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为何认为“中国经济峰值论”已经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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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资深中国观察家谈到了北京进行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中美经济趋同仍可能在望。

Frank Tang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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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拉迪是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他长期研究中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著作。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2019年出版的《国家反击》，书中预测北京将通过政府重新干预市场来逆转其经济改革。

美国已经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最近的例子是小企业管理局的“美国制造”计划，旨在恢复制造业就业岗位并从中国手中夺回市场份额。这可行吗？

不，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过去七八十年里，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占总就业岗位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制造业产出占比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小，因为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我认为，指望制造业就业岗位大幅恢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对此高度重视，但到2025年，制造业就业岗位将会减少，部分原因是关税。总统认为，如果征收高额关税，制造业就会回流美国。也许一些公司会为了规避关税而开始在美国生产，但美国有很多制造企业依赖进口原材料，例如钢铁和其他产品。随着这些原材料成本的上涨，这些企业的生产力就会下降。它们会失去市场份额，最终不得不裁员。

所以现在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也许会有一些新公司通过回流或其他你提到的途径进入市场，但你也要考虑现有制造商的命运。目前的情况是，它们正在萎缩，就业岗位也在减少。所以我认为关税并不能有效地带回大量制造业岗位。

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中国会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正在快速增长，并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您怎么看？

两三年前，有人谈到“中国经济达到顶峰”，认为中国不再能赶上美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要进行这类比较，必须先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入手，然后再换算成美元。

中国经历了多年缓慢的通货膨胀，有时甚至出现通货紧缩，这种情况至今仍在持续。而美国则经历了高通胀。因此，从名义上看，美国GDP增长迅速，而中国GDP增长缓慢。看起来两国似乎正在拉开差距，中国似乎永远无法赶上美国。

但考虑到两国物价走势的分化，中国相对于美国的经济已经达到顶峰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因为通货膨胀依然存在。要知道，2021年和2022年我们都经历了高通胀。当时没有人认为高通胀会持续下去。美联储提高利率是为了抑制通胀，而通胀也已经大幅下降。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将继续超过美国。美国的潜在增速大约在1.5%到2%之间——具体数字其实并不重要。中国的潜在增速可能在4.5%到5%之间。五年后，增速可能会略有下降。

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仍将至少是美国的两倍。因此，我认为中美经济趋同——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逐步接近美国——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我认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中国目前已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如果其经济增长势头再持续几年，将被重新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届时中国将成为少数几个从极贫困跃升至高收入的国家之一。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这种转变，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跻身其中。

有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非常成功的制成品出口国，是因为政府补贴。我认为这种说法被夸大了。

你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生产率。过去十年，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生产率增长有所放缓，这显然是经济增长放缓与资产快速增长并存的必然结果。中国若想继续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进程已持续数年，并将在未来十年加速。因此，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像目前这样持续萎缩，那么实现更强劲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更有效地利用有形资产和劳动力。

这是最大的根本挑战。我认为中国领导层已经隐性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像经济学家那样谈论全要素生产率，但他们的言辞和思维中都体现了这一点：他们需要一个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部门。制造业比服务业更有可能实现生产率增长。

第二个挑战可以说是第一个挑战的必然结果，那就是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经常被诟病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但我一直在关注养老金、医疗保健、工伤赔偿等方面的社会保险支出。过去15年里，这些支出占GDP的比重翻了一番多，从约3.6%增长到约7.7%。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因为退休人口将会越来越多。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建立完善的养老金体系将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引进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外部紧张局势又将如何影响这一问题？
自动化，尤其是机器人自动化，无疑是提高生产力的一种途径。众所周知，中国目前使用的机器人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但如果比较机器人数量与工人数量，中国的比例则相当低。

机器人技术在经济领域具有更大的应用潜力。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认为机器人更适合应用于制造业而非服务业。

现在，尤其是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实在加剧。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实在难以预料。我认为，我们可能会达成一项协议，然后协议破裂，接着又会面临更多限制，之后他们又会达成新的协议。其中的根本动态十分复杂。

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在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规模经济。有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非常成功的制成品出口国，是因为政府补贴。我认为这种说法被夸大了。中国如此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它可以大规模生产，从而降低成本。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领域，其价格已大幅下降。电池技术不断进步，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主要份额来自国内市场，但出口也在不断增长。这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些国家，例如美国，采取了明确的保护主义政策，基本上禁止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销售。欧洲也征收了一些关税，但电动汽车仍然在欧洲销售。然而，如果优势主要在于规模经济，从而降低成本，那么这就是市场驱动的结果。我认为我们在中国的许多领域都看到了这一点。

中国过去非常依赖出口。如果紧张局势升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们很容易夸大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其出口和进口都在增长；净出口增长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2024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净出口的贡献变得巨大，并在2025年继续保持，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贸易顺差。
它们当时固然重要，但并非驱动力。而近两年来，它们已成为驱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增长变得不平衡，过于依赖出口扩张，而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采取措施。

中国必须回到早些年的状态，那时中国经济增长相当迅速，但并不依赖出口。

一种方法是增加消费需求，发展更多国内需求来源，而不是依赖出口。中国人把目前的情况称为“内卷化”（指某些行业竞争激烈，导致价格、质量和公司利润下降）。我了解到，中国有100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其中大多数都在亏损。效率更高的企业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比如比亚迪和其他一些公司。行业需要整合。

这要追溯到我之前提到的金融体系。许多亏损公司靠借钱来弥补损失，勉强维持运营。上世纪初的美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汽车工业刚刚起步，有几十家汽车公司。每家公司都认为自己会成功，占据大市场份额，降低成本，成为市场上的主导力量。

结果是，很多公司都在亏损。它们无法无限期地获得额外融资，最终倒闭破产，只有三四家公司幸存下来，并成为市场上的主导企业。这种模式很快就奏效了。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发生，但速度太慢了。显然，中国的市场比美国大得多，所以他们可能不需要四家公司，而是六家或八家。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中国不需要100家独立的电动汽车生产商。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规模来降低成本，如果成本无法降低，他们就只能亏本销售。而且在中国，企业似乎可以通过从银行系统借更多钱来弥补亏损。

这正是需要改变的地方之一，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约束作用。每当出现像电动汽车这样的新技术时，人人都想涉足。我认为人工智能（AI）领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数十亿美元正被投入人工智能领域。但最终有多少投资公司能够盈利呢？有些公司会被淘汰。它们会破产，无法筹集新的资金来维持运营，而那些更成功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所以我认为竞争才是关键。

政府发起了这场“反产业内卷”运动，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空洞的言辞。他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利用金融体系来加强纪律。

近年来，中国投资者一直在撤离美国。鉴于目前的双边关系，美国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吗？这种情况会改变吗？还是说两国关系已经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如果中国对美投资出现任何增长，我会非常惊讶。目前环境太不明朗，双边贸易和其他摩擦都相当严重。几年前，人们还说中国不宜投资。我认为美国对中国来说也不宜投资。

中国企业在做什么？像比亚迪这样的电动汽车公司正在欧洲建厂，也在泰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建厂生产。它们甚至不被允许在美国投资。即使禁令解除，我认为比亚迪在美国投资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所以我的意思是，中国希望对外开放，中国企业希望走向全球，它们也正在这样做，但它们绕过了美国。

我认为，中美关系需要多年改善，中国企业才会有信心来美投资。目前，投资美国市场被认为风险太大。即便达成了全面的贸易协议，一两年后也可能破裂。要知道，这些都是需要长期规划和准备的项目，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今年4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16年来的最低水平，北京方面也谈到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人民币能否对抗美元的主导地位？这又需要多长时间？

很明显，他们已经减持资产一段时间了。中国官方储备中美元计价资产的占比已大幅下降，而黄金和其他外币储备的占比则在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希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性。

关于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中国对此已经讨论了十多年。目前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有所增加。但如果观察以人民币计价的全球交易份额，就会发现它仍然很小，大约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

基本问题是，假设你向中国销售产品，而中国希望用人民币支付。那么，你该怎么办？大多数中国境外的公司都不愿意持有人民币，因为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他们无法将人民币兑换成瑞士法郎、日元或美元。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谈论要让人民币在国际上成为更重要的货币，但除非他们能够实现人民币更自由的兑换，否则我认为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我认为人民币的价值比以前更受市场决定，但人民币不可兑换这一事实仍然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它不仅影响中国公民，也影响人民币资产的潜在外国持有者。

中国家庭在银行里有数万亿人民币存款。如果他们可以轻易地把这些存款兑换成外币，我认为这对央行来说将是一个挑战。人民币的价值可能会大幅下跌。他们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

因此，资本无法自由流动，货币兑换仍然是个问题。中国正在着手研发数字货币，但我认为其管理方式不会提高货币兑换的便利性。

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警告说，国有企业势力壮大，正在挤压私营部门的生存空间。您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提案中是否看到了任何这方面的迹象？

我认为该计划不够具体，无法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国有和私营投资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初期，国有投资占比约为100%。私营投资占比稳步增长。到2010年或2012年，大约50%的投资是由私营公司进行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提到国家投资，人们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它只是投资半导体、电池公司和其他一些重点领域。但实际上，很多资金都投入到了学校、医院、道路和铁路的建设中。国家在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我认为教育和医疗卫生也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

所以，如果只看制造业，私营部门的份额远高于50%，因为私营部门基本上不会投资道路、铁路或学校等项目。这意味着，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私营部门的作用将远高于国有部门的份额。

中国许多国有企业正在进军创新型产业，同时政府也承诺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能否继续共存？

它们确实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我认为它们的共存并不十分稳定。现实情况之一是，私营企业在资本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方面效率更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胜过国有企业。但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控制。由于几乎所有银行都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很难获得平等、公平的银行贷款来为其扩张融资。因此，它们虽然共存，但彼此之间存在一些紧张关系。

我仍然认为，私营部门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国有企业则拖累了经济增长。它们的生产率非常低。国有企业拥有大量资产，但收益却相对较低，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如果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私营企业也能更容易地获得资金，那么我认为经济增长会更好。

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都在亏损。2023年，它们的亏损额达到2.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662亿美元），而且自2014年1万亿元人民币以来，亏损额一直在稳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认为，过去10到15年中国经济表现逐渐放缓，部分原因是国有企业的拖累。

这些国有企业很少发生并购或破产事件，它们只是继续维持运营。而这带来了两个问题：资产回报率低和金融行业整体表现疲软。

很难说银行借了多少钱来维持这些公司的运营，尤其是那些往往屈从于地方政客的地区性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中国和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政府希望这项投资能够获得回报。

您如何解读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提案？这些提案与之前的计划有何不同？

这些计划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早期的计划非常详细，对产量有诸多具体规定。最初，列出了数百种产品及其产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细节逐渐淡化，新的五年计划更加概括，不再那么具体。它们不再明确指出我们要生产多少吨钢铁、多少辆汽车或多少吨粮食。这是第一点：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目标数量已大幅减少。

另一个变化是，强制性目标（中国人称之为“目标项”）的数量几乎消失了。现在，计划中包含的是总体目标（或称“目标项”），这些目标是愿景性的，但并非绝对必要。因此，计划的范围已大幅缩小，剩余的少数目标也往往是愿景性目标，而非强制性目标。

计划的措辞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它明确了总体优先事项。我认为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早期计划中，州政府对资源流动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因为几乎所有投资都来自州预算。

如今，大约一半的投资都由私营企业进行，这些企业在投资规模、投资类型等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因此，政府可以发出优先事项的信号，这可能会影响那些认为该领域也应优先发展的私营企业家。或许我们应该考虑扩大这方面的投入，但这已不再是必要之举。[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称之为“引导经济”。该计划提供了一些总体指导，但具体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私营企业的决策。

您认为五年规划提案中最突出的要点是什么？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这是中美两国的主要博弈领域？

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新型高质量生产力”的口号。当然，中国一向非常重视我们所说的口号，而这些口号背后究竟蕴含着什么内容，我们很难知晓。弄清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查阅各个部委发布的更详细的规划方案。

多年来，政府一直强调科技发展的重要性，而即将到来的五年计划似乎会再次强调，甚至更加重视科技。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将如何落实？政府是否会增加研发投入？是否会改变激励机制，鼓励私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华为（我认为是一家私营企业）将巨额利润投入研发。但这些都是企业自身的决策。他们致力于在各个领域提升技术水平，以拓展业务。这并非完全由政府主导。

政府制定了总体框架，当然，政府也控制着大量所谓的指导基金，这些基金有点像私募股权基金。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基金投资于他们认为重要的领域。政府并非直接指示国有企业开展某个项目，而是指导基金的管理者寻找那些正在开发他们认为未来会变得重要的技术的公司，并对这些公司进行投资。

现在出现了一种更具创业精神的方法，即设立指导基金，这些基金由国家、省级以及各个部委管理，用于进行股权投资。这有点像美国政府投资英特尔和一些稀土公司。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与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存在某种相似之处，都是政府希望获得回报的投资。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足够成功，政府将会获得回报，政府的资产价值也会增加。因此，这是一种投资，而非支出。

您研究中国几十年了。您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如何？您对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建议？

如果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金融领域的改革，我认为金融领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有关于经济内卷的讨论，都忽略了金融领域在造成产能过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问题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供应过剩，而这些供应来自那些无法覆盖成本的公司。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出现结构性问题，包括通货紧缩。中国通货紧缩的根源就在于此：一些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不惜销售无法覆盖成本的商品。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多市场份额。随着他们成为更强大的生产商，他们就能提高价格，从中牟利。

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那就行不通了。我认为，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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