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由术及道有温度的科技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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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达人、奋斗、创新”是宁德时代的官方企业文化；“职业经理人也可以有企业家精神，只要对事业有宗教般的信仰”。

李剑、宋扬、万慧、张轶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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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兴奋。”

与曾毓群聊了一上午，可以断定他这么说是真诚的，毫无造作。“CATL（宁德时代）的一切，我都不兴奋。”看我又错愕两秒钟，他没等追问，继续说原因：“所有CATL的事，科研突破、开拓市场、融资等等，这一切我们在ATL（宁德新能源）都已经做过一遍。有了经验，现在CATL再做一遍，肯定更好，操作如手术刀一样精准，关键节点都在预测当中，没啥新鲜的，没有‘从0到1’，兴奋何来？”这个反问令我这个“资深提问者”都犯起幼稚的“填空”毛病，寻找他的兴奋点。

“下象棋，我最大的爱好是中国象棋。我跟电脑下，AI会有神来之笔。我晋级到‘专一’了。”这个兴奋点，太合乎曾毓群的逻辑了。他的团队说这次给我们三个小时深度访谈，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三个小时中，他至少有一半时间都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技术攻关的故事，如同回忆一盘盘棋局。讲不尽、听不完。而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也都蕴藏在这些技术难题的破解里。他有极强的表达能力，因为准确而生动，深入浅出，让门外汉都听得津津有味。

“你值得喝两杯咖啡。”

曾毓群1989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国企，月薪98元。双人宿舍每人每月缴纳5毛钱宿舍费、被要求每月认购50元“国库券”，到手47.5元。“活不下去”是曾毓群给那段经历的“高提纯归纳”。“真正让我吓了一跳、决心要跑的是，当时的车间主任，也是交大毕业的，已经在那儿干了20年，工资也才200元。”当时，合资企业已经在广东沿海和京沪等地普遍出现，员工收入远超国企的水平。“三个月我就撤了。同学给我写信，他在东莞的收入是每月415元人民币加100元港币。”21岁的曾毓群没有犹豫，到东莞加入了新科电子厂工作。该厂的母公司香港新科实业有限公司（SAEMagnetics），已经在1986年被日本TDK株式会社收购。“我能说会道，当时香港的经理跟我一聊就决定我的收入是450块人民币加100元港币，比那个同学还高。回到宿舍，他们对我意见很大。”在新科不到一年的时间，曾毓群已经系统地学习并掌握了先进的工程制造和质量管控体系，如统计过程控制（SPC）、抽样检验标准（AQL）等。

解决薄膜磁头（ThinFilmHead）磁头腐蚀的跨国难题是曾毓群的“封神之战”。当时，新科为美国大客户Conner生产的一款磁头出现了腐蚀问题，磁头长出一个“包”来。日本总部的工程师们束手无策。刚好曾毓群在日本培训（实质上是总部奖励给他的旅游），就被要求留在总部解决难题。毫无头绪，他只能凭自己对电化学原理的理解，大胆假设。他问日方设计师，在溅射铜层之前，用于增加附着力的钛金属层有多厚？对方回答是200埃(Å)。曾毓群问为什么要这么厚？对方支吾不答，他即指出，这么厚的钛层会产生过高的电化学电势，可能造成腐蚀。时间紧迫，他“拍脑袋”提出方案：“就50个埃，快做测试。”腐蚀果然消失了。

客户满意而归。“大功臣”曾毓群应邀与老板和日本同事庆功，却没有放弃追问，为什么要用200埃厚度的钛层？不仅浪费材料和时间，还造成腐蚀。对方终于酒后吐真言：“Robin（曾毓群英文名），那个设计是我们以前从外国公司抄来的，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与日本的收入差距很大，货币兑换和支付也不接轨。因替总部解决技术问题而多滞留一周的曾毓群花光了身上的现金，只好找日本同事借了2万日元，又经历诸多辗转才回到东莞，堪称“Robin历险记”。他笑言：“后悔才借2万日元实在太少了，我解决的那个问题多值钱啊！但成就感更重要。”

曾毓群反复强调“格物致知”在科技研发中的重要性。准确诊断往往会大幅降低解决难度。攻克ESD（静电放电）的“抓鬼”案例就体现了这一点。而他大胆的解决方案，更令人叫绝。

当时，新科生产的磁头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电阻值变化，这个问题如同鬼魅一般困扰所有人。再次领命的曾毓群向他的精神导师张毓捷（Mike）求助。“Mike你姓张，请你这个‘张天师’帮我捉个‘鬼’。”Mike通过自己的人脉，联系一位在外国公司工作的顶级ESD专家AL。AL在回信中指出：“这个问题叫‘Current Breakdown’（电流击穿），而不是‘Voltage Breakdown’（电压击穿），这个电流可能短到纳秒（nanosecond）级别。”这让曾毓群意识到，自己使用的毫秒（millisecond）级示波器，不可能捕捉到纳秒级的信号。他想起他的老乡兼同学、新科测试部门的工程师黄世霖，曾炫耀过一台公司花重金购得的Giga-Hertz级示波器。他软磨硬泡才得以用这台“宝贝”进行测试。果然，他们在屏幕上清晰地看到了纳秒级的瞬时电流尖峰。他分析出问题源于“充电设备模型”（Charge Device Model），即操作员在接地的金属工装上摩擦产生静电，当磁头接触时，瞬间的大电流将其击穿。捉到了“鬼”，他的解决方案堪称优雅：在所有金属工装的接地线上，加个“辫子”——串联一个1兆欧电阻。这个成本仅一分钱的电阻，极大地将尖峰电流削减到安全范围。他还安排了人员巡查确保接地线完好，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当时世界上没有公司能解决、连试图解决都可能要花费3亿美元进行设备改造的难题，就这样被曾毓群，以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成本解决了。

从21岁到31岁，在TDK十年，曾毓群升职11级，成为TDK集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监。对他来说，第一大收获是自身技术水平的突飞猛进，“职位越高责任越大，解决的问题就越难，与高手交流的机会也就越多，跟他们在一起能进步很快，超越都有可能。”第二大收获是跟客户沟通的能力。曾毓群回忆，第一次去美国给客户解决问题是在1995年。他记得当时客户连咖啡都没给他倒。等他讲的方案令全场心服口服时，他要咖啡喝，客户忙不迭地说：“你值得喝两杯咖啡。”第三大收获最重要，是总结出了一套方法论和工程哲学。“解决问题有三种：一是从理论到实践彻底解决问题，这是最好的也是最难的；二是在不明确原理的情况下以实践解决问题；三是超越到系统之外绕开它。最终目标就是高明地、低成本地、可复制可延展地解决。”曾毓群认为，重视测试是基石，“格物致知”是根本。

“我以善于解决技术问题而著称，所向披靡。”这应该是三个小时的对谈里，曾毓群唯一在脸上显现“霸气”的一瞬。

他坦言，“研发和工程技术团队在我这里日子可不好过。我不接受‘NO’作为答案，‘只为成功找方法，不给失败找理由’。”

“Robin, this is an intrinsic problem.

（这是一个本质问题）”

而就是这位“所向披靡”的曾毓群，也没有想到，生涯绝无仅有的一次几乎覆灭的危机，恰恰是个技术难题，偏偏发生在他刚创业的时候，碰巧就是重金购买的核心技术。

TDK总裁登上董事长宝座时，心中考虑的接任者正是多次解决难题的曾毓群。然而曾毓群去意已决并几乎接受了其他公司的优厚邀约。如他自己描述：“很有成就感，但对产品已经审美疲劳。”就在此时，创业契机出现，当时的上司兼导师梁少康邀请他评估一个锂电池项目。在做了SWOT分析后，曾毓群认为“从工程角度肯定可以做出来，但不确定能否卖出去”。梁少康决定投资，并希望曾毓群主导项目。远在美国的同事陈棠华（TH）也打电话劝他加入，曾毓群随口“将了他一军”：“你如果回来咱们就一起干。”没想到对方真的回来了，言出必践的曾毓群只好义无反顾。

他投入了自己的积蓄，自降工资70%，成为联合创始人——1999年，曾毓群、梁少康、陈棠华（TH）、张毓捷（Mike）在香港成立ATL（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他们在广东东莞白马租了几间屋子作为办公地点。这是曾毓群的初次创业，也是初次接触电池行业。

在确定技术路线时，考虑到日韩在圆柱电池领域高度机械化的情况，决定另辟蹊径做柔性化制造的聚合物软包电池，这种产品能快速适应市场变化，更契合轻薄灵活的电子产品。彼时，聚合物路线的技术专利掌握在索尼和贝尔实验室手中，ATL用全部资金的40%，即100万美元购买了贝尔实验室的专利授权。不幸的是，用该技术生产的聚合物锂电池都出现“鼓气”问题。曾毓群去找该技术的专利发明人Tony，见了这位写过三百多份专利的“祖师爷”，对方的答复坦诚得吓人：“Robin, this is an intrinsic problem（这是一个本质问题），我没有解决过。”曾毓群回忆起来，那真是自己的至暗时刻。贝尔实验室只卖专利但不负责产品化。“钱已经花出去了，如果相信他的权威，下一步不是要回去把公司关了？那我不能全信他的，得找出路。”曾毓群飞到北京参加材料展，收集了所有参展商的资料，在回程的飞机就开始研究电解液。当他看到默克公司（Merck）的资料，发现其配方中的DMC（碳酸二甲酯）沸点只有93度，而按照客户要求电池的测试温度需要达到连续4个小时85度。他立刻决定去掉DMC，召集团队设计了12款新配方并让供应商在两周内赶制。最终，有两款配方成功解决了鼓气问题。

贝尔实验室的这项专利曾有偿授权给过24家企业，ATL 是唯一成功产品化的公司。

曾毓群分别在2001年和2006年拿到了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硕士学位以及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态物理学博士学位，弥补了他在磁学和凝聚态物理方面的知识。

“创业者都是只听得到自己想听的那句话。”

“本质问题”得到解决，市场开拓却要从零开始。当时国内手机厂商普遍只相信日韩的电池。为了拿下东方通信的订单，曾毓群找到其老总的电话号码，锲而不舍地发信息，“我觉得老憋在宾馆里也没意思，干脆跑到西湖租了条船，坐在船上喝茶抽烟，悠闲地骚扰他。我跟他说你不见我，我就‘阴魂不散’。我只要15分钟。”样品都发出去给客户测试却没有回信，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倍感迷茫。张毓捷（Mike）请大家吃饭，鼓励他：“你现在所有的网都撒出去了。假设河里没鱼，那你肯定完蛋了；假设河里有鱼，你以后捞都捞不完。”

“他一向滴水不漏，两边话都给他说了。”曾毓群评价：“但我们当时只听到后半部分，他说：捞都捞不完。创业者都是只听得到自己想听的那句话。”

果然两个月后，订单纷至沓来，捞都捞不完！毕竟，能量提高50%，价钱降低50%的吸引力谁能拒绝？2001年，ATL出货量达100万颗电芯，以海外蓝牙耳机客户为主。此后，通过一次次材料突破，ATL不断拓展新的领域。

2004年，ATL开始与全球巨头摩托罗拉合作。曾毓群当时说：要与世界第一合作，才能成为世界第一。敏锐的商业嗅觉告诉曾毓群，崭露头角的苹果公司将会是下一个“世界第一”。当新一代的iPod寻找一款对续航、寿命、形状都苛刻要求的异形电池时，ATL通过定制化的电芯拿到1800万个订单，是业务腾飞的关键一步，被苹果评为优秀供应商。

至今已经二十多年过去，ATL依然是苹果公司最大的电池供应商，苹果公司说：“With ATL, we trust.（与ATL合作，我们坚信不疑）”

“电池的最终战场，是电动车和储能。”

这句话是曾毓群早在2002年说的。那时候，以生产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电池为主的ATL尚未实现盈利。“消费电子从来都不会是电池行业的Goldmine（金矿）。”曾毓群强调，他早有这个判断，在2004年，当时的ATL就承担过一个省港合作的动力电池研发项目。

2005年，曾毓群提出“Billion company”的目标，提出一定要开发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比如电动汽车。2008年，中国政府开始通过政策推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对于纯电动车来说，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动力电池。曾毓群主张将动力电池研发部门独立出来，“我并不是想要独占多大股份和要当多大的老板”，曾毓群说明：“但如果不拆分，我们的用户就无法进入白名单。”

当时国家在消费端对电动车的补贴，规定只面向采用国产电池的电动车。这是当时电动车企业成败的关键。而由于历史原因ATL有日企TDK的股权。这个结构会扼杀国产电动车厂商购买其动力电池的可能性。经过拆分，宁德时代于2011年成立。一年之后，宝马为首款纯电动车在全国寻找合作伙伴，刚刚成立的宁德时代满足了其800多页的德文技术要求，成为其核心供应商。这一合作帮助CATL正式迈进汽车零部件领域。而对这800页技术要求的攻克，证明曾毓群对于“术”层面的格物致知，已臻化境。

短程大巴是中国最早电动化的交通工具，它的第一诉求就是安全。因此当年市场上的主流动力电池多为更为安全但能量密度低的磷酸铁锂电池。尽管当时宁德时代在磷酸铁锂电池领域已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曾毓群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电动车，尤其是乘用车具备较长的续航里程才能得到普及，就一定要依靠高能量密度的三元材料。当时已经是物理学博士的他相信在技术上一定能大幅提高三元材料的安全性。于是宁德时代大举研发三元材料电池。很快，随着电动化在乘用车领域的推广，国家政策向能量密度较高的产品倾斜。政策红利的来临使技术已经准备好、拥有宝马核心供应商标签的宁德时代一举领先，特斯拉、奔驰、大众、北汽新能源、长城汽车、上汽、长安、吉利，都迅速成为宁德时代的客户。

2017年，宁德时代以高达11.84GWh的动力电池出货量，超越松下、LG化学和三星SDI，位居全球第一。第二年六月，宁德时代正式登陆创业板，上市当天市值1312亿元。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凭借着技术优势，宁德时代飞速发展。在今年4月宁德时代的超级科技日上，宁德时代发布了二代神行、钠新电池、骁遥双核等新产品。今年6月，宁德时代又发布了下一代大容量储能专用电芯587Ah电芯，是一款兼顾了整站匹配、系统集成、电化学特性之间黄金平衡点的产品。

在保持技术路线不断创新的同时，宁德时代也在掀起一场全场景的新能源革命。从换电、电动巴士、重卡、飞机、机器人、船舶、文旅等工商业全领域均有覆盖，新能源全场景产业化将加速。曾毓群将这些应用场景视为“彩票”，“时代绿能、上海智科、邦普循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彩票’，‘彩票’可以产生更多的价值，因为我们能看透技术路线和经营模式，所以我们的‘彩票’不能说买100张只中一张，我们是买100张要中90张以上的水平。”

极少出现在自家新闻发布会上的曾毓群在科技日的发布会上透露，宁德时代近十年累计研发投入超过700亿元，仅在2024年，全年研发投入就高达186亿元，创历史新高。曾毓群还强调，“据不完全统计，我们连续五年的研发费用比前十的友商加起来还要多。”

“第一是虚的。”

谈及现在的业界地位，曾毓群坦言：“我们已经是第一，但这个第一是‘虚’的。要当真正的第一，得是内外双修的第一，现在还不够Solid（扎实）。Solid的第一是到达只有CATL和‘其他’之分的境界。”曾毓群这样定义：“所有电化学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我们得重新研究，然后在这上边把电池工程做成。”

他很重视第一性原理的突破和完善。他甚至举例说明，现有的电化学理论都是基于“平板电极”建立的，而电池的本质是“粉末”，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全新的粉末电化学理论。而对于新的技术路线，他说：“也还在争夺，我觉得再有三年应该差不多了。我相信再过三五年，就没人能撼动我们了。那时候如果我退休，兄弟们一定可以做好。”

被问及企业家惯有的危机感时，曾毓群坦言，当前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其本质是“内卷”——大家打价格战导致没有更多的研发投入。他认为，如果任由这种模式发展，中国的科技行业将失去创新的动力。“我们也有办法，这要靠商业模式去对付”，曾毓群说明，CATL对于“卷”的应对，是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来降维打击。例如推出换电服务，让用户“租”电池而非“买”电池，这样价格就不再是唯一考量；再比如发展V2G（Vehicle-to-Grid）技术，其实是B2G（Battery-to-Grid），让电动车在电网负荷高时向电网卖电，使用户的电池能成为赚钱的资产。“至于很多号称‘一站整合’研发电池的企业，我倒是不太担心，因为尝试之后就知道不划算了。我们相信专业分工。”他说。

除了外力的卷，曾毓群更大的担忧来自公司内部。“宁德时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开始大公司病”，他表示，“成长到如今的规模，有些既得利益的同事，比如已经拿到股票致富的，没有那么大的干劲儿了。”对此，他的解法是不断“折腾”：一方面进行组织架构调整，比如设立STO（Special Technical Officer）制度，让技术专家在各自领域负起“做到世界第一”的责任；另一方面，用“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理念，设计新的激励计划，让优秀人才能创造价值、获得回报。

“我们国际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做法包括合资、技术授权、独资、出口等等。最后还是看跟客户造出来的东西好不好。”曾毓群阐述的国际化策略简单而实用。

“从制造业角度来说，目前全世界都竞争不过中国。还得看回产品，这个保护是保护不了的。”他笃信，无论到哪个国际市场，最后能打动别人的，只有看你有没有真的帮到他。他举例说：“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有的关系比婚姻还要牢靠。你想想看，样车跟你一起设计，老外的速度，起码三年，到量产已经十年了。关系怎能不稳固？”

“修己、达人、奋斗、创新”是宁德时代的官方企业文化。官方但不官腔。这四个词都生动地凝结着他的经历、智慧和思考。在工程技术等“术”的层面，曾毓群的座右铭是“格物致知”。而关乎企业发展的初心和愿景，他要上升到“道”的层面去思索。

曾毓群说：“‘术’（工具方法）是西方厉害，而‘道’（根本哲学）就要看中国价值体系。其实‘道’的层面，东西方也并不矛盾。基督教说：牺牲自己救赎他人。我们中国儒家比较温和讲究修己达人。其实是有共识的。如果用这作为初心去做公司，动机也很顺。但中间也有异化，比如冒出个‘股东利益最大化’，就很别扭。”——这个教科书定义，显然是“术”范畴里的概括。这让曾毓群这样思考企业根本哲学的企业家，感到束缚。“对股东要好，对员工也要好，但这都基于企业的永续发展。否则如果企业好的时候，大家投票分钱散伙？那就甭干了。”这是笑谈，但曾毓群的确严肃地探讨过：“我问过很多欧美企业，他们很少想到宗教、哲学层面，回答都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我们中国的企业，在想修己达人。”

宁德市因宁德时代汇聚了80家锂电企业，从贫困市跻身全国百强市；宁德时代近年选择在贵州、溧阳等欠发达、迫切需要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地区建厂，更助力宜宾从特困市变成千亿锂都。

对于自己的评价，曾毓群只回答了五十岁生日时他写给自己的一首诗：

一壶酒来三根烟，千般烦恼万般闲。

五十岁月已蹉跎，百年梦断五柳前。

楚有狂人情类我，世无功名可经年。

少时偶怀封侯志，原来此心山水间。

谈及未来，企业的长远大计，曾毓群最大的愿望仍是把基础理论完善。“等这些实现，我相信自己已经极度审美疲劳了，要去享受人生了。后边兄弟们接着干好就行了。”他徐徐呼出一口香烟，“职业经理人也可以有企业家精神，只要对事业有宗教般的信仰。”

曾毓群似乎并没有一个鲜明的人设。他不像有些企业家把表达当作进攻的矛或者防御的盾。他信口道来也出口成章，自在潇洒都来自“格物致知”。而每当对于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都要先说明：“这一点我不专业”。这种实在，增加了他谈话的亲切感和可信度。

看着他笑容可掬地侃侃而谈，似乎感知到那个质朴但爱出鬼点子的农村少年，伏案在交大的图书馆，把世界读在眼里，把格局装进心里。编辑：范荣靖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快问快答

曾毓群

“修己、达人、奋斗、创新”是宁德时代的官方企业文化。官方但不官腔。与创始人曾毓群对谈一个上午，就发现这四个词都生动地凝结着他的经历、智慧、思考和情怀。

Q: 小时候受谁的影响大？

很小的时候跟我爷爷很亲近。爷爷是民国时期村里的保长、“话事人”，同时也是一名中医，热心助人。他很乐观，讲故事教给我宁德的穷人怎么炫耀家乡：千里花园（油菜花），万里鱼池（大海），饭菜都用船送来（鸭子游过来下个鸭蛋）。但是爷爷把家里搞得挺穷，因为农民花不起钱看病，但病了又不能不救。我爷爷就总说：我左右两个口袋，满满装的全是“谢谢”。而我奶奶去世很早，爷爷家务艰难。我爸对我爷爷的意见比较大，他很勤劳，12岁就自己干活，开荒、养猪养鸡鸭养牛羊，什么副业都干；还兼做大队里的会计文书等工作来多挣钱。他让家里的经济好了很多。

Q: 少年读书时很穷苦？

以那时候的条件，我念书还不算太苦，起码不饿肚子。而且家里九个孩子，我是第五个，前边四个都是姐姐，我爸重男轻女，整个家庭资源倾斜供我读书。岚口农村的小学几个年级都混在一起，我小学最后一年在罗源上的，入学罗源实验小学因为考试成绩差，我又被分到最差班。后来考初中的时候显现出数学好，满分100我拿了96分。那一年初中录取线语文数学加起来才要求88分。我虽然语文不及格，但凭数学一门就够录取线了。我还记得在罗源上初中的时候，我老爸开荒种番薯，带100斤番薯干，去罗源换50斤稻谷送给我。我每月用这50斤稻谷去碾出35斤米，就能每天有一斤米，在当时很了不起了。老爸总能想出这些办法。后来高中要求回到户口所在地，就考到了宁德一中。

Q: 高中时代是学霸吗？

成绩还是可以的，前十名吧，当不了第一。当时我不爱正经念书，爱看武侠小说。那个时候考试好考，现在让我高考的话恐怕会考不上。我那时候不需要那么多死记硬背，也不用刷题。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太苦了。我喜欢干没干过的事。别人高考做完题好好检查，我去做附加题，附加题是不计入总分的。

Q: 是淘气的孩子吗，给家里惹事吗？

没给家里惹过什么大事。我不是出去打架的那种淘气，我是喜欢换花样，尝试不一样的做法。做个题也要跟老师的解法不一样。老师不夸奖，但也不骂。有一次我们宁德一中的一帮同学一起回忆，当时前十名里面除了第一名，我们其他几个人都喜欢玩点稀奇古怪的解题方法。第一名那个人就总跟老师做得一模一样，所以分数总是最高，但我们很看不起他。他就是照着老师的方法做，特别认真。我们搞不过他，只好看不起他。

Q: 小时候就展现领导力（Leadership）吗？

我其实没什么Leadership，我是个爱出主意的人。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是那个想新点子的人。但后来觉得，有时候有点子也没用，宁德有句土话，叫做“宁肯给聪明人提夜壶，也不要给蠢蛋做军师”。因为经常好点子执行不出来，他反而怪你主意不行。这个问题到后来在公司里也很多，有时候我的主意直接被人告知“执行不出来”，直到我做出来给他们看。

Q: 你的重要同事、左膀右臂中，不乏上海交大的同学和校友，这是基于情谊的信任还是价值观的认同？

大部分还是价值观的认同。我“格物致知”的态度就是在上海交大培养的。交大是一所工科学校，整个风气很务实。搞得定就是搞得定，搞不定就把问题摆出来大家一起克服。实事求是，绝不文过饰非。如果大家都报喜不报忧，那领导就完蛋了；如果领导不是“闻过则喜”而是“闻过则怒”，那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交大的人的特点就是实在。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交大也有差劲的，别的学校也有很多优秀的。

Q: 除了培养这样的价值观，在交大还收获了什么？

我在交大的专业课程里其实没学到啥，我是船舶工程专业，但比较失望。交大在我人生中最大的好处是，通过了必修课程之后，我可以在图书馆实现读书自由，看了很多杂书，乱七八糟什么都看，如饥似渴。以前在宁德小地方，图书馆距离很远，没那么多书看。

Q: 可是80年代后半叶上海已经开始有些灯红酒绿了？

咳，我农村来的，又没钱，搞什么灯红酒绿？图书馆就是最好的享受，而且还有空调。

Q: 你现在有企业家普遍的危机感吗？

有，主要来自“卷”。不做研发只卷价格的风气很坏。但也不是没办法。要用新的商业模式去破它。比如换电，大家都卷电池的价格，一搞换电，电池是租的，价格就卷不成了。

Q: 相比在时代广场播中国宣传片，在你的哲学体系里，你觉得什么方式的文化输出更有效？

我认为核心还是你的东西够不够强够不够好。文化交流是四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器件，很好理解，你看苹果多厉害？还有以前最保守的清王朝，为什么溥仪要把紫禁城门槛锯掉骑自行车？这就是器件的魅力。器件最容易达成共识。第二个层次是“怎么生产器件”的这一套管理体制。这里面就没那么容易共识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第三个层次更难，“如何影响这套管理体制”，估且称之为艺术层。第四个层次是宗教，这听起来好像最难，西方主要还是基督教文化；中国如果严格说佛教也算是外来的话就没有广泛的宗教，儒家思想不算宗教。但其实，最上层反而是可以共识的，都要造福他人。“牺牲自己救赎他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修己达人”。其实是有共同点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如果用器件证明，是最省力的。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宣传没有太大作用。物质水平差距巨大的时候，内地说话恨不得学香港腔。现在还学吗？

Q: 你怎么看国外汽车企业在零碳宏愿中又有所退缩的现象？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看来他们“远虑”这一块做得比较差。尤其主要汽车品牌的领导现在都是职业经理人，也许干几年走了，没办法远虑，到下一任上台一看，全是近忧。少数有远虑的人中，还有一部分比较自大，不想拥抱中国，非要自己搞。实际上就制造业而言，没有人能与中国竞争了。

Q: 纵观全球商业历史，你觉得哪个企业称得上真正伟大？

在全球商业历史中，基础理论是IBM最棒；消费应用当属乔布斯。其他都差不多。

Q: 对于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财务自由是相对的，你的物质欲望很高，永远不自由。比如你在北京上海买房子动辄一两千万，背一身债，哪里还有底气？你要在宁德买房，才一百多万，肯定底气足啊。年轻人不要搞得债务太重，要留着“‘去你的’的本钱（英文叫做‘Fuck-you money’）”，就是老板骂你时你敢跟老板说“去你的，老子不干了”—才能有创新的底气。我自己是贫困出身，毅力很强，生活简单。吃碗面条就行，衣服五十块钱。自由最重要，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Q: 生产场景中的AI应用容易想象，但你怎么看AI对人的取代？

这个我也没那么懂，就找梁文锋聊，向他请教。他对我讲，到今年年底，全世界有明确答案的东西他们都能做到；艺术创作他们也很快能做到。最近我们用AI找材料，找出的几个完全超出了我们这帮博士的想象力。AI在情感方面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觉得20-30年后，所有人能做的工作都能被AI取代，也许那时候有可能回去实现计划经济了。但人类是有精神追求的，也不能啥都不干。也许有一天，来公司工作，要倒给公司缴钱了……

撰文：李剑编辑：范荣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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