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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0 14:54
社会与生活

刘仁铖 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

他高中辍学,曾是家族门窗生意的免费劳动力,以及并不情愿的未来继承者。他一度困惑、茫然、自卑,与父母关系紧张。直到一些年后,他才弄清楚命运里一切开始出错的那个确切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仁铖脱口秀演员
谢梦遥


自卑
 
要真正理解刘仁铖——这个胖乎乎、面相憨厚、喜欢穿颜色花哨短袖衬衫的脱口秀演员——我们需要提到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那是2017年5月21日,他站在这所985学府,突然感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自卑。「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都比你在应试教育上强非常多。」他对自己说。他没读过大学,他籍贯是铝合金门窗之乡江西安义,父母是做门窗生意的,亲戚们是做门窗的,此时的他也是做门窗的。找到喜剧这条路,成为热门播客《不开玩笑》的主播,在综艺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杀入决赛,这些事尚未发生。而他之所以出现在浙江大学,缘于一部名为《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的连续剧。我知道这些信息有些混乱,让我们慢慢来。
 
首先,让我们聊聊自卑。他1997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城中村长大,小时差点被人贩子从家门口带上车掳走,母亲追上抢了回来。他们全家住在店铺里,真正的生活空间不到20平米,要出门上公厕。他从小没有自己房间,和爸妈住上下铺,干什么事情似乎都有人注视,这导致他行事谨慎,「极度的听话」。他虽自幼在常州长大,但父母是江西农村过来的,这让他有一种外来感,感觉自家与有房的本地人是不同的。
 
和家里开店有关,人来人往,他从小注意察言观色。「我需要记很多事情,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爸说一下,谁来过了,哪个村的多少号。」他说。这种无形的训练,令他对旁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有种敏锐的感知。这对他在人际关系中颇有帮助,比如点菜记得别人的忌口与喜好。
 
家同时也是仓库和干活场所,不可避免,他的衣服很容易沾上灰尘,感觉脏兮兮的。幼时的他有一种恐惧,害怕进入任何干净整洁的公共空间。与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我们坐在上海永嘉路的一家咖啡馆。他环顾周围,说:「比如这种咖啡店,我小时候肯定是不敢进的。我会觉得我在里面是不是会很突兀。」
 
小时候放学,他非常抗拒父亲开电动三轮车去接他。三轮车很脏,摆着各种工具,一眼可知道家里营生。但实际上,怎么能瞒得住呢?「胖子门窗」的广告牌就挂在家门口,街坊邻居又不是看不见。
 
父亲是个实在人,自己是个胖子,就给店铺起名「胖子门窗」。但这给孩子造成了困扰,尤其当刘仁铖也变成胖子后,胖子的标签坐实了。人人都用胖子称呼他父亲,用胖子称呼他。「以前是挺介意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说。
 
有次他去同学家,同学母亲自然地喊他为「胖胖」。同学向母亲回击道:「你喊人家胖干嘛,人家怎么不喊你丑丑呢?」刘仁铖没敢说话,但他很惊讶,第一次有人在称呼这件事上维护他。他一直记得。在无数个别人喊他胖子的故事里,他选择告诉我这个故事。
 
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不平凡的人」。他察觉到身上自卑,不愿放任自卑,想通过一些外在方法,「让自己感觉了不起」。他从衣着下手了,故意和别人不一样。初中时,他不穿校服,最钟爱一套带着铆钉的黑色夹克,「觉得那衣服特别帅」。但作为一个胖子,看起来很酷其实挺难的。后来回想,他感到愚蠢。
 
另一个方法,是和混混们成为朋友。这事对他不难,他擅长与人打交道,知道该说什么,别人想听什么。打篮球时, 他认识了一些混混,一来二去就熟了。「一边学习很好,一边跟混混打交道。我内心其实是很骄傲的,黑白两道游刃有余。」他说。
 
但他远远算不上狠人,本质还是老实的。为了融入混混而抽烟喝酒,都是装装样子,并未留下习惯。有次与同校一个孩子互放狠话,约着要打一架。真到了冲突现场,他打了对方一下,那人没有还手,又打一下,还不还手。他突然感到特别难受,就停了下来。「性质变了,你再打他,就感觉欺负人了。」他说。
 
有一天,他突然就不想跟混混玩了。那是一个周末上午,他在其中一个混混家里看NBA,那里是他们常聚会的窝点。整个房间烟雾缭绕,一伙人歪歪扭扭躺着抽烟。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肚子饿了,能不能买点吃的?接近成年的混混至少有七八个,凑不出10块钱,最后派刘仁铖去买了凤爪。他被这个事实击中了,「他们一天到晚说自己多么厉害,想打谁就能打谁,完全是在虚张声势,他们的力量太小了,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他感到巨大的失望。
 
还有段时间,他频繁去网吧。并不享受游戏本身,他只是享受坐在网吧里的那种叛逆的感觉。不要说包夜,盯着屏幕超过两小时他就头晕。爽感没有根基,来得快也去得快。整个青春期好像都是如此,他的叛逆,建立在虚无的抵抗上。他不断地否定之前的自己,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心秩序。
 
没有独立房间的自卑。外地人的自卑。脏的自卑。对家庭的自卑。胖的自卑。这些自卑,随着成长慢慢变化、消退。最终,一个最大的阴影盖过了其他所有。
  
辍学
 
让我们聊聊刘仁铖是如何错过大学的。他小时候学习不错,到高中成绩就掉落下来。按当时情况看,他最多上个普通大学。但他能感到,家里人对他接受高等教育这件事,并无期待。
 
父母没读完初中,很早就进入经商的环境。「他们觉得只有做生意才能赚大钱,才能有很好的生活。」刘仁铖说。
 
高二时,他对应试教育产生疑惑,「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只按找工作的原因去分科,而不是在乎一个人真的喜欢什么。」最终,他的厌学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不知道如何找到动力,未来有什么可能性,也没有人告诉他。有了智能手机后,他再也没写过作业。同学把写好的作业拍照截图发给他,他照抄就行。他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越不会,就越不学,越不学,就越不会。
 
高二暑假结束前,他突然对班主任说,他不想上学了。在一个所有人都对他没有更高期待的环境,这也许只是他的某种斗争,抑或是顺应。然后,他为自己这么说感到难过,哭了起来。
 
「你别装了,你就不想交作业。你还不上学,你家里人能同意吗?」班主任说。「你别装了」这句话刺痛了他。
 
他在初中闹过一次退学。在一件事上,老师误会了他,双方僵持不下。他父亲被喊来办公室。
 
「你小孩子都不想学了,带回去。」老师说。父亲一句话没说就把他带走了。他感到父亲情绪不对,到家才知道,大伯去世了。回乡处理大伯后事,他全程脑袋嗡嗡的,回城后再跟着父亲干活。活太重了,十四五岁的他根本撑不住。几天后,父亲问他,还要不要上学,他说要。回到学校,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这一次不同。开弓没有回头箭。高三开学第一天,他没有去上学。父母几乎马上接受了他的决定。没有任何过渡期,第二天,带着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他就在店铺帮忙了。
 
一个困惑就此产生。为什么他如此轻易就实现了退学?为什么班主任没有再来找过他?他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坏学生。后来的日子,他深感事情不合常理,向父母求证。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反复地求证。他渴求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但父母就是说,「你都说不上学,怎么还会找你?」
 
他感到自己被放弃了。这个念头让他有被伤害的感觉。
 
他将用很长时间消化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他最害怕去别人家干活时,遇到同学。有次真的遇到了一个并不算熟的同学,对方没说什么。但他自己难受,「因为我们是算服务业,多少是那种比较低的姿态」。他羡慕那些普通的上班族。
 
辍学第一年,他都活在痛苦里。他很孤独。他经常梦到自己还在上学,那种气氛诡异的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和老师都出现在他身旁。每一次梦的结局都是一样,他意识到那是个梦,他明明已经不再上学了,然后醒了。
 
他没有与同学联系,害怕打扰他们,也害怕有人和他聊到退学这件事。过了一阵,发现根本没有人联系他,「无人在乎也挺难受的」。临近高考,他突然萌发出一种巨大的不甘心,想回学校看看,又找不到合适由头。思来想去,他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高考加油」,在高考前一天来到校门口。「好丢人,有点滑稽。」他后来想。
 
他以为同学会笑话他,相反,他们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都哭了。一个记者跑过来问他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他立马跑掉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事情。」他回忆。
 
后来的日子,痛苦淡去了。他每天装完门窗,去打篮球,去网吧,根本不思考未来。他没有工资,也从没想过要。父亲让他去买货,多给他点钱当零花。内心里,他在逃避未来。
 
他崇拜同样高中辍学的韩寒,给韩寒主编的「一个」app投了三次稿,没有任何回响,「就算拉倒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是下一个韩寒了。但本质上,对于写小说,他没有真正投入过努力。
 
到了2017年,在家干活已至第四年。原本节奏稳定的生活,被一件事的发生打破了。父亲劳动时从脚手架摔下,手骨折了。刘仁铖感受到父亲的恐慌是双重的,一是自身的健康,二是儿子不能接班。父母督促他另开一处门店,自己做生意。但他害怕对他人负责,害怕承担风险。为逃避,他跑去当了一个月的房产中介,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很受挫。他与父母的关系日趋紧张,争吵不断。
 
那时他痴迷美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在网上加了粉丝群,在里面,他自我感觉很好,「大家都愿意跟我交朋友」。南京搞线下聚会时,他很开心地去参加了。那里他遇到一个女生,聊得很投缘。她的大学适逢校庆活动,她邀请他去参观。她只邀请了他一个人。
 
就这样,他来到了浙江大学。网上与她聊天,名校背景「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标签」。直到他站在校园里,潜伏的自卑膨胀起来,压得他抬不起头。压向他的,不是到处张挂的彩旗与横幅,不是高耸的校门与任何一幢特别建筑,不是物理意义上看到的一切,而是脑子里的一个简单事实:他和她是不一样的人,唯一的联结是一部从未在中国上映过的小众的情景喜剧。所有的浪漫都消失了。
 
脱口秀
 
如果说2017年有什么改变他命运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播出。他产生了去说脱口秀的兴趣。他在网上搜,发现他所在的常州没有脱口秀俱乐部。这是他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最近的开放麦在南京,是无名喜剧办的。他按照要求提前交了一份逐字稿,没被主理人选上。这是他遭遇的第二个挫折。但至少,对方接纳他作为场地志愿者。他看了演出,恰好赶上史炎等相对成熟的上海演员过来轧场,他深受鼓舞。
 
两周后的下一场,他的稿子通过了。他叫上在南京读大学的两个同学来捧场。正如大多数脱口秀演员的第一次表演一样,他搞砸了。灾难性冷场导致忘词,他讲了一分半就下台了。他坐了一个多小时火车去南京,坐了一个多小时车回常州。这是他遭遇的第三个挫折。但他「对自己还很有信心」,他继续参加,下一次表现好多了。他承认,为保效果他插了一两个网络段子。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在2017年——距离大众认知上的脱口秀元年2020年还有3年——一个常州高中辍学生在一档影响力尚有限、制作水准平平的节目里,接收到同频的讯号,并将其转换为持续行动。除了在开放麦练习,他还开始给脱口秀类节目投稿,一条段子被选上的话,有500块。他期期都投,期期都中。有个月赚了3500块,他打开银行入账记录给家人看。一条路在他面前缓缓展开,那条路叫喜剧。
 
对于困在家里、免费干活的他而言,喜剧不止是条路,是他的逃生通道。「脱口秀把我救了。」他说。北京新开张的一家喜剧公司招全职编剧,他应聘成功。在他人生前21年里,他从未离开常州生活,与父母同住,2018年春节后,他一个人去了北京。
 
白天他做编剧,给别人写稿子,晚上他到处跑开放麦,讲自己想说的。他孤独感少多了。中文脱口秀的世界,俱乐部之间彼此竞争,演员之间也会互相看不上,刘仁铖是少有的与各方各派都维持良好关系的人。「可能是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小孩看。加上我又比较温和,从来不跟别人起冲突,而且我也挺愿意跟大家去交流、去学习。」他说。「正常应该像我这样,只不过这行业很多人太有个性了。」
 
很多让他在生活中感到羞愧的个人特质,在脱口秀里却变成某种优势。比如他的胖,这是他的独家标签,也是他的素材之源。他一上来就自然地写这类话题。
 
这又关联到他的另一个强项,讲故事。上学时,写作文从来对他不是难事。他说,这方面能力大概源自他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以及「受韩寒的影响也有点大」。他记得初一有次在班会演讲,讲到小时候他在河里游泳遇险,妈妈跳河救了他,讲着讲着哭起来。被他情绪带动,半个班以上的人都哭了。「我觉得是我的优点,感情上面比较细腻一些,这种人有做喜剧的天赋。」他说,「让人笑跟让人哭是一样的事。」
 
他的创作方法,与北京圈内主流推崇的「挖掘负面情绪」不同,多是自我嘲讽。「我这人很怕得罪人,很怕冲突。」他说。但文本上,他认真打磨,不再套网梗。付航有次和他同场后,主动加他微信:「我觉得你非常牛,我是你粉丝。」当时两人在圈内都算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他是文本专家,他每一段都要严丝合缝。双关用一次,谐音用一次,最后金句用一次,他就愿意研究这种东西。」付航说。
 
但不要误会,刘仁铖的脱口秀之路,并不是初来乍到即惊艳四座。他用半年多时间从开放麦晋级为商演演员——这意味着有俱乐部愿意把他放进拼盘演出的名单里,一场15分钟表演可有150-300元的酬劳——这速度令人满意,但也绝算不上快,徐志胜、童漠男只用了一两个月。三个挫折后,还有更多挫折。我在2018年底看到他主持的一场演出,堪称事故现场,他在台上急出了一头汗,与观众的互动一个梗没响。他屡次投报笑果训练营,没被选上。
 
但那是一段他最快乐的时光。成名,是件特别遥远的事,身边也没人想这些。仅仅是能上台,就足够让他开心了。「能挣到一点钱,不问家里要,我就满足了,日常吃吃喝喝什么也够用。」他说。他依然是个自卑的人,但一种自信在他身上萌生,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喜剧能力。

答案
 
2019年有次回常州,适逢教师节,刘仁铖突然想回高中去探望班主任。他生活状态变了,「我做脱口秀虽然没有出名,没有赚很多钱,但我觉得不是个难看的工作,可以回去见见她了。」
 
重逢很愉快,师生俩聊了许多话。旁边有个不认识的老师插话:「你这个学生聊天什么都好厉害,他上的什么大学?」刘仁铖一下尬住了,不知道说什么。
 
很自然地,他们谈起辍学那件事。无从知晓的片段重新浮现。
 
班主任说,开学第一天,见刘仁铖真的没来报到,她因为处理其他事情,没有当即去找他。但在那个周末,她决定去刘仁铖家里找他父母面谈,把孩子劝回来。但命运就是如此弄人,那天下起暴雨,班主任的车开到一半抛锚了。她给刘仁铖父母打电话,期待他们来接她。电话没有人接,也没有打回来。
 
「她以为这是我爸妈的一个态度。」刘仁铖说。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谜题的答案,这让他得到某种安慰:班主任没有放弃他,至少做过挽救的努力。被伤害的感觉消失了。但同时,答案的开启,也带给他极大震撼。父母肯定知道班主任要家访,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儿子?当班主任未能出现,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他日后反复求证,父母咬定的是同一个答案?
 
但在那一刻,他不能告诉班主任他被蒙在鼓里,他假装附和了几句。那之后,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太多信息需要消化,太多问题涌现出来。
 
关于新的问题,他再没去寻找过答案。他不知如何开口。他更怕父母感到内疚,虽然他没有产生怪责。他害怕那些并不存在的怪责,让父母背上更多负担。
 
「可能那个事儿,我父母处理得不是很好,但整体上我父母对我真的非常好。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不去阻挠我,也不给我任何压力。我一直很感谢我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眼角泛出泪光。
 
因为编剧工作,他在2019年上了一次河北卫视。母亲把那个节目到处播给邻居们看,有人说,你儿子现在这么厉害,当初就应该让他上大学。「确实,当时应该让你上大学。」向儿子转述这段话时,母亲说。他记得那一刻她的神情,「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愧疚」。
 
我问刘仁铖,如果当时班主任真的找到他,他会听话返校吗?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是把一个人放入同一条河流里。最后他说,不一定。「起码可以有个过程让我去想这个事,去纠结这个事,最终作出决定。但没想到做了一个决定,立马就直接落地了。」
 
他站在一条新的河流里。如果不是脱口秀,他也许无法重建自信,也许不会有胆量去找班主任,也许无法解开那个存在多年的谜团。而至于完整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这些事已经完全是过去式了。」他说。
 
懦弱的,勇敢的
 
脱口秀演员总是不放过任何身边的独家素材,对于如此戏剧的退学事件,刘仁铖却迟迟没有动笔把它完整写成段子,他确实说过辍学话题,但只是用在开场的身份介绍,根本没有展开。刘仁铖的理由是:「我怕我爸妈看了会有别的想法。」
 
他知道,自己是懦弱的,体谅别人,也是体谅自己。他在网吧和球场见过几次打架,「自己心里知道,看着别人打下去,我腿会抖,那种控制不住的颤抖」。他怕虫子,至今不敢剥活虾,更不要说杀鱼。
 
这让他的圈内好友孙书恒难以理解,「你可以潜入海里,但是你就是带游泳圈扑扑腾两下就这就结束了。」孙书恒说,「我的话我肯定就写,我直接一个专场我就能给你写出来。」
 
孙书恒是一个留着山羊胡、说话鼻音很重的清瘦青年,两人站一起像从漫画里走出的一对人物。「有点惺惺相惜,因为感觉两个人真的很像。」刘仁铖说。他们同年出生,同年入行,都经历过不被认可的阶段,都在高二那年辍了学。
 
他们在刘仁铖往南京跑开放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有一个群,总在里面聊天。后来有了新群,群友都换了,不变的是他们两个。用孙书恒的话说,他和刘仁铖的关系建立在互相「辱骂」上,「基本上就是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然后他骂个大的」。他们动不动就玩互相拉黑的无聊游戏。
 
相比刘仁铖,山东长大的孙书恒看起来更潇洒,凡事持无所谓态度。他高中辍学是自主做下的决定,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我们山东是一个550考大专的地方,很残酷的。我当时考倒数第一,没有什么必要了。」刘仁铖对我说,孙书恒有一种和他一致的感受——身处高等学府,突然产生强烈自卑。但孙书恒说,刘仁铖弄错了意思,他走进的是上海戏剧学院,「他们都太漂亮了」。他焦虑的是容貌,而非学历,「我之前去什么复旦同济,觉得还行。」
 
但即便潇洒如孙书恒,也会为低学历而感到困扰。在创业失败后,他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圈找的实习,「钻了空子进去的」,从而避开学历筛查。半年后要转正,他只有跟HR坦白,「甚至没有敢说我是高中辍学,我说我是大学辍学」。有一点,换过多份工作的他和刘仁铖是一样的,他们从没投过简历。
 
「脱口秀这个行业其实挺容易的,没吃多少苦。这个行业是我从事的最顺利的一份行业。」孙书恒说。这又是一则典型的孙书恒发言,但脱口秀似乎真的不存在学历歧视,它没有准入门槛,这是一个人的艺术,逗笑观众就是王道。脱口秀圈子里的低学历不止他们两个人。对于那些被优绩主义甩下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核心关乎表达与创造的行业,提供了第二次的人生机会——在形容这件事时,孙书恒用的词是「容易」,刘仁铖用的是「幸运」。
 
尽管圈内人倾向于把刘仁铖和孙书恒当成一对组合来看待,但他们是如此不同。孙书恒愤世嫉俗,关注社会,他的专场《三堂会审伽利略》让一些喜剧评论者感叹,难以想象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刘仁铖,更像身边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忠诚,温厚,也许有点闷骚,不深刻也不愤怒。
 
把孙书恒介绍给我时,刘仁铖表示:「我怕他说我坏话。」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这人没好话。」孙书恒说,「我一直觉得他底层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拦着。他不愿意挖掘自己。」
 
在孙书恒看来,刘仁铖还有很大一个毛病是懒散,他更新段子速度太慢了。他在2021年初有了个人专场《铖重》,过了3年,还在巡演同一个专场。「我用3年能写六个《铖重》!」孙书恒说。
 
对于刘仁铖,哥哥刘仁钢也说了同样的评价——懒散,「他为什么会这么胖,他就是不注重。」
 
他打小是个脆弱的人,哥哥说。就连某些不常相见的远亲提起他,第一印象都是,特别容易哭。刘仁铖三四年级时,父母早早出去干活,他醒来发现家里没人,又没有开灯,就嚎啕大哭,一直哭到父母回来。
 
刘仁钢大刘仁铖4岁。两兄弟没在一起长大。因为刘家在常州没有户口,他们也搞不清楚政策,听说长子未来不能高考,就在他小学五六年级时把他送回老家读书了。次子本也面临同样问题,刘家在常州买房落户后就解决了。
 
刘仁铖对哥哥始终有一种愧疚感。他觉得,是他独占了父母的爱。他明明不是独生子,却在童年时,度过了一段独生子的人生。哥哥肝病住了很长时间的院,他为他感到难过。他打电话会哭,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盼着和哥哥讲话,他想和他分享开心的事。
 
很多年后,刘仁钢听刘仁铖在一档播客节目谈起对哥哥的亏欠——他关注弟弟的一切动态——他感到意外。他早已理解了父母的决定,那是迫于对现实的无奈。父母也是爱他的,把他送到托管学校每年要五六千块,对家庭不是笔小钱。但作为留守儿童,初中毕业他就不读了。他有了女朋友,带着她住进常州的家里,弟弟不得不腾出房间,和父母去住。他20刚过就当了父亲。
 
有次哥俩吵架,刘仁铖扯到旧事。如果不是你们所有人在家里,影响我学习,我也不会辍学了,他说。刘仁钢愣住了。他回房冷静了一个小时,回来很认真地对弟弟说,如果你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我和嫂子想办法让你回去读书。但刘仁铖知道,一切已经晚了,那时他的同学都在读大学了。
 
门窗店是个苦力活,赚的是最下游的安装费。「我们用的是5毫米玻璃,2层,一个平方就是25公斤。一扇窗户的话大概六七十斤。」刘仁钢说。从经销部按量好的尺寸买材料,打螺丝组装,再去客人家安装。没有帮工,老小区的顶楼,也要手动搬上去。天热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早上把窗户先搬上楼,下午三四点钟再过去装。一天能做一户。
 
两兄弟跟着父亲干活时,哥哥远比弟弟主动。最核心的技能是安装和电焊,哥哥第一年就全部掌握了,弟弟过了三四年,还只做搬运和组装这类基础工作。「打心底里面他就不喜欢这个行业,他也从来不去学。」刘仁钢说,「他偷懒。」
 
在2018年,弟弟去北京闯荡时,刘仁钢为他高兴。「我希望他去闯一闯,跳出门窗这个圈子。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被困在这里面了,不希望他跟我一样做苦力活。」他给了弟弟一张他的信用卡。母亲很担心刘仁铖,他不会做饭,「在家连地都不会扫」。送他上火车时,刘仁钢偷偷对母亲说,「半年之内就得回来」。
 
弟弟成功留在了北京。有段时间,刘仁钢带着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弟弟没邀请他们去家里,而是去他们下榻的宾馆见面。「可能他住的环境不好。」刘仁钢想。晚上有开放麦,哥哥去当观众。和刘仁钢想象完全不同,演出在一个光线阴暗的地下仓库,石墙上挂着一块布就成了舞台,观众只有三五个。
 
「这是啥玩意?也太落魄了。你这个行业这能混得起来?」刘仁钢对弟弟说。
 
父母对刘仁铖从事的喜剧并无概念,他们不是没有表达过对这个儿子卷入传销团体的担心。哥哥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我只要证明给我哥,我哥去给他们解释。」刘仁铖说,「他帮我分担了很多压力,因为他很早结婚生子,最起码我父母他们不用从我这里催孙子出来。」
 
直到现在,刘仁钢都是这么认为的,弟弟没有幽默、不搞笑,他只认可弟弟的创作能力。「我们一家人搞怪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只有我会搞怪,逗他们笑。」他说。对于表达能力,他觉得弟弟最突出的特质是嘴硬,兄弟吵架,弟弟哭得再厉害,嘴也不会停,「就算我打他,他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有时候是很轴的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他所描述的懒散、爱哭、不搞笑的弟弟,做到了哥哥没能做到的事情,「我这么多年说要摆脱我父母,其实我是没有做到的,」刘仁钢说,「他能迈出这一步去北京,是让我刮目相看。我最欣赏的是他的那份坚持,也可以说是勇敢。」还记得那最初的三个挫折吗?足以击退大多数人。脱口秀,原本只是一个遥远、微弱的讯号。

自救
 
2020年的疫情让一切都中断了。刘仁铖回到常州,在家里住了四五个月。那是去北京后,他与父母待的最长一段时间。刚回来时,全家都不戴口罩,不把病毒当回事,他还是通过同事弄到了一些口罩。他意识到,以前是家人保护他,而现在,他要保护他们。整个世界可以在瞬息之间发生变化,生命如此脆弱,他感到,当下的情感应该紧紧抓住。
 
他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重新审视与家人的关系,也让他有了一个重新看待辍学的视角。他怀念那些相处。他和父亲依然从不谈心事,但情感层面上更近了。人都会做出一些后来才知道错误的选择,父亲错过买房时机,错过盖房时机,小本生意从未做大。这让父亲对自己产生了挫败感,对儿子也没有更高的期待。他理解了父亲的无力,理解他在辍学那件事上的反应。
 
到了七八月,各地逐渐放开。刘仁铖突然意识到,其实他可以不必去北京。上海离家更近。公司正好要在上海开拓新剧场,他便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那年底,在上海线下举办「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孙书恒第二,刘仁铖夺冠。一直以来,他是个全面自卑的人,唯独对喜剧能力有一种自信,但这种自信更像是建立在空穴上。通过这场比赛,他的自信有了锚点。
 
但焦虑也出现了。他的好朋友付航的互动视频在抖音上火了,有了上千万粉丝。另一些朋友通过综艺《脱口秀大会》,变成大众意义上的明星。他感到,「你身边的人把你给甩开了。」他也想往上走,付航的模式很难复制,互动也并非刘仁铖擅长,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登上节目。从他这几年的微信名字变化上,你能看出故事的走向:刘仁铖(阳光版),刘仁铖(好笑版),刘仁铖(备战脱5版),刘仁铖(悲伤版),刘仁铖(随便版)。他从未在海选中胜出过。
 
变化在发生。他有了女朋友,他们在另一个演员的粉丝群里认识。脱口秀演员之间,调侃与打岔是常态,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模式。但在女朋友那里,他得到了许多勉励、安慰与支持。孙书恒写过一篇刘仁铖的文章,对他极尽讽刺,但提到他女朋友时写道,「一位真正的天使。」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刘仁铖说。处在稳定的关系里,他的许多内耗(包括他对外在条件的苦恼)被治愈了。
 
入行最初两年,他讲的话题都是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租房、地铁、减肥。直到最近一两年,他尝试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经验。他能够处理这些以前不想去碰的东西,是因为他的脱口秀技术在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和家庭都更接纳了。
 
很多演员喜欢使用callback技巧,但他对callback有着更高的追求,不是强行重复,「首先,梗本身得是这个稿子里面第一好或第二好的梗你才值得call一下;其次,你得提得顺理成章一点。」他感到,正是当他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后,他的段子变好了。
 
2023年对他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来所在的那家喜剧公司闹出丑闻,刘仁铖等演员集体提出解除经纪约。对方反诉他。他不是一个习惯冲突的人,每次手机上收到法庭消息,他的心都会抽动一下。有次从上海赶去深圳开庭,出门后他发现忘了文件,又骑车回去取,折腾一番全身汗湿了。他在地铁上,飞机眼看要赶不上了,所有的委屈奔涌而出,躲在一个角落大哭了一场(最后赶上了飞机)。他承认,这一年多来,他情绪波动严重,很难静心创作,这也是他没有写出新专场的部分原因。
 
好消息是,在综艺节目和短视频之外,他找到了第三条被大众看见的路:播客。他作为嘉宾,受邀上了几期喜剧播客《不开玩笑》,表现很出众,后来被确定为主播之一。这档播客入选播客app「小宇宙」年度热门播客,常常登上首页推荐。
 
他的角色是副咖,给主持人史炎打配合,插科打诨。「他接梗挺快的,我没想到能这么快。」孙书恒说。而轮到刘仁铖分享时,他总是很真诚,几乎听不到夸张的语气。「他不是通过展示幽默的方式来实现幽默。」史炎说,某种角度,他像在呼应刘仁钢所说的,刘仁铖不是一个搞笑的人,「他是属于幽默而不自知的那种。他有一种脆弱感,你想去理解他,保护他,这比好笑重要得多。」
 
刘仁铖承认,播客算是他的自救。看不见的努力在幕后。每一期《不开玩笑》,主创用两三个小时进行策划,讨论大纲。他认真参与,努力贡献自己的故事,然后等着录制讲出来。他的另一优势是人缘好,深入演员社群。「我们请了很多喜剧演员,更想聊的是他们段子之外的人生。」史炎说,「对于这些演员生活的其他侧面,阿铖他了解的是比较多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容的点。」
 
一直以来,他被认为是一个懒散的人,他并不否认,适度的懒散让他预期和欲望得以降低,对冲了他的职业焦虑。但史炎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他只是能量很低,所以他会把能量保留在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上。」史炎说。点开「小宇宙」你会发现,刘仁铖至少出现在十几档节目里。如果大张伟是线上综艺节目的万能插座,他是这个平行宇宙里的「大张伟」。
 
受众在增多,他有了一定的线下带动票房的能力。「正面反馈比较多,也会激励你。」他说。在北京时期就和他认识的周奇墨不久前告诉我,他感到刘仁铖已进化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发现演员要想成(功),他得先成为某个俱乐部的台柱子,这个对自信很重要。」他说,「他来上海以后慢慢演,演出了自己的风格。」
 
一场大考
 
线上节目的机会,在2024年终于来了。《脱口秀大会》原导演班底筹办新综艺《喜剧之王单口季》时,经好友付航推荐,他受邀成为44位选手之一。第一次上台,他讲了「胖子门窗」的故事,那恰好也是他故事的起点。演员们常说,线上节目是一年一度的大考,作为一个荧屏新人,他对这场考试成绩预期不高,他希望能至少留下两个作品再淘汰。
 
节目组从综艺效果考虑,会给选手一些内容上的方向建议。一些选手很抗拒,但刘仁铖对此很尊重。正是根据建议,他抛弃了老段子。第二赛段过后的四场比赛,他全部是新创作的。第三赛段,他讲父亲与那辆曾让他不好意思的电动三轮车。第四赛段,他讲自己的口音。这些主题下,他也在完成着与自己的和解。纵观他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一条小人物在成长的故事线,到了半决赛,他讲他对家乡作为门窗之都的宣传引起一些正面反响,被地方政府人员称为「乡贤」——这是真事。
 
他的创作能力被激活了。入行7年来,他从未如此高产创作。他最喜欢的段子是,如果他是国王就取消前后鼻音,「德云社老师对不起了,以后再发现你们背贯口,就得惩罚你们了,也不摘字了,把你们后鼻音都给摘了,岳云盆,阎鹤咸,郭德干」。可能无法归纳到任何技巧里,没有任何意义,但就有种浑然天成的好笑。
 
他一路晋级,留在舞台上的选手越来越少。决赛有两轮,10个选手中,只有进入四强才需要讲第二个稿子,他认为自己无法杀出重围,索性没有针对性准备。时间有限,他把重心放在第一个稿子。
 
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讲自己与成名后的老友周奇墨见面时的境遇落差,他想将两人比作初中课文《少年闰土》的闰土与周老爷。初稿里只有一个笑点,「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那是课文原话。但他感觉这句话并没有家喻户晓,观众理解不到这个文化梗,就删掉了。他把那段节选自鲁迅小说的课文反复阅读,把其中可用元素扣合到他的段子里,把笑点不断往上翻。其中「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那段话,改了十几版,才找到最顺的念法。
 
他向所有人请教稿子,甚至跨节目去问了《脱口秀与Ta的朋友们》那边的选手Kid,他们在不同公司,通过打篮球成为好朋友,Kid帮他调了稿子结构。庞博是他最后一个去问意见的人,作为艺人加入节目的他看起来有点高冷,刘仁铖一直没好意思打扰。决赛阶段,他鼓起勇气主动给他发了微信。庞博给他提供了一个意见,要把「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直接点出来,这才是线上节目逻辑。在线下表演里,话不说那么实,让观众去感受出来,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表演逻辑。刘仁铖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他认为这对整段故事成立,有关键作用。
 
现场炸裂了,他爆冷进入最后四强,因为没有准备决赛第二轮的比赛,那个讲身材的段子现场反响平平,他最终得到第四名。
 
这也许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刘仁铖却感觉「自己闯祸了」,他担心自己最后一轮的表现影响整体节目播出效果,担心导演组对他失望,担心自己在网络上被群嘲。这种不配得感与谨小慎微,习惯性支配着他。另一个例子是,此前哥哥刘仁钢在网名前加上「胖子门窗」,在弟弟的社交媒体下回复别人,他对此感觉怪怪的,让哥哥不要再继续。
 
实际上,他担心的那些情况均未发生。后来,他把自己在决赛第一轮的表演看了很多遍,「我觉得演得真好,10天写出来这么一段作品,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单论那段演出,他觉得自己配得上前四。遗憾只是第二轮。慢慢地,对于这场「大考」,他能接受这个结果了。他开心起来。
 
那么,对于10年前,另一场错过的大考呢?
 
辍学这个命运转折,在他生命坐标里曾无比显著,他曾不断追问,平行时空那个没有离经叛道的自己,那个经过高考洗礼进入大学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他的家庭又会是什么样子。随着脱口秀生涯的展开,学历的自卑在消退。「起码在这个行业里面,它决定不了任何事情,连基本的谈吐都决定不了,对话的逻辑思维都决定不了。」他想。
 
一个默认共识是,脱口秀里所有的知识梗最多只能到初中,高中以上就有很多人听不懂了。个人的创造力、感受力与幽默感是更重要的事。他也承认,保持输入是重要的。他有听社科类播客的习惯。也许有一天,他的技巧更成熟了,一切准备好了,他会深入地写一个辍学的段子。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关于退学的整个故事里,所有的人终于得到原谅,而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是那个做出退学决定的自己。
 
应激反应还是偶尔出现。前不久录播客,一个观众站起来发言,说她也休学了。他心里咯噔一下。还好,她说的是因病休学,不是辍学。「我很害怕大家真的去学我这样。」他说。辍学与脱口秀,不构成因果,不构成转折,不是一条河流并入另一条河流。这是两个独立的故事。
 
而他是一个冲动的幸运儿,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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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铖脱口秀演员
2024-10-30 14:54
社会与生活

刘仁铖 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

他高中辍学,曾是家族门窗生意的免费劳动力,以及并不情愿的未来继承者。他一度困惑、茫然、自卑,与父母关系紧张。直到一些年后,他才弄清楚命运里一切开始出错的那个确切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谢梦遥


自卑
 
要真正理解刘仁铖——这个胖乎乎、面相憨厚、喜欢穿颜色花哨短袖衬衫的脱口秀演员——我们需要提到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那是2017年5月21日,他站在这所985学府,突然感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自卑。「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都比你在应试教育上强非常多。」他对自己说。他没读过大学,他籍贯是铝合金门窗之乡江西安义,父母是做门窗生意的,亲戚们是做门窗的,此时的他也是做门窗的。找到喜剧这条路,成为热门播客《不开玩笑》的主播,在综艺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杀入决赛,这些事尚未发生。而他之所以出现在浙江大学,缘于一部名为《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的连续剧。我知道这些信息有些混乱,让我们慢慢来。
 
首先,让我们聊聊自卑。他1997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城中村长大,小时差点被人贩子从家门口带上车掳走,母亲追上抢了回来。他们全家住在店铺里,真正的生活空间不到20平米,要出门上公厕。他从小没有自己房间,和爸妈住上下铺,干什么事情似乎都有人注视,这导致他行事谨慎,「极度的听话」。他虽自幼在常州长大,但父母是江西农村过来的,这让他有一种外来感,感觉自家与有房的本地人是不同的。
 
和家里开店有关,人来人往,他从小注意察言观色。「我需要记很多事情,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爸说一下,谁来过了,哪个村的多少号。」他说。这种无形的训练,令他对旁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有种敏锐的感知。这对他在人际关系中颇有帮助,比如点菜记得别人的忌口与喜好。
 
家同时也是仓库和干活场所,不可避免,他的衣服很容易沾上灰尘,感觉脏兮兮的。幼时的他有一种恐惧,害怕进入任何干净整洁的公共空间。与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我们坐在上海永嘉路的一家咖啡馆。他环顾周围,说:「比如这种咖啡店,我小时候肯定是不敢进的。我会觉得我在里面是不是会很突兀。」
 
小时候放学,他非常抗拒父亲开电动三轮车去接他。三轮车很脏,摆着各种工具,一眼可知道家里营生。但实际上,怎么能瞒得住呢?「胖子门窗」的广告牌就挂在家门口,街坊邻居又不是看不见。
 
父亲是个实在人,自己是个胖子,就给店铺起名「胖子门窗」。但这给孩子造成了困扰,尤其当刘仁铖也变成胖子后,胖子的标签坐实了。人人都用胖子称呼他父亲,用胖子称呼他。「以前是挺介意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说。
 
有次他去同学家,同学母亲自然地喊他为「胖胖」。同学向母亲回击道:「你喊人家胖干嘛,人家怎么不喊你丑丑呢?」刘仁铖没敢说话,但他很惊讶,第一次有人在称呼这件事上维护他。他一直记得。在无数个别人喊他胖子的故事里,他选择告诉我这个故事。
 
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不平凡的人」。他察觉到身上自卑,不愿放任自卑,想通过一些外在方法,「让自己感觉了不起」。他从衣着下手了,故意和别人不一样。初中时,他不穿校服,最钟爱一套带着铆钉的黑色夹克,「觉得那衣服特别帅」。但作为一个胖子,看起来很酷其实挺难的。后来回想,他感到愚蠢。
 
另一个方法,是和混混们成为朋友。这事对他不难,他擅长与人打交道,知道该说什么,别人想听什么。打篮球时, 他认识了一些混混,一来二去就熟了。「一边学习很好,一边跟混混打交道。我内心其实是很骄傲的,黑白两道游刃有余。」他说。
 
但他远远算不上狠人,本质还是老实的。为了融入混混而抽烟喝酒,都是装装样子,并未留下习惯。有次与同校一个孩子互放狠话,约着要打一架。真到了冲突现场,他打了对方一下,那人没有还手,又打一下,还不还手。他突然感到特别难受,就停了下来。「性质变了,你再打他,就感觉欺负人了。」他说。
 
有一天,他突然就不想跟混混玩了。那是一个周末上午,他在其中一个混混家里看NBA,那里是他们常聚会的窝点。整个房间烟雾缭绕,一伙人歪歪扭扭躺着抽烟。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肚子饿了,能不能买点吃的?接近成年的混混至少有七八个,凑不出10块钱,最后派刘仁铖去买了凤爪。他被这个事实击中了,「他们一天到晚说自己多么厉害,想打谁就能打谁,完全是在虚张声势,他们的力量太小了,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他感到巨大的失望。
 
还有段时间,他频繁去网吧。并不享受游戏本身,他只是享受坐在网吧里的那种叛逆的感觉。不要说包夜,盯着屏幕超过两小时他就头晕。爽感没有根基,来得快也去得快。整个青春期好像都是如此,他的叛逆,建立在虚无的抵抗上。他不断地否定之前的自己,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心秩序。
 
没有独立房间的自卑。外地人的自卑。脏的自卑。对家庭的自卑。胖的自卑。这些自卑,随着成长慢慢变化、消退。最终,一个最大的阴影盖过了其他所有。
  
辍学
 
让我们聊聊刘仁铖是如何错过大学的。他小时候学习不错,到高中成绩就掉落下来。按当时情况看,他最多上个普通大学。但他能感到,家里人对他接受高等教育这件事,并无期待。
 
父母没读完初中,很早就进入经商的环境。「他们觉得只有做生意才能赚大钱,才能有很好的生活。」刘仁铖说。
 
高二时,他对应试教育产生疑惑,「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只按找工作的原因去分科,而不是在乎一个人真的喜欢什么。」最终,他的厌学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不知道如何找到动力,未来有什么可能性,也没有人告诉他。有了智能手机后,他再也没写过作业。同学把写好的作业拍照截图发给他,他照抄就行。他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越不会,就越不学,越不学,就越不会。
 
高二暑假结束前,他突然对班主任说,他不想上学了。在一个所有人都对他没有更高期待的环境,这也许只是他的某种斗争,抑或是顺应。然后,他为自己这么说感到难过,哭了起来。
 
「你别装了,你就不想交作业。你还不上学,你家里人能同意吗?」班主任说。「你别装了」这句话刺痛了他。
 
他在初中闹过一次退学。在一件事上,老师误会了他,双方僵持不下。他父亲被喊来办公室。
 
「你小孩子都不想学了,带回去。」老师说。父亲一句话没说就把他带走了。他感到父亲情绪不对,到家才知道,大伯去世了。回乡处理大伯后事,他全程脑袋嗡嗡的,回城后再跟着父亲干活。活太重了,十四五岁的他根本撑不住。几天后,父亲问他,还要不要上学,他说要。回到学校,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这一次不同。开弓没有回头箭。高三开学第一天,他没有去上学。父母几乎马上接受了他的决定。没有任何过渡期,第二天,带着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他就在店铺帮忙了。
 
一个困惑就此产生。为什么他如此轻易就实现了退学?为什么班主任没有再来找过他?他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坏学生。后来的日子,他深感事情不合常理,向父母求证。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反复地求证。他渴求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但父母就是说,「你都说不上学,怎么还会找你?」
 
他感到自己被放弃了。这个念头让他有被伤害的感觉。
 
他将用很长时间消化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他最害怕去别人家干活时,遇到同学。有次真的遇到了一个并不算熟的同学,对方没说什么。但他自己难受,「因为我们是算服务业,多少是那种比较低的姿态」。他羡慕那些普通的上班族。
 
辍学第一年,他都活在痛苦里。他很孤独。他经常梦到自己还在上学,那种气氛诡异的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和老师都出现在他身旁。每一次梦的结局都是一样,他意识到那是个梦,他明明已经不再上学了,然后醒了。
 
他没有与同学联系,害怕打扰他们,也害怕有人和他聊到退学这件事。过了一阵,发现根本没有人联系他,「无人在乎也挺难受的」。临近高考,他突然萌发出一种巨大的不甘心,想回学校看看,又找不到合适由头。思来想去,他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高考加油」,在高考前一天来到校门口。「好丢人,有点滑稽。」他后来想。
 
他以为同学会笑话他,相反,他们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都哭了。一个记者跑过来问他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他立马跑掉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事情。」他回忆。
 
后来的日子,痛苦淡去了。他每天装完门窗,去打篮球,去网吧,根本不思考未来。他没有工资,也从没想过要。父亲让他去买货,多给他点钱当零花。内心里,他在逃避未来。
 
他崇拜同样高中辍学的韩寒,给韩寒主编的「一个」app投了三次稿,没有任何回响,「就算拉倒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是下一个韩寒了。但本质上,对于写小说,他没有真正投入过努力。
 
到了2017年,在家干活已至第四年。原本节奏稳定的生活,被一件事的发生打破了。父亲劳动时从脚手架摔下,手骨折了。刘仁铖感受到父亲的恐慌是双重的,一是自身的健康,二是儿子不能接班。父母督促他另开一处门店,自己做生意。但他害怕对他人负责,害怕承担风险。为逃避,他跑去当了一个月的房产中介,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很受挫。他与父母的关系日趋紧张,争吵不断。
 
那时他痴迷美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在网上加了粉丝群,在里面,他自我感觉很好,「大家都愿意跟我交朋友」。南京搞线下聚会时,他很开心地去参加了。那里他遇到一个女生,聊得很投缘。她的大学适逢校庆活动,她邀请他去参观。她只邀请了他一个人。
 
就这样,他来到了浙江大学。网上与她聊天,名校背景「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标签」。直到他站在校园里,潜伏的自卑膨胀起来,压得他抬不起头。压向他的,不是到处张挂的彩旗与横幅,不是高耸的校门与任何一幢特别建筑,不是物理意义上看到的一切,而是脑子里的一个简单事实:他和她是不一样的人,唯一的联结是一部从未在中国上映过的小众的情景喜剧。所有的浪漫都消失了。
 
脱口秀
 
如果说2017年有什么改变他命运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播出。他产生了去说脱口秀的兴趣。他在网上搜,发现他所在的常州没有脱口秀俱乐部。这是他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最近的开放麦在南京,是无名喜剧办的。他按照要求提前交了一份逐字稿,没被主理人选上。这是他遭遇的第二个挫折。但至少,对方接纳他作为场地志愿者。他看了演出,恰好赶上史炎等相对成熟的上海演员过来轧场,他深受鼓舞。
 
两周后的下一场,他的稿子通过了。他叫上在南京读大学的两个同学来捧场。正如大多数脱口秀演员的第一次表演一样,他搞砸了。灾难性冷场导致忘词,他讲了一分半就下台了。他坐了一个多小时火车去南京,坐了一个多小时车回常州。这是他遭遇的第三个挫折。但他「对自己还很有信心」,他继续参加,下一次表现好多了。他承认,为保效果他插了一两个网络段子。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在2017年——距离大众认知上的脱口秀元年2020年还有3年——一个常州高中辍学生在一档影响力尚有限、制作水准平平的节目里,接收到同频的讯号,并将其转换为持续行动。除了在开放麦练习,他还开始给脱口秀类节目投稿,一条段子被选上的话,有500块。他期期都投,期期都中。有个月赚了3500块,他打开银行入账记录给家人看。一条路在他面前缓缓展开,那条路叫喜剧。
 
对于困在家里、免费干活的他而言,喜剧不止是条路,是他的逃生通道。「脱口秀把我救了。」他说。北京新开张的一家喜剧公司招全职编剧,他应聘成功。在他人生前21年里,他从未离开常州生活,与父母同住,2018年春节后,他一个人去了北京。
 
白天他做编剧,给别人写稿子,晚上他到处跑开放麦,讲自己想说的。他孤独感少多了。中文脱口秀的世界,俱乐部之间彼此竞争,演员之间也会互相看不上,刘仁铖是少有的与各方各派都维持良好关系的人。「可能是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小孩看。加上我又比较温和,从来不跟别人起冲突,而且我也挺愿意跟大家去交流、去学习。」他说。「正常应该像我这样,只不过这行业很多人太有个性了。」
 
很多让他在生活中感到羞愧的个人特质,在脱口秀里却变成某种优势。比如他的胖,这是他的独家标签,也是他的素材之源。他一上来就自然地写这类话题。
 
这又关联到他的另一个强项,讲故事。上学时,写作文从来对他不是难事。他说,这方面能力大概源自他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以及「受韩寒的影响也有点大」。他记得初一有次在班会演讲,讲到小时候他在河里游泳遇险,妈妈跳河救了他,讲着讲着哭起来。被他情绪带动,半个班以上的人都哭了。「我觉得是我的优点,感情上面比较细腻一些,这种人有做喜剧的天赋。」他说,「让人笑跟让人哭是一样的事。」
 
他的创作方法,与北京圈内主流推崇的「挖掘负面情绪」不同,多是自我嘲讽。「我这人很怕得罪人,很怕冲突。」他说。但文本上,他认真打磨,不再套网梗。付航有次和他同场后,主动加他微信:「我觉得你非常牛,我是你粉丝。」当时两人在圈内都算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他是文本专家,他每一段都要严丝合缝。双关用一次,谐音用一次,最后金句用一次,他就愿意研究这种东西。」付航说。
 
但不要误会,刘仁铖的脱口秀之路,并不是初来乍到即惊艳四座。他用半年多时间从开放麦晋级为商演演员——这意味着有俱乐部愿意把他放进拼盘演出的名单里,一场15分钟表演可有150-300元的酬劳——这速度令人满意,但也绝算不上快,徐志胜、童漠男只用了一两个月。三个挫折后,还有更多挫折。我在2018年底看到他主持的一场演出,堪称事故现场,他在台上急出了一头汗,与观众的互动一个梗没响。他屡次投报笑果训练营,没被选上。
 
但那是一段他最快乐的时光。成名,是件特别遥远的事,身边也没人想这些。仅仅是能上台,就足够让他开心了。「能挣到一点钱,不问家里要,我就满足了,日常吃吃喝喝什么也够用。」他说。他依然是个自卑的人,但一种自信在他身上萌生,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喜剧能力。

答案
 
2019年有次回常州,适逢教师节,刘仁铖突然想回高中去探望班主任。他生活状态变了,「我做脱口秀虽然没有出名,没有赚很多钱,但我觉得不是个难看的工作,可以回去见见她了。」
 
重逢很愉快,师生俩聊了许多话。旁边有个不认识的老师插话:「你这个学生聊天什么都好厉害,他上的什么大学?」刘仁铖一下尬住了,不知道说什么。
 
很自然地,他们谈起辍学那件事。无从知晓的片段重新浮现。
 
班主任说,开学第一天,见刘仁铖真的没来报到,她因为处理其他事情,没有当即去找他。但在那个周末,她决定去刘仁铖家里找他父母面谈,把孩子劝回来。但命运就是如此弄人,那天下起暴雨,班主任的车开到一半抛锚了。她给刘仁铖父母打电话,期待他们来接她。电话没有人接,也没有打回来。
 
「她以为这是我爸妈的一个态度。」刘仁铖说。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谜题的答案,这让他得到某种安慰:班主任没有放弃他,至少做过挽救的努力。被伤害的感觉消失了。但同时,答案的开启,也带给他极大震撼。父母肯定知道班主任要家访,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儿子?当班主任未能出现,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他日后反复求证,父母咬定的是同一个答案?
 
但在那一刻,他不能告诉班主任他被蒙在鼓里,他假装附和了几句。那之后,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太多信息需要消化,太多问题涌现出来。
 
关于新的问题,他再没去寻找过答案。他不知如何开口。他更怕父母感到内疚,虽然他没有产生怪责。他害怕那些并不存在的怪责,让父母背上更多负担。
 
「可能那个事儿,我父母处理得不是很好,但整体上我父母对我真的非常好。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不去阻挠我,也不给我任何压力。我一直很感谢我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眼角泛出泪光。
 
因为编剧工作,他在2019年上了一次河北卫视。母亲把那个节目到处播给邻居们看,有人说,你儿子现在这么厉害,当初就应该让他上大学。「确实,当时应该让你上大学。」向儿子转述这段话时,母亲说。他记得那一刻她的神情,「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愧疚」。
 
我问刘仁铖,如果当时班主任真的找到他,他会听话返校吗?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是把一个人放入同一条河流里。最后他说,不一定。「起码可以有个过程让我去想这个事,去纠结这个事,最终作出决定。但没想到做了一个决定,立马就直接落地了。」
 
他站在一条新的河流里。如果不是脱口秀,他也许无法重建自信,也许不会有胆量去找班主任,也许无法解开那个存在多年的谜团。而至于完整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这些事已经完全是过去式了。」他说。
 
懦弱的,勇敢的
 
脱口秀演员总是不放过任何身边的独家素材,对于如此戏剧的退学事件,刘仁铖却迟迟没有动笔把它完整写成段子,他确实说过辍学话题,但只是用在开场的身份介绍,根本没有展开。刘仁铖的理由是:「我怕我爸妈看了会有别的想法。」
 
他知道,自己是懦弱的,体谅别人,也是体谅自己。他在网吧和球场见过几次打架,「自己心里知道,看着别人打下去,我腿会抖,那种控制不住的颤抖」。他怕虫子,至今不敢剥活虾,更不要说杀鱼。
 
这让他的圈内好友孙书恒难以理解,「你可以潜入海里,但是你就是带游泳圈扑扑腾两下就这就结束了。」孙书恒说,「我的话我肯定就写,我直接一个专场我就能给你写出来。」
 
孙书恒是一个留着山羊胡、说话鼻音很重的清瘦青年,两人站一起像从漫画里走出的一对人物。「有点惺惺相惜,因为感觉两个人真的很像。」刘仁铖说。他们同年出生,同年入行,都经历过不被认可的阶段,都在高二那年辍了学。
 
他们在刘仁铖往南京跑开放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有一个群,总在里面聊天。后来有了新群,群友都换了,不变的是他们两个。用孙书恒的话说,他和刘仁铖的关系建立在互相「辱骂」上,「基本上就是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然后他骂个大的」。他们动不动就玩互相拉黑的无聊游戏。
 
相比刘仁铖,山东长大的孙书恒看起来更潇洒,凡事持无所谓态度。他高中辍学是自主做下的决定,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我们山东是一个550考大专的地方,很残酷的。我当时考倒数第一,没有什么必要了。」刘仁铖对我说,孙书恒有一种和他一致的感受——身处高等学府,突然产生强烈自卑。但孙书恒说,刘仁铖弄错了意思,他走进的是上海戏剧学院,「他们都太漂亮了」。他焦虑的是容貌,而非学历,「我之前去什么复旦同济,觉得还行。」
 
但即便潇洒如孙书恒,也会为低学历而感到困扰。在创业失败后,他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圈找的实习,「钻了空子进去的」,从而避开学历筛查。半年后要转正,他只有跟HR坦白,「甚至没有敢说我是高中辍学,我说我是大学辍学」。有一点,换过多份工作的他和刘仁铖是一样的,他们从没投过简历。
 
「脱口秀这个行业其实挺容易的,没吃多少苦。这个行业是我从事的最顺利的一份行业。」孙书恒说。这又是一则典型的孙书恒发言,但脱口秀似乎真的不存在学历歧视,它没有准入门槛,这是一个人的艺术,逗笑观众就是王道。脱口秀圈子里的低学历不止他们两个人。对于那些被优绩主义甩下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核心关乎表达与创造的行业,提供了第二次的人生机会——在形容这件事时,孙书恒用的词是「容易」,刘仁铖用的是「幸运」。
 
尽管圈内人倾向于把刘仁铖和孙书恒当成一对组合来看待,但他们是如此不同。孙书恒愤世嫉俗,关注社会,他的专场《三堂会审伽利略》让一些喜剧评论者感叹,难以想象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刘仁铖,更像身边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忠诚,温厚,也许有点闷骚,不深刻也不愤怒。
 
把孙书恒介绍给我时,刘仁铖表示:「我怕他说我坏话。」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这人没好话。」孙书恒说,「我一直觉得他底层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拦着。他不愿意挖掘自己。」
 
在孙书恒看来,刘仁铖还有很大一个毛病是懒散,他更新段子速度太慢了。他在2021年初有了个人专场《铖重》,过了3年,还在巡演同一个专场。「我用3年能写六个《铖重》!」孙书恒说。
 
对于刘仁铖,哥哥刘仁钢也说了同样的评价——懒散,「他为什么会这么胖,他就是不注重。」
 
他打小是个脆弱的人,哥哥说。就连某些不常相见的远亲提起他,第一印象都是,特别容易哭。刘仁铖三四年级时,父母早早出去干活,他醒来发现家里没人,又没有开灯,就嚎啕大哭,一直哭到父母回来。
 
刘仁钢大刘仁铖4岁。两兄弟没在一起长大。因为刘家在常州没有户口,他们也搞不清楚政策,听说长子未来不能高考,就在他小学五六年级时把他送回老家读书了。次子本也面临同样问题,刘家在常州买房落户后就解决了。
 
刘仁铖对哥哥始终有一种愧疚感。他觉得,是他独占了父母的爱。他明明不是独生子,却在童年时,度过了一段独生子的人生。哥哥肝病住了很长时间的院,他为他感到难过。他打电话会哭,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盼着和哥哥讲话,他想和他分享开心的事。
 
很多年后,刘仁钢听刘仁铖在一档播客节目谈起对哥哥的亏欠——他关注弟弟的一切动态——他感到意外。他早已理解了父母的决定,那是迫于对现实的无奈。父母也是爱他的,把他送到托管学校每年要五六千块,对家庭不是笔小钱。但作为留守儿童,初中毕业他就不读了。他有了女朋友,带着她住进常州的家里,弟弟不得不腾出房间,和父母去住。他20刚过就当了父亲。
 
有次哥俩吵架,刘仁铖扯到旧事。如果不是你们所有人在家里,影响我学习,我也不会辍学了,他说。刘仁钢愣住了。他回房冷静了一个小时,回来很认真地对弟弟说,如果你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我和嫂子想办法让你回去读书。但刘仁铖知道,一切已经晚了,那时他的同学都在读大学了。
 
门窗店是个苦力活,赚的是最下游的安装费。「我们用的是5毫米玻璃,2层,一个平方就是25公斤。一扇窗户的话大概六七十斤。」刘仁钢说。从经销部按量好的尺寸买材料,打螺丝组装,再去客人家安装。没有帮工,老小区的顶楼,也要手动搬上去。天热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早上把窗户先搬上楼,下午三四点钟再过去装。一天能做一户。
 
两兄弟跟着父亲干活时,哥哥远比弟弟主动。最核心的技能是安装和电焊,哥哥第一年就全部掌握了,弟弟过了三四年,还只做搬运和组装这类基础工作。「打心底里面他就不喜欢这个行业,他也从来不去学。」刘仁钢说,「他偷懒。」
 
在2018年,弟弟去北京闯荡时,刘仁钢为他高兴。「我希望他去闯一闯,跳出门窗这个圈子。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被困在这里面了,不希望他跟我一样做苦力活。」他给了弟弟一张他的信用卡。母亲很担心刘仁铖,他不会做饭,「在家连地都不会扫」。送他上火车时,刘仁钢偷偷对母亲说,「半年之内就得回来」。
 
弟弟成功留在了北京。有段时间,刘仁钢带着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弟弟没邀请他们去家里,而是去他们下榻的宾馆见面。「可能他住的环境不好。」刘仁钢想。晚上有开放麦,哥哥去当观众。和刘仁钢想象完全不同,演出在一个光线阴暗的地下仓库,石墙上挂着一块布就成了舞台,观众只有三五个。
 
「这是啥玩意?也太落魄了。你这个行业这能混得起来?」刘仁钢对弟弟说。
 
父母对刘仁铖从事的喜剧并无概念,他们不是没有表达过对这个儿子卷入传销团体的担心。哥哥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我只要证明给我哥,我哥去给他们解释。」刘仁铖说,「他帮我分担了很多压力,因为他很早结婚生子,最起码我父母他们不用从我这里催孙子出来。」
 
直到现在,刘仁钢都是这么认为的,弟弟没有幽默、不搞笑,他只认可弟弟的创作能力。「我们一家人搞怪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只有我会搞怪,逗他们笑。」他说。对于表达能力,他觉得弟弟最突出的特质是嘴硬,兄弟吵架,弟弟哭得再厉害,嘴也不会停,「就算我打他,他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有时候是很轴的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他所描述的懒散、爱哭、不搞笑的弟弟,做到了哥哥没能做到的事情,「我这么多年说要摆脱我父母,其实我是没有做到的,」刘仁钢说,「他能迈出这一步去北京,是让我刮目相看。我最欣赏的是他的那份坚持,也可以说是勇敢。」还记得那最初的三个挫折吗?足以击退大多数人。脱口秀,原本只是一个遥远、微弱的讯号。

自救
 
2020年的疫情让一切都中断了。刘仁铖回到常州,在家里住了四五个月。那是去北京后,他与父母待的最长一段时间。刚回来时,全家都不戴口罩,不把病毒当回事,他还是通过同事弄到了一些口罩。他意识到,以前是家人保护他,而现在,他要保护他们。整个世界可以在瞬息之间发生变化,生命如此脆弱,他感到,当下的情感应该紧紧抓住。
 
他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重新审视与家人的关系,也让他有了一个重新看待辍学的视角。他怀念那些相处。他和父亲依然从不谈心事,但情感层面上更近了。人都会做出一些后来才知道错误的选择,父亲错过买房时机,错过盖房时机,小本生意从未做大。这让父亲对自己产生了挫败感,对儿子也没有更高的期待。他理解了父亲的无力,理解他在辍学那件事上的反应。
 
到了七八月,各地逐渐放开。刘仁铖突然意识到,其实他可以不必去北京。上海离家更近。公司正好要在上海开拓新剧场,他便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那年底,在上海线下举办「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孙书恒第二,刘仁铖夺冠。一直以来,他是个全面自卑的人,唯独对喜剧能力有一种自信,但这种自信更像是建立在空穴上。通过这场比赛,他的自信有了锚点。
 
但焦虑也出现了。他的好朋友付航的互动视频在抖音上火了,有了上千万粉丝。另一些朋友通过综艺《脱口秀大会》,变成大众意义上的明星。他感到,「你身边的人把你给甩开了。」他也想往上走,付航的模式很难复制,互动也并非刘仁铖擅长,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登上节目。从他这几年的微信名字变化上,你能看出故事的走向:刘仁铖(阳光版),刘仁铖(好笑版),刘仁铖(备战脱5版),刘仁铖(悲伤版),刘仁铖(随便版)。他从未在海选中胜出过。
 
变化在发生。他有了女朋友,他们在另一个演员的粉丝群里认识。脱口秀演员之间,调侃与打岔是常态,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模式。但在女朋友那里,他得到了许多勉励、安慰与支持。孙书恒写过一篇刘仁铖的文章,对他极尽讽刺,但提到他女朋友时写道,「一位真正的天使。」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刘仁铖说。处在稳定的关系里,他的许多内耗(包括他对外在条件的苦恼)被治愈了。
 
入行最初两年,他讲的话题都是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租房、地铁、减肥。直到最近一两年,他尝试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经验。他能够处理这些以前不想去碰的东西,是因为他的脱口秀技术在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和家庭都更接纳了。
 
很多演员喜欢使用callback技巧,但他对callback有着更高的追求,不是强行重复,「首先,梗本身得是这个稿子里面第一好或第二好的梗你才值得call一下;其次,你得提得顺理成章一点。」他感到,正是当他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后,他的段子变好了。
 
2023年对他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来所在的那家喜剧公司闹出丑闻,刘仁铖等演员集体提出解除经纪约。对方反诉他。他不是一个习惯冲突的人,每次手机上收到法庭消息,他的心都会抽动一下。有次从上海赶去深圳开庭,出门后他发现忘了文件,又骑车回去取,折腾一番全身汗湿了。他在地铁上,飞机眼看要赶不上了,所有的委屈奔涌而出,躲在一个角落大哭了一场(最后赶上了飞机)。他承认,这一年多来,他情绪波动严重,很难静心创作,这也是他没有写出新专场的部分原因。
 
好消息是,在综艺节目和短视频之外,他找到了第三条被大众看见的路:播客。他作为嘉宾,受邀上了几期喜剧播客《不开玩笑》,表现很出众,后来被确定为主播之一。这档播客入选播客app「小宇宙」年度热门播客,常常登上首页推荐。
 
他的角色是副咖,给主持人史炎打配合,插科打诨。「他接梗挺快的,我没想到能这么快。」孙书恒说。而轮到刘仁铖分享时,他总是很真诚,几乎听不到夸张的语气。「他不是通过展示幽默的方式来实现幽默。」史炎说,某种角度,他像在呼应刘仁钢所说的,刘仁铖不是一个搞笑的人,「他是属于幽默而不自知的那种。他有一种脆弱感,你想去理解他,保护他,这比好笑重要得多。」
 
刘仁铖承认,播客算是他的自救。看不见的努力在幕后。每一期《不开玩笑》,主创用两三个小时进行策划,讨论大纲。他认真参与,努力贡献自己的故事,然后等着录制讲出来。他的另一优势是人缘好,深入演员社群。「我们请了很多喜剧演员,更想聊的是他们段子之外的人生。」史炎说,「对于这些演员生活的其他侧面,阿铖他了解的是比较多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容的点。」
 
一直以来,他被认为是一个懒散的人,他并不否认,适度的懒散让他预期和欲望得以降低,对冲了他的职业焦虑。但史炎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他只是能量很低,所以他会把能量保留在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上。」史炎说。点开「小宇宙」你会发现,刘仁铖至少出现在十几档节目里。如果大张伟是线上综艺节目的万能插座,他是这个平行宇宙里的「大张伟」。
 
受众在增多,他有了一定的线下带动票房的能力。「正面反馈比较多,也会激励你。」他说。在北京时期就和他认识的周奇墨不久前告诉我,他感到刘仁铖已进化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发现演员要想成(功),他得先成为某个俱乐部的台柱子,这个对自信很重要。」他说,「他来上海以后慢慢演,演出了自己的风格。」
 
一场大考
 
线上节目的机会,在2024年终于来了。《脱口秀大会》原导演班底筹办新综艺《喜剧之王单口季》时,经好友付航推荐,他受邀成为44位选手之一。第一次上台,他讲了「胖子门窗」的故事,那恰好也是他故事的起点。演员们常说,线上节目是一年一度的大考,作为一个荧屏新人,他对这场考试成绩预期不高,他希望能至少留下两个作品再淘汰。
 
节目组从综艺效果考虑,会给选手一些内容上的方向建议。一些选手很抗拒,但刘仁铖对此很尊重。正是根据建议,他抛弃了老段子。第二赛段过后的四场比赛,他全部是新创作的。第三赛段,他讲父亲与那辆曾让他不好意思的电动三轮车。第四赛段,他讲自己的口音。这些主题下,他也在完成着与自己的和解。纵观他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一条小人物在成长的故事线,到了半决赛,他讲他对家乡作为门窗之都的宣传引起一些正面反响,被地方政府人员称为「乡贤」——这是真事。
 
他的创作能力被激活了。入行7年来,他从未如此高产创作。他最喜欢的段子是,如果他是国王就取消前后鼻音,「德云社老师对不起了,以后再发现你们背贯口,就得惩罚你们了,也不摘字了,把你们后鼻音都给摘了,岳云盆,阎鹤咸,郭德干」。可能无法归纳到任何技巧里,没有任何意义,但就有种浑然天成的好笑。
 
他一路晋级,留在舞台上的选手越来越少。决赛有两轮,10个选手中,只有进入四强才需要讲第二个稿子,他认为自己无法杀出重围,索性没有针对性准备。时间有限,他把重心放在第一个稿子。
 
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讲自己与成名后的老友周奇墨见面时的境遇落差,他想将两人比作初中课文《少年闰土》的闰土与周老爷。初稿里只有一个笑点,「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那是课文原话。但他感觉这句话并没有家喻户晓,观众理解不到这个文化梗,就删掉了。他把那段节选自鲁迅小说的课文反复阅读,把其中可用元素扣合到他的段子里,把笑点不断往上翻。其中「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那段话,改了十几版,才找到最顺的念法。
 
他向所有人请教稿子,甚至跨节目去问了《脱口秀与Ta的朋友们》那边的选手Kid,他们在不同公司,通过打篮球成为好朋友,Kid帮他调了稿子结构。庞博是他最后一个去问意见的人,作为艺人加入节目的他看起来有点高冷,刘仁铖一直没好意思打扰。决赛阶段,他鼓起勇气主动给他发了微信。庞博给他提供了一个意见,要把「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直接点出来,这才是线上节目逻辑。在线下表演里,话不说那么实,让观众去感受出来,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表演逻辑。刘仁铖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他认为这对整段故事成立,有关键作用。
 
现场炸裂了,他爆冷进入最后四强,因为没有准备决赛第二轮的比赛,那个讲身材的段子现场反响平平,他最终得到第四名。
 
这也许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刘仁铖却感觉「自己闯祸了」,他担心自己最后一轮的表现影响整体节目播出效果,担心导演组对他失望,担心自己在网络上被群嘲。这种不配得感与谨小慎微,习惯性支配着他。另一个例子是,此前哥哥刘仁钢在网名前加上「胖子门窗」,在弟弟的社交媒体下回复别人,他对此感觉怪怪的,让哥哥不要再继续。
 
实际上,他担心的那些情况均未发生。后来,他把自己在决赛第一轮的表演看了很多遍,「我觉得演得真好,10天写出来这么一段作品,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单论那段演出,他觉得自己配得上前四。遗憾只是第二轮。慢慢地,对于这场「大考」,他能接受这个结果了。他开心起来。
 
那么,对于10年前,另一场错过的大考呢?
 
辍学这个命运转折,在他生命坐标里曾无比显著,他曾不断追问,平行时空那个没有离经叛道的自己,那个经过高考洗礼进入大学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他的家庭又会是什么样子。随着脱口秀生涯的展开,学历的自卑在消退。「起码在这个行业里面,它决定不了任何事情,连基本的谈吐都决定不了,对话的逻辑思维都决定不了。」他想。
 
一个默认共识是,脱口秀里所有的知识梗最多只能到初中,高中以上就有很多人听不懂了。个人的创造力、感受力与幽默感是更重要的事。他也承认,保持输入是重要的。他有听社科类播客的习惯。也许有一天,他的技巧更成熟了,一切准备好了,他会深入地写一个辍学的段子。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关于退学的整个故事里,所有的人终于得到原谅,而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是那个做出退学决定的自己。
 
应激反应还是偶尔出现。前不久录播客,一个观众站起来发言,说她也休学了。他心里咯噔一下。还好,她说的是因病休学,不是辍学。「我很害怕大家真的去学我这样。」他说。辍学与脱口秀,不构成因果,不构成转折,不是一条河流并入另一条河流。这是两个独立的故事。
 
而他是一个冲动的幸运儿,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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