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陷入“华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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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自主可控是生存的底板，而非发展的天花板。若将底线错当终局，便如筑堤防洪却隔绝了活水——安全了河床，干涸了未来。

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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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华为被美国为首的一众西方国家，以“安全威胁”拒之门外，5G技术的全球拓展被迫踩下刹车。十年后，英伟达芯片则因为“后门”深陷疑云，黄仁勋大费周章才得以对华出口的H20，被中国政府要求提交安全证明和解释。

历史仿佛重演，但角色已然互换——如今的英伟达，陷入当年华为“莫须有”的自证困境。当中美关系的猜忌有增无减，技术愈发被绑上民族主义情绪的战车上时，全球AI创新进程平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后门争议：英伟达何以自证清白？

近日，中国国家网信办的一纸约谈公告，将英伟达推向风口浪尖。约谈核心直指H20芯片可能存在“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这些风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美国国会不久前提出的《芯片安全法案》——其明确要求出口管制芯片必须内置位置验证机制，甚至研究“远程失效”的“一键销毁开关”。截至目前，尽管英伟达前后连续三次声明“芯片无后门”，但技术专家指出通过电源管理模块植入关闭电路，或依托CUDA生态更新植入指令，完全可实现隐蔽控制。作为中国信息安全界的“扛把子”网红企业家，360创始人周鸿祎也在受访时表示“技术上很难判断，关键看是否有意引入漏洞”。

更深的矛盾在于，英伟达被迫在政治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为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和出口限制，其特供芯片性能大幅缩水，H20算力仅为旗舰H100的20%。与此同时，为换取对华出口许可，英伟达（也包括AMD）需将中国市场收入的15%上缴美国政府。“自我阉割”和“交保护费”的背后，是数字科技企业在地缘政治博弈下游走的卑微与无奈。

如今，技术民族主义正将全球创新拖入泥潭。如果说拜登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政策是“小院高墙”，特朗普执政下则转化为更翻云覆雨的讨价还价。更具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结果是，泛化的安全概念已严重扭曲市场逻辑，中美两国的数字科技企业都在双方博弈中变得似乎“里外不是人”。

华为往事：安全指控的“镜像轮回”

大约十年前，美国对华为加以封锁，一个重要借口就是“华为产品不安全”。美国把华为产品排除出本国市场，甚至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一起拒用华为产品。尽管经多年审查，英国、德国及欧盟方面均未明确发现华为产品存在“后门”，但华为仍被踢出大多欧美市场。

华为是这一系列“安全顾虑”下的直接受损者，本可开拓的目标市场因为政治因素而被迫放弃。但同样不该被忽视的是，美国自身同样是另一个输家——自身因排斥华为5G设备，导致本土通信基建成本上涨、部署滞后。早在2019年时，牛津经济研究院就有研究报告指出，禁止华为参与美国5G网络建设，将导致其未来十年5G投资成本增加8%至29%，也意味着每年平均投资成本将增加近10亿美元，5G网络覆盖的人数也将减少数百万。这包括设备更换和网络升级的额外支出，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技术创新延迟。

由于各机构统计5G覆盖率的方法口径不一，不妨直接拿具体运营商案例来看，以美国主要运营商之一的T-Mobile为例，在2019年底号称“全国性5G网络”实现，但因其依托低频段实现高覆盖但低网速，实际体验甚至不如4G；直到现在为止，真正高速的5G覆盖也未能完全实现。这背后不仅仅只是各种报告呈现的技术迟滞，而是美国偏远地区家庭、学校、医院、农场和小企业被迫延迟享受更高品质通信服务便利，而放大数字鸿沟，加剧城乡不平等的时代悲剧。

反观同样是“西方阵营”的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大国，以实际性能和安全验证接纳华为，换来更高效、低成本的5G覆盖。每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来自中东、非洲、拉美的运营商也都会与华为等中国企业签订5G合作协议。当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已将5G具体应用融为城市管理的必要组件时，美国很多智慧城市建设进度偏缓，也同此不无关系。

美国所经历的5G发展历程已然清晰说明——对先进技术的拒止，难免是一场国家自身发展和跨国企业经营的“双输结局”。而技术民族主义和排他主义在企图束缚对手的同时，也难免将自己的创新氧气隔绝在外。

“底线思维”还是“终局思维”？

十年过去，当5G的焦点如今已经转移到AI发展的浪潮时，随着美国对华各类清单的不断扩容，作为回应，中国“国产化替代”按下加速按钮。但这一过程中，有两种思维的微妙差异——“底线思维”和“终局思维”，二者看似相似，但实则有着逻辑上的对抗。

底线思维是“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争取”的智慧。当前全球90%的高性能AI芯片市场由英伟达占据，“算力命脉攥在他人手心”的现状当然不好。“底线思维”的具象理解是，任何供应链波动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在AI基础设施领域，为对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刚性要求十分必要。若中国完全依赖英伟达芯片，一旦供应链中断，AI推理训练，甚至及其衍生出的系列关键领域都可能面临风险。近一两年来，随着华为昇腾系列芯片出货量的不断突破，以及包括寒武纪、燧原科技等其他企业的技术进展，这些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防护栏——当美国试图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实施技术锁喉时，我们拥有“断供不死”的战略选择与能力。

但若将自主可控以过于激进的方式推向极端，抱着“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的决绝态度，而忽视掉虽遭困境但远未终结的全球化、大国间仍健在的经贸相互依赖和人文交流往来——这则是一种“终局思维”，它很可能在不经意间，将发展和安全二者关系的零和性加剧并倒向后者，从而过早陷入自我束缚。当“自主可控”异化为“闭门造车”，企业就将被迫在技术代差与合规风险间走钢丝。

可是，当前不可忽视的事实是：

一方面，从AI算力发展的现实阶段看，生态壁垒比技术短板更为突出。以最受关注和期待的华为昇腾为例，尽管其单颗芯片能力已大幅追赶，但英伟达CUDA生态仍占据全球开发生态90%份额，中国国产芯片短期内还难以构建替代体系。虽然目前昇腾已兼容CUDA 80%功能，但开发者迁移成本仍比想象中高得多。中国AI企业面临训练效率下降的挑战仍将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正如DeepSeek-R2大模型因算力瓶颈被迫推迟发布。若执意给英伟达芯片拒之门外，必然会拖累AI研发效率。没有强大算力为支撑，DeepSeek也很难再续神话。这对其他正在从事AI研发的中国企业同样如此，包括字节、阿里等巨头，也包括北京、杭州、深圳等城市里不断勃兴的各位小龙小虎。

另一方面，从全球AI的远景看，仍有相当多从业者坚信，未来AI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生态开放性与技术包容性。针对这一理念，如若想打造一个完全自我闭环的AI算力建设，甚至完全自我闭环的AI生态建设，难以匹配承担中国自身的AI抱负。中国高层领导人在上月底刚刚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强调提出，“要坚持开放共享、智能平权，让更多国家和群体从中受益”。中国主张技术平权与普惠，就意味着要将自身AI技术和能力输出给全球伙伴，尤其南方国家。那这些国家同样可能有“数字主权忧虑”。因此，中国自身对待“开放”的态度，不能有双重标准。美国对华所作所为的“己所不欲”，中方更应“勿施于人”。

在自主与开放间寻找平衡，是难而正确的事

自主与开放、发展与安全，在近年来已不是新题，但面对这些题的真正战略智慧，往往并非果敢的抉择判断，而是长期在“不被卡死”与“不自我封闭”间周而复始地走钢丝。

短期看，中国AI企业短期内或都将面临“DeepSeek-R2难产式”的阵痛，但AI发展容不得掉队，这既是每家企业研发和市场竞争的应有之意，更是中美国运的持续较量。此时，对于英伟达芯片的采购和使用是否到了“饮鸩止渴”而必须叫停的危机地步？恐怕并非如此。长期看，相信任何一家中国企业的国产替代的决心都是坚定而明确的，但“饭要一口一口吃”的俗话和道理值得重视。

从国内层面讲，政府倾听企业声音很重要。提供算力建设和供给研发的企业是利益攸关方，使用算力进行AI研发的企业也是利益攸关方，它们都希望能让中国AI发展更好，但肯定在利益格局中的诉求有所差异。这时，自主化建设很重要，如何构建一个稳健、可持续的演进生态也很重要。针对正在进行的国产替代化，或许可考虑更合理的分层逻辑——针对国防军事等敏感领域，国产化的加速推动势在必行；但针对用户端以及非敏感科研合作等领域，对进口芯片或可保持开放心态，交给市场选择。

从国际层面，中美博弈将持续进行，但各领域尤其科技层面的外交沟通仍很重要。中方领导人多次讲话和多个官方立场文件都突出了站在全球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AI国际合作。因此，无论针对中美关系，还是任何同其他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在AI芯片上的开放心态，既是利用全球技术红利推动迭代速度，也是中国国家整体保持开放，并为全球南方树立榜样的终于举措之一。

技术博弈的本质是“动态平衡的艺术”，这是个难而正确的事。自主可控是生存的底板，而非发展的天花板。若将底线错当终局，便如筑堤防洪却隔绝了活水——安全了河床，干涸了未来。这其中，芯片本应是人类共探文明前路的工具，而不该成任何民族主义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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