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洁能源技术会成为地缘政治工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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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中国可能会利用其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产业和出口优势作为外交或地缘战略工具，但这一假设并不成立。中国既无意愿，也缺乏条件将这一优势“武器化”。

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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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已在多个清洁能源技术及上游关键金属领域形成领导地位。例如，中国太阳能光伏产量占全球八成以上；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均超过七成。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是目前唯一在关键金属开采、动力电池制造到电动汽车整车生产全产业链均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这一领先地位引发西方舆论和政策界的强烈关注。今年7月，《纽约时报》在长篇报道中称，中美正展开“未来能源主导权之争”；《外交事务》的近期文章，更把减少中国供应的依赖，视为赢得“21世纪的能源战争”的关键。

这种担忧也直接反映在政策上。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欧盟“去风险化”战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产业政策，均不同程度体现出对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全球供应链主导地位的焦虑，并以减少对中国依赖为政策目标。这些举措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在未来国际形势变化时，中国可能会通过出口限制等方式，把其产业优势作为外交或地缘战略工具，甚至演变为“经济胁迫”。

但事实上，这一假设并不成立。中国既没有意愿、也缺乏条件将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优势“武器化”。

相互依存的双刃剑

当今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高度融合。中国相关产业对外部市场、技术及上游资源的依赖，不亚于世界对中国产品的进口依赖。例如，中国电动汽车保持竞争力所需的高端半导体与工业软件，主要来自欧美。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展开广泛投资，涵盖矿产开发、制造与研发等环节。但这些海外资产受制于东道国法律和政策，并非完全由中国掌控。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遭遇冻结或国有化的风险。

在国内，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2024年，这一产业产值已占中国GDP的10%以上，贡献了当年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电动车、光伏组件与电池等 “新三样”成为出口主力。若限制出口，不仅会扰乱全球供应链，也将动摇中国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基础。

清洁能源并非“战略枢纽”

国际关系理论表明，产业优势只有在掌握全球经济网络中不可替代的“关键枢纽”时，才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力量，例如SWIFT（国际银行间金融信息传递系统）或互联网核心协议。

清洁能源产业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与石油或天然气不同，电池或光伏板供应中断并不会立即引发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中国产品并非技术上无法替代，其优势更多源自规模与成本，而非独占性技术。

以2024年《全球清洁技术创新指数》为例，百强企业中中国仅有两家，美国则达41家，欧洲和加拿大也远超中国。这凸显在现阶段，中国清洁能源产业虽具备突出的制造优势，但创新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软实力考量

中国不会将清洁能源“武器化”，还因为这将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强调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立场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中国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政治支持的重要条件。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不应将能源问题政治化或武器化。

这并非空洞的口号，因为历史经验已提供了借鉴。例如，在2010年中国实施稀土出口管控后，西方国家加速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澳大利亚Lynas公司在马来西亚扩大稀土产能，到2019年已能满足日本近三分之一的稀土需求，并在2025年开始生产此前由中国垄断的重稀土产品。

与此类似，美国在2010年代初对中国光伏产品加征关税，导致中国反制美国多晶硅产品。结果在数年间，中国多晶硅产能在全球比例从几乎为零跃升至95%，而美国企业的份额则由24%跌至不足2%。

如果中国对清洁技术产品实施出口限制，极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加速寻找替代来源，从而削弱中国自身的长期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

“中国清洁能源威胁”：感知多于现实？

事实上，所谓“中国清洁能源威胁”，更多源于感知而非现实。2022年Science（《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五项主要低碳技术上，西方国家与中国在产业链深度合作不会带来显著国家安全风险。

但这种威胁认知正深刻影响西方国家政策，并加速全球清洁能源市场的碎片化。考虑到中国绿色技术出口对全球减排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产品，不仅会阻碍国际气候合作，还可能将清洁能源技术变为新的地缘政治对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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