qualcomm)。英伟达还曾尝试过制造平板电脑、电视机顶盒和智能音箱,最后都没实现。

据接近黄仁勋的人说,他有一种善于将错误决策从公司的集体记忆中抹去的非凡才能。这种类似《黑衣人》(Menin Black)式的典型手法帮助他的团队迅速转向下一个项目。在最多时能有400名员工参加的“统一行动”大会上,黄仁勋会让总经理介绍业务战略,他自己坐在前排观看,并发表西蒙·考威尔(Simon Cowell)式坦率而尖刻的评价。据三位曾参加过这类会议的人士说,他的批评有时会很严厉。这些人说,这种公开演讲并不是针对台上的人,而是坐在黄仁勋背后的数百号人。他希望他们将他的指示加以内化,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行动——这种管理风格颇有点类似平行运算。

“没有人真正了解那个黑匣子是如何运作的,但它的运作是基于大量数据,并且每隔一段时间,你会感受到从它那里释放出的情绪,”一位曾在英伟达工作多年、与黄仁勋工作关系密切的前高管表示,“他几乎是个标准的AI。”

新冠疫情期间,在科技股遭遇疯狂行情的时候,英伟达跨越了两大重新确立该公司地位的里程碑。2020年7月,它被评为美国最有价值芯片制造商。次月,英伟达宣布其来自数据中心业务的季度收入首次超过游戏业务。芯片代工商台积电公司的创始人张忠谋(Morris Chang)回忆说,“10年前他说英伟达会比英特尔更大的时候,我就相信了。”

引起华尔街共鸣的主要并不是黄仁勋对人工智能的推崇。这个时候,人们在视频游戏上花的时间更多了,且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上投入巨额资金,推动了擅长加密货币挖矿的英伟达GPU的市场需求。黄仁勋试图抓住这波势头收购芯片设计商安谋公司,但未能成功,半导体行业运用最广泛的设计标准就出自该公司。那次400亿美元的出价原本能确保英伟达在移动技术领域占上一席之地,并将其业务触角扩大到许多其他类型的产品。然而,那些依赖安谋公司芯片设计的企业对英伟达越来越强大的实力已有所警觉,美国监管机构提起诉讼阻止合并。黄仁勋最终于2022年2月放弃了。

一直以来,人工智能依然是英伟达高管们的首要关注点。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表示,当时股东们很难理解他们对人工智能方面的推介。她回忆说,“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你对着手机问它最近一家星巴克在哪里—这就是人工智能。在这些场景背后,就是这个GPU在努力通过数据为你解答这个问题。’”不过她说,今天再谈论这类话题就容易多了,“超级简单,就是ChatGPT。”

如果问英伟达的客户与这家公司做生意是什么感受,他们会告诉你说,与跟处于巅峰期的英特尔打交道类似:没有折扣,没有讨价还价,不能插队。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的某些最大的买家都在尝试自己造芯片。不过,目前没有一家能比得上英伟达,像它那样同时具备芯片设计和复杂的编程能力,毕竟这需要大量且持续的投资和专门知识。“如果其他许多供应商都能如你所愿,有英伟达那样的速度和执行力、像它一样创造市场并创造相关的应用软件,”亚马逊云服务(AWS)的副总裁纳菲亚·巴沙拉(Nafea Bshara)说,“那我们的状态都会比现在好。”

马斯克2018年尝试过让特斯拉不再使用英伟达的技术。他推出了一款特斯拉设计的芯片,最终取代了该公司轿车上使用的英伟达自动驾驶平台。英伟达负责自动驾驶软件事务的副总裁萨拉·塔里克(Sarah Tariq)说,“这对他们来说是战略性举措,构建自己的芯片并在某种程度上完整地拥有这一切。”她说,特斯拉目前仍是英伟达数据中心培训用GPU业务的大客户。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前不久为另一个人工智能项目订购了数千个英伟达GPU。

如果他能在9月份的劳工节之前收到订货就很幸运了(倒不是因为黄仁勋对他有什么怨恨,而是因为没人能享受特殊待遇)。马斯克没有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

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也都在芯片设计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谷歌在其张量处理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广受市场欢迎的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器开发方Midjourney公司今年3月表示,它采用了谷歌的处理器以及英伟达的GPU进行模型训练。New Street Research的分析报告称,谷歌芯片的性价比是英伟达A100的6倍。但做到这一点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谷歌在处理数据的方式上没那么灵活,而且它的性价比优势一两年后未必还能保持住。

安培100之后的下一代芯片是霍珀100(Hopper100),它以程序员先驱格蕾丝·霍珀(Grace Hopper)的名字命名,现已投入生产,其性能已经与谷歌芯片相当。据NewStreet分析师皮埃尔·费拉古(PierreFerragu)表示,即使是业内最有权势的人现在对黄仁勋也“非常、非常客气。”他说,“每个人都怕惹恼英伟达。”(谷歌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重视与英伟达的合作关系,它自己的芯片是对GPU的补充。)

当被问及他公司的业务受到的威胁时,黄仁勋很不以为然。他对抱怨英伟达GPU价格太贵的说法感到愤怒,并断言长期来讲,他们的客户在设备耗能方面的花费会更少,因为它们非常高效。“我们是一家能帮你省钱的公司,”他说。他不愿谈论马斯克,还说他并不了解所谓Midjourney的忠诚度正在动摇的说法。他说他不介意他的客户是否会成为竞争对手,他会继续将谷歌视为他最好的客户之一,因为它的确是他最好的客户之一。(根据彭博整理的数据,Alphabet目前是英伟达的第三大客户。)“我们基本上会避开竞争,”黄仁勋面无表情地说,“我是个胆小的人。我讨厌为什么东西争抢。”

黄仁勋表示,他希望美国和中国也能停止争斗。去年8月,英伟达成为美国政府限制人工智能技术传播措施的一个目标。拜登政府现在要求,向中国出口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包括A100和H100)需要许可证。英伟达于是迅速推出了一个不会触发这一限制的慢速版A100版,它访问数据的速度比较慢。

美国不希望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跟美国平起平坐;但黄仁勋认为,总统拜登的限制措施将适得其反。他说,这些措施反而会激励中国培育本土产业,目前中国已经拥有超过50家GPU公司。

黄仁勋将ChatGPT的诞生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iPhone时刻”。它给微软搜索引擎Bing带来复兴,让Adobe公司Photoshop软件新推出的从文本生成图像的功能吸引了大量人群,并在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当然,英伟达的GPU是发生所有这一切的基础。

因此,黄仁勋一直穿梭世界各地,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上宣扬他的公司在人工智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会亲自动手调整他的演示幻灯片,确保照片的角度能让他的GPU看起来尽可能醒目,还精心安排英伟达客户徽标的排列次序并调整徽标的大小。不过,近来由于他幻灯片上展示的人工智能客户太多了—从百度、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到麦当劳(McDonald’s)、辉瑞(Pfizer),只好把所有徽标都调得很小,以至于在屏幕上几乎无法辨认。

前不久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英伟达加州总部,黄仁勋摇摇晃晃地走进一间以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西部世界》(Westworld)命名的会议室。那天早上,黄仁勋刚刚飞去参加了另一个技术会议,地点在拉斯维加斯,他在那里发表了主旨演讲,非常热情地会见了客户,还参加了一个电视热播节目,然后急急赶回硅谷接受本次采访。他瘫坐在一只灰色沙发上。他完全有理由感到疲倦,但他似乎是在开玩笑似地假装疲倦。

虽然已经60岁了,但黄仁勋尚未表现出任何想要交班的迹象。“我们公司是基于我知道如何经营它而建立起来的,”他说,“所以只要我在经营它,这就是最重要的。”(他曾经在一次庆祝活动上对着满屋子高管说,“你们知道你们所有人只是服务一段时间。而我是终身服务。当你们的孩子接手你们的公司时,我还会在这里。”)

几个月前,黄仁勋迎来了在英伟达掌门人位置上的第30个年头,成为半导体行业任期最长的CEO。不过他说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讨厌搞庆祝。他们甚至从不提他的生日。“我收到的唯一一封相关的电子邮件是人力资源部门的IT系统自动发送的,上面写着‘亲爱的詹森,你有一位员工已经在公司服务30周年。’那位员工的名字就是我,”黄仁勋不无得意地说,“再没有其他人表示祝贺、说句‘30周年快乐’之类的话了。什么都没有。”

硅谷CEO们一向有让员工们惧怕的骄傲传统。但黄仁勋现在领导的是对于塑造人工智能发展轨迹最为重要的公司之一,而相当一部分员工害怕的是人工智能会做出些什么事。他们想知道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导者相信什么。他们有道德伦理观念吗?他们的员工有勇气提出反对意见吗?他们可以信任吗?

2016年黄仁勋将那台GPU超级计算机交给OpenAI的时候,他用记号笔在盒子上写下了“致埃隆及团队!致运算和人类的未来。”而那之后,马斯克已经成为可能是对人工智能持最激烈批评意见的人,而且曾表示他与OpenAI分道扬镳是出于道德原因。他当时的联合创始人奥尔特曼曾警告说,人工智能会带来与核战争同等的“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为AlexNet项目的技术突破做出过贡献的人工智能研究先驱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比气候变化更为紧迫。

不过,当反复被问及这些担忧时,黄仁勋都会作出回击。“我不关心萨姆。我不关心埃隆说了什么。我不关心辛顿说了什么。直接问我就好了。”黄仁勋说,英伟达在软件开发上设置了安全护栏,可以让人工智能仅限于完成分配给它的任务。他倾向于以技术乌托邦的方式看待事物。

黄仁勋承认,人工智能有可能造成严重危害,但他说这种危害与“化学战、假新闻等等”带来的危险没什么不同。他希望政府实行有针对性的监管—比如针对手术机器人、针对人工智能辅助飞行,但他表示,强制暂停发展人工智能的想法是“愚蠢的”,维持人工智能安全性的途径是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黄仁勋说,他的两个成年子女从未向他表达过对人工智能有什么担忧,而是对它的潜能感到惊讶。“我们害怕社交媒体,但我们不害怕人工智能,”黄仁勋说。(稍后他声明说,他的两个子女都在英伟达工作。)

几周之后,黄仁勋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台湾,又发表了一场有关人工智能未来的演讲。面对嘈杂的人群,他上台演示了英伟达最新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这是一台55英尺(16.7米)宽、4英尺(1.2米)高、被他形容为“一台巨无霸GPU”的系统设备,重达4万磅(约合18吨)。他说,这台机器运转起来会散发大量热量,所以给它配备了2000只风扇,它们能在几分钟内将相当于他演讲时所在大礼堂空间的空气全部置换一遍。为展示那台计算机令人生畏的体量,黄仁勋走到身后大屏幕上显示的与它实际尺寸相同的图像的下方;他说它的重量相当于四头大象。噢对了,它没什么可怕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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