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林毅夫：制定十五五时期的增长目标，关键要突破几个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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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实现比5%更高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但要克服我们的认识误区，包括对当前经济下滑原因的认识，以及对我们政策手段应用空间的认识，这个认识误区的破除，需要理论的创新。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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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经济学院建院四十周年之际，第十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3日在上海隆重举行。会上大咖云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做了主题演讲。

演讲中，他大胆判断：整个发达国家会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迷失的20年”；十五五期间，美国很可能会出现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那样的人工智能泡沫破灭。

林毅夫认为，当前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林毅夫认为，应对美国挑战的根本，就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他再次重申多年前的乐观预测——2035年前中国仍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但为什么这些年，中国实际增速大大低于这个经济增长潜力？他解释称，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应对美国卡脖子的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其二是经济信心的不足。而经济信心的不足，一定程度上是被国外流行的言论所误导。

因此，林毅夫认为，要提振经济发展信心，首先学界和媒体界要讲清楚，中国经济过去十年下滑的原因并不是体制机制原因，而是外部原因所致。其次，就是要突破理论桎梏，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实现5%以上的更快增长。】

各位学界和业界的朋友，上午好！

第一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办的时候，我参加了；这次是第十届，很高兴我也能来参加。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谈谈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面临的国际经济情况、中美对弈形势，以及我们如何来制定十五五规划时期的增长目标和策略。

十五五时期，美国人工智能泡沫可能会爆发

我认为，总的来讲，十五五时期，我们面对的国际经济形势会非常疲软。实际上，发达国家从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美国从1960年到2008年的年均GDP增长速度是3.3%；从2008年到2024年，美国平均年增长速度只有2.1%，下降了三分之一。欧元区国家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1960年到2008年是3.1%，但从2008年到2024年的平均增速只有1.1%，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OECD国家从1960年到2008年的年均增速是3.4%，但从2008年到2024年的年均增速只有1.6%，减了一半。

根据IMF的预测，2025年美国的增长速度是2.0%，2026年的增长速度是2.1%；欧元区在2025年、2026年的增长速度分别是1.2%和1.1%。

从以上这些数字指标来看，整个发达国家将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迷失的20年”。

我们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虽然爆发地点是美国，但相对而言，美国恢复的情况比欧元区好。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采取了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来缓解国内的经济颓势。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帮助美国经济恢复，但也带来了不少后果。

这个后果首先表现在引发了不少美元套利行为。大量的短期资金流进发展中国家，一旦美国的利息稍微上升，资金又会迅速流出发展中国家，这种资金大进大出给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不仅如此，大量美元本来应该以低利率投资于实体经济，但实际情形是资金大量投入到具有投机性的股票市场。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时，道琼斯指数是12000多点。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都认为，12000点是有不少泡沫风险的。现在美国实体经济实际上并没有恢复，但是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46000多点。如果说12000点就有泡沫了，46000点的泡沫风险就更大了。

2000年之前，有大量资金投入互联网行业，本世纪初美国爆发了互联网泡沫；现在的人工智能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风险。我觉得，十五五时期很可能会出现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那样的人工智能泡沫破灭。并且这个泡沫的破灭，很可能像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带来的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和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那样，具有破坏性。

这是我对十五五期间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的一个总体判断。

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时，美国可能会放弃遏制中国的想法

现在，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体现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20世纪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就超过美国了。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有一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想利用它在军事、金融、科技、话语上的优势来压制中国的发展。所以，从奥巴马总统时代就采取了所谓的“重返亚太”策略，想用军事力量来围堵中国。在特朗普首个任期，他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拜登上台之后想组成意识形态同盟，动员所谓与美国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跟中国脱钩，搞逆全球化。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上来，在基本延续过去的政策之外，还变本加厉，而且这种遏制中国的态势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202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的GDP已经达到了美国130%，所以眼看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影响力随之上升，美国一定要用它的优势来压制中国。我想这是最根本的矛盾。

这种矛盾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我在一些场合和一些文章里也进行了分析，可能要等到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中国经济规模达到美国两倍的时候，美国才会收手。

我们现在是14亿人口，美国3.3亿，即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美国人口继续增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这一基本事实大概不会改变。如果我们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我们在各方面可以动员的物质力量就是美国的两倍，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我们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国内三市五省，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加上东部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总人口4亿多一点，比美国人口略高，他们的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跟美国相同的水平。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和技术水平。到时候美国的科技优势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很难再找到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手段。

第三，当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和中国做贸易，美国得到的好处更大。在那种状况下，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跟中国合作。尤其是美国的高科技企业，要维持高科技企业的竞争力，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而这又取决于企业的高利润和巨大的市场规模。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到时候中国市场规模也会是美国的两倍；有中国市场与没有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生死攸关。

同时，美国老百姓也需要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那时，美国既然没有手段改变事实，又需要中国来帮助维持自己的增长，保证就业，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基于美国自身利益，最后可能与中国重归于好。

十五五应对美国挑战的根本，要实现经济更快发展

当然，人均GDP要达到美国的一半，这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当前中方用的一个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挑战打压可能随时出现各种风高浪急、惊涛骇浪，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在此背景下，十五五时期我们如何来制定发展目标与应对措施？我想，十五五时期应对美国挑战的根本，在于我们自身的发展。

目前中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大约是美国的1/4，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1/7，中国必须实现比美国更快的发展速度，人均GDP才能逐步提升到美国一半的水平。同样，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需要更快速地发展。

但要实现更快速地发展，一方面要知道我们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我们怎样来挖掘这个潜力。

对于未来中国还有多大的发展潜力，我在很多场合讲过，我认为到2035年之前，我们还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我的判断当然是有依据的。2019年我就开始关心这个问题，当年我们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2.6%，跟美国在生产力水平上有相当大的差距。有差距就代表着具备“后来者优势”，而“后来者优势”有多大，就看同样有后来者优势的国家，他们曾达到多高的发展速度。

我们看看历史上的后发国家。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的时候，人均GDP处于美国的22-23%之间，但这三个国家在随后16年里，人均GDP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8%以上。

这说明，根据具有同样“后来者优势”国家的实际增长经验，我们完全有潜力实现人均GDP年均8%的增长。当然，我们现在面临人口老龄化，人均GDP的增长约等于GDP总量的增速。所以，在2035年之前，根据“后来者优势”，我们应该有保持8%增长的可能。

跟德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还有一个他们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和发达国家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

在该领域的技术创新，我们有“人才”优势，我们每年的STEM毕业生有600多万人，比七国集团加起来还要多。而且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再者，我们有全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任何想法想要变成产品，所需要的零部件都是最好的，而且成本是最低的。此外，我们还有自己的体制优势，善于利用“有效市场”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利用“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家克服市场失灵。

如此来讲，依靠“后来者优势”，再加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优势，我相信在2035年前我们能够维持8%的经济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为什么不及8%，有两大原因

当然各位可能说这只是潜力，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到去年只有5.2%的增长，现在下滑压力仍然很大，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潜力？

我们的增长率确实比潜力低了很多，一个大问题是美国要在技术上卡脖子，我们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应对，占用了大量战略资源。除此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恢复经济增长的信心。

确实，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但在国际上，把我们增长下滑的原因都归咎于自身体制机制问题，国内也有这种声音。

比如有一种说法，认为“民营企业才有效率”，但“国企越做越大”，“挤占了民企的发展空间”，所以经济肯定要下滑，这种说法正确吗？到底是因为民退国不得不进，还是因为国进造成了民退？

实际上，根据前面的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并没有恢复。在2008年前，世界经济增长率相对比较快，贸易增长率是世界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对我们影响更大的是国际贸易，其增速下滑得比世界经济的增速下滑得还要快。从1978年到2018年，我们出口增长率每年是18%。从加入WTO以后到2008年，我们的出口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24%，现在年出口增长率一路下滑到3%、5%。

而我们的出口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出口增长速度突然间腰斩、甚至不及原来的四分之一，因此造成很大的产能过剩，投资机会也相应变少，投资信心降低。而且我们看到这种趋势持续了十几年。这种态势不仅影响投资增长，也影响就业和未来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要来稳增长保就业。而政府稳增长稳就业采取的措施，都是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2008年的时候高速公路只有6万公里，现在超过19万公里；2008年的高速铁路只有1035公里，现在超过45000公里。这些大项目都是国有企业来投资的，都是稳就业稳增长的政府投资。

而且这些投资实际上是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因为这些投资所需要的钢铁水泥等等材料，大部分是民营企业生产的。同时，政府的大项目投资创造了就业，有了就业以后老百姓收入提高才会消费，而消费产品绝大多数也是民营企业生产的。

所以，国际上为了唱衰中国，将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归咎于所谓“国进民退”，国内也有很多人这么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放缓归咎于所谓的人口老龄化。我们确实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增长确实慢了，这是对的；但是，经济增速从10年前下滑至今不是由于人口老龄化。

大家知道，对经济增长来讲，重要的不是劳动者数量，而是有效劳动的数量。有效劳动数量=劳动者数量×劳动者教育年限。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 11.21年，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教育年限是7年左右，而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劳动者平均教育年龄是14年以上，所以有效劳动数量实际上在逐渐增加。

不仅是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有53个国家人口老龄化，这53个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前十年和后十年，其人均GDP的增长基本没受影响；而且所谓的“未富先老国家”——人均GDP还没有达到美国50%的人口老龄化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还在加速，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在加速。

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不是黑天鹅事件，而是政府预期人口老龄化后劳动数量会减少，因此增加了教育投资，有效劳动数量增长了，所以经济反而增长更快了。

但是国外这么说，国内也跟着这么唱，大家都觉得经济下滑都是自己体制机制造成的，而且有些问题都是结构性问题，很难改，当然就对未来经济增长没信心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学界、媒体把这个话讲清楚。

突破理论桎梏，采取更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快增长

另外，我们要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必须先在理论上突破。

现在限制我们采用积极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认为，货币是中性的，积极货币政策带来的结果只是通货膨胀。我在倡导新结构经济学，我研究了这些理论模型，它们的假定前提是经济周期波动，生产力水平不提高。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周期政策，一旦增发货币，最后就变成通货膨胀。但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如果增发的货币是用来支持让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么只要货币增发的速度不高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规模扩大的速度，通货膨胀就不会增加，所以货币是非中性的。

我们必须在理论上突破，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给予增长部门更宽松的信贷，促进经济更快增长。

第二，财政政策也要更积极，但同样需要理论突破：其一是认为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其二是所谓李嘉图等价。

研究经济理论的都知道，只要赤字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不会影响政府的支付能力，这是学界普遍认识。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是欧元区国家提出的财政纪律。欧元区国家货币统一了，但财政没统一，他们担心有些国家财政赤字过大，超过前面谈到的1960-2008年间年均3.1%的增长速度，赤字货币化造成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小的国家多支付通货膨胀税，于是要求欧元区国家的赤字不能超过3%。这是欧盟区特殊的货币和财政安排，但这一安排并没有普遍性意义。

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超过5%，那为什么我们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这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我们的财政赤字是用来投资有资产担保的项目的，不像国外的财政赤字是用来消费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突破的是李嘉图等价。现在的财政教科书说，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投资，即使现在能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但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了，将来为了还债，就要提高税收；但老百姓是理性的，即使现在有就业有工资，但预期将来税收要增加，他们为了平滑消费，就会增加储蓄，最终结果是：政府的投资支出虽然增加，但老百姓的消费支出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没有变化，因而经济无法走出危机，结果只是财政赤字增加，这就是李嘉图等价。

但是李嘉图等价跟我前面讲的货币模型一样，也是假定GDP不增长、生产力水平不提高的。很明显，我们的经济在增长，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果我们把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用来投资于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大项目，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就业，将来危机过后由于增长瓶颈的消除，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增长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也会随之增加，于是政府可以用未来财政税收增加来偿还现在的债务，政府并不需要额外增加税收，老百姓也不会增加储蓄来抵消政府支出，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刺激总需求，帮助经济走出危机，李嘉图等价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我们曾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成功抵御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前，中央政府的负债占GDP的比重是25%；为了抵御危机，中国建了很多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电站等等，政府负债到2002-2003年增加到36%。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虽然这段时间政府的税率在下降，但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重新下降到25%。

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政府投资于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中国经济在2001-2003后的增长加速，在税率下降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增长加速带来的税收增加能够帮助消化债务。这说明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能够帮助经济更快走出低迷。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机会，有增长的潜力。要实现比5%更高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但要克服我们的认识，包括对当前经济下滑原因的认识，以及对我们政策手段应用空间的认识，这个认识需要理论的创新。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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