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石破茂2024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第二次在选举中表现不佳；举结果显示，民众对生活成本危机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发布日期：2025-07-21 11:29
2022-04-15 08:16
社会与生活 艺术风尚
植物奔波不停
植物奔波不停
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植物也和人类一样需要“四方奔走”。理解植物的运动，可能会令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
詹姆斯•布莱德
2020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从棚子里拿出一根旧竹竿，把它切成了115厘米的长度。立在地上，它的长度大概是到我胸部高度的一半。我把它搁在花园中的一小片灌木丛生的土地上，花园位于希腊的埃吉纳岛（Aegina）上。竹竿的一端挨着一株看上去很强韧的蒲公英，另一端朝着北方。随后我用泥铲把蒲公英挖了出来，再把它重新种进竹竿另一端的土里。对人类来说，这是一小步的距离，但对蒲公英而言却是一次不小的跃进。
这115厘米所对应的是一个特定的尺寸。这就是当前气候变化的平均速度—表示全球变暖的效应在地球表面的推进到底有多快——因而这也代表了我们需要随之移动、让周遭条件得以保持不变的速度。它还暗示着一个方向：不同形式的生命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栖息地正在向高处移动，向两极移动。
不同地区的速度差异，是由土地和地球的形貌决定的：在被洪水淹没的草原、红树林沼泽和沙漠中，气候变化推进得最快；在山地高原和北方森林中则行进得比较慢。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是平均的：如果你生活在沙漠地带，可能尚有很大的移动空间，在遇到阻碍前还有很长的路可走。但若是你已经行进到了一座山的半山腰，你可能很快就无处可去了。
加州的科学家们将过去一个世纪的全球气温变化和下一个世纪的气温变化预测进行了平均，得出了每年420米这一数值——或者说是每天115厘米，相当于我的那根竹竿的长度。这就是蒲公英每天所需移动的距离——就为 能保持在相同的条件下生活。
我们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感觉上就像是一个抽象概念。虽然报告中的数字和图表上不断上升的线条引发了不安，但在局部性的环境中，这种影响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近年来，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地，这些效应都开始变得更为清晰：仅举几个例子，更炎热的夏天，更猛烈的风暴，更严重的野火等等。然而至少是在北半球，这仍然是一种感受，而非确凿的事例：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确认。
更糟糕的是，作为个体，我们对于这种感觉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对其影响感到忧虑：这种影响正在消灭数以千计的物种，并威胁到我们自身的生存。我们已经无法逆转气候变化，只能尽可能地适应、应对并缓和它。
如果没有国际层面的国家行动，我们的举措是全无可能成行的，然而，与实现这些变化所伴随的存在性恐惧作斗争，也是有必要的，改变我们与植物的关系及对植物的理解，是做到这一点的一条路径。
2018年，艺术家克里斯•沃肯（Chris Woebken ）和萨沙•波夫莱普（Sascha Pohflepp ）在亚速尔群岛（Azores）中的圣米盖尔岛（São Miguel ）上创建了一个面积仅为25平方米的小花园。亚速尔群岛远在大西洋中，这里的冬天潮湿而凉爽。但沃肯和波夫莱普在花园里种植了包括蒲公英和果树在内的十几种植物，它们都原生于地中海和北非等更炎热、更干燥的气候。之所以选择这些植物，是因为在100年内，亚速尔群岛也会呈现相同的气候：这是气候变化的速度将带来的改变。
沃布肯和波弗莱普从事的这种工作被称为“辅助迁徙”，我也通过转移蒲公英参与到了其中。这项工作在植物学家们那里可能会引起极大争议，特别是因为，在英国，新植物的引入会与物种“入侵”联系在一起，例如日本虎杖（Japanese knotweed）和漂浮雷公根（Floating Pennywort）这些繁衍旺盛的有害生物最初都是经由园丁引进，但威胁到了当地的特有物种。
用来在花园里丈量蒲公英迁徙距离的竹竿
但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植物也和人类一样，需要移动。事实也显示，它们正在以比人类通常所想象的更大规模、更加宏伟的方式移动着。一场大规模的迁徙已经在路上，这不仅冲击着我们对植物是什么以及它们能做什么的想法，或许还会挑战我们有关世界、有关我们在世界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的一些观念。
植物的迁徙实际上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在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种稳健的、区域性的努力：沿着种群的前沿，缓慢移动的根和飘荡的种子在有利地域建立起下一代，而在其后方，则留下了那些并不算成功的林地逐渐稀疏的痕迹。在其他时候，这一过程是以大踏步的方式完成的，因为种子会被抛入大气，并被风携卷着去建立崭新而且遥远的殖民地，一旦条件变得有利，这些分散的离群种群就会迅速扩张。
在美国东部，树木种群至少在过去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一直在迁移。研究人员查看了林业局从1980年到2015年的数据，发现期间美国东部四分之三的树种在向北和向西移动，平均速度为每十年推进10-15公里。
不同类型的树木的移动速度和方向也是不同的：针叶树大多向北移动，而阔叶和开花的树木，如橡树和桦树，则是向西移动。移动最快的是白云杉，它每十年向北移动超过100公里，近乎坚定不移地一路向北。
相比之下，美国枫香树（sweetgums）和香脂杨树（balsam poplars）几乎没有迁移，在同一时期只被记录了几公里的位移。这也意味着白云杉（white spruce ）目前远远领先于气候变化—-但由于它来自更高纬度，已经遍布美国的最高纬度区域，当情况变得艰难时，它就会不像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枫香树胶那样，还有大量空间可供迁徙。
在斯堪的纳维亚，那里正经历着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变暖，快速生长的白桦树苗（birch saplings ）正向它们曾经避开的山坡上攀登，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向高处提升了500米。瑞典的松树、云杉和柳树如今所生长的海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将20世纪40年代阿拉斯加石油勘测时拍摄的照片与今天相同地点的照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赤杨、柳树和矮桦树正在涌入曾经植被稀疏的山谷、并攀上一度光秃秃的山丘。
树木比我们更快适应着气候变化，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适应成功。事实上，气候变化可能只是树木们正在应对的若干因素中的一个。其他人类活动，比如建筑和农药，也可能在影响着树木。然而，无论是何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大规模的植物运动都在进行之中，而且这种运动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上一轮大规模的树木迁移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的上一次冰河时代的末期。随着冰层消退，树木开始回到它们因寒冷而退避的更高纬度地带。它们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一步。
维多利亚时代的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克莱门特•里德（Clement Reid）在1899年写道，橡树林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抵达苏格兰的最北端，因为罗马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橡树子。他的结论是，橡树“在严寒的驱动之下，为到达目前英国北部的最北端，可能需要跋涉整整600英里，若是没有外部因素助力，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百万年的时间。”
实际上，花粉化石的记录显示，部分橡树林有时每年迁移的距离曾接近一公里，这一速度也被最近基于气候的研究证实。树木的复苏似乎也是得到了一些零散分布着的“栖所”的助力：冰冻的避难所让少部分树木得以存活在温带地区，在冰雪消融后，这些树木就开始向地面播种。
随着地球变暖，森林重新占领了大地。在北美，随着冰川消退，山毛榉跨越了五大湖。挪威云杉（Norwegian spruces ）环绕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时间比现代人类还要早。
这些过程大气磅礴；它们也激起了敬畏与好奇——但大多仍然是比较抽象的。我可以理解种群散播的数学逻辑，阅读花粉化石数据的记录，并通过时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数据库记录、追踪运动路线—但体验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呢？以人类或动物的速度生活，我几乎不可能理解植物迁徙所呈现的植物性，这项活动所发生的时空尺度，已经超出了我对自然的理解范围。
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人类生活在狭小的时空维度中，无法设想或思考世界的速度和尺度、我们置身其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为了保护世界而需要做出的变化。我们先天的心智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可在我们的手头却有可以应用的工具。
除了扮演蒲公英的“跑路帮手”，我最近的另一个爱好是延时摄影，为此，我买了一台专为记录建筑项目而设计的可防风雨的小型相机，它有几英寸高，仅需要若干AA电池，就可以安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观察世界几周时间。
几个月来，我在公寓里摆弄着这个小装置，每次都和客厅里的各个盆栽呆上几天。当我回看拍摄下来的视频时，那些看上去呆滞的蕨类植物和热带榕属植物就焕然活跃起来；蔓绿绒（philodendron）在灯罩周围卷起它的手指，龟背竹（monstera ）上下摇摆着叶子；百合时开时合，追随着在墙壁上游走的日光。
最近，我把镜头对准了我的小花园，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蔬菜破土而出，而杂草则匆匆跨越土壤前去迎接它们。每一种生物都有各自的步履和节奏，但它们都在一起行动着，缠绕、扭转、弯曲、伸展。我在办公桌上所目睹的完美静止景象，用另一种拍摄仪器看来，实际上是一场狂热的活动。没有什么能比植物学家杰克•舒尔茨(Jack Schultz)的话更能使我信服了：“植物只是行动非常缓慢的动物”。
植物会移动，而且它们正在移动之中：如果理解并内化这一认识，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可能会发生转变。我们已经太过习以为常地认为植物是根植于某地的，然而被揭示出来的真相，则有可能让我们从一些自满中清醒过来：有关植物迁徙、有关气候导致的动物和人类迁徙的更广泛模式、以及关于气候变化本身的破坏性。这并非在一开始就是一目了然的，但我们拥有看清问题的工具：我们需要将希望和意志与这些工具匹配起来。
类似的实验是我一边写作新书《存在的方式》(Ways Of Being)一边同时开展的，这本书探索了动物、植物、生态系统——以及新形式的人工智能——是如何通过它们自身的能力和作用，以多种方式挑战人类的优越性。认识到植物以及和我们共同享有地球的所有其他生物都很聪明、善于交流，并且也满怀着对世界的独到知识，这对于和它们建立新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也因而可以一起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这些变化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与此同时，变化同样也发生在我们的家和花园里，我们所能做的首要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开始关注它们。
这115厘米所对应的是一个特定的尺寸。这就是当前气候变化的平均速度—表示全球变暖的效应在地球表面的推进到底有多快——因而这也代表了我们需要随之移动、让周遭条件得以保持不变的速度。它还暗示着一个方向：不同形式的生命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栖息地正在向高处移动，向两极移动。
不同地区的速度差异，是由土地和地球的形貌决定的：在被洪水淹没的草原、红树林沼泽和沙漠中，气候变化推进得最快；在山地高原和北方森林中则行进得比较慢。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是平均的：如果你生活在沙漠地带，可能尚有很大的移动空间，在遇到阻碍前还有很长的路可走。但若是你已经行进到了一座山的半山腰，你可能很快就无处可去了。
加州的科学家们将过去一个世纪的全球气温变化和下一个世纪的气温变化预测进行了平均，得出了每年420米这一数值——或者说是每天115厘米，相当于我的那根竹竿的长度。这就是蒲公英每天所需移动的距离——就为 能保持在相同的条件下生活。
我们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感觉上就像是一个抽象概念。虽然报告中的数字和图表上不断上升的线条引发了不安，但在局部性的环境中，这种影响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近年来，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地，这些效应都开始变得更为清晰：仅举几个例子，更炎热的夏天，更猛烈的风暴，更严重的野火等等。然而至少是在北半球，这仍然是一种感受，而非确凿的事例：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确认。
更糟糕的是，作为个体，我们对于这种感觉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对其影响感到忧虑：这种影响正在消灭数以千计的物种，并威胁到我们自身的生存。我们已经无法逆转气候变化，只能尽可能地适应、应对并缓和它。
如果没有国际层面的国家行动，我们的举措是全无可能成行的，然而，与实现这些变化所伴随的存在性恐惧作斗争，也是有必要的，改变我们与植物的关系及对植物的理解，是做到这一点的一条路径。
2018年，艺术家克里斯•沃肯（Chris Woebken ）和萨沙•波夫莱普（Sascha Pohflepp ）在亚速尔群岛（Azores）中的圣米盖尔岛（São Miguel ）上创建了一个面积仅为25平方米的小花园。亚速尔群岛远在大西洋中，这里的冬天潮湿而凉爽。但沃肯和波夫莱普在花园里种植了包括蒲公英和果树在内的十几种植物，它们都原生于地中海和北非等更炎热、更干燥的气候。之所以选择这些植物，是因为在100年内，亚速尔群岛也会呈现相同的气候：这是气候变化的速度将带来的改变。
沃布肯和波弗莱普从事的这种工作被称为“辅助迁徙”，我也通过转移蒲公英参与到了其中。这项工作在植物学家们那里可能会引起极大争议，特别是因为，在英国，新植物的引入会与物种“入侵”联系在一起，例如日本虎杖（Japanese knotweed）和漂浮雷公根（Floating Pennywort）这些繁衍旺盛的有害生物最初都是经由园丁引进，但威胁到了当地的特有物种。
用来在花园里丈量蒲公英迁徙距离的竹竿
但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植物也和人类一样，需要移动。事实也显示，它们正在以比人类通常所想象的更大规模、更加宏伟的方式移动着。一场大规模的迁徙已经在路上，这不仅冲击着我们对植物是什么以及它们能做什么的想法，或许还会挑战我们有关世界、有关我们在世界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的一些观念。
植物的迁徙实际上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在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种稳健的、区域性的努力：沿着种群的前沿，缓慢移动的根和飘荡的种子在有利地域建立起下一代，而在其后方，则留下了那些并不算成功的林地逐渐稀疏的痕迹。在其他时候，这一过程是以大踏步的方式完成的，因为种子会被抛入大气，并被风携卷着去建立崭新而且遥远的殖民地，一旦条件变得有利，这些分散的离群种群就会迅速扩张。
在美国东部，树木种群至少在过去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一直在迁移。研究人员查看了林业局从1980年到2015年的数据，发现期间美国东部四分之三的树种在向北和向西移动，平均速度为每十年推进10-15公里。
不同类型的树木的移动速度和方向也是不同的：针叶树大多向北移动，而阔叶和开花的树木，如橡树和桦树，则是向西移动。移动最快的是白云杉，它每十年向北移动超过100公里，近乎坚定不移地一路向北。
相比之下，美国枫香树（sweetgums）和香脂杨树（balsam poplars）几乎没有迁移，在同一时期只被记录了几公里的位移。这也意味着白云杉（white spruce ）目前远远领先于气候变化—-但由于它来自更高纬度，已经遍布美国的最高纬度区域，当情况变得艰难时，它就会不像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枫香树胶那样，还有大量空间可供迁徙。
在斯堪的纳维亚，那里正经历着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变暖，快速生长的白桦树苗（birch saplings ）正向它们曾经避开的山坡上攀登，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向高处提升了500米。瑞典的松树、云杉和柳树如今所生长的海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将20世纪40年代阿拉斯加石油勘测时拍摄的照片与今天相同地点的照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赤杨、柳树和矮桦树正在涌入曾经植被稀疏的山谷、并攀上一度光秃秃的山丘。
树木比我们更快适应着气候变化，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适应成功。事实上，气候变化可能只是树木们正在应对的若干因素中的一个。其他人类活动，比如建筑和农药，也可能在影响着树木。然而，无论是何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大规模的植物运动都在进行之中，而且这种运动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上一轮大规模的树木迁移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的上一次冰河时代的末期。随着冰层消退，树木开始回到它们因寒冷而退避的更高纬度地带。它们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一步。
维多利亚时代的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克莱门特•里德（Clement Reid）在1899年写道，橡树林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抵达苏格兰的最北端，因为罗马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橡树子。他的结论是，橡树“在严寒的驱动之下，为到达目前英国北部的最北端，可能需要跋涉整整600英里，若是没有外部因素助力，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百万年的时间。”
实际上，花粉化石的记录显示，部分橡树林有时每年迁移的距离曾接近一公里，这一速度也被最近基于气候的研究证实。树木的复苏似乎也是得到了一些零散分布着的“栖所”的助力：冰冻的避难所让少部分树木得以存活在温带地区，在冰雪消融后，这些树木就开始向地面播种。
随着地球变暖，森林重新占领了大地。在北美，随着冰川消退，山毛榉跨越了五大湖。挪威云杉（Norwegian spruces ）环绕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时间比现代人类还要早。
这些过程大气磅礴；它们也激起了敬畏与好奇——但大多仍然是比较抽象的。我可以理解种群散播的数学逻辑，阅读花粉化石数据的记录，并通过时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数据库记录、追踪运动路线—但体验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呢？以人类或动物的速度生活，我几乎不可能理解植物迁徙所呈现的植物性，这项活动所发生的时空尺度，已经超出了我对自然的理解范围。
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人类生活在狭小的时空维度中，无法设想或思考世界的速度和尺度、我们置身其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为了保护世界而需要做出的变化。我们先天的心智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可在我们的手头却有可以应用的工具。
除了扮演蒲公英的“跑路帮手”，我最近的另一个爱好是延时摄影，为此，我买了一台专为记录建筑项目而设计的可防风雨的小型相机，它有几英寸高，仅需要若干AA电池，就可以安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观察世界几周时间。
几个月来，我在公寓里摆弄着这个小装置，每次都和客厅里的各个盆栽呆上几天。当我回看拍摄下来的视频时，那些看上去呆滞的蕨类植物和热带榕属植物就焕然活跃起来；蔓绿绒（philodendron）在灯罩周围卷起它的手指，龟背竹（monstera ）上下摇摆着叶子；百合时开时合，追随着在墙壁上游走的日光。
最近，我把镜头对准了我的小花园，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蔬菜破土而出，而杂草则匆匆跨越土壤前去迎接它们。每一种生物都有各自的步履和节奏，但它们都在一起行动着，缠绕、扭转、弯曲、伸展。我在办公桌上所目睹的完美静止景象，用另一种拍摄仪器看来，实际上是一场狂热的活动。没有什么能比植物学家杰克•舒尔茨(Jack Schultz)的话更能使我信服了：“植物只是行动非常缓慢的动物”。
植物会移动，而且它们正在移动之中：如果理解并内化这一认识，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可能会发生转变。我们已经太过习以为常地认为植物是根植于某地的，然而被揭示出来的真相，则有可能让我们从一些自满中清醒过来：有关植物迁徙、有关气候导致的动物和人类迁徙的更广泛模式、以及关于气候变化本身的破坏性。这并非在一开始就是一目了然的，但我们拥有看清问题的工具：我们需要将希望和意志与这些工具匹配起来。
类似的实验是我一边写作新书《存在的方式》(Ways Of Being)一边同时开展的，这本书探索了动物、植物、生态系统——以及新形式的人工智能——是如何通过它们自身的能力和作用，以多种方式挑战人类的优越性。认识到植物以及和我们共同享有地球的所有其他生物都很聪明、善于交流，并且也满怀着对世界的独到知识，这对于和它们建立新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也因而可以一起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这些变化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与此同时，变化同样也发生在我们的家和花园里，我们所能做的首要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开始关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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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5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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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植物也和人类一样需要“四方奔走”。理解植物的运动，可能会令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
詹姆斯•布莱德
2020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从棚子里拿出一根旧竹竿，把它切成了115厘米的长度。立在地上，它的长度大概是到我胸部高度的一半。我把它搁在花园中的一小片灌木丛生的土地上，花园位于希腊的埃吉纳岛（Aegina）上。竹竿的一端挨着一株看上去很强韧的蒲公英，另一端朝着北方。随后我用泥铲把蒲公英挖了出来，再把它重新种进竹竿另一端的土里。对人类来说，这是一小步的距离，但对蒲公英而言却是一次不小的跃进。
这115厘米所对应的是一个特定的尺寸。这就是当前气候变化的平均速度—表示全球变暖的效应在地球表面的推进到底有多快——因而这也代表了我们需要随之移动、让周遭条件得以保持不变的速度。它还暗示着一个方向：不同形式的生命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栖息地正在向高处移动，向两极移动。
不同地区的速度差异，是由土地和地球的形貌决定的：在被洪水淹没的草原、红树林沼泽和沙漠中，气候变化推进得最快；在山地高原和北方森林中则行进得比较慢。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是平均的：如果你生活在沙漠地带，可能尚有很大的移动空间，在遇到阻碍前还有很长的路可走。但若是你已经行进到了一座山的半山腰，你可能很快就无处可去了。
加州的科学家们将过去一个世纪的全球气温变化和下一个世纪的气温变化预测进行了平均，得出了每年420米这一数值——或者说是每天115厘米，相当于我的那根竹竿的长度。这就是蒲公英每天所需移动的距离——就为 能保持在相同的条件下生活。
我们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感觉上就像是一个抽象概念。虽然报告中的数字和图表上不断上升的线条引发了不安，但在局部性的环境中，这种影响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近年来，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地，这些效应都开始变得更为清晰：仅举几个例子，更炎热的夏天，更猛烈的风暴，更严重的野火等等。然而至少是在北半球，这仍然是一种感受，而非确凿的事例：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确认。
更糟糕的是，作为个体，我们对于这种感觉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对其影响感到忧虑：这种影响正在消灭数以千计的物种，并威胁到我们自身的生存。我们已经无法逆转气候变化，只能尽可能地适应、应对并缓和它。
如果没有国际层面的国家行动，我们的举措是全无可能成行的，然而，与实现这些变化所伴随的存在性恐惧作斗争，也是有必要的，改变我们与植物的关系及对植物的理解，是做到这一点的一条路径。
2018年，艺术家克里斯•沃肯（Chris Woebken ）和萨沙•波夫莱普（Sascha Pohflepp ）在亚速尔群岛（Azores）中的圣米盖尔岛（São Miguel ）上创建了一个面积仅为25平方米的小花园。亚速尔群岛远在大西洋中，这里的冬天潮湿而凉爽。但沃肯和波夫莱普在花园里种植了包括蒲公英和果树在内的十几种植物，它们都原生于地中海和北非等更炎热、更干燥的气候。之所以选择这些植物，是因为在100年内，亚速尔群岛也会呈现相同的气候：这是气候变化的速度将带来的改变。
沃布肯和波弗莱普从事的这种工作被称为“辅助迁徙”，我也通过转移蒲公英参与到了其中。这项工作在植物学家们那里可能会引起极大争议，特别是因为，在英国，新植物的引入会与物种“入侵”联系在一起，例如日本虎杖（Japanese knotweed）和漂浮雷公根（Floating Pennywort）这些繁衍旺盛的有害生物最初都是经由园丁引进，但威胁到了当地的特有物种。
用来在花园里丈量蒲公英迁徙距离的竹竿
但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植物也和人类一样，需要移动。事实也显示，它们正在以比人类通常所想象的更大规模、更加宏伟的方式移动着。一场大规模的迁徙已经在路上，这不仅冲击着我们对植物是什么以及它们能做什么的想法，或许还会挑战我们有关世界、有关我们在世界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的一些观念。
植物的迁徙实际上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在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种稳健的、区域性的努力：沿着种群的前沿，缓慢移动的根和飘荡的种子在有利地域建立起下一代，而在其后方，则留下了那些并不算成功的林地逐渐稀疏的痕迹。在其他时候，这一过程是以大踏步的方式完成的，因为种子会被抛入大气，并被风携卷着去建立崭新而且遥远的殖民地，一旦条件变得有利，这些分散的离群种群就会迅速扩张。
在美国东部，树木种群至少在过去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一直在迁移。研究人员查看了林业局从1980年到2015年的数据，发现期间美国东部四分之三的树种在向北和向西移动，平均速度为每十年推进10-15公里。
不同类型的树木的移动速度和方向也是不同的：针叶树大多向北移动，而阔叶和开花的树木，如橡树和桦树，则是向西移动。移动最快的是白云杉，它每十年向北移动超过100公里，近乎坚定不移地一路向北。
相比之下，美国枫香树（sweetgums）和香脂杨树（balsam poplars）几乎没有迁移，在同一时期只被记录了几公里的位移。这也意味着白云杉（white spruce ）目前远远领先于气候变化—-但由于它来自更高纬度，已经遍布美国的最高纬度区域，当情况变得艰难时，它就会不像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枫香树胶那样，还有大量空间可供迁徙。
在斯堪的纳维亚，那里正经历着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变暖，快速生长的白桦树苗（birch saplings ）正向它们曾经避开的山坡上攀登，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向高处提升了500米。瑞典的松树、云杉和柳树如今所生长的海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将20世纪40年代阿拉斯加石油勘测时拍摄的照片与今天相同地点的照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赤杨、柳树和矮桦树正在涌入曾经植被稀疏的山谷、并攀上一度光秃秃的山丘。
树木比我们更快适应着气候变化，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适应成功。事实上，气候变化可能只是树木们正在应对的若干因素中的一个。其他人类活动，比如建筑和农药，也可能在影响着树木。然而，无论是何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大规模的植物运动都在进行之中，而且这种运动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上一轮大规模的树木迁移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的上一次冰河时代的末期。随着冰层消退，树木开始回到它们因寒冷而退避的更高纬度地带。它们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一步。
维多利亚时代的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克莱门特•里德（Clement Reid）在1899年写道，橡树林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抵达苏格兰的最北端，因为罗马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橡树子。他的结论是，橡树“在严寒的驱动之下，为到达目前英国北部的最北端，可能需要跋涉整整600英里，若是没有外部因素助力，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百万年的时间。”
实际上，花粉化石的记录显示，部分橡树林有时每年迁移的距离曾接近一公里，这一速度也被最近基于气候的研究证实。树木的复苏似乎也是得到了一些零散分布着的“栖所”的助力：冰冻的避难所让少部分树木得以存活在温带地区，在冰雪消融后，这些树木就开始向地面播种。
随着地球变暖，森林重新占领了大地。在北美，随着冰川消退，山毛榉跨越了五大湖。挪威云杉（Norwegian spruces ）环绕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时间比现代人类还要早。
这些过程大气磅礴；它们也激起了敬畏与好奇——但大多仍然是比较抽象的。我可以理解种群散播的数学逻辑，阅读花粉化石数据的记录，并通过时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数据库记录、追踪运动路线—但体验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呢？以人类或动物的速度生活，我几乎不可能理解植物迁徙所呈现的植物性，这项活动所发生的时空尺度，已经超出了我对自然的理解范围。
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人类生活在狭小的时空维度中，无法设想或思考世界的速度和尺度、我们置身其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为了保护世界而需要做出的变化。我们先天的心智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可在我们的手头却有可以应用的工具。
除了扮演蒲公英的“跑路帮手”，我最近的另一个爱好是延时摄影，为此，我买了一台专为记录建筑项目而设计的可防风雨的小型相机，它有几英寸高，仅需要若干AA电池，就可以安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观察世界几周时间。
几个月来，我在公寓里摆弄着这个小装置，每次都和客厅里的各个盆栽呆上几天。当我回看拍摄下来的视频时，那些看上去呆滞的蕨类植物和热带榕属植物就焕然活跃起来；蔓绿绒（philodendron）在灯罩周围卷起它的手指，龟背竹（monstera ）上下摇摆着叶子；百合时开时合，追随着在墙壁上游走的日光。
最近，我把镜头对准了我的小花园，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蔬菜破土而出，而杂草则匆匆跨越土壤前去迎接它们。每一种生物都有各自的步履和节奏，但它们都在一起行动着，缠绕、扭转、弯曲、伸展。我在办公桌上所目睹的完美静止景象，用另一种拍摄仪器看来，实际上是一场狂热的活动。没有什么能比植物学家杰克•舒尔茨(Jack Schultz)的话更能使我信服了：“植物只是行动非常缓慢的动物”。
植物会移动，而且它们正在移动之中：如果理解并内化这一认识，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可能会发生转变。我们已经太过习以为常地认为植物是根植于某地的，然而被揭示出来的真相，则有可能让我们从一些自满中清醒过来：有关植物迁徙、有关气候导致的动物和人类迁徙的更广泛模式、以及关于气候变化本身的破坏性。这并非在一开始就是一目了然的，但我们拥有看清问题的工具：我们需要将希望和意志与这些工具匹配起来。
类似的实验是我一边写作新书《存在的方式》(Ways Of Being)一边同时开展的，这本书探索了动物、植物、生态系统——以及新形式的人工智能——是如何通过它们自身的能力和作用，以多种方式挑战人类的优越性。认识到植物以及和我们共同享有地球的所有其他生物都很聪明、善于交流，并且也满怀着对世界的独到知识，这对于和它们建立新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也因而可以一起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这些变化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与此同时，变化同样也发生在我们的家和花园里，我们所能做的首要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开始关注它们。
这115厘米所对应的是一个特定的尺寸。这就是当前气候变化的平均速度—表示全球变暖的效应在地球表面的推进到底有多快——因而这也代表了我们需要随之移动、让周遭条件得以保持不变的速度。它还暗示着一个方向：不同形式的生命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栖息地正在向高处移动，向两极移动。
不同地区的速度差异，是由土地和地球的形貌决定的：在被洪水淹没的草原、红树林沼泽和沙漠中，气候变化推进得最快；在山地高原和北方森林中则行进得比较慢。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是平均的：如果你生活在沙漠地带，可能尚有很大的移动空间，在遇到阻碍前还有很长的路可走。但若是你已经行进到了一座山的半山腰，你可能很快就无处可去了。
加州的科学家们将过去一个世纪的全球气温变化和下一个世纪的气温变化预测进行了平均，得出了每年420米这一数值——或者说是每天115厘米，相当于我的那根竹竿的长度。这就是蒲公英每天所需移动的距离——就为 能保持在相同的条件下生活。
我们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感觉上就像是一个抽象概念。虽然报告中的数字和图表上不断上升的线条引发了不安，但在局部性的环境中，这种影响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近年来，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地，这些效应都开始变得更为清晰：仅举几个例子，更炎热的夏天，更猛烈的风暴，更严重的野火等等。然而至少是在北半球，这仍然是一种感受，而非确凿的事例：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确认。
更糟糕的是，作为个体，我们对于这种感觉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对其影响感到忧虑：这种影响正在消灭数以千计的物种，并威胁到我们自身的生存。我们已经无法逆转气候变化，只能尽可能地适应、应对并缓和它。
如果没有国际层面的国家行动，我们的举措是全无可能成行的，然而，与实现这些变化所伴随的存在性恐惧作斗争，也是有必要的，改变我们与植物的关系及对植物的理解，是做到这一点的一条路径。
2018年，艺术家克里斯•沃肯（Chris Woebken ）和萨沙•波夫莱普（Sascha Pohflepp ）在亚速尔群岛（Azores）中的圣米盖尔岛（São Miguel ）上创建了一个面积仅为25平方米的小花园。亚速尔群岛远在大西洋中，这里的冬天潮湿而凉爽。但沃肯和波夫莱普在花园里种植了包括蒲公英和果树在内的十几种植物，它们都原生于地中海和北非等更炎热、更干燥的气候。之所以选择这些植物，是因为在100年内，亚速尔群岛也会呈现相同的气候：这是气候变化的速度将带来的改变。
沃布肯和波弗莱普从事的这种工作被称为“辅助迁徙”，我也通过转移蒲公英参与到了其中。这项工作在植物学家们那里可能会引起极大争议，特别是因为，在英国，新植物的引入会与物种“入侵”联系在一起，例如日本虎杖（Japanese knotweed）和漂浮雷公根（Floating Pennywort）这些繁衍旺盛的有害生物最初都是经由园丁引进，但威胁到了当地的特有物种。
用来在花园里丈量蒲公英迁徙距离的竹竿
但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植物也和人类一样，需要移动。事实也显示，它们正在以比人类通常所想象的更大规模、更加宏伟的方式移动着。一场大规模的迁徙已经在路上，这不仅冲击着我们对植物是什么以及它们能做什么的想法，或许还会挑战我们有关世界、有关我们在世界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的一些观念。
植物的迁徙实际上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在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种稳健的、区域性的努力：沿着种群的前沿，缓慢移动的根和飘荡的种子在有利地域建立起下一代，而在其后方，则留下了那些并不算成功的林地逐渐稀疏的痕迹。在其他时候，这一过程是以大踏步的方式完成的，因为种子会被抛入大气，并被风携卷着去建立崭新而且遥远的殖民地，一旦条件变得有利，这些分散的离群种群就会迅速扩张。
在美国东部，树木种群至少在过去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一直在迁移。研究人员查看了林业局从1980年到2015年的数据，发现期间美国东部四分之三的树种在向北和向西移动，平均速度为每十年推进10-15公里。
不同类型的树木的移动速度和方向也是不同的：针叶树大多向北移动，而阔叶和开花的树木，如橡树和桦树，则是向西移动。移动最快的是白云杉，它每十年向北移动超过100公里，近乎坚定不移地一路向北。
相比之下，美国枫香树（sweetgums）和香脂杨树（balsam poplars）几乎没有迁移，在同一时期只被记录了几公里的位移。这也意味着白云杉（white spruce ）目前远远领先于气候变化—-但由于它来自更高纬度，已经遍布美国的最高纬度区域，当情况变得艰难时，它就会不像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枫香树胶那样，还有大量空间可供迁徙。
在斯堪的纳维亚，那里正经历着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变暖，快速生长的白桦树苗（birch saplings ）正向它们曾经避开的山坡上攀登，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向高处提升了500米。瑞典的松树、云杉和柳树如今所生长的海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将20世纪40年代阿拉斯加石油勘测时拍摄的照片与今天相同地点的照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赤杨、柳树和矮桦树正在涌入曾经植被稀疏的山谷、并攀上一度光秃秃的山丘。
树木比我们更快适应着气候变化，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适应成功。事实上，气候变化可能只是树木们正在应对的若干因素中的一个。其他人类活动，比如建筑和农药，也可能在影响着树木。然而，无论是何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大规模的植物运动都在进行之中，而且这种运动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上一轮大规模的树木迁移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的上一次冰河时代的末期。随着冰层消退，树木开始回到它们因寒冷而退避的更高纬度地带。它们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一步。
维多利亚时代的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克莱门特•里德（Clement Reid）在1899年写道，橡树林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抵达苏格兰的最北端，因为罗马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橡树子。他的结论是，橡树“在严寒的驱动之下，为到达目前英国北部的最北端，可能需要跋涉整整600英里，若是没有外部因素助力，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百万年的时间。”
实际上，花粉化石的记录显示，部分橡树林有时每年迁移的距离曾接近一公里，这一速度也被最近基于气候的研究证实。树木的复苏似乎也是得到了一些零散分布着的“栖所”的助力：冰冻的避难所让少部分树木得以存活在温带地区，在冰雪消融后，这些树木就开始向地面播种。
随着地球变暖，森林重新占领了大地。在北美，随着冰川消退，山毛榉跨越了五大湖。挪威云杉（Norwegian spruces ）环绕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时间比现代人类还要早。
这些过程大气磅礴；它们也激起了敬畏与好奇——但大多仍然是比较抽象的。我可以理解种群散播的数学逻辑，阅读花粉化石数据的记录，并通过时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数据库记录、追踪运动路线—但体验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呢？以人类或动物的速度生活，我几乎不可能理解植物迁徙所呈现的植物性，这项活动所发生的时空尺度，已经超出了我对自然的理解范围。
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人类生活在狭小的时空维度中，无法设想或思考世界的速度和尺度、我们置身其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为了保护世界而需要做出的变化。我们先天的心智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可在我们的手头却有可以应用的工具。
除了扮演蒲公英的“跑路帮手”，我最近的另一个爱好是延时摄影，为此，我买了一台专为记录建筑项目而设计的可防风雨的小型相机，它有几英寸高，仅需要若干AA电池，就可以安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观察世界几周时间。
几个月来，我在公寓里摆弄着这个小装置，每次都和客厅里的各个盆栽呆上几天。当我回看拍摄下来的视频时，那些看上去呆滞的蕨类植物和热带榕属植物就焕然活跃起来；蔓绿绒（philodendron）在灯罩周围卷起它的手指，龟背竹（monstera ）上下摇摆着叶子；百合时开时合，追随着在墙壁上游走的日光。
最近，我把镜头对准了我的小花园，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蔬菜破土而出，而杂草则匆匆跨越土壤前去迎接它们。每一种生物都有各自的步履和节奏，但它们都在一起行动着，缠绕、扭转、弯曲、伸展。我在办公桌上所目睹的完美静止景象，用另一种拍摄仪器看来，实际上是一场狂热的活动。没有什么能比植物学家杰克•舒尔茨(Jack Schultz)的话更能使我信服了：“植物只是行动非常缓慢的动物”。
植物会移动，而且它们正在移动之中：如果理解并内化这一认识，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可能会发生转变。我们已经太过习以为常地认为植物是根植于某地的，然而被揭示出来的真相，则有可能让我们从一些自满中清醒过来：有关植物迁徙、有关气候导致的动物和人类迁徙的更广泛模式、以及关于气候变化本身的破坏性。这并非在一开始就是一目了然的，但我们拥有看清问题的工具：我们需要将希望和意志与这些工具匹配起来。
类似的实验是我一边写作新书《存在的方式》(Ways Of Being)一边同时开展的，这本书探索了动物、植物、生态系统——以及新形式的人工智能——是如何通过它们自身的能力和作用，以多种方式挑战人类的优越性。认识到植物以及和我们共同享有地球的所有其他生物都很聪明、善于交流，并且也满怀着对世界的独到知识，这对于和它们建立新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也因而可以一起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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