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在哈佛演讲的蒋雨融堵了普通人的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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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这场舆论风波并不大，但可谓一滴水见太阳，有人看到的是白左的幼稚，有人看到的是特朗普的英明，有人看到的是阶层固化。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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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5月29日的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中国留学生蒋雨融作为代表，发表了演讲。她穿着中国的传统服装，以一个关于翻译洗衣机中文标签的幽默故事开始，倡导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同时隐晦地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禁招令”。这场演讲，如果在几年前，会在国内舆论层面被解释为励志，但如今，却被视为阶层固化的典型例子，引发争议，也将蒋雨融推到风口浪尖。

6月2日凌晨，蒋雨融发布长文，逐条澄清。她表示，父母离婚后，她与母亲辗转多地，经济拮据到需工作4年才凑够学费，研究生阶段学费来自瑞士信贷和Probitas投资公司的积蓄。推荐信分别来自杜克大学经济学、政治学导师及瑞士信贷上司，且可公开查证。父亲工作的中国绿发会的实习推荐信未提交申请。她称“一生坦坦荡荡”，并引用诗人玛丽•居里的话“虽千万人吾往矣”，强调自己“为无声者发声”的初心。

此前，各种陷在丑闻的二代们，还没有如此公开反击的。从这个角度，她似乎看起来更硬气，更不怕挖。

对于她的初中经历，知乎有讨论。摘录三个用户的留言。

“她上初中的时候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了，那时候浮山后还没完全发展起来。当时65中确实混子多，放学后门口拿弹簧匕首晃荡的真不少，那时候还兴玩摩托炸街。当年我认识不少65中的，经常去那边打群架。”

“65中确实一般，青岛比65好的初中多了去了，而且她上初中的时候，那块房价并不高，都是很多年前的老小区。当然，如果你不信，那就是你对。”

“初中那个浮山后片区是青岛很特殊的地方，算是90年代第一批拆迁异地安置房，在当时是远离市区的，确实也是比较混乱的地方。按照她描述的学生家庭情况来说，是符合当时情况的。霸凌的情况来说当时65不算好学校甚至是中下水平的，学校风气也不算好，老师责任心也不算强，主要还是生源确实不理想。”

一个初中在这样的学校上学的孩子，有可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总体来说，蒋雨融的回应肯定有遮蔽，她有家庭托举，但也依靠个人奋斗。

其实，她没有参加高考，并没有挤占普通人机会。哈佛本是私立大学，各种关系托举，也有一定之规。至于将来回国工作，本人能力、学历也是真实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公平。不过，中国社交媒体中流行的观念，已经不承认一切社会资本的合理性了。

这让我想起之前的一桩旧事。2023年，网传一上海籍女子在西藏阿里地区因车祸重伤，为救治她，其丈夫通过亲戚小姑联系到上海卫健委，再联系阿里地区相关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上海援藏医疗队也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最后，家属包机将患者运回成都。事情在网上也掀起轩然大波。

事件中，强制献血为假，至于发函的事，媒体是这么报道的：事发后，“小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很多人的愤怒源于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其实，一个中产家庭，在这种救命时刻，通过两三个人，请关键人物帮忙也是可能的。

社会是人组成的，人有人性，社会总有人情，六亲不认的绝对公事公办的社会反而是可怕的。毫不妥协地，决绝地对乌托邦式的想象与追求，对人性的消灭，反而是塑造不平等与苦难的根源。假设一个人远房的侄子侄女，或同事、下属的亲戚，遇上了这样的事，他不为所动，坚持原则，结果人死了。而这样的人，又会怎么对待统一挂门头，写擦边文学的少女，稍有违规的民营企业呢？

这场舆论风波，事情不大，但可谓一滴水见太阳，反映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因素，汇集了各种思潮。有人看到的是白左的幼稚，有人看到的是特朗普的英明，有人看到的是哈佛的堕落，有人看到的是阶层固化，有人看到的是腐败，有人看到的是外国势力渗透中国，有人看到的是个人奋斗。这些角度并不独立，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话，往往带着几个相互矛盾的观念。

所以，这场风波非常特别，怪异、反讽、复杂、吊诡，就像一团斑驳陆离的浆糊。

比如，那些口口声声觉得自己是被损坏与被侮辱的，觉得自己路被挡了的人，可同时批判蒋的时候，又一口一个白左、圣母，信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

再比如，以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哈佛女孩，表层是成立的。但更深层次的，保守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地看待世界，接受世界的不完美，不试图激进地把世界“变好”，不追求一个乌托邦式的、消灭阶层后的大公无私的世界。从这个角度，那些追求大公无私的批评，还不如“小知识分子”式地歌颂全球化、平权。

更反讽的是，能说出白左这个词的人，自己也是有社会资本的。社会资本是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什么是真正的家庭无力托举？打个比方，就是到现在，家里才出第一个大学生，可能还是二本。这样的家庭不会是少数。截至2024年,中国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口约为8010万人。这8000万人还会呈家族聚集趋势。再换个例子，有大约一半的中国人人均月收入在千元出头。相比这些人，家里已经有几代大学生，家里收入远超人均1000的，实际上，都在熟练地应用着自己的社会资本。

正如我以前在文章说过，如果年入20万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穷人；有着社会资本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普罗大众，社会一定是充满戾气的。没有调和和妥协，只有斗争。

在光荣革命、权利法案等历史事件中，英国资产阶级与贵族达成妥协，缓和阶层矛盾，为英国君主立宪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英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英国现在虽然仍有皇室，不代表英国的民众没有权利，没有尊严。法国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法国大革命之后，上下毫不妥协，阶层之间反复搏杀。法国大革命之后82年，法国共进行5次革命，产生了三个共和国、两个王朝，两个帝国，现代化的转型代价巨大。

中国的贫富分化，的确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但收入增加，这不等于一定要把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立起来。

“笨蛋，问题是经济”，这句话是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核心口号。阶层固化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但实际上，它不是。阶层流动是中国无数迷思的其中一个，它长久地流传，所以，现在成了就业、收入焦虑在舆论中的投射物。年轻人要的，其实不是阶层的搏杀，而是一份岁月静好的生活。阶层博弈是零和的、残酷的，无法有共识的，但经济发展不是。

这就进入了一个隐藏得最深的悖论。

她的成功，有可能会堵住普通人的路，但社会是复杂的，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并不会堵住普通人的路，反而会为普通人拓宽路。社会的规律，一定是分层的。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万元户，并不意味着他把周围的人的钱都赚走了，而是意味着整个社会环境，可以让更多的人吃饱穿暖。一个马云，并没有堵掉普通人的路，一个淘宝村可以带动无数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中国大规模出现富豪的时代，从21世纪初开始，这个时代，普通人的路不是更窄了，而是更宽了。哈佛大规模招收中国人的时代，中美国撑起全球经济的时代，普通人的日子是在变好而不是变坏。

中美经济绑定紧密，不会是红脖子和山东大爷勾肩搭背，而是蒋雨融这样在两国间游刃有余的人。但现实可能真如很多人愤怒地呼吁的那样，以后，蒋雨融这样的人，真没有了。国际政治的变化，脱钩的进行，中国精英的孩子，可能再也不能去哈佛了。但这对一个西北山区的20岁的初中文化的男性来说，真的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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