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文革”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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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对美国社会来说，真正的考验是能否正视政治极化带来的危险，重新坚定对言论自由的信仰，而不是为党派斗争的胜利放任举报文化。

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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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由保守派宣讲家、美国MAGA运动的青年旗手查理•柯克遇害所引发的美国社会的举报之风，让许多有识之士忧虑，美国正在重现当年中国文革的某种氛围。美国这几年出现的社会撕裂和党派之争已经很极端了，查理•柯克的被枪杀，可以说对这种极端现象是火上浇油，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举报风潮迅速出现。一些学校的教师、大学里的学生、地方政府的雇员、深夜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乃至美军军官，因为一句不当言辞，被网民揭露身份，被舆论围攻，甚至丢掉饭碗，而部分政治人物和行政官员也对此推波助澜。这让人联想到一个危险的逻辑：只要不符合我的理念，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个朋友以前在节目中常说，不在美国，不知文革还没有结束，而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式文革”说法也在华人圈以及部分美国人那儿流行起来。这个说法所表达的含义，当然不是指美国真的会重演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借用它，警示政治极化包括举报文化的蔓延可能会破坏美国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由空间。因为在文革的逻辑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化为敌我之分，所有的公共讨论都要服从唯一的“政治正确”。举报/告密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人们通过揭发、批判、排斥他人来证明自己的立场。

今天的美国，虽然还没有达到这种全面动员的程度，但社会生活的“政治正确”也早已蔓延开来，一些话题成为政治禁忌，不能谈论，否则会有严重后果。这种种“政治正确”左右两派都有，以前左派更为明显，现在右派接过了这个“政治正确”之棒，并在此次查理•柯克之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若不加遏制，很可能走向类似的恶性循环。

这一循环的形成往往只需要几个步骤。首先是个别案例：某人因为一句冒犯性的评论被曝光，引发舆论哗然。接着，雇主或机构为了避免卷入争议，选择解雇或处分。结果是旁观者受到惊吓，开始自我审查，减少公开发言。再进一步，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某些人会主动举报他人，甚至挑剔、放大对方的语句，哪怕只是语境不当。随着这一机制反复运作，举报就变成一种政治表态、一种自我保护的工具。于是举报产生惩罚，惩罚制造恐惧，恐惧推动更多举报。社会舆论空间被压缩，公共辩论丧失活力。

能够想象这种情形会来到美国吗？过去人们对此的回答是NO，因为人们对美国的制度有着绝对的自信，美国社会素以多元与包容自豪，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即便是令人厌恶或刺耳的意见，也有存在的权利。这是美国制度的一大优势，使得不同观点能在公开场合碰撞，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然而，现在很多人恐怕就没有这种绝对自信了。目前的举报也许随着查理•柯克事件的过去会暂告一段落，但只要举报文化不除，美国由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的优势就会被逐渐侵蚀。

在这轮举报风中，比起民间的举报来，行政部门对举报抱以纵容甚至鼓励的态度，会使得举报从民间的自发行为变成某种半官方的政治工具，其目标就不再是维持社会安全，而是为某一党派服务，从而让人觉得尤为危险。比如，某位部长如果声称“任何轻视柯克遇害的人都应被追查”，那么这不仅仅是道德呼吁，也在是暗示对它的对立面国家机器可能介入。美国国务院甚至警告在美移民和外国人，若对查理•柯克之死幸灾乐祸被查实后，将被驱逐出境，或者吊销签证，不准进入美国。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中立性和程序正义都会受到侵蚀。而政府一旦被看作选择性执法，社会信任度就会骤降，党派极化则会进一步加剧。

尽管如此，一些乐观者仍会说，不要杞人忧天，美国的制度足够强大，不会走向中国文革那样的混乱。的确，美国仍然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相对自由的媒体和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举报文化的极端化。但历史经验表明，自由的制度也可能在恐惧和党派斗争中被逐步掏空。20世纪的麦卡锡主义就是例子。冷战初期，美国国会山的参议员通过“反共”的名义，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调查和清洗，许多人因所谓的“红色嫌疑”而失去工作和名誉。那并不是政府宣布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而是通过一次次听证、一次次举报，制造出全民恐慌的氛围。今天的美国社会，如果举报文化成为一种政治风尚，完全可能出现类似情景。

更何况，当代的社交媒体大大放大了这种效应。一个推文、一条视频就能在几小时内传播到全世界。举报不再需要组织和层层动员，只要几个人发动，就可引来成千上万的转发和评论。相比中国文革时期依靠大字报、广播、红卫兵集会来发动群众，如今的举报更迅速、更直接，后果也更具毁灭性。个人隐私可以在几分钟内被彻底剥夺，网络暴力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失去工作、失去朋友、陷入精神崩溃。举报文化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威力远甚于传统的线下斗争。

假如放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美国社会将面临几方面的风险。首先是言论自我审查的普遍化。包括举报者在内，当人们担心一时不慎就可能遭到举报，他们会选择沉默，避免触碰敏感话题。这意味着公共讨论的范围被大幅缩小，品质大幅降低。其次是政治对立的进一步加深。每一方都可能把举报作为武器，举报对手。在柯克案中，被举报的华人就向FBI举报举报者。这样一来，敌我思维固化，社会撕裂难以弥合。再次是制度合法性的侵蚀。当政府被认为在纵容甚至利用举报，民众对制度的信任会不断流失。最后，举报文化还会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过去美国常常批评别国缺乏言论自由，如今却在内部充斥因言获罪的案例，形成一种道德高压的氛围，让人不敢畅所欲言，如何说服世界相信它仍会是自由的灯塔？

当然，美国要走到中国文革那种地步距离还很远。那样的政治浩劫需要全国性的动员，需要最高权力的推动，而美国的多元制度和分权结构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来掌控一切。但危险也在于，局部的“文革化”倾向已经出现，举报文化有开始弥漫的趋势，公共舆论早已被极化，党派为了短期利益而不惜牺牲制度中立性。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它未必会摧毁美国的宪政体制，却足以让这个国家失去言论自由的灵魂。

民主的根基已经被侵蚀，这是许多美国学者在谈到最近几年美国的变化时的一个直观感受。确实，当人们追问“美式文革要来了吗”，答案或许是，它已在某些角落悄然生根。它不需要红卫兵上街，也不需要大字报铺天盖地，它通过推特、脸书和短视频，通过一次次举报和一次次解雇，把恐惧散布在人们心中。

一个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国家，最危险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威胁，而是内部对自由的背叛。如果美国在这一点上失败了，哪怕没有真正的文革，也会在某种意义上走向“文革化”的道路，故而，对美国社会来说，真正的考验是能否正视这种政治极化带来的危险，重新坚定对言论自由的信仰，而不是为了党派斗争的胜利放任举报文化蔓延。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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