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系列评论之二：犹太复国主义的缘起与流变
+ 查看更多

张千帆：事实证明，以暴制暴并未能震慑阿拉伯人并给巴以带来和平。历史一再证明，倚仗暴力者，也终也将毁于暴力。

张千帆

■

也许是受国内常年宣传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对多数国人来说是一个恶性贬义词。当我听到拜登宣称自己“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时候，厌恶之情油然而生。但对于犹太人及其同情者来说，这个概念可能并不比“犹太人有生存权”包含更多。犹太人显然有“生存权”。但这里可能有一个意思错位：当我们反感“犹太复国主义”的时候，其实只是反感特定形式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生成了无休止的血腥冲突，但未必是反对一切形式的犹太复国主义。也许犹太人确实有必要并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未必是在巴勒斯坦。当然，下一篇会提到，犹太复国主义和生存权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美国的众多犹太人不是生活得挺好？但如果我们愿意理解以色列，那么也就有必要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犹太复国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简单一句话，它来自于历史上俄罗斯与欧洲的反犹主义运动。其中东欧的反犹主义主要源于犹太人杀死耶稣的宗教神学，西欧的反犹主义则主要是因为种族主义。“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原先是匈牙利的反犹主义口号，竟被犹太复国主义发起人赫茨尔采纳。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迫害犹太人运动都产生新一波犹太移民潮（“阿利亚”），巴勒斯坦是犹太人逃亡的目的地之一。东欧大规模反犹主义运动始于1882年，俄罗斯、白俄、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犹太城镇先后遭到血洗，由此引发了第一波阿利亚，两三万俄罗斯犹太人先后来到巴勒斯坦。1904年开始第二次阿利亚，不到四万东欧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1882-1914年间两次阿利亚，总共250万犹太人逃离东欧。1918年，欧洲出现新一轮反犹浪潮，10-20万俄罗斯犹太人被杀害，引发了新一轮移民潮。1919-23年的第三次阿利亚，3.5万人来到巴勒斯坦……

因此，首先澄清一个误解，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以色列人矢志不渝遵从《圣经》教诲、百折不挠回到故土的产物。《圣经》里耶利米确实说，当造物主说时间已到，犹太人就能回到那片土地。但要注意，犹太人什么时候回到巴勒斯坦，是由造物主而非犹太人自己说了算。许多正统犹太教徒尤其是东欧犹太人恰恰认为，继续流散、等待上帝救赎是宗教义务，因而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违背了犹太教的本质，试图将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自己的力量切断犹太人和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之间的联系，彻底结束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千年流亡状态。事实上，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极端的世俗主义者，甚至具有狂热的反宗教倾向。这也意味着，以色列是一个民族而非宗教国家。如果它有任何宗教性的话，那是因为“犹太人”这个概念和犹太教之间具有紧密联系。

一、赫茨尔的梦想

说到犹太复国主义，肯定绕不过它的教父、“新时代的摩西”赫茨尔。正是他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激活了犹太民族复兴的希望。1896年，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瞬间风靡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群体。次年，在巴塞尔组织召开首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起草《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德皇威廉二世表示支持——因为他巴不得这些犹太人早点离开日耳曼，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每年在世界不同地方召开代表大会，团结流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为复国主义效力。

赫茨尔被证明是犹太人的先知，因为1900年之后，犹太人在欧洲的境遇每况愈下。1903年4月，摩尔多瓦首都基希涅夫发生复活节大屠杀，暴徒们屠杀驱赶犹太人、焚毁商店、掠夺财产，警察却袖手旁观。赫茨尔考虑买下撒索克家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来安置欧洲反犹主义迫害的幸存者。当然，犹太人的去处不只是巴勒斯坦。复活节大屠杀之后的十年中，百万犹太人逃离东欧，多数想讨好生活的都去了美国，只有大约3.5万人移民巴勒斯坦。犹太国民基金会从奥斯曼帝国购买土地，建立了基布兹制度，并复活与全面使用希伯来语。这些人确实是想要构筑乌托邦的托尔斯泰式理想主义者，但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他们难以为继。1909年，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个基布兹，但乌托邦试验终究失败了，许多人还是去了美国。

巴勒斯坦的早期移民一开始就是抱着殖民的想法来的。这些犹太移民本来热爱欧洲，以为那里就是自己的家，自己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却没想到他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弃儿，于是不得不四处逃离。回到千年故土——巴勒斯坦——是他们的自然选择。赫茨尔等人积极寻求英国、德国、奥地利、土耳其等帝国的支持，希望西方收缴这块土地，以便实施锡安主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是良好的，带有布尔乔亚的温情梦想。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压迫，而是“解放”；不是剥削，而是开发。他们自己就是被压迫者，现在他们来到这里获得解放，没有谁会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征服、压迫或驱逐其它民族。

19世纪末期的社会现实也允许他们这么想。当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大约有2.7万犹太人和几十万阿拉伯人。1897年召开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时候，巴勒斯坦有几百个村庄，总共大约50万阿拉伯、贝都因和德鲁兹人。人口众多的贝都因人大都是没有产权的农奴。最关键的是，这片土地上并不存在一个“巴勒斯坦人民”的主体在主张自己的主权。这片土地的主人一直是帝国——1918年之前是奥斯曼帝国，之后是英帝国。因此，早期犹太移民很容易对周围的巴勒斯坦人视而不见，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块“无主之地”——当然，真的吗？毕竟，当时在巴勒斯坦这片不大的土地上已经有好几十万人。但他们很可能还是认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和平共处，甚至给后者带来繁荣幸福。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做到了，犹太人对农田和技术的开发确实让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人受益。

一战爆发后，俄罗斯反犹主义加剧。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以建立共产主义殖民地的方式，将巴勒斯坦开拓成犹太人的殖民地，系统扶植组织庞大、纪律严格并类似布尔什维克风格的基布兹。1920年夏，成立了半军事化的劳动军，自我定位是犹太民族的“先锋队”。基布兹带有来自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强调平等至高无上，一切都由集体成员共同分享与承担。甚至孩子也由集体而非父母抚养，睡在基布兹的“儿童之家”而非自己父母家。虽然基布兹后来世俗化了，生活在基布兹的犹太人也不到总人口的5%，但他们的影响仍然很大，目前仍有15%的议员来自基布兹。

基布兹对早期的巴勒斯坦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购买了许多看似无法利用的沼泽地，并把它们改造成良田。沙维特的《应许之地》描述了一个例子。1921年9月，74名劳动军开进了哈罗德山谷，成为最早的拓荒者。不久，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的竞争对手特本金来到山谷，一下子成了基布兹年轻人的世俗教父。他是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不信任国家和权力，反对赫茨尔式资产阶级精英主义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主张建立不断扩张的强大基布兹，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对巴勒斯坦进行殖民统治，进而缔造一个信仰自由的无神世界。在共产主义精神激励下，青年先锋队排干了山谷里的沼泽，把它们变成肥沃的良田，极大降低了疟疾发病率。周围的阿拉伯邻居也得益于此工程奇迹。因为疟疾不再致命，阿拉伯村民人口成倍增长。

犹太人中确实有少部分人文主义者反对政治复国主义，譬如希伯来文学家哈姆主张“精神复国主义”。他认为犹太精英应建立一个精神中心，丰富犹太人的精神生活。他的支持者不仅有犹太人，也有来自巴勒斯坦的知识人。他们成立了“和平契约”组织，目的是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组成的国家，呼吁犹太人放弃独立建国的念头，否则注定和阿拉伯人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

然而，也有另一波人坚持，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建立犹太国。譬如畅销书《犹太区的孩子》作者赞格威尔就不像人文主义者或布尔乔亚式复国主义者那样心存幻想，他在纽约的一次著名讲演中清醒指出“耶路撒冷已被占领”的冷酷事实。即使在他那个年代，耶路撒冷的人口密度已是纽约的两倍，因而只能靠武力夺取。既然别人“占领”了以色列人的土地，以色列子民就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用利剑驱逐占领地上的部落。”

赞格威尔的“醒世恒言”当然不受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主流的待见。也许正因为他过于直白地指出“耶路撒冷已被（巴勒斯坦人）占领”这一“不方便的事实”，他被视为可耻的异端，一度被驱逐出复国主义运动组织，几年后才再次回归。赞格威尔的现实主义在当时是不方便言说的异端，但不久即成为历史现实。当犹太移民源源不断来到巴勒斯坦这片土地时，阿拉伯人终于不干了。当然，哈姆也没错。不论“精神复国主义”是否具有任何可行性，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使巴以两个民族陷入了今天看来无解的死结。

二、《贝尔福宣言》

1917年11月，赫茨尔去世仅仅13年，他的理想就获得标志性胜利。《贝尔福宣言》只有短短70个字，但它的诞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块里程碑。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许多成果一样，这个毁誉不一的“宣言”其实是以色列私人外交的产物。1904年，后来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的魏茨曼到曼彻斯特大学任高级讲师，两年后结识了当时的英国议员贝尔福。1916年，魏茨曼成为英国海军实验室主任，为英国赢得战争做出重大贡献。正是他和贝尔福的亲近关系使“宣言”成为可能。

1915年底，一战开始仅一年，奥斯曼帝国行将就木。英法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决定由法国控制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控制约旦、伊拉克南部、海法港等地，巴勒斯坦西部、加沙北部等地则由国际共管。这个协定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不高兴。阿拉伯人不高兴的原因显而易见，犹太人不高兴则是因为法国一向反感犹太复国主义，因而英法共同控制不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魏茨曼等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

1916年，犹太复国主义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是年，劳合•乔治当选英国首相，他曾担任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律师。他认为，当时的世界四大国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比阿拉伯人更能让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得到更好的发展。魏茨曼迅速通过已升任外交大臣的贝尔福接近劳合•乔治，赛克斯等外交官也帮助说服其他官员，让犹太人获得巴勒斯坦。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中写道：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力。

“宣言”宣布六周后，英国即获得了巴勒斯坦。正在商讨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英、法、意、日承认了《贝尔福宣言》，并正式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这样，距离《犹太国》出版仅20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获得世界最大帝国的承认。尽管《贝尔福宣言》并没有明言“犹太国”，也没有规定时间表和路线图，但当时预期的犹太国领土很大。1937年，英国的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将“宣言”理解为包括“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三、暴力冲突的兴起

《贝尔福宣言》自然令阿拉伯人非常愤慨，之后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袭击。犹太人社区（伊休夫）为了自卫，也开始发展军事力量，建立了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但和之后的巴以暴力相比，1920年代的两族冲突只能算是零星骚乱，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邻居似乎还能和平共处。1925-35年，犹太人的柑桔园种植面积剧增十倍。虽然种植庄园被收购后，原先占据土地的贝都因人被驱逐，但多数情况下，巴勒斯坦佃农的生活水平比在其阿拉伯主人下干活好得多。许多人虽然没有财产，但从犹太人那里得到了现金补偿。犹太人的资本、技术、医疗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福祉。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完成初创阶段，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

然而，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标志，《贝尔福宣言》不可能不激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弹。就在1925年，社会和宗教激进主义者阿尔卡萨姆(al-Kassam)已在策划五阶段革命，建立秘密基地组织，收集武器、情报和资金，准备发动全面“圣战”。他本来是叙利亚的传道者，在当地对抗法国当局失败后来到巴勒斯坦宣扬仇恨，称每一个犹太移民都是“偷走巴勒斯坦”的敌人。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好比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着，点着之后就不可能熄灭，民族主义之火只会越烧越旺。尤其是波兰的反犹主义运动产生了1924-29年第四次阿利亚，犹太人的大量涌入引发了阿拉伯人新一轮攻击。1929年8月，阿拉伯暴徒摧毁了400年前由西班牙犹太难民建的希伯伦社区，造成133名犹太人死亡。1930年，阿尔卡萨姆开始执行革命计划，陆续杀害了一些基布兹成员。

1932-36年，纳粹和中东欧排犹运动产生了第五次阿利亚，巴勒斯坦犹太人数量激增。1934年就有4.2万人来到以色列，次年更是达到6.1万。1933-3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23.5万（占比1/5）增长到38.4万（占比1/3）。犹太人口的激增改变了巴勒斯坦生活方式，阿拉伯人再次诉诸暴力。1935年10月，大量非法军火运抵雅法海港，要运往犹太复国主义的非法军事组织哈加纳。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受到犹太移民和军备的双重威胁，于是发动大罢工。阿尔卡萨姆认为时机已到，宣布发动“圣战”，却发现只有12个追随者，最后仅枪杀了一名警察。阿尔卡萨姆死于追捕途中，却成为巴勒斯坦第一位殉道者和激进民族主义的精神领袖。哈马斯麾下的军事组织“卡桑旅”就是以他命名。

1936年，卡萨姆之死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阿拉伯领导人和民族主义媒体煽动民众反对犹太人，4月打响了第一枪。在撒马利亚山上的非法检查点，阿拉伯武装分子拦截了20辆犹太人的车辆，要求交出钱财以支持阿拉伯武装事业，并枪杀了两名犹太人。次日，犹太人枪杀了两名阿拉伯人。犹太人葬礼很快失控并演变成愤怒的游行，有人试图将阿拉伯工人私刑处死。两天后，谣传四名阿拉伯人在特拉维夫附近被杀。几百名阿拉伯人涌上街头，向市警察局和政府总部进军，并攻击每一个路过的犹太人。接下来几天，阿拉伯人杀害了不少犹太平民。巴勒斯坦领导人呼吁总罢工，暴徒焚毁大量山谷的田地和柑桔园，整个夏季造成80人死亡。持续不断的暴力事件从此伴随着巴勒斯坦民族运动。

一开始，伊休夫的军事力量哈加纳相对克制，在袭击活动出现前不采取任何行动。但随着阿拉伯暴力袭击越来越频繁，哈加纳中也分裂出更激进的军事组织伊尔贡。其创始人雅博廷斯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必须主动进攻，用“铁墙”对抗阿拉伯人的暴力。1936年8月开始，犹太人开始采取报复行动。争端一般由阿拉伯人挑起，但犹太人杀伤力更大。犹太人的思维也很快从赫尔茨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转变成赞格威尔的铁血复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起之初，赞格威尔之流的强硬路线是绝对的异端；阿拉伯人暴力事件之后，它从此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思潮。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想让阿拉伯人“移居”到巴勒斯坦之外。1938年，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主席本古里安发表讲话说，他对阿拉伯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请他们移居到阿拉伯国家”；“强制的转移将为我们清出广阔的领土。”犹太民族基金会的林业部主管Yosef Weitz在日记中写道：“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以色列的土地上——至少以色列西部土地上——没有阿拉伯人。这里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一边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清洗倾向，一边是留地不留人的阿拉伯暴力袭击，两族冲突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1938年，阿拉伯大起义达到高潮。他们烧毁犹太人的农田果园，摧毁犹太人商店并袭击私人住宅，要求英国彻底禁止犹太人移民、禁止土地买卖，同时也暴力袭击英国人。英国人一开始无情镇压阿拉伯暴力，但后来妥协，建议每年将移民数量限制在9000人，然而，阿拉伯拒绝了这个建议，坚决要求禁止任何移民。当时，纳粹屠犹已经开始，欧美各国也严格限制犹太移民人数，犹太人认为阿拉伯人的极端主张不仅不能接受，而且是不人道的。

双方暴行以及英国镇压愈演愈烈。当然，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区别：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多数民众普遍支持袭击犹太平民，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则谴责袭击阿拉伯平民。多数杀人的犹太人是边缘恐怖组织成员，他们蔑视犹太人选举的领导人及其制定的政策和指示。但在暴力行为的规模上，犹太人远比阿拉伯人更致命。1938年，被杀的阿拉伯人数量已远超犹太人。1936-39年，阿拉伯人起义的六个月间，分别有200名阿拉伯人、80名犹太人和28名英国人死亡。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巴以冲突模式，只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的伤亡比例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四、皮尔分治计划

如果说1912年的《贝尔福宣言》给以色列笼统画了一张大饼，事情到1937出现了转折。由于阿拉伯人的大起义，皮尔委员会于是年7月发布调查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及详细地图，巴勒斯坦“分治”计划首次出炉。皮尔计划分给犹太人的土地比《贝尔福宣言》少得多，只占全部领土的20%。虽然犹太人的激进派大失所望，但魏茨曼和本古里安等多数派支持皮尔计划。8月，苏黎世举行的第二十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通过了分治建议。但看似难以理解的是，阿拉伯人再次断然拒绝。西方政府更倾向于和阿拉伯妥协。1939年，英国发表白皮书，接受了阿拉伯人在1936年起义后的大部分要求，规定未来5年的犹太移民数量不超过7.5万人，并承诺十年后建立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独立国家。然而，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竟否决了白皮书！

在另一边，雅博廷斯基领导的犹太军事组织也不满移民限制，袭击了英国的政府建筑和基础设施。当时，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都不太愿意接受犹太难民，建立犹太国变成对犹太人生死攸关的事情。作为对非法移民的惩罚，英国大幅度削减移民指标。1942年5月，英国战时内阁宣布“将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二战开始后19个月，英国没有批准一个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截止1942年，100万俄国犹太人和几十万波兰犹太人被杀害。接下来四年，还将有500万犹太人被杀。二战结束，全世界1/3犹太人遇害。波兰是全世界犹太人中心，曾有600万犹太人，90%被遭到杀害。本古里安认为，如果皮尔分治计划能得到执行，大部分被杀害的犹太人本可以来到以色列。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之所以对犹太人有深重的负罪感并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和这段惨痛经历很有关系。

1945年6月，本古里安宣布哈加纳、伊尔贡和更极端的军事组织莱希联合成立“希伯来抵抗运动”，采取统一策略对付英国人，破坏其基础设施。1946年6月，成功摧毁大量道路和铁路，并将巴勒斯坦同邻国完全隔绝。“黑色安息日”，英国封锁了主要城市，抓捕270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7月，伊尔贡炸毁大卫王酒店，造成42名阿拉伯人、28名英国人、17名犹太人死亡。爆炸袭击激起世界公愤，“希伯来抵抗运动”陷入孤立，但并未停止。10月，犹太人在皮尔计划的犹太人领土之外扩建11个定居点，以造成既定事实扩大犹太国领土。12月，第22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决定以更激烈的暴力手段反抗英国。

五、联合国181号决议

1947年1月，夹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暴力之间的英国宣布将巴勒斯坦命运交给联合国。5月，联合国成立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阿拉伯国家集体抵制。9月，特别委员会正式提交巴以分治建议书，分给犹太国的领土比皮尔计划大了很多，耶路撒冷则仍由国际共管。当时，犹太国地区的犹太人达到了50万，阿拉伯人40.7万；阿拉伯国地区有阿拉伯人70.5万，犹太人只有1万。犹太人怕阿拉伯人出生率高，将来会接管整个巴勒斯坦，但还是接受了这一计划，而阿拉伯人则继续拒绝接受。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分治方案。赫茨尔首倡半个世纪之后，“犹太国”终于梦想成真。

不出所料，阿拉伯人的暴力攻击接踵而至。年底，犹太人车队遭到袭击，12名乘客被残忍杀害。即将撤离的英国人无心阻止阿拉伯人的暴力，双方6周互袭造成1069名阿拉伯人、769名犹太人和123名英国人死亡。哈加纳抛弃了克制策略，开始报复袭击犹太村庄的阿拉伯人。1948年3月，本古里安实施“D计划”，或可算作最早版本的种族清洗。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的新历史学者认为，D计划具有领土和人口双重考虑，必须赶走大量阿拉伯人才能保证犹太人在犹太国的绝对优势。该计划授权摧毁位于战略要冲的阿拉伯村庄，尤其针对那些难以长期控制的居民点，手段包括纵火焚毁、爆破拆毁并在废墟中埋设地雷。如果遇到抵抗，则必须歼灭武装力量，并强制将居民驱逐出国界。当然，使用武力的前提是地方存在抵抗行为。如果不抵抗，他们可以留下接受犹太人管理。但多数阿拉伯人不愿意接受犹太人统治，而是选择逃亡。

D计划执行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1948年春，吕大城的基布兹和部落首领会面，犹太人和贝都因人宣誓彼此效忠，但军政府首长古特曼不能忍受双方“虚伪的天真”。他告诉部落首领：“伟大的战争即将到来”。第二天，贝都因人就吓跑了。几个星期之后，其它村庄的村民也逃离家园。尽管古特曼和这些村民维持了15年亲密友邻关系，他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清空了成千上万的清真寺难民。他一直明白，他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把阿拉伯人赶出这个国家。因此，不用本古里安这样的领导人下驱逐令，下面的人就知道他们该干什么——不能让这座阿拉伯城市矗立在特拉维夫不远的国际机场旁边，实在太扎眼了！在浩浩荡荡的逃难人群中，犹太士兵收缴了大量的现金、项链、耳环、金器……这一幕和十年前发生在德国的“水晶之夜”何其相似！只不过当年的受害者成了现在的施暴者。

1948年7月，本古里安提出征服吕大城的“拉尔拉行动”。这应该是以色列建国后针对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军事“行动”(operation)。达扬带领的装甲团开进吕大城，一下子射杀了100多名阿拉伯人，并把数千平民圈禁在清真寺与圣乔治教堂。两辆约旦装甲车误入城市，引发新一轮冲突。以色列士兵向清真寺开火，射杀200多平民。本古里安和行动指挥官拉宾下令驱逐全部阿拉伯人，不论老少。吕大成了巴勒斯坦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死结象征：有我没他，有他没我。吕大城屠杀持续了三天，东加利利成了无人区。74年之后，吕大模式在加沙重演。

纵观犹太复国主义的缘起与流变，我得出如下几点观感。首先，在1882年欧洲开始的持续性反犹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诉求是可以理解的。在波兰、俄罗斯、德国相继受到大规模迫害之后，各国对犹太难民也设置了种种限制，犹太人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他们来到故土巴勒斯坦也是一个自然选择，且早期犹太移民是通过购买而非强制手段获得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有效改良和疾病防控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贝尔福宣言》是犹太精英的国际游说能力的最早展示，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对激化巴勒斯坦民族矛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值殖民统治主体换位之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高度组织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仍一盘散沙，在政治上处于任人宰割的蒙昧状态。但在犹太复国主义占得先机之后，极端阿拉伯势力很容易煽动民族仇恨和暴力行为，从而将利益冲突很快演变成暴力冲突，进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死循环，最后使《贝尔福宣言》的但书——“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力”——成为一厢情愿的空话。

再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他们可能认为犹太人是抢夺他们土地的“外来者”、《贝尔福宣言》是殖民统治强加的不公，但他们的领导人一再拒绝接受妥协，甚至根本不想和国际社会打交道，以至一再错失皮尔分治计划这样的良机，也让巴勒斯坦本身的命运每况愈下。即便面临犹太人口快速增加的局面，他们也应该依赖政治而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尽快组建自己的国家来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但阿拉伯领导人似乎志不在此，而在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一旦在暴力冲突中挫败，他们首先选择逃离，从而让自己的人民处于一盘散沙的无助状态。这种拒绝政治妥协的模式一直持续至今。

最后，虽然阿拉伯人是暴力攻击的始作俑者，犹太人一开始也曾保持忍让，但很快也陷入以暴制暴的困局，并常常实施不成比例的惩罚性暴力。D计划更是暴露出本古里安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种族清洗意图，不仅将以色列自建国起就打上不义的烙印，而且也为巴勒斯坦暴力反抗提供正当性。事实证明，以暴制暴并未能震慑阿拉伯人并给巴以带来和平。今天，以色列在滥用暴力之路上越走越远，正在重蹈阿拉伯人的覆辙。虽然目前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历史一再证明，倚仗暴力者，也终也将毁于暴力。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