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陆峰谈为何现在是消费再平衡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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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陆峰表示，中国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可能会为将更多公共资源转移到家庭提供必要的动力。

Ji Si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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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峰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曾任该院副院长。他发表了40余篇学术论文、6部专著和众多期刊文章，研究了汇率、产业发展、粮食安全和外部失衡等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问题。陆峰还曾担任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的顾问。

近来关于中国消费疲软的讨论很多。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应该说，自朱镕基总理时期（1998-2003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和国际观察家都已认识到中国消费相对疲软。然而，近年来，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突出。

的确，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其背后存在一系列结构性原因，包括新冠疫情后公众信心减弱。我认为或许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和户籍制度都反映出我们所谓的二元经济：虽然部分群体受益，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惠及程度不足，导致其他群体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我国体制长期以来将大量公共资源投入到生产、技术、供给和生产力提升方面。这导致这些领域快速发展，但由此产生的最终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疲软，正日益凸显。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了供求平衡的重要性。当生产能力异常强大时，即使消费持续增长，过剩的供给最终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数据显示，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中国主要城市的消费表现尤为疲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北京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因为今年北京举办了多项重大活动，例如9月3日的阅兵式，这意味着在某些时期日常消费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此外，作为首都，北京的长期目标是减少常住人口，并将其转移到雄安新区等地区。这些因素可能也发挥了作用。
但总的来说，大城市消费疲软的问题确实更为突出，这表明这些城市的竞争强度——或者说“内卷”——可能比普通地区更大。过去，大城市的经济活动更为活跃，尤其是在消费方面。我认为，目前的状况始于疫情之后。

简单的逻辑是，由于疫情管控措施，人口密度高、传播风险大的大城市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这导致疫情期间许多服务业遭受重创。原本应该相对活跃且就业增长的这部分劳动人口也受到了冲击。

2022年，我在研究劳工问题时，曾与一些年轻人及其父母交谈。其中一位年轻人，父母为了工作搬到了大城市，他原本计划学习美发或烹饪技能，然后进入城市的服务行业。然而，疫情爆发，他毕业后却找不到相关工作，只好重操旧业，回到工厂上班。当然，这只是个例，但也反映出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与更广泛的经济模式和状况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服务业原本应该更加活跃，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趋势。结果，大城市服务业的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导致许多人涌向网约车和外卖等行业——这些领域如今也竞争异常激烈。

大城市消费疲软这一事实意义重大。通常，现代经济增长依赖于集聚效应。大城市凭借其规模经济，理应创造更多需求和就业机会。然而，我们目前观察到的情况与预期并不相符。

中国的一些政策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政策，但仍然会对消费产生影响。例如，您认为近期加强的旨在维护党纪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及金融领域的反腐败运动等措施，是否也对餐饮消费产生了显著影响？

当然，反腐败努力和政治纪律是必要的；它们是治理国家的基础，而且严厉的反腐败措施也普遍受到公众欢迎。但客观来说，这些措施确实会对消费产生影响，部分原因是存在矫枉过正的风险。例如，有时我们参加与相关官员的工作会议时，甚至不允许带便当。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对规则的个人解读还是官方规定，但从普通公民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感觉有些过头了。

此外，针对某些城市消费领域（例如高端休闲娱乐）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一会儿是这样监管，一会儿又是那样。这同样会影响消费，最终，这种监管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扼杀日常生活的活力，使城市显得死气沉沉。

例如，有人说户外烧烤会破坏环境。但烧烤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是否有相关的定量研究？我一直不太明白，用这么小的炉灶烧烤怎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污染。环境保护固然重要，但这些政策真的有科学合理的依据吗？整个行业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消费停止，收入锐减，许多工作岗位流失。相关法规必须考虑到经济成本。

另一个例子是课外辅导行业，尽管客观上仍然存在需求，但几年前这个行业实际上已被关闭。政策的合理性是有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监管应该在科学、合法和透明的框架内进行，这将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治理。同时，我认为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稳定我们的消费。

当然，中央政府已经声明，每项政策在实施前都应评估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点能否得到持续落实尚难定论，但这无疑是必要的一步。

北京方面意识到提振消费的紧迫性，并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自去年以来增发政府专项债券，以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等项目。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
政策制定者确实已经意识到消费不足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正日益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2024年9月推出的刺激政策，虽然规模可能不及2008年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但仍然是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刺激措施。这表明，高层领导已经意识到需求不足和消费疲软的问题。

去年，政府拨款3000亿元人民币（约合421亿美元）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和企业设备升级。今年，这笔资金实际上翻了一番，新增发行300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专项债券，分别用于这两个领域。我认为，政府的支持力度相当可观。

此外，一些长期政策也在实施中，例如生育补贴和残疾人或老年人支持服务。据我观察，过去两年是旨在重振消费的专项政策集中推出的时期——过去对消费的重视程度并非一直如此。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政策的有效性。以消费品以旧换新为例。短期来看，这些政策确实能促进某些类别的消费，例如家用电器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据估计，今年该政策带来的额外消费可能使整体消费增长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以上。

但这项政策并未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源。1月至9月，商品零售额达32.4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但9月份单月商品零售额仅增长3.3%，若剔除以旧换新活动的影响，当月同比增速仅为1.5%。

此外，以旧换新计划提前刺激了这些类别的需求，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领域的消费可能会减弱。

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短期流动性应对措施：如果消费由于某些短期因素而暂时疲软，此类刺激措施可以帮助弥补缺口，直至消费恢复正常。然而，当前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这表明消费疲软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除非解决这些根本原因，否则刺激政策或许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产业结构已发展到更高阶段，出口顺差水平也已很高，但投资回报率却持续下降。

您提到了一些影响消费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例如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问题，并表示学术界对改革的必要性已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那么，为什么这些领域的进展相对缓慢，而且改革成果也不尽如人意呢？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现有研究似乎很少从这个角度进行系统性探讨。我认为这可能与中国公共部门独特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关。这里我们需要对公共部门进行定义：它的范围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国有企业和提供各种服务的公共机构。

这三个组成部分共同掌控着一个远大于财政资源的资源池。根据2023年的数据，公共部门管理的资源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以上。因此，这些资源的分配方式不仅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且对经济结构平衡也具有关键影响。

简而言之，虽然资源配置涉及许多领域，但大部分资源仍然通过各种形式的投资进行分配，主要集中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即供给侧能力。

当然，人们越来越重视民生和消费，但与供给侧和生产力投资相比，流向这些领域的投资比例仍然相对不足。随着大量公共部门和私人投资资源流向供给侧，加上供给侧投资效率的提高，供给扩张的速度和力度都大幅提升。相反，消费从根本上无法跟上供给的增长。这导致供给超过需求，造成产能过剩和利润低下。

过去，我们主要通过三种政策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促进投资，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提振短期需求的目标。

此外，自朱镕基执政以来，二十多年来，我们几乎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或持续地努力削减过剩产能——尽管措辞有所不同。有时称之为“解决过剩产能”，有时称之为“裁员”，现在则称之为“反内卷化”。

第三，利用外部需求扩大出口。这些措施实际上有多重目的，包括缓解最终消费疲软导致的供过于求的压力。

因此，过去曾有多种方法可以应对这个问题，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旧方法越来越难以奏效。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展到更高阶段，出口顺差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然而投资回报率却持续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疲软导致商品无法卖出理想的价格，从而造成利润缩水。

投资回报率实际上是指导社会理性投资的最重要指标。当投资回报率低时，人们自然不愿增加投资——这是简单的逻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会投资呢？是政府，因为政府并非总是将盈利放在首位。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政府可能会投资一些暂时无利可图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属于基础设施建设。

此类投资有时可能略微超前于需求。然而，如果消费持续疲软，且此类基础设施的用户数量不足，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投资的回报也会逐渐减弱，使得这种做法难以长期持续。

中国决策者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提案中承认了这一点，呼吁扩大有效投资，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率，提高投资效率。

中国哪些群体具有更大的消费潜力，如何才能充分释放这种潜力？

从收入分配、城乡差距和社会保障结构差异的角度来看，底层人群的消费需求很可能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换言之，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更高。
尽管整体消费依然低迷，但城市中一些拥有较高养老金或收入的群体仍展现出一些亮点——例如，国庆节期间的出行激增。然而，数亿农村人口基本上不会将旅行视为休闲娱乐活动。因此，经济需要重新平衡和合理化。

我们既需要增强中高收入群体的信心，让他们愿意消费，也需要向低收入群体分配资源，使他们有能力消费。

在中国农村，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的退休概念——老年人会一直工作到无法继续工作为止，因为他们领取的养老金非常低。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社会公平和包容性问题，也是支撑消费的关键因素。

按常住人口计算，农村人口仍约为5亿，而农村户籍人口超过7亿。因此，如果能够提高这一群体的消费水平，将对整体消费产生显著影响。

消费不足本质上也是一个收入问题。收入可以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永久性收入，提高人们的永久性收入对于促进消费尤为重要。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以确保特定群体的基本收入水平，这与市场经济中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此外，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需要养老金保障的时期也随之延长。

我的观点是，相当一部分收入增长可能需要通过政府再分配来实现。例如，30或40年前，这一点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当时的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那时，人们更应该在市场经济中寻找机会、争取收入——这在客观上是正确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潜力的释放，中国的人均收入才得以大幅增长。

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尽管市场经济依然充满活力，但仍有部分人缺乏消费能力或意愿。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策问题。例如，在社会保障方面，如果为农民提供更高、更稳定的养老金标准，他们的长期收入实际上就会增加。假设他们目前每月领取约200元人民币（约合28美元）的养老金，如果提高到1000元人民币，他们的消费行为肯定会发生改变。

转移支付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在农村地区，许多仍在工作的老年人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消费结构。如果没有子女的资助，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勉强糊口。如果国家有能力和条件，就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国家给农村居民发放补贴，他们会不会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花掉？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一次性补贴或收入增长只是暂时性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常识告诉我们，一次性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会被储蓄起来。然而，如果收入增长是长期且稳定的，那么整体消费就会上升，这也将提升全民福祉水平，尤其考虑到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近期，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引发了诸多争议，包括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问题。一些年轻人担心自己目前缴纳的社会保险无法得到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任何不缴纳社会保险的协议均无效的司法解释，也令许多中小企业主和员工感到焦虑。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中国的社会保障总支出并非主要问题。虽然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低，但考虑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这一点也情有可原。在二十国集团（G20）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中，中国并非垫底，而是处于中等水平，甚至略高于平均水平。

主要问题在于其结构——资源配置不平衡。由于我们制度独特的演变历程，它具有一些非常鲜明的结构特征。简而言之，退休后领取的社会保障福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职业、居住地和社会阶层。

实际上，该体系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公共部门雇员，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约占老年人口的7%，平均每人每年领取7万至8万元人民币。

第二组是城镇企业员工，占老年人口的不到 40%，人均年收入为 4 万至 5 万元。

第三类老年人包括农村老年人和城镇无业人员，约占老年人口的55%，他们领取基本养老金。这一类老年人大多每年仅领取约2000元，约合每月200元。今年的“两会”期间宣布，将提高这类城乡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金标准，每月提高20元，涨幅达10%。虽然涨幅很高，但基本金额仍然很低。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深远。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主要通过工作单位提供，没有全国统一的体系。由于所有工作单位——无论是企业还是行政机构——都属于国家所有，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形成了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开放后，这套体系必须做出改变。首先，在企业层面，改革后的企业必须为其员工缴纳社会保障金，但这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果企业倒闭，谁来照顾其退休人员？这意味着新的缴费者不仅要承担自身未来的福利，还要承担现有退休人员的福利。

因此，中国的社会保障缴费率非常高。例如，养老金缴费长期以来一直占工资的20%左右，其中个人承担8%。加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雇主的社会保障总负担超过工资的40%。企业雇用一名员工后，几乎还要为该员工支付其工资的一半作为社会保险费，这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

您提到了最近一项关于强制缴纳社会保障金的司法解释。过去，由于缴费率过高，许多企业无力承担，一些员工也不愿意缴纳，尤其是一些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年轻员工。

一种不成文的惯例逐渐形成：如果雇主和雇员都同意不缴纳社保，只要不发生纠纷，当局就不会干预。这意味着雇员将放弃未来的社保福利，许多人接受了这一点，不愿考虑长远影响。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基金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缴款增长滞后于需求增长，促使各方采取措施强制缴纳社保。在此背景下，法院的举措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那些以前不缴纳社保的人往往是低收入工人，例如农民工，他们受雇于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企业。强迫他们现在缴纳社保可能会引起抵触，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目前的工资已经不够用了。他们或许会认为，即使不考虑自己的未来，缴纳社保也无法帮助住在农村、领取微薄养老金的父母。

最终，这一司法解释可能会被搁置。在经济本已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对众多小企业施加此类要求很可能成为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都必须由高层设计驱动。北京有责任调整整个体系，使其真正与刺激消费的目标相契合。

我们现在对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但如何通过改革解决这些问题呢？

关键在于资金来源。要求企业增加缴款对它们来说很困难。要求低收入人群缴纳更多税款也同样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已经面临着房租、赡养子女和年迈父母等高额开支。

因此，我认为解决方案很可能在于政府和公共资源的分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历史上大部分资源都流向了投资和供给侧。在我看来，这种模式可能已经到了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步。

例如，据估计，2023年公共部门资源将占GDP的45%。假设其中约25%分配给供给侧，20%分配给消费和社会福利。我们能否颠倒这个比例——将25%用于消费，20%用于供给侧？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新型高质量生产力”，我们仍然需要它们。但并非每个地区都需要推行低海拔经济之类的举措。最终，只有少数地区能够取得真正的突破。如果所有人都涌向同一领域，只会导致产能过剩和“内卷化”加剧。

然而，这种转型并非易事。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了现有的模式：当资金充足时，他们会集中精力培养新的高素质生产力，实施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

他们会考虑居民的福祉吗？是的，在某种程度上会。但潜规则是，只有在公共服务方面表现出色，官员才能脱颖而出，获得更高的评价。

原因之一是否在于，重视“新型优质生产力”往往能带来更多政府收入，而促进消费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相对较小，从而削弱了地方官员促进消费的动力？

您说得完全正确。本质上，为了确保中国能够在技术和供给能力方面赶上甚至超越其他经济体，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到了供给侧和生产力提升方面。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塑造了一整套治理机制，包括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和税收结构。

例如，税收体系严重依赖增值税，而增值税主要在生产地征收。因此，如果政府想要增加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环节和供给竞争力。

因此，将更多公共部门资源转向消费需要对这些系统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和调整。事实上，许多此类改革方案此前都曾被提出过。例如，官员考核制度的改革讨论已持续数十年。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最近，我去了南方一座城市。整整一周，没人谈论如何提振消费——官员们都在讨论如何将资源投入高端产业。这些领域的突破更显而易见，也更有可能带来晋升。

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都必须由高层设计驱动。北京有责任调整整个体系，使其真正与刺激消费的目标相契合。

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更加重视消费，明确将提高居民生活消费率列为发展目标。您认为我们之前讨论的改革措施能在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实现吗？

我提到的这些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改善以及最新的育儿补贴。改革正在推进，但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化。因此，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期应该是一个契机，尽管这些努力最终能取得多大成效仍未可知。

纵观五年规划史，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很可能是消费和民生政策优先程度最高的规划之一。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最新规划明显更加强调刺激内需和提振消费的政策。

此外，该计划在为扩大投资设定“有效”条件的同时，也要求积极“大力振兴”消费。这表明，基于近期实际情况，高层领导更加关注消费不足带来的制约，需要消费和投资双引擎共同驱动的“供需良性互动”。

此外，与消费相关的政策措施已提升到加强国内流通和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的层面。

习近平主席在解释该提案草案时也提到：“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坚持加强国内循环，加快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利用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

回顾“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明显看出“供给强劲而需求疲软”的双轨制格局。因此，“十五五”时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既要提振消费，又要推进结构调整。如何通过优化以往的资源配置模式来弥补消费缺口，已成为当务之急。

家庭消费疲软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结构中更深层次的矛盾。因此，除了直接实施一些刺激政策外，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取决于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

因此，我们必须逐步调整过去将大量公共资源投入生产和供给侧的做法。我们也需要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可及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例如，要让农民工——“新公民”——在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养老金等方面享有更加平等的公共服务。

此外，我们应该加快推进筹划已久的户籍制度改革，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消费的抑制作用。

最后，中央政府应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例。这必然需要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优化激励机制，帮助地方政府寻找更稳定、更可持续的税收来源。

事实上，过去很多事情都曾计划改革，但由于种种限制和难以平衡，改革最终未能实现。我认为现在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以前被认为不可能改革的事情，现在或许变得可行、必要且很有可能。正因如此，我认为“十五”规划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户籍、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问题。你不能说最高领导层不想改变这些问题；他们只是受到制约，因为需要资金来支持技术进步和扩大供应能力。

现在，中国仍然需要这样做，但供给侧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以及“供给强劲而需求疲软”的持续失衡——以家庭消费相对不足为支撑——可能已经扭转了局面，扩大了北京的政策调整范围。

这就像一个家庭从农村搬到城市创业：首先要解决立足的根本问题，才能着手改善生活质量。但如今，如果你不解决生活质量提升的问题，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损害你最初的目标。

提振消费真的能像过去出口和房地产那样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吗？出口、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三大引擎未来将在中国经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首先，恢复到过去10%的增长率已不可能——潜在增长水平确实已经下降。其次，这并不意味着出口或投资会消失；相反，目标是实现更加和谐平衡的经济结构。

如果出口略有下降，而消费增长推高了进口需求，贸易顺差就会缩小，这至少可以缓解一些外部压力。这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中关系等冲突，但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不仅是与美国的关系，也包括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

房地产行业不太可能重现1998年至2020年近二十年间的快速扩张。然而，一旦当前的调整结束，该行业仍有可能进入正常化阶段。当务之急是止跌回升，实现稳定，然后过渡到稳步增长，因为中国对住房升级的需求依然旺盛。

话虽如此，该行业此前的过度扩张十分严重，而当前的调整也格外剧烈和痛苦。坦白说，很难准确预测该行业何时才能彻底走出这个阶段。

如果房地产市场企稳，消费也将受益。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低迷，消费疲软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即便房地产调整结束，如果不系统地改革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消费相对不足的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您认为中国未来五年应该保持的最低GDP增长率是多少？

我认为，调整经济结构，使之更偏向消费，实际上会促进投资。目前，投资回报率低，抑制了投资活动。如果消费走强，许多投资将变得有利可图，投资也会随之回升。

因此，我认为，如果能够实施深度改革——例如调整公共资源配置、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对收入分配进行重大调整（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未来五年实现5%至6%的增长率完全有可能。如果没有这些改革，GDP增长率将继续下降。

2010年之后，在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后，此后每个五年计划周期内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都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这种持续的下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每五年经济增长率下降1到2个百分点，而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只有4%到5%左右，那么短短三到五年内，经济增长率就可能降至非常低的水平——比如2%到3%——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和结构调整，以推动经济再平衡，并将增长稳定在合理水平——至少要达到“十四五”规划时期的水平。

吴欣怡补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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