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问题看美国式的“央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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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明：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和特朗普最近几乎在任何议题上都“不对付”。考虑到加州和美国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同，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李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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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和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是彻底杠上了：之前纽森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告特朗普滥权收税影响加州经济，现在他们俩又在移民问题上杠上了。一个是之前加州洛杉矶等地民众，由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遣返移民的事情，闹起不少冲突，而特朗普即时宣布将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部署到加州，对峙这些反对遣送移民的民众，最后甚至声称要把纽森本人抓进去。

移民问题其实反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各州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和中国的央地关系是类似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如果在政策和税收上协调好，经济就发展得好；如果政策和税收上协调不好，那自然也就没有发展可言。我们在这里举个中国的例子，各位读者朋友可以在中美之间做一对比。

军警和反对遣返移民的民众对峙这一幕，在70年代的香港几乎每天上演——当时内地风波不平，加之遇上灾荒，不少广东农民投奔怒海，以各种方式逃荒前来香港谋生，史称“逃港”（广东一侧视角）或者“偷渡潮”（香港一侧视角）。

粤港两地政府一开始采取的是“堵”的政策——广东一侧觉得“影响不好”，而香港一侧则觉得偷渡客带来社会问题（例如在香港犯罪的“省港骑兵”）。当时港英政府的做法，是招待这些内地来客好吃好喝一天，宣传一下香港经济繁荣，然后即时安排遣送内地。

但是，当时香港社会对港英政府这种形同打发叫花子般对待同胞的虚伪恶心行为颇有微词。在雇主看来，人家来香港，无非就是找份工作、谋条生路，我现在有生意要做，有工作要请人做，他们怎么会犯罪，怎么会带来社会问题？你现在把他们遣返了，我这生意上哪里请人？而在民众看来，大家都是亲戚，见着亲戚落难而不帮忙，那是愧对祖宗的事情啊。

当中最著名的事情，莫过于“华山救亲”。其中一次遣返的时候，车队驶到上水华山（离深圳大概有五公里），被上万香港市民拦住。市民一方面拦阻住车队，制造混乱，方便移民跳车逃跑；一方面又将食物和衣物扔上货车，寄望移民回乡吃饱穿暖。

当时新闻媒体显然早有准备，电台更派人蹲守华山现场直播报道。当时，香港警察队伍中的华人悉数因同情移民而“倒戈”，港英政府需要派出和华人不沾亲不沾故的印度裔驻港英军，安排军车将移民遣返内地。

当时的港督麦理浩一看，这么搞也不是个办法：一方面社会影响恶劣，激化华英矛盾；另一方面香港搞经济，确实也需要劳动力。麦理浩于是在1974年推出了“抵垒政策”——凡是内地移民来港的人，不问来路，只要能从深港边界来到九龙的界限街以南（类似于打棒球时打出后能及时跑到本垒即告本垒打一般），即可获发香港身份证，成为“香港人”；但凡是在中间被警察发现，就要遣返内地。

“抵垒政策”的本质，是筛选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移民。口岸到界限街直线距离大约二十公里，今天开车走快速公路，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车程；但移民只凭双腿，又要避开沿途警察，势必要走山路。麦理浩这人正好爱好行山（香港最长的远足径麦理浩径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深知香港山路险峻，哪怕是装备最好的运动员，走环境最好的麦理浩径都要走一天，移民在野山中穿行，走个两三天是常事。这么一来，能够顺利来到界限街以南的移民，要么有钱（在边界安排了车马接应），要么有力气有智慧（躲过军警走了两天山路），都是香港发展经济最需要的人才啊。

这么一筛选，雇主开心了（筛选出了最好的人才）、民众开心了（自己花点钱就可以接应亲戚）、政府也开心了（形成了明确的机制）。因此，抵垒政策大体行之有效，为香港工业发展带来了不少劳动力。

“逃港”问题最后在1980年因为两件事情大体得到解决。

一件事情是内地改革开放，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广东的农民在自家门口有了生路，也就没有再移民香港谋生的需要了。事实上，深圳证明了其极为强大的经济生命力——不但带起了珠三角的经济，更是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人口。

另一件事情，是香港移民政策的调整。由于深圳改革开放，普通群众失去冒险来港的理由，同时香港资金北上，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为减少。随着开放移民不再有吸引力，港府自然就收紧移民，实施“即捕即解”政策——民众上街必须携带身份证供警察盘查，查到没有身份就即时逮捕安排遣返，不再开放低技能劳工移民来港至今。由于香港本身地狭人稠，香港的劳动力结构自1980年以后，其实一直在逐渐恶化——到了今天，香港已经是全国最老（老龄化结构比东北还要严重），极度缺乏劳动力的城市了。

全国最“后生”的深圳和全国最老的香港竟然是邻居，这实在令人感慨造化弄人；但我们还是要说回美国的问题。“逃港”的本质，和今天美国的移民问题是类似的。美国以南的墨西哥等拉美各国民众之所以选择穿山越岭，本质上还是因为拉美的经济、社会环境出了大问题。

而事实上，加州、纽约州这样的州，其经济发展路径和当时的香港也是类似的——当地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最需要的就是外地的壮劳力。而这些州“庇护州”、“庇护城市”（发放州级别的驾照和身份证，并且不配合联邦执法）的做法，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港英的抵垒政策——从南美跋山涉水，九死一生到达美国的逃难路，本身就是极强的筛选。

可以看到的是，加州和纽约州之所以实施“庇护城市”政策，本质是需要劳动力。但是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所述，移民政策会影响就业市场，因此必然会引起地域之间围绕产业发展和切身利益的矛盾；而在美国这种红蓝两州泾渭分明的情况下，地域矛盾极易上升为央地矛盾。

这一次特朗普和纽森产生的争执，就是典型的央地矛盾。加州在美国财政的转移支付体系（联邦以个人所得税形式从各州收税，再发放给各州作为拨款）中，是最大的贡献州。2022年的数据显示，50个州（31个红州、19个蓝州）当中，10个蓝州和1个红州是贡献州，而剩下的39个州，不同程度地需要联邦拨款维持基础设施。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沿海省份转移支付的目的是啥？

在我看来，转移支付的目的，是降低劳动力的养老成本。移民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最终决定是“叶落归根”还是“落地生根”，取决于“旧根”和“新根”的条件。如果家乡生活“安逸巴适”，移民多数就会叶落归根；如果家乡经济一塌糊涂，那还是落地生根的好。转移支付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建设家乡鼓励叶落归根。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来看，转移支付至少保证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拉平了东西部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差异，使得除了北上广深以外，二三线城市的生活品质也很不错，“青年东部赚钱，中年西部生活”成为一个可行的选项。由于劳动力乐意回到家乡养老，一方面拉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降低大城市的养老压力——正如现在香港人北上“回乡”养老，降低了香港社会的养老压力（例如对护工的需求）一样。日本社会也有类似的制度——“故乡纳税”，允许纳税人申报所得税时指定一个纳税对象的都道府县。

但是，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太少了。中国西部还有很多百万甚至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市消费品种、文体活动的多样性是可以保证的；但是美国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加上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内部移民实在已经到了极限。美国很多小地方人口只有几十万人，消费品种单一，文体活动单一，医疗服务也不行，实在吸引不了年轻人回乡。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沿海地区，已经没法从内陆地区获得劳动力支援了，只能从外面想法子；而由于基础设施的缺乏，老人家也不想回到内陆地区养老。这就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当沿海地区无法从内陆地区获得劳动力支援，或者说从内陆地区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也就是转移支付）过高的时候，沿海地区的政府必然会颇有微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加州州长之所以有言辞如此激烈的表态，就是因为在加州、东北各州等蓝州看来，红州是“拖后腿的”。你不给我劳动力也就算了，还不准我自己解决劳动力问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啊。

这就使得美国这一次的问题，以一种如此暴力激烈的形式拉开了帷幕。但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成熟解决过。央地矛盾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在美国各州和联邦的争执中一次次上演；而接下来的二十年，这种争执还会不断持续下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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