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黄一平谈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为何必须“以就业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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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表示，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平衡”，以保护就业和“人类福祉”。

Frank Chen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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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平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中国内地咨询组成员。

在第二次公开问答采访中，黄分享了他对采用稳定币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需要谨慎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和中美关税停火能否持续的看法。

您如何看待中美人工智能（AI）竞赛？北京在推进新技术的同时，应该如何减轻其对就业市场的不利影响？

如果能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中国或许能迎来缩小与美国差距的历史性机遇。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或多或少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

中国在从零到一的创新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我们的优势在于将人工智能和新技术应用于实际应用。我们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回顾工业革命的历史，受益最大的国家未必是最初发明最多的国家。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技术。

我还想提一下索洛悖论，这个悖论是由已故的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提出的。他在1987年说：“计算机时代无处不在，唯独在生产力统计数据中看不到。”他的意思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并没有带来更高的生产力。

当然，自那以后，计算机的普及提高了生产力。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的人工智能热潮中，究竟能获得多少好处，以及生产力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我们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总体而言，目前尚无明显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因此在宏观经济层面存在“索洛悖论”。但如果我们聚焦于特定行业，特别是那些生产人工智能工具和产品的行业，则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人工智能的部署提高了生产率。

因此，初步迹象表明，人工智能正在帮助提高中国某些行业和企业的生产力，但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我的看法是，人工智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如果我们能够善加利用，我们或许能够赶上美国，或者至少缩小我们目前与美国的差距。

许多人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对就业市场造成损害。我认为这种损害或许难以避免。

真正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是否尊重并重视劳动者及其权利。如果大多数劳动者都被人工智能取代，这是否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成就？或者，是否存在任何措施，至少可以减轻这些变革和失业的冲击，并降低其影响？

已有学者呼吁中国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应以就业为导向，优先考虑就业。如果在中国整体就业形势已经严峻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却导致大量工作岗位消失，这真的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创新吗？科技进步必须服务于人类，增进人类福祉。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它可能很快就会侵蚀就业市场，公共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尽管社会整体上可能会提高生产力和收入，但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许多劳动者，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难题。如果忽视这些劳动者的生计、权利和福祉，社会就难以维持稳定。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

中国及其众多依赖美国的企业不应放松警惕，因为特朗普仍然难以预测。

由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斡旋达成的为期一年的贸易战休战协议能否持续？他们明年可能会举行更多会晤；两国关系前景如何？

如果两国领导人能够定期通过电话或面对面会晤进行交流，那将非常有利，因为实际上所有有关双边关系的重大决定都需要由他们做出。

当然，双方仍需在工作层面进行沟通和准备，为两国元首保持接触奠定基础。我对此持乐观态度，因为频繁的高层会晤证明了习近平和特朗普双方都愿意倾听、对话并寻求共识。尽管中美竞争激烈，甚至在某些领域存在尖锐对抗，但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基本的良好关系。

但谁也无法预知未来。中美之间肯定会有很多意见分歧。但这些会晤至少展现了双方的共同意愿和防止彻底决裂的机制。

与此同时，依赖美国的中国及其众多企业不应放松警惕，因为特朗普仍然难以预测，尤其是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

我还想补充一点，自特朗普重返政坛以来，中国因其稳定而备受赞誉，但其政策制定、经济开放和市场化仍有改进空间。

对中国而言，稳定已成为新的吸引力所在，因为没有企业喜欢动荡。美国如今更加动荡不安，不仅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也体现在其对待其他国家的方式上，因为它正在瓦解自己曾经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

中国的稳定及其对开放、多边全球经济的坚定捍卫，意味着其利益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利益相一致。如果美国试图利用其地位与个别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点尤其如此。

中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建议书于10月发布，其中包含一系列目标和发展规划。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仍在起草中的新五年计划可能不会提出明确的增长目标，因为已经有一个总体目标：中国对2035年的愿景。

这些目标于 2020 年首次公布，其中包括将人均 GDP 相对于 2020 年的水平提高一倍，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因此，许多观察人士计算出，要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年化增长率约为未来五到十年的4%至5%。不过，名义增长率也会受到未来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的影响。

简而言之，2035年目标旨在保持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可持续性。这些目标还提供了一个框架，并指导了这一时期需要采取的行动。未来五年尤为关键。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它显然需要发现并挖掘更多内部动力，以促进和保障自身发展。

因此，在此背景下，到 2035 年的增长轨迹主要集中在两个内部来源：新的高质量生产力和国内需求。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在这方面将保持一致：明确政策方向，确保国内经济畅通无阻。

就具体指标而言，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 (TFP) 来衡量进展，全要素生产率是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

但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衡量到 2035 年进展情况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指标必须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如何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

许多人将该计划与中国此前经济时代的国家直接管理联系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但它将如何指导中国应对未来五年面临的不确定性？

中国今天的五年计划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五年计划性质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用过去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政府现在制定的五年计划。

如今，五年计划更像是对未来五年经济前景和发展方向的概括性展望。以往的五年计划中也存在一些未被转化为政策或严格执行的议题。但归根结底，政府在制定关键政策和指导方针时，必须与五年计划中设定的总体方向和目标保持一致。

此外，这不仅仅是政府设定目标的问题。市场和企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想将此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进行比较。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于2015年左右首次发布时，曾引发人们对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其目标的质疑。十年过去了，根据一些评估，得益于这项国家级宏伟计划所释放的市场和企业活力，中国已经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了大部分目标。

同样，中国未来五年的计划，包括推动新的生产力发展和应对不确定性，也取决于市场和企业能否发挥自身优势。

例如，在北京明确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和大型语言模型。但它们的成功都与政府的直接投资或参与无关。

我还想补充一点，这种模式——政府的总体规划和指导加上市场机制——可能更适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与西方“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背道而驰。

“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迅速崛起证明了这一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们已发展成为富裕发达的经济体。尽管西方对此有所批评，但它们中的许多都依赖于积极进取的政府与充满活力的市场之间的合作与协同作用。中国大陆是这种模式有效性的另一个有力例证。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对新增贷款增速放缓的紧迫感降低，容忍度提高，今年及2026年降息和其他宽松措施的次数是否会减少？其货币政策立场将如何演变？

首先，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经济工具，其首要目的是反周期地稳定和平滑经济周期。具体而言，当经济下行时，货币政策旨在提振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基调是“宽松”。

因此，人们有理由预期，在经济增长疲软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发挥作用。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货币政策的周期性特点，也就是说，我们不应指望它能长期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数据为导向的过程。

如果经济面临长期下行压力，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应该将重点放在产业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上，以使经济增长重回正轨。没有哪个国家将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长期工具。

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今年剩余时间和2026年是否会减少宽松政策。我只能说，如果经济突然放缓，货币政策将会做出反应，但是，或许我们也应该降低对进一步大幅宽松政策的预期。

“十五”规划方案似乎更重视上海发展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而对香港的支持力度则相对较弱。您对此有何看法？

两座城市都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但上海距离成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点已被考虑在内。相比之下，香港已经是一个服务于中国的全球中心。

至少就目前而言，在离岸人民币业务、融资、跨境交易等方面，香港的能力仍然远超上海。当然，香港仍有提升空间，可以进一步提升自身地位，并转型以满足中外企业不断变化和多元化的需求。

这是因为，在早期，香港主要扮演着双向平台的角色，既方便内地企业向海外出口产品，也方便外国公司在内地投资。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和投资，需求可能已经逆转，香港的角色也随之转变。人民币国际化是香港可以发挥其专长的另一个领域。

上海在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也有一些利好消息，例如中国人民银行6月宣布将在上海设立新的国际业务中心，以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除了香港与上海之间的合作之外，未来两座城市之间还将加强协调，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职能。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措辞更为强硬。您如何看待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否有循序渐进的路线图？

人民币国际化，包括其跨境使用和国际治理作用，是“十五”规划的优先事项之一。其理念是，为了使人民币在海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必须吸引外国用户（包括个人和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支付、定价和投资。

中国开始推动人民币在全球发挥作用已经超过十年了，由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巨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人民币定价和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方面仍缺乏突破。

如果人民币仅用于最终结算，价格仍以美元结算，之后才将金额兑换成人民币进行支付处理，那么人民币就无法真正实现国际化。我们仍然需要说服更多外国个人和实体持有人民币资产。目前，大多数人在收到人民币付款后，都会将其兑换成美元或其他主流货币。

我们首先需要优化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这是中国提供清算和结算服务的支付系统。

然后我们需要扩展离岸金融体系来支持人民币，例如上海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账户试点以及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推动人民币定价，就像汽油、天然气和其他中国已是主要贸易国的商品一样。跨境电商可能是人民币定价的另一个前沿领域，而中国在该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

要使人民币成为一种投资工具，我们需要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和外汇期货。从长远来看，上海可以成为所有这些产品的试验场，但香港或许更适合有效地推行这些新举措和产品。

今年是稳定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生警告其风险以来，市场情绪似乎发生了转变。这对香港的稳定币计划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可能利用稳定币来巩固其货币的主导地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2017年，中国采取了明智的举措，取缔加密货币并禁止其交易，因为必须维护资本账户控制、打击洗钱以及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

此后，中国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如一。潘政琮近期的讲话意在再次发出警告，强调风险防范和控制。中国人民银行完全有理由认真对待加密货币带来的风险，并保持高度警惕。

但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重申风险防范措施，对香港稳定币发展不会产生太大直接影响。香港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市场。

香港在追求更多金融创新的同时，当然需要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沟通，因为需要采取保障措施来防止风险蔓延。

稳定币为什么这么火？

另一方面，当美国等其他国家加速推广和普及稳定币时，这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我们需要对稳定币持开放态度，同时也要控制风险。潘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讨论过稳定币和加密货币。她告诉我，置身事外是不明智的，谨慎行事才是明智之举。我同意她的观点。

如果我们完全置身事外，我们将错失金融创新带来的诸多益处，并面临落后于人的风险。稳定币是大多数加密货币交易的媒介。由于发行方选择法定货币作为发行稳定币的锚定货币，因此加密货币与主流货币之间存在联系。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正在将加密货币纳入其投资组合。

所有这些发展都使得规避稳定币或其他加密货币变得困难。或许更务实的策略是拥抱创新并降低风险。

美元的主导地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美国一直积极推广稳定币，以帮助巩固美元的地位。

我担心的是，由于稳定币主要用于跨境支付，如果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在未来变得更加普遍，那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国际支付系统，并进一步削弱其他货币。

如果我们选择袖手旁观，就可能面临被排除在外的风险。因此，当我们对风险控制措施更有信心时，或许可以循序渐进地扩大实验范围。

我们可以先在香港推出人民币稳定币，同时确保内地市场的风险隔离和严格监管。待时机成熟，我们甚至可以逐步开放内地市场，但这当然是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如果采用稳定币，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份额可能会受到影响。

我的理解是，两者可以共存：稳定币用于个人用户和小公司的小额交易，而数字人民币用于大额贸易支付和跨境投资。

房地产行业作为经济支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个人破产和信用修复方面的最新举措？

这些都是市场需要的正确举措。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信用评级和风险管理记录系统，适用于企业、个人和政府机构。

有些个人和公司破产了，但他们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因为有些违约发生在特殊时期或受外部因素影响。他们的信用评级和记录是可以修复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道德风险，必须划定明确的界限来确定阈值和程序。

中国房地产行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大拖累，接下来会如何发展？2026年会出现真正的转机吗？

目前仍难以预测何时以及是否会出现好转，但近期出现了一些企稳迹象。房地产行业整体仍在萎缩，拖累着中国经济增长。

同时，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复苏速度也快于全国其他地区。这些城市处于有利地位，需求旺盛而土地供应有限，这意味着房价趋于稳定，而非暴跌。但其他地区，尤其是低线城市和大多数县市的情况仍然令人担忧，因为与大量已建成但仍然空置的房屋相比，需求依然疲软。

房地产行业作为经济支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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