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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24 08:14
商业与经济

北京8月的消费为何下降这么多?

朱长征:在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背景下,北京却出现显著下跌。在“924”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一周年之际,这让人担忧,原因和出路如何?
北京经济8月的消费为何下降这么多?
朱长征
经济学者

最新官方数据显示,8月,在中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亦简称社零)同比增长3.4%的背景下,北京市却出现11.4%的显著下跌,成为各大城市中的“异类”。而且,这是在北京实行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又追加6万个新能源小客车发牌指标的情况下发生的,结果着实出乎意外。

当月,除了餐饮收入继续下滑,在北京市销售金额较大的几个商品类别中,汽车、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分别下跌21.9%、41.1%和45%,直接受惠于补贴政策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也下跌14.3%。保持增长的只有日用品、化妆品和金银珠宝三类。

把时间回溯到2024年初,自那时以来,北京市的消费品零售实际走出了一条步步下行的趋势线,降幅不断扩大。在“924”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一周年之际,这让人担忧。

趋势因素,还是当前特例?

对于北京消费大幅下滑的原因已经有不少讨论,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北京市企业及人口外迁(比如去往雄安或南方)、出海出国等,另有些人从核心区迁往郊区,由此出现消费外移或消费降级;北京可能是国内提出“减量发展”的唯一大城市。此外,北京人口老龄化更趋严重。最新统计显示,北京市60岁以上老人有514万,占常住人口的23.5%。这部分人口的消费倾向一般认为是偏低的。

二是就业和收入因素。企业、金融机构纷纷降本增效,更有部分企业裁员减支;当高收入阶层开始捂紧钱包时,中低阶层获得收入的途径就变得愈益狭窄,消费更为精打细算。

最新就业数据同样不妙。二季度北京就业满意指数为75.2,比一季度的92.3大幅下探,也低于2024 年四季度的85.1,为2018 年以来的低点。

三是管制等人为因素。北京可能是住房、汽车限购最严格的城市,直至今年8月初,北京才放开了五环外商品住房限购;以往清理沿街小店,禁止开墙打洞,让京城的商味和烟火气更为寡淡。“禁酒令”、打击校外培训等其它管控政策,也是影响消费特别是餐饮业的原因。

从这些角度看,难怪网友称北京是一个不欢迎年轻人的地方,或者说是个让人遗憾的城市。

四是央企总部特殊因素。京城央企总部林立,但随着他们业务单元分立及外部经营主体增加,一部分的销售便分流出去了。

不过,上述因素绝大多数都存有明显“破绽”:无论是人口外迁、老龄化,企业裁员减支,还是“禁酒令”等管控政策,或央企增设跨区域经营主体,都不是在短期内形成或产生影响的,因此用来解释8月消费失速说服力存在欠缺。

同样实行住房和汽车限购政策的上海,8月社零却是同比增长13%,增速创2024年1月以来新高。京沪这两个超大城市都在8月放开了外环住房限购,按理都应该刺激起家电、家具、装饰装修材料等的销售,而结果是上海社零高速增长、北京两位数滑落。

北京市统计部门对8月消费跌幅放大作了这样的解释:“受部分企业经营模式转变、上年8月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带动相关商品零售额基数较高,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

其所列三个方面,“部分企业经营模式转变”,就包括总部在京的企业,跨区域设立经营主体明显增加,影响在京实现的零售额。但它与“有效需求不足”一样,都并非8月特例。

笔者认为,物价是必须纳入的一个考量因子。

8月北京居民消费价格(CPI)环比由涨转跌,同比跌幅扩大,分别下跌0.1%和0.8%,其中,食品、服务、汽柴油价格同比均呈下降;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依然低落,同比下降1.9%。由于这种通缩效应的显现,即使该月商家售出同样数量的面包、手机、飞机票,因为价格下跌,整体零售额仍是收缩的。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去年8月北京CPI低企、PPI为负的基数情况,则物价的收缩效应在当前是叠加的。


三大类商品及服务销售的验证

物价还不能解释全部。

8月北京社零中,汽车、餐饮业的销售收入都在百亿元以上,合计约占总额的四分之一,属两个大类。根据乘联会数据,8月全国乘用车均价为16.9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由于各汽车品牌销售通常为全国性,用它来对照北京市当月汽车销售额下降,基本可排除价格因素,反映出即使实施消费补贴政策(每辆车补贴1.3-1.5万元),这类消费刺激的效果在京城也已呈强弩之末。

北京餐饮业的故事可用惨淡来形容。8月全市规上餐饮企业(年主营收入在200万元及以上)收入同比下降3.4%,1-8月降幅为3.6%,后者与去年同期持平。降幅虽未扩大,但实际上其同比的基数已经收缩过一轮——2024年上半年北京规上餐饮企业利润同比下降88.8%,利润率低至0.37%;今年上半年,5100余家规上餐饮和住宿企业合计利润同比再降67%,显示餐饮住宿业仍在苦苦挣扎,不得不牺牲利润以求生存;而在“规上”统计之外,则可能是大量中小店家退出行业的情景。

住房销售虽然不直接进入社零统计,但它直接影响家具、家电等多个行业,因此也可作为观察消费状况的间接指标。

1-8月,北京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几乎零增长,而上半年的增幅为5.4%,显示7、8月以来住房销售步步走软,何时走出行业低谷仍难预期。考虑到数年前北京市年住房销售额达到三四千亿元级的规模,当前这种低迷状况对相关商品消费自然难以提供增量。

一揽子增量政策周年之际

以去年9月24日的“央行新政”为起始,中国为摆脱多重困境相继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决策重心开始由偏重“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调整。一年过去,经济大盘从官方数据看似乎企稳,上半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3%。但到8月,生产、消费、投资等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再度显现放缓迹象,市场人士担心三四季度GDP增速很可能放缓至5%甚至5%以下。北京正是这一放缓迹象的突出代表。

尽管笔者认为坊间谈论的若干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8月北京消费加速下行,但也不得不承认,人口外迁,企业跨区域分立,“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等因素实际都在对北京的经济活动产生静水流深般的冲击,只是到了一定阶段这种影响才浮出水面,顿显于众人眼前。北京“减量发展”这一特殊政策性因素更加重了冲击。

在一部分人(或称“已上车人”)看来,旨在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功能优化调整的“减量发展”,有效缓解了京城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大城市病问题。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们已经开始品尝这一城市发展指引的苦味。

综上,去年8月基数较高因素、物价持续通缩叠加因素、“以旧换新”刺激政策效应钝化,以及人口外移、管制政策等的持续冲击,共同导演了北京消费低迷的现状。

拥有2180余万常住人口的北京,消费滑坡会显示出较大的惯性,非强力不足以扭转。眼下的中国经济整体也面临消费失速险情,7月、8月的社零增长,从上半年的5%回落到3.7%和3.4%,当消费补贴等刺激政策效力消退时,如何激发经济活力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社零消费为表,就业收入为根。消费低迷,并不是居民花钱的模式、场景和时间不够多,而在于居民收入端缺乏当年几万亿刺激投资那样的决策力度。短期内,加大财政支出向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属应急之策,真正“投资于人”还需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加大国资收益划拨社保基金,建立起覆盖全民、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且当前应尽快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缩小不同群体养老待遇的过大差距。

放松管制、营造法治的亲商环境,将会激发较多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的活力。泡泡玛特的LABUBU爆火并走向国际,可算是近年中国潮玩市场、情绪消费的一个成功典型,而如果放开影视、出版、游戏、传媒等等领域,在宽松的氛围中,中国本土消费市场很可能涌现一个又一个的“LABU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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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征
经济学者

最新官方数据显示,8月,在中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亦简称社零)同比增长3.4%的背景下,北京市却出现11.4%的显著下跌,成为各大城市中的“异类”。而且,这是在北京实行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又追加6万个新能源小客车发牌指标的情况下发生的,结果着实出乎意外。

当月,除了餐饮收入继续下滑,在北京市销售金额较大的几个商品类别中,汽车、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分别下跌21.9%、41.1%和45%,直接受惠于补贴政策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也下跌14.3%。保持增长的只有日用品、化妆品和金银珠宝三类。

把时间回溯到2024年初,自那时以来,北京市的消费品零售实际走出了一条步步下行的趋势线,降幅不断扩大。在“924”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一周年之际,这让人担忧。

趋势因素,还是当前特例?

对于北京消费大幅下滑的原因已经有不少讨论,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北京市企业及人口外迁(比如去往雄安或南方)、出海出国等,另有些人从核心区迁往郊区,由此出现消费外移或消费降级;北京可能是国内提出“减量发展”的唯一大城市。此外,北京人口老龄化更趋严重。最新统计显示,北京市60岁以上老人有514万,占常住人口的23.5%。这部分人口的消费倾向一般认为是偏低的。

二是就业和收入因素。企业、金融机构纷纷降本增效,更有部分企业裁员减支;当高收入阶层开始捂紧钱包时,中低阶层获得收入的途径就变得愈益狭窄,消费更为精打细算。

最新就业数据同样不妙。二季度北京就业满意指数为75.2,比一季度的92.3大幅下探,也低于2024 年四季度的85.1,为2018 年以来的低点。

三是管制等人为因素。北京可能是住房、汽车限购最严格的城市,直至今年8月初,北京才放开了五环外商品住房限购;以往清理沿街小店,禁止开墙打洞,让京城的商味和烟火气更为寡淡。“禁酒令”、打击校外培训等其它管控政策,也是影响消费特别是餐饮业的原因。

从这些角度看,难怪网友称北京是一个不欢迎年轻人的地方,或者说是个让人遗憾的城市。

四是央企总部特殊因素。京城央企总部林立,但随着他们业务单元分立及外部经营主体增加,一部分的销售便分流出去了。

不过,上述因素绝大多数都存有明显“破绽”:无论是人口外迁、老龄化,企业裁员减支,还是“禁酒令”等管控政策,或央企增设跨区域经营主体,都不是在短期内形成或产生影响的,因此用来解释8月消费失速说服力存在欠缺。

同样实行住房和汽车限购政策的上海,8月社零却是同比增长13%,增速创2024年1月以来新高。京沪这两个超大城市都在8月放开了外环住房限购,按理都应该刺激起家电、家具、装饰装修材料等的销售,而结果是上海社零高速增长、北京两位数滑落。

北京市统计部门对8月消费跌幅放大作了这样的解释:“受部分企业经营模式转变、上年8月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带动相关商品零售额基数较高,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

其所列三个方面,“部分企业经营模式转变”,就包括总部在京的企业,跨区域设立经营主体明显增加,影响在京实现的零售额。但它与“有效需求不足”一样,都并非8月特例。

笔者认为,物价是必须纳入的一个考量因子。

8月北京居民消费价格(CPI)环比由涨转跌,同比跌幅扩大,分别下跌0.1%和0.8%,其中,食品、服务、汽柴油价格同比均呈下降;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依然低落,同比下降1.9%。由于这种通缩效应的显现,即使该月商家售出同样数量的面包、手机、飞机票,因为价格下跌,整体零售额仍是收缩的。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去年8月北京CPI低企、PPI为负的基数情况,则物价的收缩效应在当前是叠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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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还不能解释全部。

8月北京社零中,汽车、餐饮业的销售收入都在百亿元以上,合计约占总额的四分之一,属两个大类。根据乘联会数据,8月全国乘用车均价为16.9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由于各汽车品牌销售通常为全国性,用它来对照北京市当月汽车销售额下降,基本可排除价格因素,反映出即使实施消费补贴政策(每辆车补贴1.3-1.5万元),这类消费刺激的效果在京城也已呈强弩之末。

北京餐饮业的故事可用惨淡来形容。8月全市规上餐饮企业(年主营收入在200万元及以上)收入同比下降3.4%,1-8月降幅为3.6%,后者与去年同期持平。降幅虽未扩大,但实际上其同比的基数已经收缩过一轮——2024年上半年北京规上餐饮企业利润同比下降88.8%,利润率低至0.37%;今年上半年,5100余家规上餐饮和住宿企业合计利润同比再降67%,显示餐饮住宿业仍在苦苦挣扎,不得不牺牲利润以求生存;而在“规上”统计之外,则可能是大量中小店家退出行业的情景。

住房销售虽然不直接进入社零统计,但它直接影响家具、家电等多个行业,因此也可作为观察消费状况的间接指标。

1-8月,北京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几乎零增长,而上半年的增幅为5.4%,显示7、8月以来住房销售步步走软,何时走出行业低谷仍难预期。考虑到数年前北京市年住房销售额达到三四千亿元级的规模,当前这种低迷状况对相关商品消费自然难以提供增量。

一揽子增量政策周年之际

以去年9月24日的“央行新政”为起始,中国为摆脱多重困境相继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决策重心开始由偏重“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调整。一年过去,经济大盘从官方数据看似乎企稳,上半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3%。但到8月,生产、消费、投资等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再度显现放缓迹象,市场人士担心三四季度GDP增速很可能放缓至5%甚至5%以下。北京正是这一放缓迹象的突出代表。

尽管笔者认为坊间谈论的若干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8月北京消费加速下行,但也不得不承认,人口外迁,企业跨区域分立,“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等因素实际都在对北京的经济活动产生静水流深般的冲击,只是到了一定阶段这种影响才浮出水面,顿显于众人眼前。北京“减量发展”这一特殊政策性因素更加重了冲击。

在一部分人(或称“已上车人”)看来,旨在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功能优化调整的“减量发展”,有效缓解了京城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大城市病问题。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们已经开始品尝这一城市发展指引的苦味。

综上,去年8月基数较高因素、物价持续通缩叠加因素、“以旧换新”刺激政策效应钝化,以及人口外移、管制政策等的持续冲击,共同导演了北京消费低迷的现状。

拥有2180余万常住人口的北京,消费滑坡会显示出较大的惯性,非强力不足以扭转。眼下的中国经济整体也面临消费失速险情,7月、8月的社零增长,从上半年的5%回落到3.7%和3.4%,当消费补贴等刺激政策效力消退时,如何激发经济活力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社零消费为表,就业收入为根。消费低迷,并不是居民花钱的模式、场景和时间不够多,而在于居民收入端缺乏当年几万亿刺激投资那样的决策力度。短期内,加大财政支出向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属应急之策,真正“投资于人”还需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加大国资收益划拨社保基金,建立起覆盖全民、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且当前应尽快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缩小不同群体养老待遇的过大差距。

放松管制、营造法治的亲商环境,将会激发较多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的活力。泡泡玛特的LABUBU爆火并走向国际,可算是近年中国潮玩市场、情绪消费的一个成功典型,而如果放开影视、出版、游戏、传媒等等领域,在宽松的氛围中,中国本土消费市场很可能涌现一个又一个的“LABU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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