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深陷争议旋涡中的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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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作为一种脱离现实、背离传统的“精英泡沫”，以哈佛为首的高等教育机构显然已不再代表自由与进步。

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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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学术圣殿，哈佛大学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吸引无数人的关注。这不，就连5月29日来自中国青岛的25岁女生蒋雨融作为研究生代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在中国国内也引来阵阵群嘲和质疑。而蒋雨融演讲事件其实只是哈佛这波巨大争议旋涡中的一个小小涟漪而已。

一段时期以来，哈佛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陷入争议旋涡。这显然并非是由于哈佛一项新的发明引起了科技颠覆式的革命，更非又一位哈佛的校友当选总统或成为诺奖得主（这些事对于哈佛而言反而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而仅仅因为哈佛成为特朗普新政中教育资助政策调整中首当其冲的美国大学。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是哈佛校方声称的政府是否应该以公权力粗暴干涉大学在获取政府资助和招生政策制定的所谓学术自由，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政府指责哈佛是觉醒文化和建制主义的重灾区，需要釜底抽薪式重疴用猛药般地刮骨疗毒。很多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最近在国际社会引发舆论狂潮的特朗普与哈佛之战，其实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开启的文化战争的延续”，“是场价值之争”。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最近特朗普政府和哈佛大学围绕教育资助政策调整的争议呢？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发生争议的主要历程。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3日向哈佛大学发出由来自总务署、教育部门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门的三位联邦官员共同签署的正式信函。在这份列出对哈佛大学的具体改革期望的信函中，特朗普政府要求哈佛立即关闭所有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专案、办公室和委员会，停止所有相关政策；终止在教师招聘和学生招生中的所有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政策；通过外部审计确保学生、教师和领导层的观点多样性，废除招生和招聘中的意识形态筛选；改革存在“反犹主义”以及其他左倾偏见的特定项目。原因是，“DEI计划教导学生、教职员及领导阶层根据粗糙的种族与身分刻板印象对彼此做出快速判断，这助长了基于种族、肤色、国籍及其他受保护身分特征的分裂与仇恨”。该信函强调，这些改革要求对于哈佛大学“身为联邦纳税人资金的负责任接受者”而言是必要的义务，以此暗示政府未来可能将哈佛接受联邦资金与配合改革要求关联起来。

与此同时，历史上曾多次要求哈佛提交涉及学生行为、纪律记录、抗议活动等资料，但认为哈佛对这些要求的回应并“不充分”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再次警告，若哈佛大学不交出外籍生签证持有者的“非法与暴力活动”相关纪录，就会禁止该校招收外国学生。鉴于在处理涉及犹太学生的校园事件中一如既往地反应迟缓，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22日决定暂停该校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并要求在学的留学生要转学，否则将停发签证。在2024年至2025学年，有6793名国际学生在哈佛就读，约占哈佛总注册人数的27%。其中以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最多，为1390人。而受此政策调整影响的国际学术人口则高达9970人。

哈佛大学随即对全校师生发布公开信，宣称要全力维护国际学生的权益，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是恶毒报复行为，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破坏哈佛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多元价值”，将导致数千名国际学生被迫离校，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科研及学术生态，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环境造成长远、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就特朗普政府暂停哈佛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事件，哈佛经济学教授和前奥巴马政府官员佛曼（Jason Furman）称这一禁令“在各层面上都很可怕”。他指出，无法想象哈佛失去出色的国际学生，因为国际生对于哈佛的每个人，对于创新和更广泛的美国都是巨大的利益。“高等教育是美国伟大的出口之一，也是我们软实力的重要来源。我希望这件事能在损害恶化前迅速停止“。

而特朗普本人则在社交媒体“真实社群”（TruthSocial）发文对此辩解说：“为何哈佛不说明，他们有将近31%的学生来自外国，而这些国家，有些对美国根本不友好，既不为他们学生的教育出钱，也从未打算这么做”。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想知道那些外国学生是谁，这要求很合理，毕竟我们给了哈佛数以十亿美元的资金。但哈佛一点也不想说清楚。”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哈佛大学校长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政府——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不应规定私立大学可以教授什么课程、可以招收和聘用哪些学生，以及可以开展哪些研究和探究领域”。《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亚当•瑟沃则称特朗普政府疯狂打压高校、科研机构，妄图摧毁教育、科学与历史，这狂热行径正在开启新的“黑暗时代”。他解释说，通过摧毁知识，特朗普主义者试图让国家更容易接受他们的政治统治，并阻止对其行为进行有意义的民主制衡。它将摧毁一些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用于汇集、积累和应用人类知识的体系。而没有这些体系，美国可能会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特朗普政府和哈佛大学的对抗还在持续中。美国联邦总务管理局（GSA）5月27日发布通知，要求各联邦机构审查并终止与哈佛大学现存的所有合同，总额约为1亿美元。削减合约资金的理由包括哈佛在招生程序与学生管理等方面涉及“种族歧视与偏见”，并强调必须“防止公共资金被用于支持不容于民主社会的思想与行为”。6月4日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宣布正式暂停所有以学生或交流签证（F、M、J类）进入哈佛大学就读的外籍人士入境。

如果我们把上述这些争议归纳为一条，那就是现在的哈佛究竟依然是很多人心目中崇尚自由和追求真理的学术圣殿，还是沦为建制主义和觉醒文化泛滥的大本营，一个由DEI官僚控制言论、聘任、课程的行政堡垒。

事实上，早在奥巴马时期，以哈佛为代表的常春藤名校，就成为建制主义倡导的“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主阵地。这里所谓的“觉醒”（Woke）指的是将源于对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的反思，延拓到种族、性别、性取向、环境正义与殖民批判等议题，在政治正确的笼罩下采取极端行动加以“纠正”。建制主义者先用政治正确这一话术将定义正确的权力抢到自己手中，再用政治正确作为大棒压制甚至消灭不同意见。例如，你可以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批判种族理论、反殖民主义等“进步”思想，以显示其包容多元和平等，但若公开支持传统家庭价值观、言论自由优先权或美国宪法原旨主义，可能立刻被视为“危险”而“不被包容”。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在2023年8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恢复20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如婚姻内养育子女、勤奋工作和尊重权威等。文章特别批评了费城内城区黑人文化、工薪阶层白人中的反社会行为，以及部分西班牙裔移民的“反同化”倾向。该文被认为是涉及种族主义和冒犯性的言论，他本人则被校方停职一年并减薪。

而在这场建制主义倡导的“觉醒文化”运动中，哈佛无疑冲在了最前边。哈佛很早就设立了“多元与包容办公室”、取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雕像、审查教材与课程叙事，并在招生、招聘与校园治理中强化“身份认同”优先，将族裔、性少数取向背景纳入重要标准。来自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证据表明，哈佛的招生政策存在明显种族倾向，在学术成绩处于前10%的申请者中，非裔美国人的录取率高达56%。据《哈佛法律评论》内部文件透露，在文章选用与编辑人员任命过程中，同样存在明确的族裔背景考量。这意味着哈佛在人事政策方面涉嫌违反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存在雇佣、晋升及薪酬中的系统性不公。

一个典型的事件来自沙利文职务撤销。2019年，哈佛法学院教授罗纳德•沙利文（Ronald S. Sullivan Jr.）因担任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辩护律师而遭学生抗议，理由是“他让我们感到不安全”。尽管辩护是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且沙利文本身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刑辩律师与哈佛首位非裔宿舍院长，然而校方最终仍撤销了他在Winthrop House的职务。

此事凸显哈佛在面对情绪政治时的软弱——不是教育学生理解法治与程序正义，而是选择政治上正确的“取消”来平息舆情。平克教授对此评论道，“这些‘取消’不仅对个体不公，也令学术探索畏首畏尾：研究者若稍有不合时宜之言，便可能面对人格抹黑；若保守观点被当作犯罪，则学术求真无从谈起。在沙利文事件中，校方沉迷迎合学生情绪，却未教他们第六修正案之权利，也未阐明法治与暴民正义的区别，实属放弃公民教育之责”。在这场风波中，学术自由和公民教育的基本原则可谓被牺牲殆尽。哈佛自己扼杀了学术自由，背叛了高等教育，也放弃了作为教育机构的根本使命（参见赵晓：“哈佛是左派大本营”——这说法过分吗？ 2025-05-29）。

由于哈佛热衷推动“种族正义”与“结构性平权”，如支援BLM运动、引入反种族主义课程、放任反犹活动，少数保守派学者与异见学生因观点不合主流而被边缘化，甚至被迫离开，使得“觉醒”成了一种文化专制，引发美国社会对哈佛学术自由与言论空间受限的担忧。显而易见，在这场建制主义倡导的觉醒文化运动中，以哈佛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难辞其咎。

如果简单探究哈佛成为今天哈佛背后的原因，很大程度源于哈佛像很多建制主义者那样脱离现实、背离传统，最终演化为“精英泡沫”。用哈佛大学校友、知名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的话说，那就是“傲慢”。2025年5月26日阿克曼在社交媒体平台X发表长篇公开信，强烈呼吁其母校哈佛大学放下“傲慢”态度，全面配合特朗普政府于4月提出的9项改革要求。他说，“看著我深爱且受益匪浅的哈佛大学，在过去15年左右因管理不善、治理不当及意识形态掌控而自毁，特别是从2023年10月8日起暴露无遗，让我感到非常痛心”。

针对哈佛大学拒绝配合政府要求的态度，阿克曼提出了尖锐的分析：“为什么哈佛会陷入这团乱？答案我认为是傲慢。”他进一步批评学校的应对策略：“哈佛没有选择与政府对话并试图协商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将政府试图执行法律的努力斥为虚伪。”阿克曼在公开信中明确表达了对政府要求的支持立场，他认为这些要求“没有一项不合理”，且“全部看似合法”。他敦促哈佛大学应主动配合，而非采取对抗姿态。

换句话说，在阿克曼看来，在美国破坏学术自由的始作俑者就是哈佛大学这些精英大学自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真谛，是不仅保护正确的言论，还要保护不正确的言论。而这些精英，进而形成的精英泡沫却以为判断一项言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形成一个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标准，只包容那些符合政治正确的言论，而对自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予以打击和封杀。

似乎批评哈佛的哈佛校友并不限于阿克曼一人。哈佛荣誉法学教授、知名法律学者艾伦•德萧维奇（Alan Dershowitz）表示，尽管他长年立场倾向民主党，此次却公开声援特朗普针对哈佛的“断金行动”，强调哈佛在处理反犹言论与校园暴力问题上“难辞其咎”。德萧维奇指出，哈佛校内部分学院对反犹行为不但未明确制止，甚至有纵容、奖励之嫌。他批评道，“在哈佛的神学院与公共卫生学院，反犹太言论不仅被容忍，甚至被当作理论传播。我们已看到至少两名学生在参与针对犹太社群的骚扰事件后，分别获得重要的奖励与职位”。他举例说，一名学生被选为神学院班级代表，另一名则获得高达6.5万美元的奖学金，资助其持续从事反以色列的倡议活动。他表示：“针对特定学术机构的不当行为切断联邦资金是有效遏止极端主义的一种方式。哈佛作为全美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理应承担更高的社会责任，政府从此地著手，是为全国立下明确界线”。

作为深爱母校的哈佛校友，阿克曼和德萧维奇看到了哈佛这一在校徽刻有拉丁文校训“Veritas”（真理）的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越来越偏离了追求真理的道路，转而迎合政治正确、情绪诉求与激进社会运动的问题。

这一事实也提醒包括我在内的学者，尽量避免用惯性思维来标签化争论中的角色。似乎只要反对政府决定就是维护学术自由，政府只要干预大学决策就是干预学术自由，尤其是对于作为学术神殿的哈佛。目前看起来，至少在特朗普政府和哈佛的争议中并非简单如此。

尽管何清涟“用不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来评价特朗普政府目前对哈佛采用的包括终止资助和暂停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但容易理解，作为一种脱离现实、背离传统的“精英泡沫”，以哈佛为首的高等教育机构显然已不再代表自由与进步。因此，成为反建制主义政治反击的集中目标也许在意料之内，情理之中。事实上，对建制主义那套DEI政治正确规范深恶痛绝的现任美国副总统万斯2022年在一个名为“国家保守主义”组织的一个会议上发表的闭幕演讲即以《大学是敌人》（The Universities are the Enemy）为题。

就在哈佛与特朗普政府剑拔弩张唇枪舌剑大动干戈之际，我注意到同样来自美国高校的两个变化。其一是在历经18个月的内部评估后，麻省理工学院于近日已解散名为“校园社群与平等办公室”（Institute Community and Equity Office）的部门，并撤销负责领导该部门的“平等与包容副校长”一职。特朗普政府于今年3月对包括MIT在内的逾50所大学展开调查，检视其研究所招生是否涉及种族筛选。其中之一的焦点是MIT与非营利组织“PhD Project”的合作计划，该组织旨在协助来自弱势族群的学生攻读商业博士学位，以促进企业界多元化；教育部指控该计划对参与者的资格设限，有违反种族平等原则之嫌。

其二是有权监管州立大学的美国弗洛里达州州立大学系统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于6月3日经过投票，以10比6的票数否决由日裔学者小野三太（Santa Ono）出任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UF）的新任校长的任命，成为为数不多的推翻大学董事会的提名。原因是小野三太过去支持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计划。小野三太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名声，被视为佛罗里达大学校长的唯一人选，上月获该校董事会一致提名，预定出任该校第14任校长。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卑诗大学、辛辛那提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校长。投票之前，几位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对小野三太在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气候变迁努力、性别意识形态和密歇根大学的DEI计划以及他之前的学术职位提出了质疑。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Rick Scott)在X社交平台上表示，这些行动表明“他愿意安抚并优先考虑极左翼活动分子，而不是确保学生受到保护并接受优质教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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