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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7 10:01
社会与生活

大厂里的女儿,做保洁的母亲

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她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例。
大厂里的女儿,做保洁的母亲
程静之

■【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她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例。但这是第一次,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

母亲叫春香,55岁,不会说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但还是来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深圳,原因是她在县城「失业」了。

春香来自秦岭南麓的小县城商南,大半辈子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靠打零工养大了两个孩子,但在52岁那年春天,她在县城找的一些活儿都干不了,一时间没有赚钱出路,每次给女儿小满打电话,焦虑都多一分。于是小满建议父母来深圳,她帮他们找一份工作。

小满33岁,2014年毕业后来到深圳,在这座城市工作了9年,做过媒体记者,之后转入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互联网系统。母亲到来之前,她像大多数打工人体会的时代情绪一样,不断被系统驯化,精神日渐陷入麻木和倦怠。

一开始,春香是拒绝来深圳的。2017年,她的左膝被确诊为滑膜炎,治疗了一年才康复,但走路还是有些僵硬,她担心找不到工作,反而给女儿带来负担和麻烦,县城的亲戚们听说后也阻拦她。但小满一直鼓励母亲,从秦岭深如矿井的大山往出走,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开阔之地,「哪怕出来看看也好。」

经过了一个夏天和秋天,春香才做好准备,来到1500公里之外的南方,不仅顺利在深圳一家商场找到了保洁工作,而且给小满带来了更多保洁员的故事。母亲的经历和讲述打破了小满精神的麻木,透过母亲的眼睛,她重新获得了做记者时才有的对「附近」的具体体认,看到维持一座超级城市运转背后的各个细节的人,以及群体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困境。

在深圳,保洁员的薪资水平只比最低基本工资略高一点,他们每天重复做机械性的动作,相比白领,是一群真正用时间和体力换金钱的人。保洁员老年飘零在城市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的为了补贴子女,有的是给自己挣养老钱。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在逐步压缩,越来越多的写字楼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

落到更细小的层面,也是通过工作,小满和母亲交流有了新锚点,母女从多年疏离的关系,到重新住在一处的争吵和冲突,最后得以靠近和理解彼此。小满感受到了自己和母亲工作的相通之处,都处在一个权力分层传递的系统,在「加速」的社会,也都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恐惧。

这个女儿与母亲互为对照的故事,最终写成了书籍《我的母亲做保洁》。通过书写,小满在工作之外找到了一片「精神飞地」,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也看到了自己从何处来,理解了什么是支撑自己在钢筋水泥城市行走的精神内核。

以下根据小满的讲述和书籍整理。】


1

刚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她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

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

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

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

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

我们去商场负一层的管理处找到经理,她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来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带母亲,算是「培训」。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

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 「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 小时工作制,一个月2500 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也没有。

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两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她放在了最后。

10 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一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



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 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污渍,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到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

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

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

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

2

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两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

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她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生命,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

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都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期,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 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

更多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两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打工。

其实,保洁员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保洁员,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

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三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老董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

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四十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监工验收才能下班。

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三四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离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两点一线,单月能挣万把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 「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

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

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左右的保洁员三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

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

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社会结构导致的不公,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3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

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

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联结。

印象最深的是2013 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钒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四十五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她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都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

我去看她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进矿山,看看她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她,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

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种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五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得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期,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

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得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

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

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城市、更职业。

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

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书,慢慢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来处。但那几年,我和母亲的关系还是变得疏离,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脚下,距离太远,母女就处于一种「我不过问妈妈的辛苦,妈妈不懂我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连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学,我偶尔会主动打钱补充生活费;老房子要拆迁了,我要写申请书跟村干部交涉。

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三个月不给我打电话。

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贴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后排,路上她就一直哭。

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

等到这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

她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她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她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她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她才出来。她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她来这里多么好。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4

母亲到深圳时,我的处境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

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KPI、OKR,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

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

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得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

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

但母亲的保洁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

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记事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盟,她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足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

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 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地接纳自己。

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热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

母亲还爱上了去天台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农村一连几个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飞机从她头顶飞过,她在心里记下来,有一天傍晚,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她还喜欢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纷繁多样,永不凋谢,到冬天了,她说街道两边还是「花嘭嘭的!」

在深圳三年,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为了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纳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她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两双,一共花了30块。

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她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她来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衣。她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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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儿与母亲互为对照的故事,最终写成了书籍《我的母亲做保洁》。通过书写,小满在工作之外找到了一片「精神飞地」,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也看到了自己从何处来,理解了什么是支撑自己在钢筋水泥城市行走的精神内核。

以下根据小满的讲述和书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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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她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

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

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

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

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

我们去商场负一层的管理处找到经理,她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来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带母亲,算是「培训」。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

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 「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 小时工作制,一个月2500 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也没有。

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两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她放在了最后。

10 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一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



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 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污渍,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到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

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

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

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

2

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两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

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她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生命,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

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都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期,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 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

更多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两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打工。

其实,保洁员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保洁员,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

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三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老董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

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四十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监工验收才能下班。

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三四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离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两点一线,单月能挣万把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 「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

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

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左右的保洁员三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

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

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社会结构导致的不公,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3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

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

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联结。

印象最深的是2013 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钒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四十五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她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都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

我去看她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进矿山,看看她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她,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

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种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五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得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期,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

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得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

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

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城市、更职业。

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

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书,慢慢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来处。但那几年,我和母亲的关系还是变得疏离,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脚下,距离太远,母女就处于一种「我不过问妈妈的辛苦,妈妈不懂我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连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学,我偶尔会主动打钱补充生活费;老房子要拆迁了,我要写申请书跟村干部交涉。

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三个月不给我打电话。

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贴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后排,路上她就一直哭。

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

等到这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

她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她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她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她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她才出来。她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她来这里多么好。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4

母亲到深圳时,我的处境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

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KPI、OKR,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

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

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得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

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

但母亲的保洁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

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记事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盟,她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足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

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 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地接纳自己。

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热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

母亲还爱上了去天台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农村一连几个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飞机从她头顶飞过,她在心里记下来,有一天傍晚,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她还喜欢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纷繁多样,永不凋谢,到冬天了,她说街道两边还是「花嘭嘭的!」

在深圳三年,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为了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纳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她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两双,一共花了30块。

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她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她来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衣。她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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