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系列评论之一：未曾兑现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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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犹太人要解决生存问题，最终必须与世界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存。巴以和平当然是双方的事，但以色列的责任更大一些。

图为以色列示威者呼吁尽快实现加沙停火。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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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情巴勒斯坦，但也愿意理解以色列。

在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恰好是9•11，那次惊世恐袭之后的24个年头。那次恐袭并非这个系列所讨论的巴以冲突直接引起，但源头却在这里。为什么极端穆斯林会袭击美国？本拉登是不是“找错对象”了？至少本拉登本人不这么认为，他发动9•11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国支持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既然美国破坏了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们也要用同样的办法给予报复。”

一、仇恨的源头

穆斯林和西方世界有世仇吗？近代似乎没有——尽管许多人被“文明冲突”论洗脑。“十字军东征”发生在十二、十三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发生在1453年。之后一直是莫斯科以“第三罗马”自诩，心心念念要夺回伊斯坦布尔，因而它才是穆斯林世界的宿敌。奥斯曼帝国衰落是一战发生的导火线，但它本身并非参战方，只是阴差阳错被德国拉入一战的战车，最后共同承受战败的命运。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伊斯兰世界忙于边界重整与民族独立，无暇顾及西方国家之间的二战冲突。

因此，穆斯林和西方原先并没有想象中的“深仇大恨”。这种仇恨是从二战结束后系统积累的——因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西方国家几乎清一色支持，穆斯林国家全数反对。但因为去殖民化过程刚刚开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远未完成，致使西方阵营的国家在数量上占优，181号决议顺利通过。但这也为穆斯林和西方世界的仇恨埋下种子，并注定巴勒斯坦地区不会太平。当然了，181号决议虽然给了以色列更多的土地，它本身也不是那么不公平的决议。假如穆斯林国家和巴勒斯坦咽下这口气，好好在巴勒斯坦国建设民主法治，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和以色列发展得一样好，巴以也不会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但历史是没有“假如”的。假如当时中国咽下这口气，是不是也不会发生南京大屠杀呢？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发动大规模恐袭，有点要续写9•11的意思。之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无情回击，目前为止造成的死亡人数已逾六万，其中多数是平民，包括大量妇女儿童。最近，内塔尼亚胡放言要“清理加沙”，把加沙人全部赶走。不论“清理”之后要做什么，这至少已构成种族清洗——如果不是种族灭绝。它令人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总想要做点什么，至少写点什么。

但令人郁闷的是，似乎什么也做不了。美国两党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源源不断为其提供先进杀人武器。虽然国内也有抗议，但迄今无济于事。欧洲陷于俄乌冲突自顾不暇，或仍活在忏悔反犹主义的阴影之下，自己也实力不足、说不上话。联合国更是形同虚设，美国、以色列和俄罗斯一样视国际法为废纸。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碾压式优势面前，要求以色列犹太人的道德自律是不现实的。谁来保护巴勒斯坦？没人能回答这个无解的问题。这场冲突让我们这些局外人感到绝望，因为它显示了在国内相对文明的西方国家在某些国际问题上相当不文明或至少虚伪的一面。

二、阅读背景

我一直不敢写巴以问题，因为深知巴以冲突的历史复杂性和自己的无知，只能凭来自一知半解的直觉笼统地说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巴以无义战”——就如同我可以写美国、法国、德国这些成文宪法国家，但一直不敢写没有成文宪法的英国宪政，因为全是历史，因而只能以点带面地写写《大宪章》、“光荣革命”这些里程碑事件。但巴以冲突发展到今天这个令人绝望的地步，不写点什么似乎又说不过去，所以就硬着头皮读了几本在这个领域比较不错的书，想给自己梳理一个大致的梗概。

我先推荐最近读的四本书，其中三本是“西方人”——事实上，犹太人——写的，另一本是“东方人”写的，但实际上他也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并留在那里任教。这本就是萨义德的名著《东方学》。虽然这部经典高屋建瓴、旁征博引，它的作用与其说是阐述阿拉伯世界的“东方”社会学知识，不如说是帮助我了解穆斯林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西方的看法。书的主旨是抗议西方的“文化霸权”，颇有树立“东方”学术与文化“自信”的韵味。萨义德是对的，“东方学”确实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装扮摆弄的阿拉伯少女，充斥着文化霸权主义者的臆想和偏见：西方出版界兜售的“东方学”不是对阿拉伯世界的真实描述，而是“某些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产物”，“东方学归根结底是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注：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68-269页。）

但《东方学》并不能满足我的需求，那就是了解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对西方的看法。也许要了解的也不是那么多，因为同属于“东方”，我们虽然相隔万里却似乎心心相通，政治体制、家恨国仇、爱国话语和复仇心态都大同小异。加上国内对巴勒斯坦和“第三世界”长达几十年的站台，我们能理解他们的愤怒——还有什么能比国土被占、同胞被杀更大的深仇大恨、奇耻大辱？但可能是因为闭塞无知，我目前没有找到受害者自己写的去政治化而有深度的历史。西方学者的“东方学”无论带有多么不可避免的偏见，可能还是我作为一个纯粹的局外人所不得不求助的主要素材。我只能期待，在言论自由得到实质保障的环境下，尤其在萨义德这样的“本土派”的严厉批评和监督下，西方的良知学者会对复杂的巴以历史书写出负责任的文字。

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言论自由的环境是存在的，犹太人中也不乏出色而有良知的学者，尽管他们未必能说服大多数。即便偏右——也就是偏向以色列——的以色列学者，其论据至少不是杜撰的，其提供的史料即便带有某种选择性，也是货真价实、颇有价值的。更何况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犹太人学者群体中，都不乏站在相对独立超然的角度反思本民族的“自由派”。接下来三本书即从左中右不同角度，揭示犹太人自己对巴以冲突的看法，对我了解巴以冲突的历史极有助益。它们不仅帮助我了解以色列的前世今生，而且也能折射出巴勒斯坦的困境及其成因。自从多年前精读柏拉图或康德的道德文章之后，我很少这样有耐心把一本书从头到尾每一页读下来。

第一本是以色列偏右翼学者和专栏作家戈迪斯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这本书的标题即毫不掩饰作者对以色列国的正面颂扬，但它的基本史料是可靠的，令我受益匪浅。第二本是前以色列伞兵、中左翼专栏作家和时事评论员沙维特的《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虽然也赞美“荣耀”，但荣耀中有“悲情”。作者通过大量一线采访，展现了当代以色列历史上未必最有名却很关键的人物心理，并对以色列犹太人的所思所为进行了深刻反思。然而，无论是中左沙维特还是中右戈迪斯，都没有正面涉及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的滥用暴力。他们似乎是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也不直面巴勒斯坦的建国权利。但这些问题终究是回避不了的，因为巴以和平的障碍不仅有哈马斯，而且也有以色列自己。

这个空白恰好被第三本弥补了，它是美国左翼犹太学者、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芬克尔斯坦的《加萨战火——以色列的侵略，与巴勒斯坦无解的悲剧》。如果说前两本书描述的重点是以色列的建国史，那么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今天的样子。在10•7恐袭过去近三年之后，以色列以“反恐”为名针对妇幼老弱的狂轰滥炸使得世界正义的天平开始向另一边倾向。事实上，以色列的无节制报复证明了芬克尔斯坦的先见之明。他对2008年“铸铅行动”的详细分析预见了我们今天熟悉的以色列，只不过今天军事行动更无节制，造成的平民伤亡更惨重，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更微弱。在美国的无条件支持下，一个掌握着绝对主导权的军事强国可以肆无忌惮实施种族清洗乃至种族灭绝。在可见的未来，巴勒斯坦确实面临着“无解的悲剧”。

三、历史背景

犹太人的历史在《圣经》旧约中记载得比较清楚。以色列民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世代居住在“迦南”，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加上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临海部分。后来，以色列人困于埃及，成为法老的奴隶。摩西带领他们摆脱奴役、走出埃及，最终回家立国。公元前十世纪，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圣殿。

所罗门之后，以色列王国的12个部落分裂为北部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犹大王国。经过逐年内斗和征战，最后犹大王国的两个部落幸存。公元前598年，犹大王国遭到入侵，一万人沦为奴隶。犹太人很顽强，不断反抗巴比伦统治，结果再次遭到新国王尼布甲尼撒入侵。公元前586年，所罗门圣殿被夷为平地，是为“第一次沦陷”。约莫过了半个世纪，波斯王居鲁士战胜巴比伦，让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到故土重建圣殿，是为“第二圣殿”。

波斯帝国衰落后，亚历山大征服了犹太人，严厉限制宗教自由。犹太抵抗组织开始武装反抗，并于公元前164年推翻希腊统治，第一次在以色列建立独立犹太国。但之后不久，即成为罗马附庸。公元6年，罗马人开始直接统治犹地亚，增加税收并剥夺宗教自治。公元66年，犹太人武装反抗，但四年后被击败，数十万犹太人被杀，第二圣殿被烧毁，耶路撒冷第二次陷落。130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宣布重建耶路撒冷，改称叙利亚巴勒斯坦那。犹太人再次策划新的起义，但三年后被消灭，58万人被杀。第三次陷落后，犹太人再也没有起来。

此后1800多年，犹太人进入了漫长的“流散期”。公元200-500年间，流散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创作了《巴比伦塔木德》，其中提到以色列和世界其他民族的三个誓言：世界其他民族不过度压迫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则发誓不使用武力进入以色列地，也不对抗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不幸的是，此后的历史表明，这三个誓言一个也没有落实。其他民族对犹太人的长期压迫和歧视造就了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结束了犹太人的流散期，但不论是谁的错，最终不得不使用武力维持以色列国，而对武力的滥用使之成为巴勒斯坦的压迫者。

青年马克思曾经写过一篇著名评论，题为“论犹太人的问题”。其开篇就说：“德国犹太人寻求解放”——公民（civic）与政治解放。他所期待的“解放”是把犹太人从犹太教——在他看来本质是金钱拜物教——中解放出来。在他那个年代，这个视角有点形而上了。我不知他晚年对这个问题是否有所反思，因为在他1883年去世的时候，东欧反犹主义造成的第一次大移民（阿利亚）已经开始。在过去两千年，犹太人的主要问题是简单的生存问题，犹太人寻求的解放就是免于外族压迫和歧视的自由。

犹太人的历史无疑是悲惨的，这个民族有理由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在纳粹酿成屠杀600万犹太人的骇人悲剧之后，它确实收获了世界的同情，严格禁止反犹主义成为各文明国家的共识。问题是，当犹太人“寻求解放”的方式是将悲惨转移到另一个弱小民族的时候，这种同情正在消失。当超过80%的以色列犹太人坚持，自己获得安全生存的唯一方式是清理加沙，世界会以别样的眼光看待这个民族。虽然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目前仍然是美国政界的共识，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加沙悲剧的容忍已经走到尽头。社会压力转变成政治压力不会像立竿见影那么快，但在民主国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犹太人要解决生存问题，最终必须与世界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存。巴以和平当然是双方的事，但以色列的责任更大一些，因为当代以色列已不再是1500多年前那个弱小的民族。作为一个军事强国，以色列掌握着和平的钥匙，因而也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虽然犹太人不再流散，但《塔木德》三誓言仍然是相关的，只是兑现誓言的顺序应该倒过来：以色列首先要承诺不对抗和压迫其他民族，才可能换来阿拉伯人的认同，以色列国才能不单纯依靠武力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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